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用戶評論 (總計42條)

•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大陸在歷史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近代史這個比較敏感的地方，禁區(qū)也在不斷的被打破，這是一個令人值得高興的現(xiàn)象。但是，現(xiàn)代史的研究則是進展緩慢。原因有很多，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檔案資料的缺乏，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的《保密法》，最高級別的檔案可以保密五十年，五十年后視情況解密。這也就意味著現(xiàn)在的學者最多也就只能研究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的歷史，而且還要看檔案館的態(tài)度（沈志華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里回憶道大陸的檔案館很多檔案就算已經(jīng)解密了可是檔案館就是不讓學者們接觸）。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現(xiàn)代史這個專業(yè)確實是有點先天不足。
  　　楊奎松，此人絕對是近現(xiàn)代史方面的明星學者。他是研究中共黨史出身的，后來轉(zhuǎn)而研究近現(xiàn)代史。也許是黨史出身的人比較膽大？所以此人的文章經(jīng)常有驚世駭俗之言，比方說那個蘇聯(lián)在戰(zhàn)爭中交給中共七十萬支步槍的“神論”，以現(xiàn)代軍隊的編制七十萬支步槍足夠裝備一支兩百萬大軍了，更何況他后面還加上了六百輛坦克和八百架飛機。打死我都不會相信解放戰(zhàn)爭時中共有八百架飛機，所以看他的書，有時需要小心點。
  　　但不管怎么說，楊奎松算是比較感暢所欲言的歷史學者，所以他寫的書沒有那些官方的花里胡哨的修飾詞。很多人可能反感官方的歷史教材，因為官方的歷史教材里總是充滿著各種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修飾語，把歷史的真相掩蓋在其中讓讀者自己去尋找。所以楊奎松的書是那些無法自動屏蔽過濾那些官方修飾語的讀者的最好選擇。如果你對中共的官方修飾語背后隱藏的含義了如指掌（比方說“雙方充分交換了意見，增加了對對方的理解”之類的），那么你可以直接閱讀官方材料。不過，我相信這樣的人不多吧？所以，現(xiàn)階段，楊奎松的書還是我們的最好選擇。
  　　好了，廢話一大堆，最后在收尾的時候談談這本書，我對中共黨史不怎么了解，而這本書可讀性強，分析透徹。很好的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但是書中說的是真是假，那就天知道了。
•   　　關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幾個問題的考證
  　　——兼與楊奎松教授商榷
  　　
  　　思寧
  　　
  　　楊奎松（青石）教授撰寫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這本書因為資料翔實、內(nèi)容豐富、觀點新穎，在12年內(nèi)四次出版，是一部重新了解中共黨史尤其是中蘇關系史的力作。筆者在讀了這本書之后受益匪淺，心中產(chǎn)生了一種對中共黨史和中蘇關系史豁然開朗的感覺。但筆者在閱讀2011年版的該書時，發(fā)現(xiàn)這本書有幾處錯誤。本著使這本名著更加完善的目的，對這幾處問題進行分析并做相應的考證。
  　　問題一：時間表述錯誤，前后不一
  　　該書在第五章第七節(jié)有一處表述，筆者認為這處錯誤存在著前后時間上的矛盾。在該書的第120頁寫道：“1942年12月30日，劉少奇從華中輾轉(zhuǎn)山東、晉北等根據(jù)地回到延安?！盵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0頁。]而在該書的第121頁卻寫到：“在劉少奇回到延安兩個月后，張聞天亦被召回中央，政治局很快進行了第三次討論，由任弼時擬定機構精簡調(diào)整方案，劉少奇提議以毛（澤東）為主席，大家一致?lián)碜o，遂于1942年3月20日正式通過了《中央機構調(diào)整及精簡決定》?！盵 同上書，第121頁。]要按照劉少奇回到延安兩個月后開會來看，應該是政治局會議在1943年召開。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這里在劉少奇回到延安的時間和政治局會議召開的時間上存在著矛盾。
  　　于是筆者便查證了一些與這幾處時間問題相關的具有權威性的資料。要解決這個時間問題，筆者認為就必須查證與此事件密切相關的劉少奇和任弼時的生平活動。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劉少奇年譜》一書第409頁寫到：“12月30日（指1942年，引者注）經(jīng)過九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穿越敵人一百零三道封鎖線，安全回到延安?！盵 劉崇文、陳昭疇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09頁。]同樣，在該書第415頁記載著，“3月20日（指1943年，引者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提議中共中央書記處設一個主席……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diào)整及精簡決定》”。[ 同上書，第415頁。]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任弼時傳》一書第606、607頁這樣記載：“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任弼時代表書記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初步方案?！盵 章學新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06頁。]“三月十六日、二十日，政治局兩次會議后，討論通過了《關于中央機構調(diào)整及精簡決定》?！盵 同上書，第607頁。]
