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

前言

最近若干年以來，國內(nèi)各行各業(yè)熱衷于與國際“接軌”，歷史學亦不能自外于這樣的趨勢。受西方史學潮流的影響，政治史被認為“過時”了，“英雄史觀”更是備受冷落甚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社會史、文化史等受熱捧，“自下而上”的“底層視角”受重視。其實，中國的歷史自有“中國特色”，中國的史學亦大可不必與西方亦步亦趨。如西方政治早已上軌道，在軌道上跑的政治固然很好，但描述起來難免因其“無事”而顯“乏味”。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既脫離了原來的軌道，又沒有完全走上新的軌道，稱得上是“亂世”。“亂世”對歷史學家更具有挑戰(zhàn)性。這一時期，戰(zhàn)爭、革命、內(nèi)戰(zhàn)、外戰(zhàn)、政變、民變，一切都在劇變中，一切都在動蕩中，充滿偶然，充滿傳奇，充滿戲劇性，還具有那種不在軌道中的不可預測性。經(jīng)濟基礎不見有何大的變動，而上層建筑卻是風雷激蕩。研究這一時段的歷史，想避開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亂世出英雄”、“英雄造時勢”之類的老話仍具有相當?shù)暮侠硇?。一個最高領(lǐng)導人的個性特質(zhì)、喜怒哀樂和生老病死，可能決定和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普羅大眾的歷史固然不可忽視，“精英”“領(lǐng)袖”更不可能被歷史邊緣化。撇開蔣介石講不清民國史，撇開毛澤東也講不清共和國史。    應該說，真正學術(shù)意義上的蔣介石研究，最近幾年才剛剛起步。其間的原因很多，“政治”便是其中不能忽視的因素，兩岸皆然。好在隨著歷史的流逝，“政治”的因素在逐漸減弱，而歷史資料的大量開放，則為學術(shù)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蔣介石日記的公布，便是有關(guān)蔣介石的學術(shù)研究得以開展的不可忽略的要因之一。持續(xù)五十多年不問斷地寫日記，記人論事并將之留存，可能是蔣介石一生中與其他領(lǐng)袖人物相比的特異之處，而后來的研究者，無論是褒他貶他、頌他罵他，都不可能無視他的日記。有人說，蔣介石日記是只寫給自己看的。一般而言，日記當然是寫給寫者自己看的，不過也不盡然，無意之中甚或是有意寫給別人看的日記也未必是個別，尤其是那些“大人物”的日記，在寫作之時，他們已經(jīng)考慮到通過日記維護其身后名了，其所謂真實性，有時實在是需要打個大大折扣的。其實，早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時蔣就聲稱：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記吧。據(jù)羅家倫回憶，南京政府初期，蔣拿出全部日記和他商量，打算出版。其后，蔣改變計劃，將早年日記交給他的老師毛思誠整理成年譜，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為名出版了。此后，蔣令人繼續(xù)以其日記為基礎編輯《事略稿本》。即使在激烈的抗戰(zhàn)和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蔣介石于政務繁重軍務倥傯之際還抽出大量時間認真細致地逐卷審閱和修改其數(shù)量龐大的《事略稿本》?？梢娝绾沃匾暺渖砗笮蜗蟮慕?gòu)和維護，也可見看過蔣日記的遠不只蔣一個人。既然如此，蔣介石在寫日記時，對于何者可寫何者不可寫，對于可寫者寫到什么地步，當然是有他自己的考慮。作為領(lǐng)袖人物，他關(guān)心的身后名首先還是“政治”，因此，我們才可以理解，蔣為什么可以在日記里不惜筆墨記下他年輕時做過的一些荒唐事，而又對那些有涉“政治性”的事件不時惜墨如金。    正因為此，閱讀蔣的日記，不妨“于不疑處有疑”(胡適語)，不僅要看他記了什么，更要廣泛對照其他史料，琢磨他“隱”了什么，琢磨那些他沒有明言或言外之意，琢磨他有些事按常情該記而為何“漏”記，有些事按常情該詳記而為何略記。質(zhì)言之，即便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也未必是真實的歷史記載，更不必說那些寫的時候就有意留給后人看的日記了。當然，任何人記日記都是有選擇性的記述。蔣介石在日記中，有強烈的情緒宣泄，這在政治家的日記中是不多見的。亦因為此，蔣在日記中常有一些極端化的言詞，諸如最恨最愛、最悲最喜之類的表述。