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 臺灣近代三大詩人評傳

前言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圣領土。臺灣各族人民是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骨肉同胞。據《三國志·孫權傳》記載：早在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吳王孫權就曾派遣衛(wèi)溫和諸葛直兩位將軍，率領“甲士萬人”，浮海東征，去尋求夷洲和宜洲，并從夷洲帶回數(shù)千人。這個“夷洲”經專家考證，就是現(xiàn)今的臺灣。自此以后，大陸人民每朝每代均有東渡臺灣者。明代嘉靖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沿海各省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臺海兩岸間的貿易日趨發(fā)達，因而促使大陸赴臺人員顯著增加。尤其是鄭成功據臺期間，大量招引閩、粵沿海人民渡臺“軍墾”，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特別是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復臺灣后，結束了臺灣與祖國大陸長達60年(1623—1682)的分離局面②，實現(xiàn)了臺灣與祖國大陸的大一統(tǒng)。這樣一來，就迎來了臺灣開發(fā)的新高潮。在清政府獎勵移民政策的激勵下，東南沿海人民(主要是閩、粵兩省的河洛人和客家人)成千成萬、一批又一批地東渡臺灣，加入到開發(fā)臺灣的行列中。因此，臺灣得到了大開發(fā)。    隨著明清時代對臺灣的大開發(fā)，臺灣的文壇也開始活躍起來。有史可考的臺灣見諸文字的最初文學作品，就產生于明末清初。那時改朝易代，激蕩的政治風云使移民的成分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除傳統(tǒng)墾荒者及工商業(yè)者外，還新增了一批不滿清廷統(tǒng)治的文人學士和官宦人家。他們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文學修養(yǎng)，又心懷強烈的民族意識。因此，他們來到臺灣后，便賦寫了許多浸透歷史滄桑之感的詩文篇章。這批詩文篇章，成為臺灣地區(qū)最早的文學作品。其中較著名的詩文作家有沈光文、朱術桂、徐孚遠、王忠孝、盧若騰、李茂春、李正表、沈儉期、辜朝薦、許吉燥等人。其代表人物為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縣人。他38歲那年來到臺灣，居臺37年，最后葬身于臺灣，生前寫作了大量詩文作品，被后人譽為“臺灣文獻的初祖”。    從公元1683年清政府統(tǒng)一臺灣，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臺灣光復，在這長達262年的時間里，臺灣詩壇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鴉片戰(zhàn)爭之前(1683—1840)。    這個時期，隨著臺灣與祖國大陸實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大陸文人赴臺者陸續(xù)增多，“游宦寓公，后先蔚起”。他們的到來以及他們在臺灣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給臺灣詩壇帶來巨大影響。其中，沈朝聘的《郊行集》，季麒光的《海外集》、《東寧唱和詩》，孫元衡的《赤□集》，陳夢林的《游臺詩》，范咸的《婆娑洋集》，張湄的《瀛蠕百詠》是杰出者。在他們的帶動下，臺灣本土的能詩者也聞風而起，涌現(xiàn)出一批有成就的詩1人。其中有黃儉的《草廬詩草》，陳輝的《旭初詩集》，章甫的《半嵩集》，陳肇興的《陶村詩稿》，林占梅的《潛園琴余草》，鄭用錫的《北郭園集》，鄭用鑒的《靜遠堂詩文鈔》，施瓊芳的《石蘭山館遺稿》。等。上述這些，都是本時期臺灣詩壇值得一書的杰出詩人及其作品。    第二個時期是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至甲午戰(zhàn)爭臺灣淪亡(1840一1895)。    這個時期，由于外國列強的侵略，刺激了中國文人的愛國心，使不少文人賦寫了大量的愛國詩篇。此外，在外國列強武裝侵略的刺激下，我國在19世紀70一80年代興起了洋務運動。這股洋務之風也刮到了臺灣，在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的主持下，臺灣全島興辦了一系列的洋務事業(yè)：開礦山、筑鐵路、辦工廠、鋪設海底電線、開通郵路……這一連串的建設，促進了臺灣的開發(fā)，也吸引了大批人才來到臺灣。這個時期(尤其是1885年臺灣建省前后)，臺灣不僅工、農、商各業(yè)興旺，而且文壇也十分活躍。對此，《臺灣省通志》有所記述：    降至光緒年間建省，氣象一新，文運大振。先是開山議起，福建巡撫王凱泰奉諭過臺經劃，公余常與幕僚分韻唱和，所著《臺灣雜詩》傳誦全臺。至(光緒)十三年建省，簪纓畢至，游宦游幕，尤多博學鴻才。時灌陽唐景崧以臺道蒞此，力倡風雅，新葺道署斐亭，公余輒邀僚屬為文酒之宴，而臺士之能詩者，亦悉禮致之。后升臺灣巡撫，移住臺北省垣，復玄牡丹吟社，賡續(xù)韻事，受此影響，臺士相尚以詩，奇才輩出，馳譽內外。在此期間，有名于藝苑者，游宦有王凱泰、唐景崧、唐贊袞、李振唐、羅大佑、張景祈、馬清樞、周萃仲等；游幕有何征、梁子嘉、陳衍等。