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內(nèi)容概要

本書就中國近代思潮之涌動，推考展現(xiàn)于近代知識分子中之面面反應與理解。分別論及：醒覺意識，思潮動向，時代變局之認識，國際觀念、商戰(zhàn)觀念，中國名稱溯源，以至民族主義思潮。皆據(jù)廣泛直接史料，建立各個思想觀念輪廊，俾學者能夠獲致正確了解。

書籍目錄

敘錄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qū)χ形麝P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清季知識分子的自覺晚清政治思潮之動向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商戰(zhàn)觀念與重商思想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變之自覺“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當代學者對于儒家起源之探討及其時代意義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fā)掘征引書目本書作者所著其他有關思想史論文目錄

章節(jié)摘錄

　　1879年至1881年之；間，中國國際環(huán)境又有危機。日本改琉球為郡縣，繼對朝鮮準備侵略。中俄伊犁問題沖突尖銳化適均在此時。清廷主戰(zhàn)主和，舉棋不定，所謂清流黨，輕言戰(zhàn)爭，態(tài)度激昂。于1884年用事于對法戰(zhàn)爭，不免均遭，挫敗。同時朝政方面，清廷罷免恭親王，重用醇親王奕澴，戰(zhàn)后醇親王主持創(chuàng)設海軍衙門，反能與李鴻章合作，增建海軍，修筑鐵路。此時李鴻章為應付朝鮮危機，仍繼續(xù)推行自強政策，配合國家需要。然自1889年后，清流黨分子張之洞崛起，漸次成為自強運動之新領袖。在湖北舉辦礦務及鋼鐵工業(yè)，為修蘆漢鐵路之準備。自1880年至1895年15年之中，自強運動仍然進行。但此15年中更重要之發(fā)展，則為對西方觀念進一步之吸收，且經(jīng)融會貫通之過程，在中國官紳思想上，展開一更新幅度。1885年中法戰(zhàn)爭之后，此種趨勢尤為顯明?！　∠染屯饨凰枷攵裕?880年以后之先知先覺分子，其主張已超出當初薛福成、馬建忠之外。約在1882年以前，鄭觀應已實質(zhì)上批評外人在華的法權問題。王韜更敏銳地創(chuàng)出一個名詞，稱為“額外權利”，即指治外法權。他用專文討論，主張廢除此項“額外權利”。他認為外人通商傳教，盡可許其自由往來。惟外人來華，即必須受中國法律管轄，所有特權必須廢除。額外權利存在一天，中國即必須與西人力爭，可一爭再爭，不達目的不止。中國官紳中更有人明確地使用“治外法權”這個名詞，并做深入討論，極力主張廢除者，最晚在1887年。這年黃遵憲完成其所著日本國志，其中詳細舉例，批評治外法權對中國之害，以及引起國人的憤恨與不平，主張改變現(xiàn)狀，使中外通商約章，仍回到1842年南京條約時的狀態(tài)?！　〈我恢匾擃}，是外國在華的租界。曾紀澤基于主權的維護，主張廢除外國租界，他在1886年，以英文撰寫“中國先睡后醒論”一文，提出修改條約，收回中國主權。特別對于外國在中國的租界，主張在1890年修約時期，一律廢除，重立新約?！　×硪挥嘘P主權問題，是關稅的自主，這個問題可分別兩層，其一是協(xié)定關稅。就是中國的海關稅則，無論進出口貨，完全要與通商各國共同協(xié)商，不能由中國自行議定多少。稅率很難自由控制，更難提高。其二，中國關稅人員，完全為英法等國人充任，關稅行政，難免受外人操縱，足以長久影響中國稅收。鄭觀應在1884—1892年之間，多次提出批評，認為國家無論大小強弱，既為自主之國，即有定稅之權，外國雖強悍，也不能加以阻撓。他主張重新修改條約，立即停止外國協(xié)定關稅之權。