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孟學詮釋史論

出版時間：2004-9-1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作者：黃俊杰頁數(shù)：532 字數(shù)：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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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本書論述的內容是中國思想史上孟子學詮釋史的發(fā)展，主要是在作者《孟子思想史論》（第一卷）對孟子思想解析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歷代思想家對孟子思想提出的解釋、批判、爭辯、推衍、發(fā)揮，以及其隱含的思想史意義與詮釋學內涵。全書以孟子學解釋史為中心，分析中國詮釋學的三種類型：（一）作為詮釋者心路歷程表述的詮釋學；（二）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三）作為護教學的詮釋學。就其發(fā)生程序觀之，第（一）種類型詮釋學當居首出地位，第（二）、（三）種類型的詮釋學，可以視為經典詮釋者的主體性舒展的兩種表現(xiàn)。這三種類型的詮釋學，都深深浸潤于古典中國《詩》教的傳統(tǒng)之中，皆不取僵直之邏輯論證，而以達意為尚，是故后人亦當“以意逆之，是為得之”。本書內容充實，資料豐富，見解令人信服。書末附有“孟學詮釋史選編詮釋”、“參考書目”等資料，為對此感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作者簡介

　　黃俊杰，臺灣省高雄縣人，1946年生。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博士。曾任臺大歷史研究所合聘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馬里蘭大學等?？妥淌?，現(xiàn)任臺大歷史學系教授、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著有《孟學思想史論》、《孟子》（199

書籍目錄

簡體字版序自 序第一章 緒論  一 引言  二 孟子學研究的回顧(一)：哲學／觀念史的進路  三 孟子學研究的回顧(二)：歷史／思想史的進路  四 孟學詮釋史研究課題的展望第二章 孟學詮釋史中的一般方法論問題  一 引 言  二 經典詮釋者的歷史性及其問題  三 問題意識的自主性及其性質  四 詮釋的循環(huán)性：經典、詮釋與詮釋者  五 結論第三章 荀子對孟子的批判 ——“思孟五行說”新解  一 問題之所在  二 “思孟五行說”中的“心”及其特質  三 “思孟五行說”中“道”的內在化  四 “思孟五行說”與中國古代的“聯(lián)系性宇宙觀”：“案往舊造說”新詮  五 結論第四章 宋儒對孟子政治思想的爭辯及其蘊涵的問題——以孟子對周王的態(tài)度為中心  一 引言  二 宋儒之孟子爭議的引爆點  三 王霸之辨：理想與現(xiàn)實的對立  四 君臣關系：相對性與絕對性之辨  五 宋儒的尊孔與“道”的新詮釋及其顛覆性  六 結論第五章 朱子對孟子知言養(yǎng)氣說的詮釋及其回響  一 引言  二 “知言”與“養(yǎng)氣”的內涵及朱子詮釋中    所蘊涵的問題  三 從“窮理”、“知言”到“養(yǎng)氣”：朱子對孟學的詮釋   四 朱子對孟子知言養(yǎng)氣說的解釋所引起的回響  五 結論第六章 王陽明思想中的孟子學  一 引言  二 王陽明思想中的孟子學  三 王陽明的孟子詮釋學的特質  四 王陽明的孟子詮釋學的“言后之意”  五 結論第七章 黃宗羲對孟子心學的發(fā)揮……第八章 戴震的孟子學解釋及其含義第九章 康有為對中西思想的調融第十章 當代儒家對孟子學的解釋——以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為中心第十一章 結論：兼論中國詮釋學的特質附錄 孟學詮釋史論文獻選編注釋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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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大出身，又在華盛頓大學師從蕭公權先生，今年的關注點是中國詮釋史?？上]有上升到本體層面。
　　
　　