臺士其著者有施士潔、丘□甲、許南英、陳省三、李逢時、徐德欽、林啟東、汪春源等，    亦各有不少著述遺世。    由此可見，《臺灣省通志》的編撰同仁，是把施士潔、丘逢甲、許南英列為本時期臺灣本土的三大詩人。而連橫在《臺灣詩社記》中對這一時期的臺灣詩壇也有評述：“當是時，臺人士竟以詩鳴，而施耐公(即施士潔——引者注)、丘仙根(即丘逢甲——引者注)尤杰出。二公各有全集，不特稱雄海上，且足以拮抗中原?！?   第三個時期是從臺灣淪亡到臺灣光復(1895—1945)。    這個時期，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人民處在異族的統(tǒng)治之下，過著被奴役、被壓迫的水深火熱般的生活。有許多不甘心受奴役的人們逃離家園，內渡大陸；而更多的臺灣民眾則由于生計所迫等諸多原因，不得不留在臺灣，忍受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的淫威。關于這一時期臺灣的詩壇狀況，《臺灣省通志》也有一段評述：    日據時期，游宦游幕，紛棄臺而去。而臺士之不能內渡者，寄人籬下，百念俱灰！閉門謝客，多以詩酒自誨。嗣為維系祖國文化，出為結社，提倡擊缽。于是，一呼百應，詩社林立，至此風氣一變：昨浸淫于八比試帖，以取功名；今則擊缽催詩，以吟詠為樂，以奪元為榮。據查，在此時期，詩社多至百計，詩人且達三千。所作擊缽吟詩，別成一格，可傳者雖少，然而陷落初期之作品，則頗多佳構，備受內外人士之嘉許。②    這段文字，中肯地評述了臺灣淪亡后仍然居留臺灣的詩人們的狀況。應當指出，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詩人群體發(fā)生了一分為二的現(xiàn)象。一部分人內渡大陸，一部分人留居臺灣。以丘逢甲、許南英、施士潔等人為代表的內渡詩人，回到大陸后，不甘心抗日保臺運動的失敗，對臺灣的淪亡痛心疾首，他們飽蘸著臺灣同胞的辛酸血淚，賦寫了數(shù)以干計的飽含強烈愛國主義激情的血淚詩篇，為我國詩庫增添了珍貴的篇章。而那些因種種原因被迫居留臺灣的詩人們，則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的高壓下，過著非常艱難的生活。由于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拒絕日本殖民當局的腐蝕利誘，拒絕和他們合作，不愿替日本當局做事。因此，他們大都避居農村、山地，過著隱居、半隱居的生活。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使他們百感交集，因而唱出許多感人肺腑的詩句：“風煙北望無窮恨，何處關山又暮笳”(林資修《山中歲暮感懷》)、“何當觸我興亡感，忍淚新亭且破顏”(連橫《城南雜詩》)、“舊恨到心雙淚落，新詩下筆萬情牽”(施天鶴《秋懷》)、“一白扁舟逃難后，故園東望只增悲”(林朝崧《雜憶》)、“兵燹殃千里，親朋散四方，故鄉(xiāng)歸未得，淚眼閱滄?！?王松《感興》)……應該說，這一時期居留臺灣的詩人們的詩作，充溢著故土淪亡之后的無限悲痛，讀之是可以催人淚下的。    還應當指出，進入20世紀后，日本駐臺當局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加速臺灣的殖民化，因而在臺灣全島推行“讀日文，穿和服，改用日本姓名”等一整套奴化教育和殖民文化政策，妄圖淡化乃至最終消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富有民族氣節(jié)的臺灣知識分子，為了維系祖國的文化傳統(tǒng)，為了激發(fā)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他們隱蔽而又巧妙地掀起了一場漢學運動。他們提倡“讀漢書，寫漢字，講漢話，作漢詩”。這場運動幾乎遍及臺灣全島，歷時30余載，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這場漢學運動，促使臺灣詩壇出現(xiàn)了“詩社林立、詩人眾多”的特殊景象。據《臺灣省通志》載：“在此時期，詩社多至百計，詩人且達三千?！痹谶B橫《臺灣詩社記》中，列出的有名詩社就達69個之多。在《臺寧擊缽吟集》中列出的有名有姓的詩人就達1200余人?？梢姡@一時期的臺灣詩壇是相當?shù)呐d旺發(fā)達。這一時期最富盛名的臺灣詩人有連橫、林朝崧、洪□、王松、胡南溟、林資修、蔡國琳、吳德功、許夢青、施天鶴、林獻堂、蔡惠如等人。    筆者從臺灣近代詩壇中，選擇丘逢甲(1864—1912)、許南英(1855—1917)、連橫(1878—1936)這三位最富時譽的詩人作為代表來加以評述。通過對他們三人的評介，不僅可以了解其本人的生平業(yè)績和詩歌創(chuàng)作，而且也可以從中了解臺灣近代詩壇的大致狀況。而對施士潔等一批有顯著成就的臺灣近代詩人，只能以“小傳”的形式加以簡介，并附錄于本書書末。對于筆者這一做法，祈望能得到廣大讀者和這批先賢的后人及其親屬的諒解。若能如此，筆者也就心存感激了。

內容概要

　　第一，收入該文庫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學術著作，現(xiàn)雖經修訂補充，但由于當時在注釋的完整性要求上，與現(xiàn)今相比較并不十分嚴格，甚至可以說不完全合乎學術規(guī)范。對于這種情況，各書作者盡量進行了補充，力圖按照現(xiàn)在的規(guī)范要求，使注釋達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觀條件所限，仍有少數(shù)注釋沒有達到這一要求，敬請讀者諒解。