  　　為了考證的準確無誤，筆者有查證了其他相關著作。作為中共官方黨史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對于此次政治局會議這樣記述：“為了調(diào)整及精簡中央領導機構，加強中央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中共中央與1943年3月16日和20日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會議。任弼時在會上報告中央機構調(diào)整與精簡草案。”[ 中共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95頁。]同樣，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一書的第430頁這樣描述：“3月20日（指1943年，引者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diào)整及精簡決定》，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并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 逄先知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30頁。]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機構調(diào)整及精簡決定》的是在1943年3月20日而非1942年。到此我們就解決了此處的時間問題。
  　　問題二：史料引用不當，張冠李戴
  　　在該書第325頁，有這樣一段話：
  　　　　必須看到的是，在這個時候、在這種條件下來結束朝鮮戰(zhàn)爭，對中國未必是一種最好的選擇。正如志愿軍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戰(zhàn)役勝利后克拉克所承認的，這個時候志愿軍已經(jīng)極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狀況，它能夠隨時集中起足夠的部隊，“在它所希望的地點和時間突破我們的防線”。毛澤東甚至確信部隊已經(jīng)具備了重新奪取漢城的能力。他明確講：“如果再打八個月，我們可以打垮他們的全部陣地。假如在這之后進行和談，我們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條件?？墒?，這個時候斯大林逝世了，蘇聯(lián)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為要解決他們內(nèi)部的問題：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幾十年后彭德懷也談到這一點，他頗為惋惜地說：“當時我方戰(zhàn)場組織，剛告就緒，未充分利用它給敵人以重大打擊，似有一些可惜?！?4[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25頁。]
  　　在該書第327頁注釋44對本段的注釋為：《毛澤東與英共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波立特和總書記高蘭的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 同上書，第327頁。]
  　　筆者對此處的疑問就是在這處注釋上。如果說這個注釋是整段的注釋放在末尾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前文中至少有注釋放在段中的前例，顯然作者遵循句末加注的注釋方式。）然而我們再次看前文可知，這是毛澤東與英共領導人的談話，怎么會有彭德懷的回憶？
  　　由于資料原因，筆者分別查找了上段中彭德懷回憶的文字出處，筆者只查到這句：“當時我方戰(zhàn)場組織，剛告就緒，未充分利用它給敵人以重大打擊，似有一些可惜?！背霈F(xiàn)在《朝鮮戰(zhàn)爭備忘錄》（胡海波主編，濟南：黃河出版社，2009年）一書的第446、447頁。
  　　而前面的毛澤東與英共領導人的談話早在楊氏《中國對朝鮮停戰(zhàn)問題態(tài)度的變化》一文中就有體現(xiàn)，該文中說：
  　　　　7月13日，即在停戰(zhàn)談判恢復三天后，志愿軍再度發(fā)動了金城戰(zhàn)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雙方正式簽訂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當天才告結束。據(jù)志愿軍方面統(tǒng)計，此役總共斃俘傷敵7萬余人，收復土地面積192平方公里。這也就難怪毛澤東會再三對此時結束朝鮮戰(zhàn)爭表示遺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如果“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大致用一年的時間繼續(xù)打擊美國人，以占領沿漢江更為有利的邊界，是可以?！币驗椤敖衲晗奶欤覀円呀?jīng)能夠在1小時內(nèi)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fā)射幾十萬發(fā)炮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zhàn)線就會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個月，我們可以打垮他們的全部陣地。假如在這之后進行和談，我們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條件?？墒牵@個時候斯大林逝世了，蘇聯(lián)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為要解決他們內(nèi)部的問題。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盵66]
  　　　　[6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54頁；《庫茲涅佐夫致外交部電》，1953年7月29日，APRF，3//65/830/187-189.