這一類表述，最見其個性、心態(tài)，讀來也富有趣味，但如果離開蔣日記的整體語境和表達習慣，尤其是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歷史事實，而斷章取義地引用，是有可能歪曲其原義的。    研究蔣介石，當然難免對蔣介石的評價。蔣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是豪杰、圣賢、革命領(lǐng)袖。其實這三者是難以兼容的。別的不說，無論做草莽豪杰還是做革命領(lǐng)袖，都難免趨于激進、激烈、暴力乃至不擇手段，而要做中國傳統(tǒng)式圣賢，就應該溫良恭儉讓，走中庸之道。蔣介石在日記中，有大量修身養(yǎng)性、自我反思、自我節(jié)制的記載，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說，要能持續(xù)幾十年“作秀”，或許也就不能理解為單純的“作秀”了。一個位居權(quán)力頂端而缺乏外在制約的人，最易無所顧忌而走極端，而蔣之“獨裁”雖無所不在卻又不無邊界，其以“圣賢”自待的修身養(yǎng)性，未嘗沒有起到“自我節(jié)制”的功用。比如對付“異端”分子，蔣氏早年采“暗殺”手段，也許可解讀為還沒到肆無忌憚的程度。蔣是一個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性格偏于保守、中庸，其實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為革命家最愛而為政治家最忌，或許這又可以解讀為，蔣氏的政治家個性遠勝于其革命家氣質(zhì)。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后，名義上的帝制不存，實際上的皇帝仍有。袁世凱當政的時間太短，其獨裁權(quán)威尚未得充分顯露。而蔣介石要算是后皇權(quán)時代的“第一人”。若說抗戰(zhàn)以前還有胡漢民、汪精衛(wèi)等對手掣肘和地方實力派挑戰(zhàn)的話，那么，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在民族主義的強大感召下，蔣介石的權(quán)勢聲威應該說是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古語稱“--6-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之”；又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蔣介石的“天下”既從“馬上”得之，也從“馬上”失之：既順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在短短22年的時間里，這樣的一得一失，先得后失，竟在蔣介石一身一生中“實踐”，在中國歷史上也稱得上絕無僅有吧。這是何等的生命體驗？什么樣的人能承受這樣巨大的人生起伏？經(jīng)歷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還能“壽終正寢”。這樣的“淡定”，世間又有幾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認蔣介石是‘‘偉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認蔣介石是一個“=lk~”之人吧。    對于這樣一個“非凡”之人，要想簡單來一個“蓋棺”定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尤其是在有關(guān)的學術(shù)研究還遠遠不夠深入全面之際。然而，正是這樣一個“非凡”之人，因其多面性、復雜性、矛盾性及其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影響力，勢將成為未來相當長時間里歷史學者們持久關(guān)注和討論的對象。    本書是幾位作者合作撰寫的有關(guān)蔣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結(jié)集，利用蔣介石日記，也利用其他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從幾個不同的側(cè)面，對蔣介石的一生做了一個初步的描畫，也許可以稱為幾位作者的嘗試。至于對蔣介石復雜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對蔣介石客觀而求實的歷史評價，遠非幾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擔當，或許還有待于學界將來的不斷努力吧。