　　第二，現(xiàn)在重新修訂出版的學術著作中，有些作者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和結論已有所變化，有的甚至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但大多對此并沒有作明顯的改動。這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緊張來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從事相關學術探索的發(fā)展歷程。甚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從某個側面具體地體現(xiàn)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斷深入和不斷進步。
　　第三，各書所收錄的時人文章、演說詞、詩詞等各類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質與價值，其中也難免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與痕跡，用字用詞習慣、數(shù)字用法與現(xiàn)今的著錄和編校規(guī)范(如2010年出版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1995年頒布的國家標準《出版物上數(shù)字用法的規(guī)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問題，但為了尊重歷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學術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刪改，請讀者和研究者閱讀和使用時注意鑒別。
　　第四，需要特別說明一點，所謂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為廣泛的范圍。對于那些中間流派的甚至是舊營壘人物的詩文，只要是在歷史上產生過較大影響，或者對于史事與社會情況記載較為翔實而確有參考價值者，也在這套叢書收容之列。因為革命運動決非是革命黨人的孤立行動，它是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各種矛盾中產生與發(fā)展起來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種營壘與各種類型的人物，才能對辛亥時期的歷史獲致更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書籍目錄

前言
丘逢甲評傳
　第一章 家世及其少年時代
 第一節(jié) 丘氏家世
 第二節(jié) 少年時代
　第二章 青年時代
 第一節(jié) 心懷報國志
 第二節(jié) 連捷成進士．．
　第三章 在抗日保臺的烽煙中
 第一節(jié) 創(chuàng)辦義軍
 第二節(jié) 刺血上書
 第三節(jié) 力保臺澎志末酬
 第四節(jié) 內渡回大陸
　第四章 粵東鄉(xiāng)居
 　第一節(jié) 卜居淡定村
 　第二節(jié) “夜夜夢臺灣”
 　第三節(jié) 走訪廣州
　第五章 潮汕講學
 　第一節(jié) 執(zhí)著地灌輸新思潮
 第二節(jié) 痛恨列強，憤懣朝政
 第三節(jié) 感觸時事，緬懷先賢
 第四節(jié) 鄉(xiāng)思綿綿斬不斷
　第六章 為創(chuàng)辦新學而奔忙
 第一節(jié) 興辦“東文學堂”
 第二節(jié) 創(chuàng)設“嶺東同文學堂”
 第三節(jié) 考察南洋，募集資金
 第四節(jié) 百折不回，矢志辦學
　第七章 在廣州
 第一節(jié) 著力培養(yǎng)新進青年
 第二節(jié) 任職諮議局
　第八章 在辛亥革命的急風暴雨中
 第一節(jié) 在革命浪潮沖擊下，思想趨向革命
 第二節(jié) 暗護革命黨人
 第三節(jié) 力促廣東和平光復
 第四節(jié) 生命的最后時刻
　第九章 詩歌創(chuàng)作
許南英評傳
　第一章 家世及青少年時代
　第二章 坎坷的科場之路
　第三章 甲午前后
　第四章 南洋之行
　第五章 宦游南粵
　第六章 借居閩南
　第七章 兩次渡臺
　第八章 生命旅途中的最后兩年
　第九章 詩歌創(chuàng)作
　……
連橫評傳
附錄　臺灣近代其他重要詩人小傳
作者手記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逢甲的出生地苗栗縣，地處臺灣西部沿海平原的北端，是東部山地和西部平原相交接的地帶，著名的“銅鑼灣斷層”就在這里。這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氣候宜人。在這塊土地上，聚居著從福建漳州、泉州地區(qū)遷來的“閩南人”(亦稱“河洛人”)和從粵東、閩西遷來的“客家人”，也有少數(shù)的高山族同胞。□甲的祖先就是從粵東嘉應州(今梅州市)遷來的“客家人”。    所謂“客家人”，是指自西晉永嘉年間之后，為避戰(zhàn)亂，陸續(xù)從黃河流域和江淮大地移居南方而其后代操客家方言的漢人?？图胰说哪线w，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年代，特別是唐朝中葉的“安史之亂”和唐末的農民大起義以及南宋末年的異族入侵，促成了幾次大規(guī)模的南遷高潮。不少中原人成群結隊遷徙到福建、江西、廣東一帶的山地，定居下來，當?shù)卦鹊木用癖惴Q呼這些新來的移民為“客家人”。    現(xiàn)在聚居在粵東嘉應州一帶的客家人，大都是在南宋末年從福建、江西遷來的。