  　　　　[66]《毛澤東與英共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波立特和總書記高蘭的談話記錄》，1957年11月8日。[ 楊奎松：《中國對朝鮮停戰(zhàn)問題態(tài)度的變化》，互聯(lián)網(wǎ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研究中心，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008，2012年10月18日。]
  　　顯然，楊教授在《恩恩怨怨》一書中注釋是錯誤的，應該將注釋44放置“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一句之后，而在彭德懷元帥的這段話后面，更應該加上資料的來源。
  　　另外，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朝鮮戰(zhàn)爭基本結束是在1953年，而彭德懷元帥于1974年逝世，就算是這段話是彭德懷的遺言，也不過才19年，最多算上十幾年，用原文中的“幾十年”顯然是不合適的。
  　　問題三：史料摘編有疑，過分刪節(jié)
  　　在撰寫歷史論文時，如欲明確證明一個觀點，需引用的較多或較長的材料，則可采取適當摘編，即用自己的語言在不改變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串連原文的幾個關鍵詞、句、段的方式來證明作者觀點。而選取的原文內(nèi)容則是核心，摘編時遴選出的關鍵關鍵詞句應具有真實性和可信性。而在《恩恩怨怨》這部書中有些地方則沒有做到這一點。
  　　以該書附錄一段為例，該書記載：
  　　　　毛澤東開始感嘆反動派濫施暴力的好處，說他們殺人是好事，蔣介石對革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殺人。胡志明當場表示異議，說：說殺人好，這不人道。毛澤東當即反駁說：他殺來，我殺去，沒有人道可言。劉少奇更是補充說：對資產(chǎn)階級反動派就沒有人道可言。而且，人道主義不講階級性，也違反馬列主義。講人道主義，說艾森豪威爾有理智，以為這樣可以保衛(wèi)和平，行嗎？要知道艾森豪威爾的理智同我們的不一樣。[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95頁。]
  　　對此段引文的注釋是：“前引《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毛澤東會見胡志明談話記錄》（1960年8月10日，11月2日）?！?br /> 　　顯而易見的是，引文非?？谡Z化，很有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直接引用個別詞句片斷連綴而成。但若為直接引用，為何該段從頭至尾未用一個引號標出？若為間接引用，為何使用“當即反駁說”和“補充說”這樣的直接引語連接詞引出材料，同時如何解釋引文明顯的口語化（直引化）現(xiàn)象？即使引文經(jīng)過摘編，重要的關鍵性詞句是否也應該注明哪些是原文？這個問題看似不起眼，得不到重視，但規(guī)范被引狀態(tài)（即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時引出材料所用的措辭）十分重要。
  　　問題四：注釋規(guī)范問題，略有瑕疵
  　?。ㄒ唬┳⑨屩袠嗣鞯囊貌牧蠘祟}與材料的原標題不一致
  　　該書在第十九章后注釋③為：
  　　　　自1960年中蘇開始交惡以后，兩國邊界糾紛自1964年10月以前共發(fā)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兩國邊界糾紛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轉(zhuǎn)見《中國政府關于中蘇邊界問題的聲明》，《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56頁。]
  　　經(jīng)筆者查閱，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第1、2版上確有此項聲明及此段引文，但原標題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而筆者認為作為加上書名號之后的政府公開對外聲明，具有外交的嚴肅性，對標題不可隨意更改。筆者認為，可以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中蘇邊界問題的《政府聲明》”的形式來注明，則既能表達作者的原意，又可使著作顯得更規(guī)范。
  　　（二）注釋中引文創(chuàng)作時間與文中引用處所示邏輯時間不相符
  　　該書在第494頁有這樣一段話：