內(nèi)容概要

　　蔣介石的“天下”既從“馬上”得之，也從“馬上”失之；既順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這樣驚天動地的一得一失，竟在蔣介石一身一生中“實踐”，在中國歷史上也稱得上絕無僅有。這是何等的生命體驗？什么樣的人能承受這樣巨大的人生起伏？經(jīng)歷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還能“壽終正寢”。這樣的“淡定”，世間又有幾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認蔣介石是“偉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認蔣介石是一個“非凡”之人吧。
　　本書是幾位作者合作撰寫的有關(guān)蔣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結(jié)集，利用蔣介石日記，也利用其他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從幾個不同的側(cè)面，對蔣介石的一生做了一個初步的描畫，也許可以稱為幾位作者的嘗試。至于對蔣介石復雜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對蔣介石客觀而求實的歷史評價，遠非幾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擔當，或許還有待于學界將來的不斷努力吧。

作者簡介

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代表作有《中華民國史》第四、十一卷，《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十卷，《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等。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代表作有《黨員、黨權(quán)與黨爭》、《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等。
　
金以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代表作有《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近代中國大學研究》等。

書籍目錄

一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二 屢仆屢起
三 關(guān)鍵的一年
四 從倚重元老到閑置元老
五 地緣糾葛與派系紛爭
六 削藩安內(nèi)：昆明事變
七 家國親疏：與宋子文孔祥熙的關(guān)系
八 一黨訓政下的多黨合作
九 挽救危局與“戡亂動員”
十 最后的改革：金圓券發(fā)行
十一蔣介石的閱讀史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父去世時，蔣母32歲。除9歲長子外，還有一個6歲的女兒和一個未滿周歲的小兒子。寡母獨自撫養(yǎng)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其艱難困苦不難想見。蔣介石日記中，屢屢回憶其幼年失怙后，孤兒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壓：“時念余九歲喪父，……余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當胞弟瑞青殤后，家難頻作，家產(chǎn)行將被侵，先慈朝晚飲泣長嘆。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貞浲?，不堪設想。”值得注意的是，當蔣介石執(zhí)掌國民黨最高權(quán)力并以革命領(lǐng)袖自居以后，試圖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兒寡母受人欺壓的童年往事，正好成為建構(gòu)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余少年自先父歿后，即隨余先慈受社會劣紳之壓迫，貪吏之剝削，以過孤兒寡母之悲境。余憶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惡訟與劣友之挑撥，思分亡弟之遺產(chǎn)不遂，幾至涉訟，而以訟詞恫嚇先慈。先慈朝夕惕勵，憂患備嘗，但毫不為其所動，以其已出繼于伯父，而且已經(jīng)分拆產(chǎn)業(yè)，授其家室。余當時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獲罪于先慈，乃以私書寄胞兄，屬其勿爭瑣屑，如余長大，必以全產(chǎn)交彼。惟此時勿使母親多憂也。以后，吾鄉(xiāng)以錢糧不足，須由甲首賠償，而田畝在十畝以上者，須幫助甲首賠款，其所賠之數(shù)，多寡不一，概由胥吏與劣紳串通，隨意攤派。是年適族人興水當甲，而余陪甲，其款數(shù)逾常，先慈不能承認。不料興水聽胥吏鄔開懷之主使，而又見吾家內(nèi)不和，胞兄雖有勢力，亦毫不幫助，袖手以觀余孤兒寡母之涉訟，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傳余，以為鄉(xiāng)間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賠錢了事。自此，吾母望余讀書成業(yè)更切，而余則自知非讀書立業(yè)，亦無以雪此恥辱。此約余十五歲之事也。當時只覺孤寡，備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壓迫之苦狀，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在蔣介石日后的多次回憶中，個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與國族的衰微相銜接，出洋求學也被解讀為具有“革命”的動機：“余既痛國事之衰墮，滿族之凌夷，復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發(fā)奮圖強，以為非出洋求學加入革命，再無其他出路?！比サ簟案锩钡纳袷ネ庖?，更能清晰地見到，蔣介石早年之孤苦，對其個性特質(zhì)的鑄就，以及對其行事風格的影響，是鮮明而深遠的。孤兒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獨孤僻的個性。蔣這樣的自我表述其實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會之黑暗與不平，而更恨世態(tài)之炎涼與人情之澆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讓少年蔣介石感知社會的黑暗與不平；鄰里鄉(xiāng)親的無義與同胞手足的無情讓他深切體察到世態(tài)的炎涼與人情的澆薄?！