對于海關稅務人員，亦主張于10年期間，完全改由中國人充任，使外國人不致再干預中國關稅?！　　　≡龠M一步追察，西學源出中國的理論，尚不止在于17、18世紀耶穌會士輸入科學之時代。往古探索，自公元第二世紀至第三世紀間，曾有佛法源出中國說，這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現(xiàn)，并傳布廣遠。當佛教盛行東漢之際，有一個老子化胡的故事開始流傳。大意是老子西行到印度，變?yōu)榉鹱?，寫下“化胡?jīng)”，并傳授29個弟子。后來老子回到中國，又寫成一部“太平經(jīng)”。當時認為這兩種經(jīng)內(nèi)容是一致的，因此相信佛教和道教都是老子所創(chuàng)。佛學當然就是中國原有的東西。以上這三個不同時代的事例，顯然并無沿承關系，其意義實在于兩種不同文化初接觸時的文化心理反應，表達人們對于新事物尋求自圓其說。然就整個西化過程而言，19世紀之“西學源出中國說”，其實不過是過渡現(xiàn)象而已?！　⊥泄鸥闹普?。此一理論的內(nèi)容，乃利用古代已有之規(guī)制來為西化辯護。19世紀中國官紳往往把西方觀念制度、事物行為，附會到中國古代可效法的歷史成就上，藉以主張西化。1860年后，憑藉古代典章而求接受西洋規(guī)制之作家，為數(shù)甚多，自馮桂芬、鄭觀應以至康有為皆揭橥其說。當然，托古改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xiàn)。公元第一世紀，王莽新政的制作，實為一個最有名的前例。中國既有悠久之文化，遭遇新的事物時，自不免與固有經(jīng)驗做聯(lián)想和對比，強調(diào)兩者之間的相同或相似，引為采擇新法之理論根據(jù)。況且中國士大夫信古與好古傳統(tǒng)根深柢固，支配著他們共同的想像。托古改制因此比憑空改制易于為人接受。　　中體西用論。這個理論在古代歷史上卻沒有前例，顯然地是19世紀晚期中國官紳的新理論。當然，“體”與“用”的聯(lián)駢，在中國思想史上，早在公元11世紀即已出現(xiàn)。宋代儒家胡暖、朱熹、范祖禹皆曾用以代表概念與事物的兩面。此后“體”、“用”并沿用為一種習慣的日常語匯，凡討論問題概念，往往套入“體”、“用”二詞，作對比解釋。到了19世紀，更有很多例證。如耆英所謂：“以炮身為體，炮彈為用?！眹缽退^：“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笨涤袨樗^：“以群為體，以變?yōu)橛谩！本鶚O平常。至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語的出現(xiàn)，是自然地本此習慣而來，不過它卻形成同時代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廣泛地受人注意和討論。這個理論自1861年以后開始醞釀，馮桂芬和王韜的言論可為代表。但“中體西用”一詞則出現(xiàn)頗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則為1898年張之洞的勸學篇一書?！爸畜w西用”的意義重點，在說明中學與西學的如何聯(lián)屬應用?；旧先云鹩谝环N文化意識，而作中學與西學的分判。雖然中學為體，但因西學為用，即已肯定西學的價值。中學西學各具特色，可以西學補中學之不足，或輔助充實中學的應用。當然在取舍分配上，仍存在中西不同比重觀念，自足以反映中國接受西化條件性，但其反映西化之意愿則甚明顯。　　中體西用雖然至1898年始正式成為一個口號，在1870年以后“道器”的兩分一般注意西化者皆常討論。大致相信以西方之器，可以補助中國之器，以充實中國之道，使之更為完美。如王韜認為中國之器可變而道不可變。而早在1876年，薛福成代李鴻章擬的信稿即曾說到：道之所寓者器，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田可見中西學術并非必須嚴格兩分，不能融匯。同時吾人又須注意道器之器，并非僅包括西洋技藝而已。