  　　　　到1960年以后，毛澤東干脆連他不久前還在積極倡導的“和平共處”原則也否定了。他說：和平共處是沒有的，在古巴、阿爾及利亞、菲律賓、巴拉圭都有游擊戰(zhàn)。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zhàn)共處。說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長期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這是毫無道理的。冷戰(zhàn)共處，這是國際和國內(nèi)的階級斗爭所決定的。[ 同上書，第494頁。]
  　　而在第509頁對這段話的注釋為：《毛澤東會見澳共領導人夏基談話記錄》（1959年10月26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毛澤東接見委內(nèi)瑞拉革命左派運動主席安東尼奧·德爾加多·洛薩諾談話記錄》（1961年4月3日）。[ 同上書，第509頁]
  　　顯見，作者在文中對引文時間的限制是“1960年以后”，否則就不足以證明作者的觀點，但引注中“《毛澤東會見澳共領導人夏基談話記錄》（1959年10月26日）”顯然不符合要求。而如果按照另一種思路，即將“不久前”三個字判斷作者所指的是“和平共處”出自《毛澤東會見澳共領導人夏基談話記錄》（1959年10月26日），似乎從語意上也不合情理，距1960年（5月）幾個多月前，恐怕說“不久前”有些牽強。總而言之，此段引注是不甚明確的。
  　?。ㄈ┰跁幸徽沃袑⒍嗵幉牧系钠瑪嗾幵谝黄穑谧⑨屩袑χT多出處只作機械羅列，未明確與引用的材料一一對應
  　　在書中第499頁有這樣一段話：
  　　　　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馬列主義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產(chǎn)黨？不革命的黨，在人民看來同資產(chǎn)階級政黨沒有多大區(qū)別。這樣的黨沒有存在的必要?！闭浅鲇谶@種情況，毛澤東甚至開始相信，自己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犯了錯誤。他這時不止一次地向越南黨的領導人表示說：我們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實際上是犯過錯誤，日內(nèi)瓦會議時我們勸你們只搞政治斗爭，不搞武裝斗爭，你們的武裝斗爭一撤走，吳廷琰就開始殺人……這個錯誤使越南人民付出了16萬人的生命代價。[ 同上書，第499頁 。]
  　　而對此段引文的注釋是：“同前引《毛澤東接見越南勞動代表團談話記錄》；《毛澤東接見巴西共（新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63年3月6日）；《毛澤東接見哥倫比亞“工學農(nóng)運動”學習代表團談話記錄》（1963年12月5日）；《毛澤東接見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馬約等談話記錄》（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會見胡志明談話記錄》（1966年6月10日）等?！盵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10頁 。]
  　　筆者認為，在這一段中，對于引文中前面引用的一句是用引號引出的，顯然說明是原句，但很難判斷這些引文究竟出自作者引注的哪一篇談話記錄。而且對于后一段對越共領導人談話的引用則明顯是經(jīng)過摘編的，故未用引號，卻用“表示說：”這樣的字眼，且未穿插任何純原文詞句，又未明確此指出是出自引注中哪一篇（是《毛澤東接見越南勞動代表團談話記錄》還是《毛澤東會見胡志明談話記錄》）。
  　　作者引用了許多保密的、一般研究人員難以見到的檔案，而此類政府外交談話記錄的查證難度較大，可以見得引用的欠規(guī)范給讀者帶來一些的閱讀與研究障礙。尤其是一些研究者想要對這些材料進行轉(zhuǎn)引，則此時困難會更大。
  　　世上沒有哪部史著是絕對客觀的、超主觀的，正因如此，史料中“一手資料”比“二手資料”、“三手資料”的價值要遠遠高得多。所以為了盡可能保持引文的客觀、可信，盡可能留其原汁原味，作者對它的修飾應盡可能減少乃至避免，否則過猶不及，對于拜讀、學習此類文章的后生貽害匪淺。
  　　問題五：數(shù)字符號錯誤，排版疏忽
  　　該書在405頁寫到，“全世界90的人民群眾，是同情和支持我們的，或者可能同情和支持我們的，是不是呢？”筆者認為，這是排版的疏忽，將90%誤寫為90，該書在第一版是用的是漢字“百分之九十”筆者認為這種方式也很好。
  　　
  　　最后，筆者認為自己無論是在知識面上還是在資料查閱上都是有限的，筆者所做的所謂“考證”，僅僅本著是本書更加完善的目的所進行的初步分析，不足之處希望各位專家讀者有所指正，是為至盼。