霸鴳浭畾q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鄉(xiāng)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吾乃聞吾母悲嘆曰：如汝父在，近鄰鋪中人皆早來協(xié)助，而你父亦自在家處置一切，決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 諸如此類的情景，令蔣介石終身難忘，直到晚年仍記憶猶新，耿耿于懷。溪口鄉(xiāng)親不僅對孤兒寡母有困難時未伸以援手，而且對蔣的所作所為，在很長時間里不以為然，甚至多有貶評。在鄉(xiāng)民眼中，少年蔣介石是“無賴”，青年時也未見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蔣日記中仍記有鄉(xiāng)人“見余之所為，未有不為之驚駭也。”“吾豈可為鄉(xiāng)人之毀譽榮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笔Y心雖高，無奈此時經(jīng)濟拮據(jù)，甚至“夢寐間亦憂貧困”，“為鄉(xiāng)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鄉(xiāng)人的毀譽，自己雖然無所介懷，只是擔心牽累母親，使母親在鄉(xiāng)親面前抬不起頭。直到母親去世時，35歲的蔣介石在溪口鄉(xiāng)民眼中仍是事業(yè)無成。蔣也時?！跋肽钌硎琅c人情之薄，悲嘆無已，愁悶不堪?！睋P眉吐氣的一天終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蔣介石攜宋美齡衣錦還鄉(xiāng)。家鄉(xiāng)父老為慶祝他“凱旋”歸來，演戲三日，白天開歡迎會，晚上辦提燈會。蔣自稱“余對歡迎會無不厭棄，而獨于鄉(xiāng)間此次之歡迎，使余略述余母訓及家庭教育之優(yōu)良，以舒積悃，特加欣快?！薄耙越袢罩姓杂兴桑遣荒懿徽J母教嚴厲”。蔣素有“雪恥”情結(jié)，無論國恨家仇，均不忘“雪恥”。1919年，蔣介石在日記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恥辱太多，而滌蕩湔雪不到也”。對是時的蔣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國仇，而是家仇；“恥辱”也不是國恥，而是家恥?！笆娣e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恥”心態(tài)。蔣介卿是介石同父異母的兄長，比介石年長十歲。蔣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產(chǎn)，本相安無事。不料四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蔣介卿要求將亡弟名下的遺產(chǎn)重分。蔣母堅拒。雙方反目，幾至涉訟。蔣介石后來反復憶述說，自家內(nèi)不和、兄弟鬩墻以后，家難頻作。蔣也因此對其胞兄深懷痛恨，日記中提及胞兄，多是貶詞：“俗不可耐，鄙陋尤甚”； “有意搗亂，頑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惡已極”，“惡劣狡詐”； “心術(shù)不可復問”等等。玩劣的孩子，難免厭學。蔣回憶其童年說：“每遇放學，視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痹谒桔訒r代，厭學玩劣的孩子難免受到老師的嚴加管教。在蔣的童年記憶中，教過他的多位塾師皆“無善足述”，有的甚至成為他切齒痛恨的對象。直到晚年，談及任介眉、蔣價人等塾師，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60歲回憶：九歲之年追溯塾師任介眉先生之殘忍慘酷，跪罰、毒打、痛罵、詛咒幾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嚴師，實是毒魔。如任師當年不死，則余命或為其所送矣。66歲回憶：余自六歲上學識字至十六歲之十一年間，除任介眉之兇虐以外，蔣價人（謹藩）間亦任意使氣，以學生為囚徒視之。其他對余之教誨皆無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賜，當十二歲時，蔣師之苛刻虐待后，十三歲吾母乃即辭退蔣而聘姚，其對元培養(yǎng)之苦心可說無微不至矣。天地君親師，父親既“不忍言”，塾師都“無善足述”，甚至視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鄰里鄉(xiāng)親也無情無義。蔣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記中寫道：“中正幼年受劣紳污吏之欺凌，親戚之輕侮。長受滿清韃奴之壓迫，學友之嫉視。壯受倭寇蘇俄赤匪之脅誘，與倭寇之畏忌與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歷史，乃劣污倭俄與赤匪所逼成也?！背藵M清壓迫，劣紳欺凌，更加親戚輕侮，學友嫉視，父兄無情，鄉(xiāng)鄰無義，周遭竟沒有一個“好人”。無論是客觀現(xiàn)實，還是主觀感受，這樣的生存境遇，多么陰暗凄慘！這樣的早年成長經(jīng)歷，又將如何鑄造蔣的人生和個性特質(zhì)？在蔣的童年記憶中，孤兒寡母，孤苦伶仃，孤立無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賴。正因為從小缺失對人的“基本信賴”，養(yǎng)成蔣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蔣介石日記中，經(jīng)常慨嘆、質(zhì)疑友朋、同志、部屬之間忠誠、信任、友愛之不可靠：除母子之外，天下決無義友仁愛，無事則首聚談心，似為至交，有事則彼此避匿，一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罵，幸災樂禍，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誠待友乎。近日憤激不絕，以友人偽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為公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獨善我身，斷絕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吾友除孫先生以外，誠意待我者極少，昔日以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 直率公道難容世，陰險騙詐反成名。以人人為莫逆，便知處處要留心。人心虛偽，社會陸沉，絕無容身余地；風波險惡，沙漠荒涼，創(chuàng)造渡世津梁。國中皆荊棘，世上無知音。人心險詐惡劣，畏我者固為我敵，愛我者亦為我敵，必欲我皆為其利用而后快心，稍拂其意則妒忌交至，怨恨并來。政治社會之卑污毒狠如此，豈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則惟有另辟途徑，獨善其身，而使若輩自爭以還我清白之體。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一生愛人惟母與妻耳。