這次遷徙與文天祥率領“勤王之師”，從江西、福建轉移到嘉應州有關。據《嘉應州志》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國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義兵，所至響應，相傳梅民之從者極眾?！焙髞?，文天祥不幸在海豐縣的五坡嶺被俘，“勤王之師”在崖山戰(zhàn)役中也幾乎全軍覆沒。年僅九歲的南宋末代皇帝趙□，在丞相陸秀夫的背負下，投海自盡。延續(xù)了150多年的南宋王朝，從此滅亡。嘉應州經過此次事變，又復荒涼。此后，從福建、江西遷來一批客家人，才算改變了嘉應州的荒涼局面。對于這一歷史事件，黃遵憲在《己亥雜詩》中曾作過吟誦：“男執(zhí)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蟲盡，重帶天來再破荒?！?   逢甲家族的二世祖丘文興(字創(chuàng)兆，世稱“創(chuàng)兆公”，據說他是岳飛的曾孫婿)就是在這個時期，追隨文天祥的“勤王之師”從福建上杭遷居到嘉應州所屬的鎮(zhèn)平縣員山(現(xiàn)今廣東蕉嶺縣文福鄉(xiāng))。逢甲后來曾經寫過這樣兩旬詩：“東望軍山念吾祖，勤王當日亦復師無功?！庇靡詰涯钇渥嫦葎?chuàng)兆公當年跟隨文天祥“勤王”的事跡。劉士驥先生(廣東龍門人)在《梅州丘氏創(chuàng)兆堂記》中，也作過類似的記述：“梅州丘氏，始遷祖諱文興，宋征士，文信國參軍也。先世由中州遷閩……少與鄉(xiāng)人謝翱善，信國勤王師起，與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國已北行，復與翱同歸閩，道梅州北，今鎮(zhèn)平縣之文福鄉(xiāng)，喜其山水，因下居焉?！?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得知：逢甲的祖先丘創(chuàng)兆，原先住在福建，因追隨文天祥的“勤王之師”入粵。文天祥被俘后，他和謝翱同返福建，途經廣東鎮(zhèn)平縣文福鄉(xiāng)，被此地的秀麗風光所吸引，便定居下來。創(chuàng)兆公定居文福鄉(xiāng)后，仍念念不忘宋室江山，在當?shù)爻ā跋喙簟焙汀八味魍ぁ保靡约漓朊褡逵⑿畚奶煜椴⒓耐羞z民之思。他的民族氣節(jié)，也影響其后代，“其后代子孫雖有學行，但終不仕元”③。    丘氏家族在現(xiàn)今蕉嶺縣的這塊土地上，經過十幾代的繁衍，到康熙年間，已成為這個地區(qū)的大家族之一。創(chuàng)兆公的后代，人丁興旺，人才輩出。當今國際著名數(shù)學家、世界數(shù)學最高獎“菲爾茲數(shù)學獎”得主、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先生及其父輩、祖輩也是創(chuàng)兆公的后裔。    到了乾隆年間，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率領家人離開蕉嶺，東遷臺灣。逢甲后來曾經寫過這樣兩句詩：“東遷四世過百載，故居喬木蒼煙霏?！庇靡砸鲊@他家的變遷情況。這兩句詩寫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這兩句詩推斷：逢甲的曾祖父大概是在乾隆末年(18世紀80至90年代)移居臺灣的⑤。    逢甲的祖先為什么要離開故土東遷臺灣？這恐怕與粵東“山多田少，人稠地狹”有關。我們知道，整個粵東興梅地區(qū)是一個“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區(qū)，可耕面積相當少；明代以后，這里的人口劇增，謀食很不容易；再加上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致使許多失掉土地或得不到土地耕種的人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遠涉重洋，到東南亞一帶謀生。假如說，粵東興梅地區(qū)是一個山區(qū)，那么，地處閩、粵邊境的蕉嶺縣更是山區(qū)中的山區(qū)了。這里山更多，田更少，謀食更不容易。在丘逢甲的祖居地文福鄉(xiāng)，至今仍流傳著IH時代的一首民謠：“嘟、嘟、嘟，吹過印下、白泥湖，粥水邦番薯！”這首民謠，生動地反映了舊社會當?shù)貏趧尤嗣袼^的悲慘生活：他們一年到頭“臉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也只能過“粥水邦番薯”的生活，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謀生。    在蕉嶺外出謀生的移民中，移居臺灣的人數(shù)最多。據統(tǒng)計，在臺灣的客家移民中，來自蕉嶺的人數(shù)占居首位。直到現(xiàn)在，蕉嶺大多數(shù)村莊的居民，都有自己同宗族的親屬在臺灣。在臺灣近現(xiàn)代的名人中，祖籍是蕉嶺的，除丘逢甲外，還有黃清泰、吳湯興、羅福星、丘念臺、吳濁流、林海音、劉闊才、徐慶鐘等人。蕉嶺先民大量移居臺灣，一來是因為此地與福建毗鄰，蕉嶺先民大都是從福建遷來，與福建居民有著密切的親緣關系，受清代中葉福建居民大量移居臺灣的社會風氣的影響；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蕉嶺這塊地方“人稠地狹”，不易謀食。    當時，臺灣地廣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有大量的荒地可以墾植，比較容易謀食。時人有“臺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一歲所獲，數(shù)倍中土”的說法。