•   　　楊奎松筆下的毛看起來不僅很無辜，而且更像是一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斗士。這部書給人的印象是，正是這樣一個斗士把整個CCP從莫斯科的“父權”底下一步步地帶出來，其中歷經(jīng)多次隱忍，蟄伏，韜光養(yǎng)晦，正面交鋒等等。書中每每分析到一些重大時期毛的判斷和決定時總是避重就輕，用看似中立的客觀分析模糊了毛本人昭然若揭的心思或是拿時勢來囫圇過去?？傊?，讀完此書，覺得毛的一切決定都是情理之中，情勢所逼，形勢所然，不是為國就是為黨，全無私心。
  　　楊對王明，博古基本上是負面之辭，“順理成章”地將其塑造成唯共產(chǎn)國際馬首是瞻的幾個傀儡。在涉及黨史的幾次重要會議上，楊無不是站在同情毛的立場。誠然，就歷史事實而言，遵義會議之前，中共中央確實有過一段糊里糊涂的時期，無論是王明，博古還是張聞天都還書生氣太重，太像秀才造反，對于時局和黨內(nèi)情勢的分析和決斷都顯得過于毛躁。王明雖擅攻心計，但卻缺乏審時度勢的眼光，在重大問題上又喜歡擺“欽差大臣”的架子，過于仰仗共產(chǎn)國際。但是就此推論說毛后來給王明扣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帽子是因為王明首鼠兩端，當面說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背后卻說毛瑕疵必報，也未免有些低估毛的戰(zhàn)略“胸懷”。況且根據(jù)何方老先生在《黨史筆記》中的說法，左傾機會主義是建國后才給定的說法，整風時根本沒這一說。所以，在整風這件事上，王與毛的爭取絕對不是問題的實質(zhì)，甚至這樣的說話還會掩蓋問題的實質(zhì)。
  　　如果說在對于王明，博古的立場上楊看起來還像是據(jù)實說理，在毛對王實味問題的處理上，楊則顯得有點“兜不住”了。
  　　書中第118頁列數(shù)了兩點把王實味問題上綱上線的原因。第一是毛深信國民黨要對CCP發(fā)動第三次反gong高潮；其二是國民黨那邊的輿論對王實味以及李銳他們主辦的《輕騎隊》呼應與贊賞，引起了黨內(nèi)高層的高度關注，毛于是不得不下令把王實味揪出來。且先不論毛對國民黨要發(fā)動第三次反CCP高潮的這個判斷是否準確。就楊列舉的第二個理由來看，他還是想要把毛放入一個“無辜”的客觀情勢之中，這樣的分析讀來讓人十分不信服。
  　　在對整風的定性上，楊認為毛主要要針對的是黨內(nèi)那些手中有權的領導干部，而非知識分子。因此，在王實味的問題上，毛也是因為黨內(nèi)老干部反映太多，毛不得不做出姿態(tài)。楊進而說：“這個情況同1957年由整風而反右所出現(xiàn)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照楊的邏輯，反右也是毛并非有意針對右派知識分子而為之。
  　　然而稍微細度歷史的人都對毛的所謂“陽謀”，“引蛇出洞”等招數(shù)熟悉不過。從事后各方人事的回憶和分析來看，我毋寧相信毛發(fā)動整風的目的是要一箭雙雕，既借知識分子的口誅筆伐來挫一挫黨內(nèi)老干部的銳氣又反過來借著老干部們由此而來的怨氣順理成章地發(fā)動對于知識分子的清算和改造。一開始，他讓這些從亭子間遠道而來的知識分子們暢所欲言，挑毛病，寫批評。尤其是針對革命隊伍里的等級制和官僚主義作風。毛深知，知識分子的“童言無忌”一定會觸怒黨內(nèi)那些老干部的神經(jīng)。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典型。據(jù)回憶，王震某晚到中央研究院去看《矢與的》，看完后極為生氣，說到：“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后方吃飽飯罵黨！”，毛之后也挑燈前去觀看，看完后的說法是：“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
  　　無論如何，說毛在整風時期主觀上對知識分子的仗義執(zhí)言，秉筆直書是同情的，這非常使人懷疑。也無法解釋后來的那場運動。此外，從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稿來看，毛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也無疑是受了列寧的影響。知識分子不過是革命事業(yè)中的“齒輪螺絲釘”，“他們的位置是確定好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時期內(nèi)所規(guī)定的革命任務的”。懷著自由，美好的信念遠道來投的知識分子以為延安是一個可以信馬由韁的烏托邦，殊不知，正像李潔非，楊劼在其新書《解讀延安》里所分析的，此時的CCP已不是瑞金和井岡山上的“野鴨子”了，而是要考慮為新生的政權網(wǎng)羅一筆在意識形態(tài)上絕對服從的“筆桿子”。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毛必須要通過一場運動來徹底改造這些日后的筆桿子，強迫他們放棄以往所繼承的那些“反動”傳統(tǒng)，一是五四傳統(tǒng)，二是左翼的傳統(tǒng)。而魯迅恰恰是集這兩個傳統(tǒng)于一身的人。因此，在延安寫雜文是相當危險的事情，是惹火燒身的事兒，王實味的雜文傳統(tǒng)很大程度上就是繼承魯迅的。