　　　　《中國孟學詮釋史論》這部書，原是我舊著《孟學思想史論》第二卷，1997年由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正體字本。這部書論述兩千多年間中國思想家對孟子學的解釋內容，歸納中國孟子詮釋史所見之解釋學的類型及其特質。本書內容原是獨立的整體，現(xiàn)在趁著改名為《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出版簡體字版，與廣大的大陸讀者見面的機會，我想就中國經典解釋學研究這個領域，略談我近年來的一些粗淺的想法。
　　
　　
　　　　中國思想史源遠流長，波濤壯闊，經典解釋不僅是中國思想史的主流，也是中國思想發(fā)展日新又新的內在動力。這個歷史悠久的經典解釋傳統(tǒng)，潛藏著能量巨大的學術資源，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出新解于陳篇。開發(fā)中國經典解釋學傳統(tǒng)的方法，當然可以多元多樣，一隅不足以舉之，其中一個較為可行的方法就是通過數(shù)量龐大的經典注疏文字，梳理出中國經典解釋學的特質及其“未經明言的”(Michael Polanyi所謂“tacit”)方法論基礎或解釋策略?！吨袊蠈W詮釋史論》這部書，就是扣緊兩千年來中國思想家對《孟子》這部經典的解釋，分析中國儒家經典解釋學的內涵及其特色。類似的研究方法與操作方式，不僅可以施之于《孟子》解釋史研究，而且也可以施之于《論語》、《大學》、《中庸》或其他的中國文化經典解釋史研究。
　　
　　中國經典解釋史之所以潛藏這種豐富的學術資源，原因甚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國經典文本的內容偉大而深刻，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經典最恰當?shù)拿枋?，所以，后代的經典解讀者溫故就可以知新，體驗經典作者的心志于千百載之后，而成為經典作者之異代知音。舉例言之，孔子(前551～前479)畢生慕道求道，欣夕死于朝聞，以“道不行”而有心“乘桴桴于海”?？鬃忧蟮佬闹局畧灾V，使他的學生深嘆欲從而未由。一部《論語》正是先秦孔門師生求道向道的心路歷程的實錄，孔子兩度以“一以貫之”形容他終生所抱持的“道”。在《論語》解釋史上，歷代解讀者對孔子“吾道一以貫之”解釋眾說紛壇，這固然與解讀者個人之思想傾向、方法論立場以及時代思想氛圍有關，但是，在《論語》文本中孔子之言的模糊性，也為后代詮釋者保留了極大的詮釋空間?？鬃釉诖呵飼r代(前722～前481)以“吾道一以貫之”一語，自述他艱難的心路歷程。暫且不論孔子的話語是否能如實地“再現(xiàn)”(represent)“實在”(reality)，但是，后代解讀者未必分享孔子的心路歷程，未曾走過孔子的精神進境，而說解紛紜，其不流于“對塔說相輪”者幾希?中國儒家經典詮釋是一種體驗之學或所謂“生命的學問”，但是，每位解讀者之生命歷程與體道經驗各有不同，各從互異角度切入，此所以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詮釋，歷兩千而無法“定于一”。但再從更深一層來看，正因為歷代之詮釋無法“定于一”，所以各種詮釋典范之間之“創(chuàng)造的緊張性”，乃成為中國儒學思想史綿延發(fā)展的內在動力。
　　
　　
　　　　如果我們再擴大視野來看整個東亞思想世界中儒家經典解釋史的發(fā)展，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儒家經典實在是東亞思想發(fā)展的公分母。在數(shù)千年東亞歷史的轉型期中，經典解釋的變遷一直在文化變遷中發(fā)生指針性的作用。我近年來研究德川時代(1600～1868)日本儒者對《論語》與《孟子》的解釋就發(fā)現(xiàn)：中國儒家經典中許多價值理念如“夷夏之防”、“民貴君輕”等，在傳到日本與朝鮮之后，就會在中華文化價值與日韓地域特性之間，產生某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張力?！墩撜Z》中“道”，德川儒者理解為“先王之道”，這種新解釋減低了如果“王”與“道”不合一的狀況下，儒者所面對的抉擇的困境。孔子與孟子都體認“道”雖然孤行而不殆，永存而不亡，但在歷史進程中并不必然落實在“王”者的政治施設之中，萬一“道”不被“王”所實踐或甚至被“王”所出賣，孔子自嘆“道不行，乘桴浮于?！?，孟子則甚至鼓吹諸侯起而統(tǒng)一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易姓革命，使“王道”政治重見天日于人間?？酌线@種政治思想對德川日本政治體制，仍有潛在的威脅，所以，德川儒者以“先王之道”解孔子的“道”，可以說拆除了孔子政治思想中可能引爆的雷管，使《論語》更能融人德川政治社會之中。此外，《論語》中所見的“夷夏之防”這項價值理念，也歷經日本儒者賦予新詮釋，他們以“文化認同”解構“夷夏之防”中的“政治認同”，從而使日本讀者誦讀《論語》而心無里礙。
