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9-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吳曉波 頁數(shù):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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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題記】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著青衫,面無表情,正砸響門環(huán)。――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日,在漫天煙花中,改定《序言》。序言:尋找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我受雇于一個偉大的記憶。――瑞典詩人托?特朗斯特羅莫【一】1979年9月的一天,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辦公大樓里,等待一個重要官員的接見。白吉爾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參與了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寫作。她后來記錄那次會見場面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后面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和步姿和舉止,卻使我驟然聯(lián)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表,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备准獱栆娒娴倪@位官員是榮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德生與他的兄長榮宗敬曾經控制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紡工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僅僅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國工商聯(lián)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廁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遭批斗,食指被紅衛(wèi)兵打斷。而1978年2月,他被鄧小平解救復出,現(xiàn)在,他是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在中信公司里,還聚集了眾多的、年過花甲的上海籍資本家。“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研究對象已經陷于矛盾的漩渦之中?!卑准獱栐诤髞沓霭娴摹吨袊Y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年)》一書中寫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觀念出發(fā),研究中國商業(yè)階層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企業(yè)家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崛起,僅僅構成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一個簡單的歷史摸索過程?!比欢?,隨著她對中國觀察的深入,特別是對1978年之后中國經濟變革的零距離審視,歷史突然呈現(xiàn)出它另外的面孔。“中國目前將現(xiàn)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企業(yè)家在20世紀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并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xiàn)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xiàn)象加以澄清。”那么,在更為悠長的歷史跨度中,我們――包括象白吉爾這樣的國際學者――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白吉爾式的好奇,并不是惟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來杭州,約我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這里曾經是林彪的“行宮”,現(xiàn)在則成了企業(yè)家們最愛居停的清幽場所。王石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yè)訓練,那么,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yè)家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我一時語塞。顯然,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也就在與王石閑談的同時,我已經開始了《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yè)1978-2008》的寫作,在眾多商業(yè)史料及企業(yè)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類問題所困擾――當今中國企業(yè)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強烈的家國情結、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氣質,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另外一個更具穿透力的問題是,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yè)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因寫作《萬歷十五年》而出名的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景象?!