  　　總而言之，此書不能獨看，一些重大的史實判斷需要多方參考。這也許也是它能被出版的原因吧
  　　
  　　
  　　
  　　
•   　　最早深入到中*共當中的，是俄國人；與中*共交往最多的，也是俄國人，但是，從早期前來幫助組建中*共的那個維經(jīng)斯基，到背靠蘇聯(lián)與中國直接參與策劃了幾乎整個國民進程的俄國顧問鮑羅廷；從打著商人名義葬在上海租界暗中輔助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后來住在延安與毛往來甚多的伏拉基米洛夫，到斯大林派到毛身邊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到毛欽點潤色毛選，后成為駐華大使的尤金，還包括斯大林，赫魯曉夫，沒一個稱得上有真正信任關系的。以上這些俄國人的回憶錄中，充滿了埋怨。中國這邊的書中，也很少有表示好感的句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對美國人的態(tài)度，盡管實際待遇可能不高。對斯諾，他花了差不多20多個晚上口述自傳，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詳細的自述。斯諾離開陜北時，毛天天詢問車輛之類的事宜。斯諾走后五個月，毛去信，“自你別去后，時時念著你?！?9年以后，毛四次邀請斯諾，差不多每次都釋放重大信號，包括他想和美搞緩和這種大事。
  　　
  　　其他美國人至少還包括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她幫助傳遞了“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另外毛還邀請其編輯毛選。還有史沫萊特，寫就了 偉大的道路，關于朱毛的傳記。毛對美國官方人員謝偉思也頗有好感，長談過好幾次，從一些材料來看，語氣措辭都很客氣，而且興致頗高。（參看鄒儻的那本書，他對美外交官的錯誤判斷痛心疾首）
  　　
  　　
  　?。ㄈf惡的微軟拼音，真難打人名）
  　　
  　　-----下面是分析分割線----------
  　　
  　　楊奎松在書中提到幾個原因：
  　　
  　　1。這幾個美國人都在中美關系比較好，即國共抗日的時候來的
  　　2。毛的視角是階級視角，喜歡美勞動人民，長于強調(diào)“政*府不等于人民”
  　　
  　　羊在這里也提一個原因：
  　　
  　　毛和美國的利益糾葛比較少，但是和蘇聯(lián)就不一樣了。早期留蘇派回歸直接導致其黨內(nèi)地位的下挫，從此和留蘇派的斗爭幾乎構成了前期黨*史的全部；后來又因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發(fā)出“誰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通報，從此大動蕩。
  　　
  　　毛從來是把黨內(nèi)地位作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老美再怎么折騰，這一點不會涉及到，頂多就是把KMT弄強一點，毛對這一點又不怕，你來多少我吃多少。關鍵像蘇聯(lián)那樣不讓我當頭了，那我就要拼了
•   　　他到晚年變成極端理想主義者，他居然妄想改變?nèi)诵缘谋举|(zhì)屬性，向人性宣戰(zhàn)，妄圖消除人性中的自私性。我們應該尊重理想主義者，只要他的理想不傷害大眾。
  　　
  　　為什么他追求平等，為什么他是平等主義者，這個觸及到人的觀念形成的問題。是需要借助西方哲學很多流派才能探討的一個問題。
  　　
  　　他是很會玩，經(jīng)常是一石多鳥，事做好了壞了他都有功，這才是最高妙的哲學，能不能騙得過歷史，先騙過時人再說。
  　　
  　　他有智謀也有陰謀，兩方面都值得學習。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刀切豆腐兩面光，這些才是雄才大略，至于什么戰(zhàn)役中是春天打還是秋天打，那都是小格局和沒格調(diào)的。他就是一開始不主張春天打，最后還是能撈功的。這叫本事。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時候不是憑借真功勞和真才能說話的，而是靠投機。對他的分析告訴我們，政治斗爭中，一切謎團都不是難以琢磨，它們都是簡單之極的事情：權力爭奪。