至1895年左右，陳熾已公然主張政治應屬于器的范疇。1898年張之洞之勸學篇雖認為西學為用，但張氏所承認之西學范圍頗大，自學校教育、軍事教育，乃至財政改革皆在其列。惟狹義之教，即儒教，則張氏絕對認為乃不變之體，民權亦自不能接受。張氏之體用說與陳熾之體用說其范圍亦并不同?？梢姶烁拍罹哂泻艽髲椥?。在張氏及近乎其思想者提倡之下，結(jié)果使中國對近代教育制度，開放大門，廣泛采用西方制度。最出色的例證，就是京師大學堂與南洋公學的創(chuàng)建，以及張之洞在武昌所辦之文武學校，都是很清楚地本著這個理論為宗旨。后來張氏改革及廢除科舉，其理論根據(jù)亦中體西用而已。　　貴因論。這個理論是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思想，而在二千多年后有新的復活。古代貴因論具有完整體系，內(nèi)容豐富，應用在政治方面，有幾層不同意義。但近代中國官紳之引用，又擴大到對待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上，也就是表現(xiàn)于一種傾向西化的新理論。19世紀所謂之貴因，和此一名詞在古代之用法屬同一范疇，但實際的內(nèi)容與意義，則已完全不同。古代的所謂貴因，意義復雜。就《呂氏春秋》而言，其目的主要在指導政治領袖，利用時機，采取對已有利之行動，因此乃有：因勢、因利、因事、因人情、因政策、因權術種種觀念。而1861年以后的所謂貴因，主要在表達因應時勢，及因襲西洋之意愿。以學習他人、效法他人為貴。實際上就是以因襲西方為貴為重的理論。其重要代表為薛福成與涂儒萬。他們一致的理論，是認為“因”比創(chuàng)造容易?！耙颉痹谟诶^承創(chuàng)造，使之更進于完美。“因”之最后功能是超過創(chuàng)造的成就。同時，他們所提倡的最后目標，也就是因襲西方?！　∪P西化論。這一理論，純?yōu)楝F(xiàn)代衍生的思想，而且也是中國土生的觀念。這是由于1895—1898年間，因變法運動之急遽進展而產(chǎn)生之半理智半感情的思想。全盤西化的大旨，在肯定西學絕對的優(yōu)越性，認為西學無不善、無不美、無不有用、無不高明。因此主張充分效法，全盤接受。首先譚嗣同即主張變衣冠，變中國之人倫制度，變中國之學術。然至1898年，湖南維新人士，多主張全變、速變，其代表為樊錐和易鼐。他們以為中國固有制度、禮俗、法律、科舉、學校應完全革除摒棄。進而改正朔，易服色，一切仿行西洋。樊錐有謂：“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易鼐有謂：“一切制度，悉從泰西?！贝朔N論凋，實開1930年代“全盤西化”論之先河。亦可見出19世紀中國受西洋文化沖擊之深，與反應之劇烈。　　總觀上述五種理論，無論其各別的意義與成熟的程度如何，卻無疑地代表這時代人的思想，充分反映此一時代共同的文化態(tài)度與醒覺意識。同時這些觀念也各有其深遠的影響，足以帶使某些行動、組織、政策的開創(chuàng)，以至舊有制度的改革。吾人今日追述19世紀中國士大夫因中西關系擴大而引起之反應，無論其為上述五種自圓其說之理論，或自耆英、魏源，以至譚嗣同、樊錐為止之各種新學說、新思想，當不免見其淺薄，有時且互相矛盾。但吾人若循其發(fā)展之大體方向，尋其脈絡之連貫處，同時又細考其每一時期之關節(jié)，在西洋勢力威脅沖擊與影響之下，中國士大夫經(jīng)過內(nèi)省深思而提出之新方法與概念，無論其為自發(fā)之觀念，或直接吸收之舶來思想，皆各有其重大之時代意義。吾人如更能憶及中國傳統(tǒng)思想之根深柢固，非一朝一夕所可變革，便更能認識1840—1900年60年間，中國土大夫在知識、思想與價值觀念上開創(chuàng)工作之可貴。雖然中國之醒覺乃在19世紀最后20年方較普遍，但是專就思想之幅度而言，20世紀初期顯露之思想發(fā)展，1900年前實已開其端緒，大規(guī)模西化之潛能實已事先具備。固然思想與概念僅構(gòu)成歷史之一端，未盡支配整個歷史發(fā)展。但此一幅面本身，實自有其精深研究之價值。