倍?932年就到過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則在《劍橋中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fā)展中,中國商人階級,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聽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奔幢惝斒雷罱艹龅臍v史學家,如美國耶魯大學的史景遷――他因獨特而生動的歷史寫作,在中國知識界廣為人知――在著名的《追尋現(xiàn)代中國》一書中,他從1600年寫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卻幾乎沒有企業(yè)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人,盡管他們?yōu)橹袊说娜粘I顜砹藱C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這是一些十分曖昧的、具有沖突和互補性的結論,我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然而,這顯然是一個不公平的景象。正是為了解答上述的這些問題,讓我在完成了《激蕩三十年》的寫作后,鼓足勇氣,溯源再上,開始重新梳理1870到1970年代的中國百年企業(yè)史。史海茫茫,我出發(fā)去打撈沉睡在水底的記憶碎片。因受到戰(zhàn)爭和政治動蕩的影響,中國企業(yè)史在傳承上支離破碎,幾無傳統(tǒng)可言,它好象一張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圖,一切都混亂不堪,某些片幅遺失了,顯得殘缺不全。【二】僅僅過去了一百年,我已經很難從實物上目睹到當年的光榮。曾國藩當年的安慶兵工廠已經無跡可尋;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現(xiàn)在只剩下一個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館;張之洞的“亞洲最大鋼鐵工廠”漢陽鐵廠,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舊機床;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上??偛咳缃袷且粋€時尚的休閑會所;當年的“機器之母”江南制造總局正在大拆遷,這里將在兩年后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qū);在梁啟超贊許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的南通,張謇和他的大生集團都已成為歷史煙云中的傳說,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他與“繡娘”沈壽的忘年戀情;在無錫,榮家兄弟的梅園花枝爛漫,他們的紡織廠和面粉廠成了需要保護的“工業(yè)遺址”;在集美小鎮(zhèn),陳嘉庚的故事更象海平線盡頭的那一個飄渺的風帆遠影。還有人記得范旭東嗎?正是因為他研制出了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的恥辱;還有人記得虞洽卿嗎?正是因為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軍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還有人記得穆藕初嗎?他不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還有人記得張公權嗎?他在27歲那年就領導了中國最大的銀行;還有人記得鄭觀應嗎?他不僅寫過《盛世危言》,還是一個被長期蔑視的買辦階層的代表;還有人記得盧作孚嗎?那個瘦小寡言卻有著猛虎般個性的“中國船王”。甚至,我們該怎么評價盛宣懷、胡雪巖、周學熙和宋子文?他們僅僅是一群鼻尖上堆著一團白灰的惡商丑輩嗎?“化石”殘存,商脈已斷,一部企業(yè)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運河,我們能否清淤接續(xù)?我還試圖在大歷史的轉折時刻里,尋找到企業(yè)家們的身影和聲音。在國貧民窮的時刻,是怎樣的資本和人才組合啟動了“洋務運動”?在慈禧出逃、八國聯(lián)軍蹂躪北京的時候,南方的商業(yè)繁榮是靠誰保全的?當立憲浪潮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誰是最積極的推動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誰保衛(wèi)了市井的穩(wěn)定?在五四運動的口號聲里,誰是廣場背后的支持者?在軍閥割據的年代,誰一度管理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yè)城市?在日本軍隊悍然侵華的時候,又是誰保住了“陪都”重慶的安全和轉移了國家的最后一口元氣?我想,這真是一個需要修正的歷史事實。中國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個百年命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那場戰(zhàn)爭不是中國落后的開始,而是結果,是民族覺醒、覺悟和崛起的開始。從那時至今,數(shù)代中國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國的偉大復興。正如晚清思想家鄭觀應所說的,“兵戰(zhàn)”與“商戰(zhàn)”是中國復興的兩大主題,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業(yè)家階層。從鴉片戰(zhàn)爭到洋務運動,從甲午戰(zhàn)敗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對日抗戰(zhàn),從新中國的創(chuàng)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開放,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yè)家們的活躍的身影――而這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無意的忽略,還是有意的遺忘。企業(yè)家階層從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們的職業(yè)屬性使得他們在很多時候與激進主義背道而馳。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在中國的進步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過去百年間,國家與資本、政府與企業(yè)家階層的關系研究,是一個很獨特的命題。企業(yè)家階層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的微妙和曖昧。在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個基本的結論:一,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辨證關系,始終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中心問題。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官方的主動性與市民社會的自發(fā)行動,國家機構與民間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分工與沖突,構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所有表象。