  　　
  　　地球離了誰都轉(zhuǎn)，中國沒了誰該咋辦還咋辦，偉大領袖即使在自己擅長的領域也不會完全正確。美女不僅流香汗，也會放臭屁。
  　　
  　　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奮斗》時說，議會應恢復到德文Rat的古義，成為元首的顧問；英文中，Rat為“討厭鬼”，老希眼中，正是如斯。
  　　
  　　希特勒一面推崇尼采是“思想先驅(qū)”，“哲學泰斗”，一面自稱是“上帝的選民”，真不知他如何打圓場。不過，他一向口才很好，活學活用。
•   　　楊先生的這本書，除了在跋里亮出了自己歸納總結的觀點，其余部分基本上是隨敘隨議，寫到哪兒講到哪兒，就事論事為多。讀完全書，覺得楊先生也是有不愿多議的難處，不然是非多了只怕想單敘個痛快也會變得困難。作為一名讀者，我倒想多論幾句，當然不是為作者喉舌，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一個想說的是“強人政治”?，F(xiàn)如今世界老大美利堅的國父華盛頓將軍，當年他如果也想玩一把強人政治，其資歷比起毛斯二位真是一點也不差的。然而他卻是選擇了以均衡制度立國的道路，在共商憲法的基礎上小心翼翼當起了行政一支的首腦，以憲治國，也任由立法司法兩去以憲制衡。毛與蘇（不論是斯氏還是赫氏）卻都是“強人政治”之信徒，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都一肩挑了，意欲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得如何書里寫得很多故事了，先不去說它，單說強人政治的意愿表述是否為萬民所舉，就是個問題。比如說“投個原子彈，也就是死幾億個人。。。。。。沒什么大不了的，我們還有幾億人。。。。。。”站在國家的高度作此駭人之述，總不會是那將死的幾億民眾已經(jīng)下了如是之政治委托狀了吧(proxy)？
  　　
  　　再個想說的是“義利之辯”。這里的義是指意識形態(tài)，利是指國家利益。斯氏是最典型的“利為義先”的奉行者，以至于共產(chǎn)主義蘇聯(lián)在他的指引下會去和納祽德國簽下一紙互不侵犯盟約。毛氏則是信“義為利先”的，其后之所以在外交上受到多方孤立也是因為“利為義先”成了大勢所趨的緣故。但真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毛氏最忠誠的信徒阿爾巴尼亞也因為越南戰(zhàn)爭該不該結束的義利之辯而與中國悲壯決裂，而到此時義利孰為先已是不需再辯了。毛氏以一理想主義者終向現(xiàn)實屈服之痛也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強人政治”也好，“義利之辯”也好，現(xiàn)在回過頭去看，幾十年的弓背路恰似長征，真是走得好辛苦。所幸而今中國正努力從經(jīng)濟矮人成為經(jīng)濟巨人，吳氏曉波著《激蕩三十年》是為之小記，應是走起了弓弦路了。楊先生的這本恩怨也可算是一本中共政治史的《激蕩XX年》，故事都是發(fā)生在曉波筆下三十年之前的歲月，卻也是一樣的波瀾壯闊。怎奈馬恩說得好，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政治為綱而忽視經(jīng)濟發(fā)展的激蕩史，讀來只能令人唏噓不已。
•   他本人更是滴水不漏
•   寫的兩句話居然被豆娘刪了，也許書名敏感了？反正對楊的書有點失望
•   這算是帶著“需要”去看歷史，楊書寫的就是歷史何以如是。他的書可讀性也因不帶感情而受損，這也是事實……歷史本身的邏輯是足以否定TG，用史實鋪敘出TG的革命功利主義，較之于帶有主觀感情滲透的敘述，似乎更有批判力吧？
  大陸學人的著作能在可出版的前提下寫到這程度，中間諸多史料的鋪陳，已然難能可貴了。
•   說句題外話，引蛇出洞一說的影響力真大，可惜，卻站不住腳。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127396/，若不信任大陸出版物，看看這本書吧。歷史，畢竟不是文學。
•   你好，謝謝回復，更謝謝你推薦的書，之前我也看到了鏈接，很可惜已不能下載。如果你有可否方便發(fā)一份給我呢？謝謝。
•   給個郵箱地址吧……
•   寫的真好 差點就買了
•   有同感，有時覺得太過“客觀”，但有時還是能影影綽綽看出楊先生的批判來的，畢竟老毛太難洗白了。。。
•   說句題外話，引蛇出洞一說的影響力真大，可惜，卻站不住腳。
  --------------------------------------------------------------------------------
  沈志華這本書提到引蛇出洞了
•   @dygtt 沈志華這本書提到引蛇出洞了，毛也確實說了這話。不過問題在于，很多人根據(jù)這句話，錯誤地理解了歷史進程。毛不是有預謀地發(fā)動了這一系列運動，而是沒有預料到讓人說話，還真許多人說出了這么多讓某黨不爽的話。毛是個要面子的人，僅此而已。某黨的某些事，確實渾蛋，但沒必要讓歷史真實按照這個邏輯走。