媒體關注與評論

　　大陸版自序　　今日有幸將個人昔年研究著作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刊印問世，與國內(nèi)學界同道有所相遇切磋，自是深感欣慰，引為榮寵。大致在十余年前，承北京中華書局，將拙著〈淮軍志》印出以饗國人，宗旨亦在于學術之廣為流通，彼此大有進益。本人深信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既已出手問世，即為天下公有，并未抱定敝帚自珍之念。惟久承國內(nèi)名家厚愛，于拙著揄揚有加，深感各界之禮重。學界先進若李侃、王戎笙、湯志鈞、姜義華、夏東元、張憲文、張海鵬、王慶成、耿云志、劉德麟、陳東林、胡守為、陳勝粦、韋慶遠、林慶元等，以及近年所結(jié)識顧衛(wèi)民、易惠莉、忻平、熊月之、李景光、張海林、江沛多位具富厚學養(yǎng)者，相與詰談中國近代重大問題，無不針芥契合，備見共識，實亦學術交流溝通之盛事?！　”扇俗?950年起學習研治歷史，得先師郭廷以先生親教并屬命我研究近代軍事史，舉凡早期所著之〈清季兵工業(yè)的興起》及〈淮軍志》二書，皆承郭夫子親加指定論域，且親為校訂潤　　色，吾敢大膽自承為軍事史家，自信于清代之湘軍、淮軍、勇營、練軍皆具史乘貢獻。吾另一書〈清季軍事史論集》即包括以上所述問題。敬求學界先進指教。　　吾于學術界所受同道共相肯定者，更在于多年所作近代思想史之著述。此亦吾追隨先師郭夫子而以個人努力所開拓者，早啟念于前期游藝于師門期間。無論出以勤奮努力或?qū)W問興趣，生平所研治應以治思想史投畀心血最多。所撰論文在五十篇以上。不需多言，中國學界于我治思想史之肯定實久蒙同道青睞。近年相遇中國社會科學院賀照田先生，承其特識，來函征求出版本書。一則感承賀先生厚愛，一則藉得與多數(shù)學者觀摩切磋。吾固當視為一個請教良機。　　吾為研治中國近代思想史，專重在此一時代人物共趨之意識觀念，乃是原于外來沖擊，以致產(chǎn)生反省與醒覺。其立即之實質(zhì)意義，俱啟動于因應時代困局，實即強大外敵侵略壓力，政治外交經(jīng)濟制度面臨崩解之危困，有待改革加強，自全出以拯民之貧救國之弱之識覺反應。實可由此測知中國民族之智慧能力，所當于世勢巨變之強大沖擊，表現(xiàn)其自覺自救之警醒因應。　　吾之研究近代思想史，乃注重于一般時代創(chuàng)生觀念，尤切于國人思想之廣度與全面性，任一思想觀念，于前史任一時代構(gòu)成國人共識。舉例而言，若西學源出中國說、中體西用論、托古改制論、貴因論、中西調(diào)和思想、商戰(zhàn)、實業(yè)、招商、不纏足、以夷制夷、治外法權、幼童出洋、格致、西學、新學、不平等條約、文明排外、變法、立憲、議院、開明專制、強人領袖，而其一代思想中心主流，則可以富強二字概括。甚至文學改良、國語運動，亦俱為富強而來，實本之于救亡觀念，危機意識，而出以喚醒民眾以圖警告國人之奮起抗敵自救危亡。蓋近代思想主流動向，全面歸趨，自定命之為富強運動。吾生平努力于近代思想研究，重點即在于澄清此諸類觀念之內(nèi)涵意識，固深信其代表此一重大時代。吾之思想史論著；自以解析各個思想觀念之創(chuàng)生形成為目標。尤重在于觀念之創(chuàng)生的年代，“商戰(zhàn)”一觀念之創(chuàng)生于1862年，即為鄙人考訂而得，當可自本書查知?！　〈艘粫r代思想先驅(qū)人物，百余年中無慮三百余家，吾為時代思想內(nèi)涵而用心，則所研究，一向著意于思想觀念，以此為中心宗旨。惟亦未嘗薄視個別之思想家，其中每每列重點而討論者，若先驅(qū)人物研究王韜者不下四篇，研究孫中山者達十余篇、鄭觀應者二篇，其外若姚瑩、鄭復光、薛福成、張謇、張之洞者各一篇。惟相關于特出之主張思想者，雖未以人物為主，而其內(nèi)涵則專括納于一二人者，若言商戰(zhàn)必集中于鄭觀應、汪康年等人，言公仆必集中于嚴復、孫中山，言德智體，智仁勇，必集中于嚴復、張之洞；言開明專制必集中于嚴復、梁啟超，言主權在民者，必集中于孫中山。各樣專論俱能突出其人物表率?？偠灾?，吾雖以研究時代思想觀念為致力重心，實亦并未忽略此時代中之思想先驅(qū)人物。就全時代人物之風起云涌，吾自信生平用心網(wǎng)羅數(shù)百位之多。凡能力所及，一定表暴于世，但不敢謂其全無遺漏。在此必申明其中若干重要者尚未表出，若沈毓桂、蔡爾康、劉光蕢、李春生，實早留心多年，卻尚未能寫入拙著，深感遺憾?！　【C觀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之時代反應與所表達之救國思想，俱能見其智慮超卓，思辯精審，充分可信其高明之識斷。早在鴉片戰(zhàn)后，1844至1847年，林則徐與魏源已提出其因應世局之定見，是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此語用于今世，愈見其光照全局。國人可永世奉為圭臬。由此例以觀，則中國代有才人，其智慧超卓可期，自亦富強可達，復興有望。　　此書得以刊行國內(nèi)，就教于當世賢達。特須感謝幾位熱心學者，三年前首創(chuàng)其議者為賀照田先生，又因緣黃克武教授、張壽安教授推轂引介，使拙著榮列于學術思想?yún)⒖贾帧Ｓ嘧陨罡袠s幸，亦感念三位學者之厚愛。在此特申感謝。至于全書內(nèi)容、觀點，俱出于誠篤之鉆研，當自負全責。同道批評指正，尤所歡迎?！　⊥鯛柮羰钟洝　《兰o之尾年（2000年）季夏七月十二日　　寫于多倫多市之柳谷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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