在這其間,企業(yè)家階層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時刻,他們甚至主導過歷史的演進,在很多企業(yè)家身上所展現(xiàn)出來的理想主義氣質比很多知識分子、政客要顯得更加的理性和真實。二,在過去的130年間,也就是從晚清洋務運動至今,中國商業(yè)世界的邏輯竟是如此驚人地一致。作為世界上惟一一個延續(xù)了2000年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已經形成了一個制度和文化上的慣性。在當今的中國經濟界,一個經常被討論卻難有解答的課題是,國營壟斷資本的日漸龐大,將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么?未來很難被準確的預測,不過,歷史卻能夠以自己的方式給出某些啟示。一個很少被人觀察到的歷史事實是,在過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權曾經因同樣的問題而遭到過致命的挑戰(zhàn)。在晚清末年,正是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終導致了帝國的覆滅。而在1930年代,以所謂“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則顯然對國家治理帶來了重大的負面效應。這一歷史的教訓值得當世的人們予以警醒。三,在百年的中國變革史上,企業(yè)家階層曾經最早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現(xiàn)代化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中國所出現(xiàn)的進步和改革開放的浪潮,恰恰來源于中國企業(yè)家階層以往獲得并留存至今的經驗,正是這些經驗使得企業(yè)家階層得以幸存。它們雖然不可能占據歷史的支配地位,卻可以使得歷史的發(fā)展更加充滿活力,更加生機盎然。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國的官吏和精英階層一直致力于國家的重建與民族的復興,而悲劇性的是,每隔三十到四十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外亂或內患所打斷,這使得中國的企業(yè)史成為了一部缺乏傳承感的歷史。對于中國商業(yè)進步的緩慢,不同領域的專家已經給出了無數(shù)個答案,在本書中,我們僅從企業(yè)史的視角來給予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三個景象,一是意識形態(tài)爭論對現(xiàn)代化的干擾,二是中央集權觀念對國家商業(yè)主義的催生,三是傳統(tǒng)的輕商和官商文化對新生企業(yè)家階層的影響。讓人嘆息的是,在其后的多次經濟變革運動中,這三個命題都由幽靈般地隨影而至,無法擺脫。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當中國再度開始經濟變革的時候,這三大命題仍然在困擾著這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沒有跳出一個成長的邏輯圈。中國百年歷史,其實就是關于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讓人高興的是,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年里,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沒有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社會動蕩、沒有發(fā)生饑荒、國家分裂和民族對立,絕大多數(shù)的民眾是這場改革的獲益者,漸進式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這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未來三十年,我們需要證明的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和模式有可能給更大范圍的、更為縱深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新的可能性。這是本書企圖達成的一個目的:通過對企業(yè)家階層的歷史作用的還原、分析與辯駁,重新定義中國社會進步的某些邏輯?!救科鋵崳跉W美國家,對企業(yè)家作用的認知也是滯后的。美國最偉大的企業(yè)史學家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在撰寫美國企業(yè)史時就曾經說過:“歷史學家早就被企業(yè)家吸引,卻甚少注意這些企業(yè)家所創(chuàng)立的機構以及他們管理方式和所實現(xiàn)的功能.與此相反,他們一直在爭論這些創(chuàng)業(yè)的先輩是強盜企業(yè)家還是工業(yè)政治家,即是好人還是壞人?!痹谥袊?,企業(yè)家的角色更是尷尬而曖昧。在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男一號”,其次是“男二號”,可是卻很少有人會關注到“男三號”。在幾乎所有的關于近當代中國的歷史書籍上,政治家是“男一號”,知識精英是“男二號”,企業(yè)家則正是那個“可有可無”的“男三號”。這是一群在歷史上被嘲笑和漠視的“男三號”。沒有人從思想史的高度去審視他們,盡管英國小說家毛姆說“連剃須刀也有其哲學”,可是偏偏中國企業(yè)家階層什么都沒有。在各種版本的近現(xiàn)代史書上,他們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總是在不經意的暗處毫無價值地寂寞閃光。在亂世之中,企業(yè)家似乎總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見利忘義的人。他們在混亂中誕生,在驚悚中長大,對成長缺乏經驗,發(fā)育一次次被打斷,從來沒有輕松自如的時刻,甚至,好象竟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成長禮”。這個階層生來沒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們過于冷靜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時刻會被認定為懦弱,他們天生是理性邏輯的信徒,這在信仰革命的時代顯得十分可笑,他們對自我財富的捍衛(wèi),更是看上去有點可惡。企業(yè)家的生命中絕少讓人砰然心動的激越,他們似乎總是很冷靜,象一枚硬幣的A面或B面。他們不會提口號,總是不怎么討人歡喜。他們的血液是冷的,他們的靈魂是金色的,他們的憤怒是有成本邊際的,即使怒發(fā)沖冠,他們也不會去大雨中把欄桿拍遍。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到了社會對企業(yè)家的認知――這在他們與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尤為突出,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于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xiàn)。