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書法

內(nèi)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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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華人德，1947年3月生，筆名維摩，齋號維摩方丈室，江蘇無錫人。198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系。14歲臨池從顏體入手，繼學柳體、趙體，后得王能父指點溯源而上，學隋《龍藏寺碑》得蕭散之韻，學北魏墓志十數(shù)種得緊密之構(gòu)，學漢之《石門頌》、《張遷碑》諸碑刻得樸茂之氣，

書籍目錄

一  東晉墓志——兼及“蘭亭論辯”二  六朝寫經(jīng)體——兼及“蘭亭論辯”三  魏碑體四  分析《劂長猷造像記》的刊刻以及北魏龍門造像記的先書后刻問題五  論背朝碑刻中的篆隸真書雜糅現(xiàn)象

章節(jié)摘錄

　　二．西晉和南北朝墓志的　　形制與書法　　近現(xiàn)代出土的秦始皇陵刑徒瓦文和東漢刑徒葬磚都是為辨識棺木尸骨，以便親屬遷葬而設(shè)的記識性墓志，故均用殘碎的筒瓦和磚塊作草率刻畫。漢代在貴族地主中已出現(xiàn)設(shè)立墓志的風尚。這些墓志形式不一，文辭各異。有墓記、封記，如東漢延平元年(106)河南洛陽出土《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延熹六年(163)山東嶧縣出土《口通本封記》；有崖墓題記，如延光元年(122)四川綦江《索恩村崖墓題記》、陽嘉二年(133)四川南川《雷劈石崖墓題記》等，在四川境內(nèi)發(fā)現(xiàn)有二十余處；有畫像題刻志銘，如建寧三年(170)河南南陽許阿瞿墓畫像石左方題刻志銘；有石棺、石槨銘，如建安十七年(212)四川蘆山出土《王暉石棺銘》，無紀年陜西神木出土《郭仲理石槨銘》、《郭季妃石槨銘》；也有碑形墓志，如山東高密出土的熹平四年175)《孫仲隱墓志》，作圭形，無穿，平置，與西晉碑式墓志直立于墓室中的放置方式不同。這些說明當時的墓志尚無固定形制。三國時，惟有曹魏《鮑捐》、《鮑寄》、《張口》三神座，似是設(shè)于墓中的石刻牌位?！　〔懿僖蕴煜碌虮郑瑸榱硕沤^虛浮奢靡之風，“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笪何牡巯逻^“薄葬詔”，高貴鄉(xiāng)公也立過禁令，五六十年問碑禁甚嚴。晉武帝在咸寧四年(278)，因禁令弛替，故下詔日：“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7)因禁令極為森嚴，一些勛戚官僚、士族豪強都不敢立碑，只得把墓碑做成很小，下部空兩三字的位置不刻，以便采用如碑直立的方式放置在墓室內(nèi)?！　∪缣蛋四?287)殘墓志、《賈充妻郭槐柩銘》(圖十五)、《中書侍郎荀岳暨妻劉簡訓(xùn)墓志》、《劉韜墓志》等都作圭形(尖首)碑式，《郭槐柩銘》更有方趺?！缎旆蛉斯苈灞?、《處士成晃碑》(圖十六)、《沛國相張朗碑》、《武威將軍魏雛柩銘》等都作琬圭形(圓首)碑式，或加裝飾做螭首。當時即使是晉朝開國元勛賈充妻子、晉惠帝皇后賈南風的母親郭槐也未能例外。這些碑形墓志都出土于西晉京畿，今河南洛陽、偃師一帶。墓志因無引縛下棺的功用，故均未像碑那樣有“穿”。東晉的《張鎮(zhèn)夫婦墓志》是承襲西晉碑式墓志的形制，雖額的正(陽)、背(陰)均有“穿”，而孔并不刻透，僅作象征。還有一些墓志則簡略作長方形，往往正背面刻文，如《貴人左菜墓志》，亦有施之兩側(cè)而四面環(huán)刻的，如《幽州刺史王浚妻華芳墓志》、《幽州刺史城陽簡侯石炒墓志》(圖十七)?！度A芳墓志》1965年于北京西郊八寶山出土，志設(shè)于永嘉元年(307)，正值八王之亂。墓志有大段文字記述祖、父、姻、親及墓葬所在地，其中日：“……先公舊墓在洛北邙。文、衛(wèi)二夫人亦附葬焉。今歲荒民饑，未得南還，輒權(quán)假葬于燕國薊城西廿里…一”西晉惟有這一墓志因假葬而設(shè)，地點也不在洛陽京畿。墓志高13l厘米、寬57厘米、厚7厘米，為存世晉代最大的墓志，體形之大在歷代墓志中也少見，其文字之多亦為其他晉代墓志所不及。墓志直立而設(shè)，志文中還有“故圖畫容儀，綴集往行，俾后之子孫以明先母之攸操云爾”語，故可知《華芳墓志》并非僅為便于遷葬而設(shè)的臨時性記識，還有“俾示來昆”的用意，這和其他西晉碑式墓志的設(shè)立意圖是相同的?！　