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0-10 出版社:商務 作者:沈松勤 頁數(shù):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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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有關(guān)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思考日漸深入。一方面,探索視角和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不少研究成果是從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風俗史等多個史學層面人手,分析和探討文學發(fā)展問題的,為本學科提供了廣闊的研發(fā)空間;另一方面,許多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受到了現(xiàn)代學術(shù)思維的挑戰(zhàn),不再具有權(quán)威性。譬如文學和史學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鑒與交叉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不少秉持“文學審美論”的學者看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首先應該強化的是文學內(nèi)部的審美本質(zhì)與規(guī)律的重要性,從史學的諸多層面加以考察,很容易弱化文學的“本位”,造成研究方向的偏離。在學科門類不斷細化的背景下,類似的擔憂不無道理;在這種擔憂下提出的排除史學的干擾,恪守文學內(nèi)部研究門戶的主張,也不乏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但就長遠來看,得魚忘筌的隱憂也同樣存在。
內(nèi)容概要
本書以專題形式,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宋代一些重要的政治現(xiàn)象,以及宋代政治對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政治命運與創(chuàng)作取向的影響,并對宋代一些重大的文學流變、重要的文學流派和創(chuàng)作現(xiàn)象重新加以審視,從中探尋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動因。
作者簡介
沈松勤,1957年生于浙江長興,1979年畢業(yè)于杭州大學中文系,1988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獲文學博士學位?,F(xiàn)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省重點學科“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主要從事唐宋文學與中國詞學研究。近十年來,曾擔任浙江省“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基金項目”、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項目”;在《歷史研究》、《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等刊物發(fā)表論文二十多篇;出版《張先集編年校注》(與人合作,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北宋文人與黨爭》(人民出版社1998年、)《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南宋文人與黨爭》(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多部專著;主編或撰寫多種通俗讀物。
書籍目錄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史學觀照(代自序)上篇北宋臺諫制度與黨爭 一、北宋臺諫的新特點與政治品格 二、臺諫在黨爭中的性能與作用 三、臺諫與北宋文字獄 四、結(jié)束語南宋“國是”與朋黨之爭 一、“國是”的形成及其黨爭性能 二、“國是”在黨爭中的運作 三、“國是”下的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元■學術(shù)”與“元■敘事” 一、“元■學術(shù)”的形成與內(nèi)涵 二、“元■敘事”的模式與價值取向 三、由“元■敘事”引起的幾點思考從南北對峙到南北融合:宋初近百年文壇的演變歷程 一、南北文壇的差異與對峙 二、南文北移與南北交匯 三、南北文壇的沖突與整合 四、余論宋體四六的功能與價值 一、問題的提出 二、“以文為駢”與宋體四六 三、宋體四六的功能與價值北宋黨爭與“荊公體” 一、“荊公體”形成的黨爭因素 二、化解經(jīng)世之悲與“荊公體”的意境 三、“荊公體”在藝術(shù)上的取徑王安石與新黨作家群 一、政治集團與文學群體的雙重角色 二、文學實踐的“經(jīng)術(shù)化” 三、結(jié)論“崇寧黨禁”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趨向 一、“救時行道”精神的消失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沉淪. 二、“豐亨豫大”與諂詩諛文的盛行 三、“轉(zhuǎn)喉都是諱”與內(nèi)傾化趨向-兩宋黨爭與“江西詩派” 一、引言 二、《江西詩社宗派圖》的黨爭烙印 三、朋黨之爭與“江西”詩人群的形成 四、余論高壓政治與“文丐奔競”:“紹興和議”期間的文學生態(tài) 一、殘酷的“紹興黨禁” 二、歌功頌德的政治文化運動 三、適應性變異的文化“基因”楊萬里“誠齋體”新解 一、“誠齋體”的主體特征 二、“誠齋體”的生命意識 三、“誠齋體”的審美意境下篇宋室南渡后的“崇蘇熱”與詞學命運 一、“崇蘇熱”的成因 二、“崇蘇熱”的“元■情結(jié)” 三、“崇蘇熱”推進了宋詞的發(fā)展 四、“崇蘇熱”對詞學的負面影響宋詞本體的多元特征 一、功能結(jié)構(gòu)的多樣性 二、風格流變的多向性 三、創(chuàng)作主體的多重性唐宋詞社會文化學論綱 一、詞是一種“文學-文化現(xiàn)象” 二、風俗使詞化合成為“文學-文化現(xiàn)象” 三、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的范圍與任務唐宋詞體的文化功能與運行系統(tǒng) 一、唐宋詞的文化功能 二、唐宋詞的運行系統(tǒng) 三、運行系統(tǒng)的局限與突破“宋詞一代之勝說”釋疑 一、“一代之勝說”的成因 二、“一代之勝說”不符合文學史實 三、“一代之勝說”的“非歷史化”特征張先生平仕履二題 一、張先為何稱“張安陸” 二、張先知渝離渝年代補正蘇軾詞編年補證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ㄈ┫碛小帮L聞言事”、無須查實的奏事特權(quán) 如果說臺諫事權(quán)相混、合成一勢,并由君主親除的臺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組織人事上的基礎(chǔ),那么許以“風聞言事”則為這種制度的全面形成,并充分發(fā)揮“耳目”職能,提供了權(quán)力上的保障。所謂“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雹僖簿褪钦f,臺諫對傳聞中得到的材料,不必追究真實與否,也不必書告事人的姓名,便可據(jù)而彈劾,而不負任何責任。據(jù)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一《御史風聞》,這一特權(quán)在晉宋時就已出現(xiàn),但僅限于臺官;由于它不利于國體人事,唐玄宗于開元十四年(726)正式取消了不題告事人姓名的“風聞言事”。至北宋,不僅在御史中重新恢復了這一傳統(tǒng),也特許諫官行使。北宋臺官和諫官均得“風聞”的新制,也始于仁宗朝?!堕L編》卷九一“天禧二年二月甲寅”條載,右正言魯宗道常?!帮L聞”論列,“上意頗厭其數(shù)”。這表明真宗后期雖有“風聞言事”的現(xiàn)象,卻未得到君主的一律認可。仁宗為了使“耳目”官“廣開言路”,這一特權(quán)始為臺諫普遍行使。尤其是慶歷年間,臺諫“風聞言事”的奏章連篇累牘。慶歷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言及滕宗諒被彈劾貶斥一事時說:“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②可見臺諫“風聞言事”之一斑。臺諫既為君主親除,又復享有“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其權(quán)重氣盛,愈發(fā)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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