最讓人吃驚的是,這一混亂的景象竟延續(xù)百年,迄今未變。但真的是這樣嗎?我想在這部著作中證明,過去百年間,那一代代亂世中的企業(yè)家,竟是如此的英勇。在那些國運衰竭的時代,他們的未來毫無希望可言,但是卻從來不乏對國家的熱誠。商業(yè)上的智慧以及長期的實務浸淫則讓他們往往有著比政治家、革命家更為現(xiàn)實的立足與眼光。即便是在最無奈的絕境,他們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實現(xiàn)盡可能的進步與和平。他們曾經扮演過進步勢力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們一度成為主角,他們有機會改變國家和自己的命運。他們也有軟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們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選擇,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帶入了泥潭。他們始終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與強大的政府機器的關系??杀氖?,他們的種種努力往往被忽視,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戰(zhàn)火所打斷,被文學家所扭曲。在歷史的正劇舞臺上,他們的聲音總是被光芒萬丈的革命口號所淹沒,他們的身影總是被掩蓋甚至丑化,他們好象是一群顯赫的“隱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在寫作《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中國企業(yè)的成長實際上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伴生現(xiàn)象,或者說,它受到了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這一特征在本書中將呈現(xiàn)得更加清晰。在中國經營企業(yè),如果對這個國家的宏觀環(huán)境和政策沿革一無所知,那么,獲得持續(xù)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們在觀察所有成功者的時候,都必須思考政治環(huán)境和制度設計的影響。這樣的觀察不得不讓我們對企業(yè)家階層――特別是基礎于民間自由資本力量的財富階層――在中國進步中的角色進行新的審視。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業(yè)家階層再次成為一個不知如何自處的群體。幾乎所有的、參與救援的人們都成為了“英雄”,他們包括官員、軍人、媒體人士、志愿者、藝人、向捐款箱投錢的乞丐以及每一個對著鏡頭流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獨受到攻擊和譴責的,是企業(yè)家。盡管,從數(shù)據上看,他們的捐款占到了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盡管很多企業(yè)家也趕到了現(xiàn)場或以各種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愛意。民眾對企業(yè)家階層的“不寬恕”在這場地震中達到了極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為他們做辯護,這會被視為有錢人的走狗和同路人。這種景象的出現(xiàn)再次表明,中國企業(yè)家在社會變革中的所承擔的角色是多么的尷尬。民眾對企業(yè)家階層的惡評和討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xiàn)象。它表明,在中國社會的地表層下,洶涌奔騰著一股憤怒的力量,它的構成元素是“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基層秩序薄弱”等等,它們如同地火一樣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薄而出,造成一種不容分說的、巨大的傷害。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是,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里,幾乎在每一次社會-經濟事件中,企業(yè)家都是被指責和攻擊的對象,無論是股市的暴漲狂跌,還是房價的高企不下,無論是豬肉漲價,還是藍藻爆發(fā),企業(yè)家?guī)缀醢缪莸亩际恰熬鹑”├?、“黑心無良”、“投機制亂”的角色。對企業(yè)家的攻擊和詆毀,從來是道德的、是無庸質疑的、是痛快淋漓的。這些聲音掩蓋了中國社會的制度性缺陷,將危機引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實。民眾與財富階級的情緒對立與價值觀沖突,將極大地模糊中國變革的主要方向。而這種傷害將是致命的。我們已經越來越迫切地感知到,對企業(yè)家階層的社會價值進行重新的評估和確認,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從來沒有進行過的“思想解放”。【四】在2004年開始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曾經引用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名言寫了一篇序言《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幾年后的今天,我對歷史的本質仍然迷惑不解,不過,在研究心態(tài)上卻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應該以一種更為放松的態(tài)度看待歷史,置身于歷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給這個世界留下印記,但同時又不要篤信。這樣,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我還很喜歡沃爾特?李普曼――他是我最心儀的美國專欄作家――的說法:“新聞不能告訴人們怎么思考,只能告訴人們思考什么。”其實,歷史也是一樣。在這個日漸熟悉的領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為一個細節(jié)而苦惱數(shù)日,卻也會為一個意外的獲得而驚喜若狂。我常常感奮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為他們在歷史大霧中的煙滅而黯然神傷。從本質上來講,這場已經耗費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長的寫作計劃,只是為了和遺忘對抗。逝者如銹跡斑斑的沉鐘,非虔誠而用力的擊打不再蘇醒。