再加上臺灣孤懸海外，所謂天高皇帝遠，清朝統(tǒng)治“鞭長莫及”，封建壓迫和剝削相對輕一些。這一切，對于閩、粵人民是頗具吸引力的。    此外，交通便利也是造成閩、粵人民大量移居臺灣的原因之一。臺灣島與祖國大陸隔海相望，海峽最寬處不及二百公里，最狹處僅一百三十公里。每當天氣晴朗的日子，登上福州的鼓山大頂峰極目遠眺，便可隱約望見高聳在臺灣北部的雞籠山。在順風時節(jié)，帆船只要一天多時間就可以從福建沿海到達臺灣西海岸。這樣短的距離，這樣方便的交通條件，比遠涉重洋到東南亞各地更為便利。    造成閩、粵人民大量移民臺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清朝統(tǒng)治者在鞏固了全國的統(tǒng)治地位以后，采取了開放海疆、鼓勵移民的政策。我們知道，隨著清朝統(tǒng)治的日益加強，特別是鄭成功的后代鄭克壤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投降清朝后，清朝統(tǒng)治者在是否開放海疆的問題上，雖幾經反復，但最終還是順應了歷史潮流的發(fā)展，采取了解除海禁、開放海疆的政策。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福建巡撫鄂爾太向朝廷奏準：凡妻子在內地的移民，允許其家眷遷移臺灣。這就進一步放寬了移居臺灣的限制。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閩、粵兩省的人民移居臺灣者顯著增加。在這一背景下，蕉嶺先民在清朝中葉以后，便大量移居臺灣。    大陸移居臺灣的人民，以福建的漳州、泉州所屬各縣的居民最多。據統(tǒng)計，漳、泉移民大約占整個移居臺灣人口的五分之四。    粵東客家人移居臺灣的時間比閩南人晚，西部沿海平原大都為早先移臺的閩南人所居住。因此，粵東客家人來臺后，大都在自然條件較差的山問盆地和近山地帶定居。P4-7

后記

1911年舉世矚目的辛亥革命爆發(fā)，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這場革命爆發(fā)的時間盡管距今已愈來愈遙遠，但其重要意義與歷史地位不僅未因此而被人們忽略，相反還越來越受到重視。百年以來，辛亥革命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展演變，乃至在亞洲與整個世界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海內外學界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謂碩果累累。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對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審視和探討，當會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獲取許多新的認識，取得更多新成果。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原名歷史研究所)，是我國恢復學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博士學位授權點和國家級重點學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多年以來，研究所在首任所長、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現(xiàn)為本所名譽所長)的率領下，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榮獲多項國家級與省部級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受到國內外近代史學界的高度重視與好評，由此成為國內外公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鎮(zhèn)之一。2009年，研究所又承擔了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和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專項重大項目“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的研究任務，此外還承擔了多項有關辛亥革命的省部級課題。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與出版社通力合作，決定傾全力推出這套30種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文庫所收之書籍主要分為兩大系列，一為學術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學術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經修訂的專著，還有曾任研究所所長的劉望齡教授的80萬字遺稿《辛亥首義與時論思潮詳錄》；二為人物文集系列，包括新編和原已出版的兩類。