父母妻子之外，皆無誠意己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蔣介石認為：“天下事之難，莫難用人及用于人也?！鼻≡凇坝萌恕焙汀坝糜谌恕狈矫妫Y表現(xiàn)出特異之個性。一方面，他非?？粗貏e人對他的信任與忠誠，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別人對他的信任與忠誠。蔣介石總是回憶他小時候，孤兒寡母如何受人壓迫，受人欺負，受人冷眼。因此既自卑，又自尊。對別人的控制、駕馭有著強烈的抗拒情結(jié)，對外界的輕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國民黨前輩中，蔣僅服膺陳英士、孫中山等一兩人。陳英士是蔣離開寡母步入社會后，所結(jié)識的第一位關(guān)照和提攜他的人。由于得到陳英士的充分信任和賞識，蔣盡心竭力為陳驅(qū)馳效命。辛亥革命后，他挺身暗殺了陳的競爭對手陶成章。蔣自稱處世交友，“在乎極端，故有生死患難之至友，而無應酬敷衍普通之交好?！?916年陳英士被刺身亡后，蔣寫了一篇情見乎辭的祭文：“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從小失怙的蔣介石，從這位同鄉(xiāng)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種“近似父愛”。陳英士死后，蔣與孫中山逐漸建立起比較直接的關(guān)系。但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里（1917－1924），蔣對孫中山一直若即若離，欲迎還拒。對于孫中山交辦的任務，并不積極，動輒使氣撂挑子，任性開小差。有時孫中山函電交催，他卻有意延擱。之所以如此，除了正值孫中山事業(yè)低谷外，是蔣認為未能得到孫中山的充分信任。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I備委員長，但蔣上任不久即辭職。辭職的借口是學校經(jīng)費不濟，負責供應經(jīng)費的禁煙督辦楊西巖故意刁難。深層原因其實見諸蔣致孫函：“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測。”并稱：“中正與英士共事十載，始終如一，未嘗有或合或離之形神”，“乃以其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薄敖袢肇M復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則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zhàn)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為有一日之長?！辈粌H渴望孫中山如陳英士那樣充分信任他，還要求黨內(nèi)其他同志也象陳英士那樣容忍體貼他。他致書胡漢民、汪精衛(wèi)曰：“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與教導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誘掖亦不可也。”“今弟做事，既無人督責如先慈，又無人體貼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轉(zhuǎn)以僨事也?！敝挥心赣H、英士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當這兩人都死后，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幾乎過著一種漫無目標的游蕩生活。在1918－1924年間，他曾創(chuàng)下14次的辭職紀錄。任職時間，最長的一次也不到半年，最短的一次只有一天。往復到職、離職，“事近兒戲”。“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辭職獨行”蔣也自省“賭氣即走，是吾之過”。辭職的理由，不外乎上司信任不專，以及同儕疑忌排擠。每次辭職借口，大多是“不見信”、“不見諒”于總座。不能接受別人的領(lǐng)導和控制，這樣一種抗拒權(quán)威的“反上”情結(jié)，當與蔣介石缺乏對父權(quán)的敬仰有關(guān)。當其“用于人”時，他希望上司同儕對他深信不疑，以慈愛至誠待之。當他執(zhí)掌最高權(quán)力以后，卻很少有人長久不衰地受到他的信任。蔣介石用人，最重忠誠。然而，對上，對下，對同輩，他又常懷疑忌。宋美齡與蔣介石結(jié)婚后，即感覺蔣介石對人“防患太過”。而親信如陳立夫，在晚年回憶錄中亦指責“蔣公”“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同樣是擁蔣派系，蔣有意讓CC系、力行社、政學系三足鼎立?？箲?zhàn)時期成立三青團，又有意使黨、團互相制衡。特務系統(tǒng)也是中統(tǒng)、軍統(tǒng)雙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部下信任不專，有意使部屬之間相競相成，相克相生，從相互制衡中達到駕馭的目的。翁文灝日記中曾轉(zhuǎn)述美國大使詹森（Y.F.Johnson）對胡漢民、汪精衛(wèi)、蔣介石三人的觀察和評價：胡漢民思想堅決，但教條，窄隘，不易與人合作；汪精衛(wèi)善于變化，但無甚原則；蔣介石“目光動人，但對人從不信任，各事親勞”。翁認為詹森的觀察頗獨到，顯然深有同感?？箲?zhàn)中，時任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國軍不能練精，由于蔣先生不善治軍耶？由于不能執(zhí)簡御繁耶？由于防下過甚耶？”；“……委員長不能執(zhí)簡御繁，用人不疑?！痹谑Y看來：“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則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yè)，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庇终J為：“無論何人為汝盡力，必欲稱功望恩，而實患難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睆墓聝汗涯福焦录夜讶?，任何人都不可信賴，想不獨裁也難。

編輯推薦

《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所著，此為國內(nèi)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用蔣介石日記研究蔣介石生平的著作，三位作者都是研究民國史的大家，在學界有較高的口碑，《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雖為學術(shù)著作，卻文字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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