很多歷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離的后望中,才會顯得略為清晰,這是人類認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的商業(yè)歷史總是不押韻的,粗糙而缺乏修飾,象極了我們每一個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確切的說,后來者永遠無法得到歷史的真實,我們只是在無限的接近。就好象我此次試圖厘清歷史的每一條紋理和邏輯一樣,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切努力都會被認為是荒繆和徒勞的。寫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閃現(xiàn)的夜晚。在疲倦的時候,我會站在陽臺前,靜視運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隱若現(xiàn)、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覺得有一些眼睛在遙遠的地方默默地注視著我。在這時,我會想起詩人北島的《青燈》:“把酒臨風你和中國一起老去長廊貫穿春秋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huán)”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著青衫,面無表情,正砸響門環(huán)。
內容概要
繼《激蕩三十年》之后,吳曉波溯流而上,再寫中國企業(yè)100年。了解中國百年崛起,這是一部不容錯過的史詩般作品。 此為上卷,敘述1870~1937年的中國企業(yè)變革。作者希望從歷史中找到答案:當今中國企業(yè)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yè)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從曾國藩、李鴻章、盛宣懷、鄭觀應,到張謇、榮家兄弟、孔宋家族,尋找中國商業(yè)進步的血脈基因。 作者從一個特殊角度記錄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歷史,既有文獻價值,又有生動故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光芒、英雄主義的魅力和浪漫主義的情懷。
作者簡介
吳曉波,1968年生人,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新聞系。財經作家,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常年從事公司研究,現(xiàn)任職東方早報社。主要出版作品:《大敗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營銷》(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蕩三十年》等。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yè)界的二十本書”之一。《激蕩三十年》榮獲“和訊年度財經圖書大獎”、中國圖書評論協(xié)會“年度十大圖書”等獎項。
書籍目錄
前言:尋找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第一部 1870-1910:留著“辮子”的洋務運動 1870年:未死將生的時刻 【企業(yè)史人物】太保赫德 1875年: 買辦救國 【企業(yè)史人物】買辦世家 1884年: 盛宣懷奪權 1894年:狀元辦廠 【企業(yè)史人物】一代“商父” 1900年:國變中的商人 【企業(yè)史人物】北方一周 1905年:立憲急先鋒第二部 1911-1927:惟一的“黃金年代” 1911年: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業(yè)史人物】百貨四子 1915年:作為抵抗的商業(yè) 1919 廣場背后的人 1924 工商決裂 1927 悲劇之月 【企業(yè)史人物】 菊生印書第三部 1928~1937 國家主義的回歸 1929 商人的抗爭 1932 救亡的經濟 【企業(yè)史人物】 費的眼睛 1935 大收編 【企業(yè)史人物】 嘉庚助學 1937 沉船與拯救 【企業(yè)史人物】南洋兄弟致謝人物索引
章節(jié)摘錄
第一部 1870-1910:留著“辮子”的洋務運動1870年:未死將生的時刻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農歷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后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最熏的漢族大臣曾國藩與他的門客趙烈文秉燭夜談,困坐愁城。在過去的16年里,曾國藩靠團練湘軍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國(1851-1864),將一個看上去即將覆滅的帝國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甚至還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同治中興”。上年,他由兩江總督調任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可謂圣眷正隆。但是,進入中央樞紐之后,他才真正意識到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根爛葉敗,國政匡廢,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他對趙烈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柘之隕”。19世紀中后期的中國,到處充滿了帝國斜陽的憂傷。在過去的2000多年里,盡管它也時常被戰(zhàn)爭、饑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擾,不過,卻始終有著一份與生俱來的從容。遼闊的疆域、強大的文化凝聚力讓它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的恐慌、破敗和孤立。1839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次年,英國艦隊攻擊廣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清軍潰敗。中英開戰(zhàn)之時,國人對英人了解之偏缺讓人咂舌。中方主將林則徐認定英國士兵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因此只長于海戰(zhàn),一登岸來就“一仆不能復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寫道,“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代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舉國最“開化”的官員,以此“知彼”,焉能不???1842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在一艘叫做“皋華麗”號的英艦上簽署,清廷割讓香港、開放通商口岸并賠償巨款。