　　
　　但是，孟子其人及其書的狀況則遠較孔子與《論語》復雜。孟子高舉“湯武放伐”“易姓革命”的大纛于戰(zhàn)國季世，他高唱人民勝利進行曲，雖然千百年來如驚濤拍岸，一直是東亞知識分子魂牽夢縈的鄉(xiāng)愁，但是，孟子的政治理想主義卻使得掌握權力的東亞帝王驚怖其河漢無極，許多日本儒者批判撻伐不遺余力，指孟子為“亂圣人之道…‘仁義之賊……圣人之大罪人”(高松芳孫：《正學指要》，收入《日本儒林叢書》第¨冊，第48、49頁)者有之，甚至亦有20世紀漢學家對“中國國體易姓革命之不幸”(宇野哲人著，張學鋒譯《中國文明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第194頁)不勝其哀惋之情!孟子其人及其思想與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之間實存有高度緊張性。這是在中日思想交流史上，《論語》遠較《孟子》更能為日本儒者接受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考察數(shù)千年來東亞儒家經典的解讀者，在解讀經典時所展現(xiàn)的思維方式，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在解讀者多元多樣的思維方式之中，常常展現(xiàn)不同程度的“即存在以論本質”的思想傾向。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中國思想家常常在“存在”中掌握“本質”，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思想家都尚具體而不喜蹈空，崇實測而不尚冥思，體孔子“一貫之道”于人倫日用之間。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學之實踐詮釋學(praxis hermeneutics)意涵遠過于其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s)之意涵。東亞思想家解經的方法固然不一而足，但是這些方法都與“史實”思想傳統(tǒng)有其深刻之關系。以“實學”為特征的儒家經典解釋學的一種類型就是詮釋學作為政治學出現(xiàn)。例如孟子到處號召諸侯統(tǒng)一中國。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宋朝引起很大的爭議，那些批評孟子的人，是以罵孟子為手段在罵王安石，因為王安石宣稱是當代的孟子。另一種類型是詮釋學作為個人心路歷程的表述，例如朱子與陽明雖然是在解釋《大學》、《中庸》，但實際上是在講，自已的心路歷程。第三種類型是詮釋學作為護教學。許多思想家重新解釋《論語》，是因為有心于撥亂反正，通過重新解釋經典而“解釋世界”，更有心于“改變世界”。在東亞儒家的經典解釋傳統(tǒng)中，經典文本的解釋絕對不是一種“概念的游戲”，而是現(xiàn)實世界中行動方案的規(guī)劃。在東亞儒者的解經事業(yè)之中，“是什么”與“應如何”深刻地合而為一，“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通貫而為一體，“回顧性的”的儒家經典詮釋行動與“展望性的”對未來的提案，也融合無間。我這部《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寫作的原初用意，就是希望探索上述儒家詮釋傳統(tǒng)的幾個側面，以作為進一步研究東亞儒學詮釋學的基礎。
　　
　　
　　　　這部書現(xiàn)在發(fā)行簡體字版，我特別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謝壽光社長。如果沒有謝社長以及文獻出版社同仁的努力，這部書就無緣與大陸讀者見面。我也要感謝臺北“中研院”文哲所出版委員會，同意授權文獻出版社出版本書的簡體字本。臺北的喜瑪拉雅研究發(fā)展基金會江顯新執(zhí)行長、李雪瑩小姐與丘淑絹小姐協(xié)調本書出版事宜，至為辛勞，我衷心感謝。我以虔敬的心情，祈請廣大的讀者隨時指正。
　　
　　
　　　　　　　　　　　　　　　　　　　　　　黃俊杰
　　
　　　　　　　　　　　　　　　　　　　　　　序于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
　　
　　　　　　　　　　　　　　　　　　　　　　2003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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