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難，本研究所研究人員主持編寫的近500萬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章開沅先生主持修訂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幾本相關學術著作，均未收錄在本文庫之內，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因此，這套文庫雖然已達30余冊，但仍不能體現(xiàn)近30年來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盡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體研究人員以及特邀之校外學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還得到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與合作，否則在時間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將很難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能夠得以出版，應該感謝教育部社會科學司的鼎力支持與鼓勵。2009年，研究所全體研究人員經數(shù)次開會討論之后，確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為題，撰寫一部多卷本學術著作，作為向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學術獻禮。當年11月，我赴京參加社會科學司組織的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會議，專門向張東剛副司長介紹這一研究計劃，希望得到社會科學司的支持，張東剛副司長對該選題當即給予充分肯定。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被列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除此之外，張東剛副司長當時還建議我們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將正在編撰的系列新著與資料，與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國內外近代史學界關注的重要著作與史料書籍修訂之后，匯集在一起共同出版，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的最早動議。    隨后，我將這一計劃向章開沅先生作了匯報，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設想，于是即與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范軍先生商議出版事宜。我校出版社的范軍社長和段維總編輯都是頗具學術眼光的出版人，多年來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命研究著述的出版。此次雖在出版社進行改制面臨較大經濟壓力的情況下，兩位出版社領導仍是一拍即合，決定克服重重困難承擔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的任務。在確定出版這套文庫而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之后，其間還曾出現(xiàn)過一些先前未曾預料到的變故，幾乎使早先設想的計劃難以按時全部完成。此時，依然是范軍社長與段維總編輯勇于擔當，嚴定友副總編輯、馮會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體編輯共同努力，才使原定計劃得以繼續(xù)實施。因此，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對于這套文庫的順利出版，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首義之區(qū)”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也一直給予了支持和幫助。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來之際，省市領導當然會更加重視。尤其是湖北省常務副省長李憲生先生，對我們研究所有關辛亥革命的研究計劃與“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的出版特別關注。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專題報告研究設想與文庫的出版計劃，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經費上的寶貴資助。    此外，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也對這套文庫的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2010年，經過專家評審通過，“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學術研究系列列入了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由此不僅提高了文庫的出版檔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出版社面臨的經濟壓力。    這套文庫最終能夠順利出版，使我近兩年始終處于不安狀態(tài)的一顆心得以平安踏實下來。