從這個原本稱為“萬年條約”的不平等條約開始,中國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個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國突然變得無比的驚惶和不自信。1872年3月20日,曾國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舊金山來電”,報道第一批中國政府派送的留學生坐船到了美國。新聞稱:“昨天到達這里的30名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很勤奮和優(yōu)秀的小姐和紳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這之前到美國訪問過的中國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為中國官員的教師陪同他們。朝廷撥出100萬美元用于這些學生的教育?!边@條快電有兩個小小的錯誤,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許因為他們留著辮子,所以實在很難進行辨認。其次,他們也不是經過精心選拔的、最優(yōu)秀的中國少年,30人中有24個來自廣東,其中更有多名都來自香山鄉(xiāng)村。事實上,負責選拔事務的官員根本找不到愿意讓孩子遠渡重洋去留學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強湊到了一些貧窮子弟。臨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親都要在一張寫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證明書上畫押簽字。在這些學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張鐵路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標志性的開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后,當再度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也在第一時間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曾國藩沒有親眼看到帝國的崩潰。不過,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擊潰太平天國更具有長遠意義的事情——他和他的同黨們試圖讓暮靄中的國家重新振奮起來。向美國委派留學生就是他臨終前最后批準的計劃之一。這是一項更為龐大的復興工程中的一小部分,這個工程日后被稱為“洋務運動”,它便是中國近代企業(yè)的起源。洋務運動的啟灶,先是與鎮(zhèn)壓各地民變的軍事活動有關。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國藩就在江西設立了小型兵工廠,1861年,又在安徽安慶建了兵工廠和船塢。1862年,他從官庫中調出6.8萬兩現(xiàn)銀交給35歲的容閎,派遣他前往美國購買建造兵工廠所需設備。容閎出生于澳門附近的貧窮家庭,少年時被教會學校送進著名的耶魯大學讀書,是第一個畢業(yè)于美國高校的中國人。他赴美期間途經正在修建中的蘇伊士大運河,預感世晃將被打通。1864年5月,曾國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一份奏折中說:“鴻蕈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yè)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贝俗h不但提出要學習西方,還試圖修改千年科舉制度的取士標準,在當時十分驚世駭俗。1865年,中國第一艘實用蒸汽船“黃鵠”號建造成功。同年,蘇淞太道道員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購買了美商開辦的旗記鐵廠,李鴻章又將丁日昌原來開辦的炮局及總兵韓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備了容閎在美國購買的一批機器,曾、李兩人由此正式奏請成立“江南制造總局”。李鴻章在9月20日寫了一份很長的奏折《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詳細說明開辦此廠的重要性。他認為“機器制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而且現(xiàn)在制造的機器是為軍事所用,日后一定運用普及,“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他甚至預言道,“臣料數(shù)十年后,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江南制造總局一開始主要生產一些小型的裝甲快艇、步槍、火炮和子彈。1867年5月,曾國藩奏請朝廷提留部分海關稅款建造大型艦船。第二年8月,工廠生產出第一艘自行設計、制造的木殼輪船“恬吉”艦。輪船下海時,上海萬人空巷,爭相觀看,歡呼雀躍。曾國藩高興地在試航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中國初造一號輪船而速且穩(wěn)如此,殊可喜也。”其后五年,“操江”、“測海”、“威靖”和“鎮(zhèn)安”等軍艦相繼造成,最大的“鎮(zhèn)安”艦排水量達2800噸,1800馬力,安裝有20門火炮,已是當時亞洲最先進的軍艦。江南制造總局堪稱近代中國第一家新式工廠,是晚清規(guī)模最大的軍工企業(yè)。它從生產槍炮彈藥開始,日漸發(fā)展成為修造船艦、煉鋼煉鐵、機械制造為一體的綜合型新式企業(yè)。它建起了中國第一座煉鋼爐,生產了大批車床、刨床、鉆床、鋸床和起重機、抽水機、汽爐機等,成為中國機械制造產業(yè)的開端,有“機器母廠”之稱。它后來更名為江南造船廠,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到2010年,位于黃浦江畔的工廠原址將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qū),百年復興夢想,居然在此巧合際會。就在江南制造總局開辦的同時,另一個地方大員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建馬尾創(chuàng)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它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軍艦,組建了第一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海軍——福建南洋水師。左、沈兩人還創(chuàng)辦了培養(yǎng)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學堂——福州船政學堂,它以中文、法文雙語開課,所用教材均是來自歐洲的原版教科書。優(yōu)秀的學生被選拔到英國和法國的大學深造,他們在后來的半個世紀里一直是中國海軍的骨干力量。