•   是啊，不過你前面的話，給人的感覺是引蛇出洞不存在。毛一開始的確是真心讓人們提意見，但有些意見超出了他承受的底線，之后才具有“引蛇出洞”的性質(zhì)。
•   @dygtt 不對。引蛇出洞這個說法是存在的，但是這個事實是不成立的。
•   我看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第三卷吧，這本書是無刪減的。
•   @流浪者布蘭 引蛇出洞事實是存在的，只是毛并不是一開始就要引蛇出洞，后期才具有引蛇出洞的性質(zhì)。你可以看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第三卷，作者同樣是沈志華。
•   我也提一點，毛想做世界共產(chǎn)運動的領袖，蘇聯(lián)是其最大的障礙。毛很多時候的獨立，是一種講他和他當時的競爭者區(qū)分開的方式，他一直都在堅持在他所達到的那個層次做一個領導者，而不是一個跟班。
•   恩。是這么一回事
•   其實，我也覺得主要的原因還是早期蘇支持的并不是毛
  建國之前斯大林對毛的支持也是少得可憐的
  建國后沒多久更是誰也看誰不順眼
  所以很自然……
•   遠交近攻。
•   b,mhjakuygi
•   毛和蘇聯(lián)本來就有矛盾，早在贛南的時候就對蘇聯(lián)派出的指手畫腳的人們不慢。后來又在各項運動中都不停打擊這些留蘇派，還在延安把蘇聯(lián)的某代理人趕出了政治局。
  另外，毛也從來沒想過要跟在蘇聯(lián)的屁股后面，做蘇維埃的一部分。但這恰好是斯大林希望的。
•   說白了，美國對毛要不是敵人，要不就是客人，但不管哪種，都是“對等，平等”的關系，但是和蘇聯(lián)，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   　遠交近攻。
  說的不錯
•   老毛子能信嗎？毛主席是英明的！
•   遠交近攻..用這里不恰當吧.
•   典型的玩弄權術，mao的原則是：只要不威脅到自己的權威的，都是可以拉攏的
•   遠交近攻 +1
•   貌似其他文章多處呼應該論點。
•   lss說的完全正確，毛澤東的對日態(tài)度更能說明問題。
•   這個.....樓主的最后一段，把核心事實都說了，我也沒什么可說的了。
•   “他一直都在堅持在他所達到的那個層次做一個領導者，而不是一個跟班?！?br /> 一樓的說的也很好。
•   說白了，美國對毛要不是敵人，要不就是客人，但不管哪種，都是“對等，平等”的關系，但是和蘇聯(lián)，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
•   更喜歡被資本文化熏陶出來的直率而已。。。
•   毛是毛，俄羅斯是俄羅斯，美國是美國，前蘇聯(lián)對中國的影響巨大或者說中國GCD，有矛盾很正常；和美國有多少交道，還不是從80年代開始，也沒有30年，50以后幾乎全部的人，包括國外留學移民的，骨子里是GCD中國，外面包的西方文化思維皮。雞蛋，還是GCD中國雞蛋。
•   老毛眼中，又何不是如斯
•   追求民族獨立和自強，大多少時候需要選擇一個強人，這比較方便可以達到目的。 但是之后就只能看運氣了。
  否則則民族需要繼續(xù)等待，不過這個時間民族等得起么？
  走捷徑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是每次走捷徑，事實上都帶來了嚴重的后遺癥。人們卻總是記住了快速，忘記了背后的陷阱。
•   問題不只在于斯和毛本身，關鍵有什么樣的人民（國民）注定了會出什么樣的政治體制，中國是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這點蔣和毛是想法相同的（只不過對哪黨是那一主有不同意見）；俄國來說，沒有斯大林，也會有普京一類的（他們身后的人民決定了）。

相關圖書

• 全唐詩精品譯注匯典
• 公關政治學：當代媒體與政治操作的理論、實踐與批判
• 世界禁忌愛大全
• 黑色畫集2：繩·越過天城·證言·寒流
• 深紅
•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 中國精神分析學史料
• 解構空間
• 王陽明教育思想研究
• 供應鏈管理基礎
• 金融營銷實務
• 岳(02)
• 功力
• 軟件測試精要
• 電路與電子技術
• 月亮的距離(17)
•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22)
• 老年人養(yǎng)生及心理應對
• 小學體育教學設計
• 應用數(shù)學（第二冊）
• 汽車駕駛速成與禁忌
• 老年教育學
• 猶太格言集
• 老年人審美與休閑心理
• 奔馳/寶馬汽車維修實例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