∥鲿x時的書體已從隸書逐漸向楷書過渡，簡捷者更多用行書、章草和今草。墓志作為碑之縮影，為示典重，一律均作隸書，這是當時所謂的“銘石之書”，大多書刻精麗工致，波磔分明，橫畫起筆逆鋒，平硬如折刀頭，收筆處鋒芒畢露，結(jié)體方正，風格雷同，一如《皇帝三臨辟雍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表》等傳世豐碑，完全承襲了曹魏莊重一路的隸書?！　|晉時碑禁松弛，其末年義熙中，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曾上表議禁碑，言辭甚切，由是加以禁斷。(8)至梁天監(jiān)六年(507)，“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9)當時，蕭秀貴為帝弟，爵列諸王，立碑尚須表請詔許，其制度之嚴，可以想見。(10)至宋、齊、梁、陳，南朝政權(quán)已偏安江左，無力也不想克復(fù)中原，貴族士大夫耽于逸樂，無歸葬祖塋的愿望了，加上碑禁復(fù)嚴，于是對設(shè)立墓志極為看重。南齊高帝建元二年(408)，左仆射王儉關(guān)于墓志作過議論：卷五十三《良吏·伏陋傳》：梁普通元年，豫章內(nèi)史暅伏卒于郡，尚書右仆射徐勉為之墓志?！读簳肪硭氖秳@傳》：大同九年，戎昭將軍劉顯終于夏口，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為志銘?！赌鲜贰肪硭氖洱R高帝諸子上·蕭子云傳》：蕭子云子特，位太子舍人，先子云卒，遺啟簡文帝求為墓志銘，帝為制銘焉。《陳書》卷三十四《文學·陸琰傳》：陳太建五年，兼東宮管記陸琰卒，太子自制志銘?！蛾悤肪砣摹段膶W·褚玠傳》：太建十二年，褚玠遷御“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成共遵用……”(11)南朝以墓志來代替碑銘，王公百僚的墓志，往往由皇帝、太子及大臣撰制，其見于正史者不乏其例。如《宋書》卷七十二《文九王·建平宣簡王宏傳》：宋大明二年，建平王劉宏薨，孝武帝自為墓志銘并序?！赌鲜贰肪硭氖洱R高帝諸子上·豫章文獻王嶷傳》：齊永明十年，豫章王蕭嶷薨，武帝敕王融為銘。《梁書》史中丞，卒于官，太子親制志銘，以表惟舊?！蛾悤肪矶拧端抉R申傳》?。褐恋滤哪?，右衛(wèi)將軍司馬申卒，后主自制志銘。《陳書》卷二十五《孫埸傳》：禎明元年，五兵尚書、領(lǐng)右軍將軍、侍中孫埸卒，尚書令江總為其志銘，后主又題銘后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激宣救就宅鐫之。從傳世宋拓本梁代《永陽王蕭敷墓志》、《永陽王妃王氏墓志》知均由尚書右仆射太子詹事徐勉奉敕撰。出土的梁代《桂陽王妃王慕韶墓志》由吏部尚書領(lǐng)國子祭酒王曛造，“造”是否指撰與書，不詳。南朝人的文集中也常收有其所撰墓志銘。南朝墓志大部分也集中在政治中心建康、京口一帶，有上至王公，下至將官及其家屬，幾乎都是石質(zhì)，多數(shù)作扁方　　形，平放于墓中，故背面不刻字，不設(shè)志蓋：中晚期墓葬中還發(fā)現(xiàn)一些龜趺圓首墓志，通高約40至80厘米，大多置于甬道，也有設(shè)在祭壇前的，龜首向外，多數(shù)志首無穿，形制一如安成康王蕭秀、始興忠武王蕭儋的墓碑，為地表墓碑之縮影。由于質(zhì)地是石灰?guī)r，在地下長期受侵蝕，志文幾乎都已剝落無存。(12)墓志置于甬道，也是南朝有別于前朝的設(shè)置方式。(13)東晉墓志所記大抵不超出三個方面：一、墓主姓名、歷仕、籍里；二、生、卒、葬期及葬地；三、祖考子女姻親姓名、官職，無浮文銘辭。而南朝墓志除此三項內(nèi)容外，更列敘生平事跡，且系之以銘。銘辭有時放在志文前面，也有放在志文中間的，格式尚未定型。而志文前大多加一題首，如“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xiāng)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志銘”(《劉懷民墓志》)、“齊故監(jiān)余抗(杭)縣劉府君墓志銘”(《劉岱墓志》)(圖十八)，已明確稱為“墓志銘”。南朝后期的墓志志文較前期漸次增長，在南京燕子磯出土的梁普通二年(5 2 1)《輔國將軍(失名)墓志》，志文競長達三千七百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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