兩年來，由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不斷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出現(xiàn)，有的問題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喪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擔心這套文庫不能如期順利出版。個人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為擔心的是有負于歷史和時代賦予的使命，對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多年來在國內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鎮(zhèn)的聲譽?，F(xiàn)在，這套文庫雖然仍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但終于順利出版了，值得慶賀。在此需要感謝的單位與個人太多，難以一一列舉，只能一并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最后，還有幾個具體問題需要說明。    第一，收入該文庫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學術著作，現(xiàn)雖經修訂補充，但由于當時在注釋的完整性要求上，與現(xiàn)今相比較并不十分嚴格，甚至可以說不完全合乎學術規(guī)范。對于這種情況，各書作者盡量進行了補充，力圖按照現(xiàn)在的規(guī)范要求，使注釋達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觀條件所限，仍有少數(shù)注釋沒有達到這一要求，敬請讀者諒解。    第二，現(xiàn)在重新修訂出版的學術著作中，有些作者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和結論已有所變化，有的甚至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但大多對此并沒有作明顯的改動。這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緊張來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從事相關學術探索的發(fā)展歷程，甚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從某個側面具體地體現(xiàn)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斷深入和不斷進步。    第三，各書所收錄的時人文章、演說詞、詩詞等各類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質與價值，其中也難免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與痕跡，用字用詞習慣、數(shù)字用法與現(xiàn)今的著錄和編校規(guī)范(如2010年出版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1995年頒布的國家標準《出版物上數(shù)字用法的規(guī)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問題，但為了尊重歷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學術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刪改，請讀者和研究者閱讀和使用時注意鑒別。    第四，需要特別說明一點，所謂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為廣泛的范圍。對于那些中間流派的甚至是舊營壘人物的詩文，只要是在歷史上產生過較大影響，或者對于史事與社會情況記載較為翔實而確有參考價值者，也在這套叢書收容之列。因為革命運動決非是革命黨人的孤立行動，它是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各種矛盾中產生與發(fā)展起來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種營壘與各種類型的人物，才能對辛亥時期的歷史獲致更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朱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編輯推薦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與出版社通力合作，傾全力推出這套30種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    丘鑄昌編寫的《臺灣近代三大詩人評傳(精)》是其中一冊，從臺灣近代詩壇中，選擇丘逢甲(1864—1912)、許南英(1855—1917)、連橫(1878—1936)這三位最富時譽的詩人作為代表來加以評述。

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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