這些早期工廠盡管對增強國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卻是中國近代工業(yè)化的開端。洋務運動是一次留著“辮子”的改革。后世史學家常常謂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yè)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曾國藩等人發(fā)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后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三個國家——美國、德國以及日本——也剛剛完成了國家的統(tǒng)一,并相繼開始它們的現(xiàn)代化之旅。在某種意義上,日后百年間,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的艱辛與曲折,與時間遲早并沒有多大關系,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太多搖擺、投機和過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美國在1865年結束了南北內戰(zhàn),林肯總統(tǒng)雖然解放了黑奴,但種族隔離仍然持續(xù),尤其在南部,黑人不能入讀白人學校,不能在招待白人的餐廳進食,不能與白人乘坐同一輛公共汽車或必須讓座給白人。在1860年前后,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總數(shù)的3%,全美超過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個,鋼鐵產量還不足100萬噸,歐洲的報紙直接將之比喻為“跟在英、法后面的小兄弟”。1865年,后來成為美國首富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人合伙創(chuàng)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lián)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朝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1871年,J·P·摩根與人合伙創(chuàng)辦德雷克塞爾一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yè)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其支店達20多處,遍布大江南北,資金2000余萬兩,田地萬畝。胡雪巖還操縱江浙商業(yè),專營絲茶出口,從事藥品商貿,儼然一個混業(yè)經營的大企業(yè)。也是在這一時期,一個統(tǒng)一的德意志帝國剛剛誕生。1870年,以“埃姆斯電報”事件為導火索,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指揮下,普軍大獲全勝。普魯士軍隊開進巴黎城,在凡爾賽宮宣布統(tǒng)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為皇帝。與日本相比,我們的感慨將更深一層。就當曾國藩在保定府日夜望死的前一年,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國也發(fā)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1868年1月3日,一個叫西鄉(xiāng)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發(fā)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tǒng)治,迎回天皇,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在中國企業(yè)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個很可以參照的對象。在過去的150年間,這兩個東方國家在三個重大的時間點上出現(xiàn)過驚人的類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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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19世紀以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生地。吳曉波像一個勤奮的論文寫作者一樣,從堆滿歷史灰塵的報刊里,尋找被遺忘的人物與紛爭,描繪了中國崛起的秘密。——英國《金融時報》關于中國企業(yè)種種不可思議的事跡,散布在漫長的歷史中。吳曉波花費數(shù)年時間,將它們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個人觀察組成的歷史進行了系統(tǒng)化的描述,在浩如煙海的陳舊信息中,梳理出了歷史的脈絡?!赌戏街苣吩谥袊幾H多變的商場里,企業(yè)起起落落乃是常態(tài),能經得起時間淬煉的企業(yè)必有值得稱道之處,然而外人對于中國企業(yè)的興衰常有霧里看花之感。吳曉波的企業(yè)史作品無疑替我們開啟了一扇門,以一個又一個商業(yè)(公司)發(fā)展與掙扎的細節(jié),道盡了中國企業(yè)所擁有的無限契機,以及在發(fā)展道路上的崎嶇?!_灣 《中國時報》在今天的財經書市上從來不乏企業(yè)的傳記,但它們總過于和寫作對象接近,公正而審視的企業(yè)史著作依然匱乏。吳曉波的創(chuàng)作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一期待,他筆下的企業(yè)史能讓讀者獲得一種冷靜的激情?!?1世紀經濟報道》吳曉波把目光聚集在方興未艾的企業(yè)史上,他筆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業(yè)家粉墨登場后,企業(yè)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場認可,而他的作品也成為了草莽英雄傳?!吨袊洜I報》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科學分析,吳曉波掌握了一些切實的研究成果。也許再過數(shù)年,他能寫就類似于《追求卓越》、《從優(yōu)秀到卓越》、《基業(yè)長青》的中國版商業(yè)“本紀”?!兜谝回斀浫請蟆穮菚圆ㄒ砸环N好奇者的單純撲入中國歷史變革的復雜歷程中,適時結合當年的世界“風云”,面對中國遭遇的各種“氣候”,把握在各色“風云”和“氣候”當中出現(xiàn)的特定情境。他極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歸人性本源進行解構,大浪淘沙,盡收眼底,興衰成敗,皆入囊中?!缎戮﹫蟆?/pre>編輯推薦
《跌蕩一百年(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1、作者吳曉波是著名暢銷書作家,他的《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yè)界的二十《跌蕩一百年(上)》”之一,銷量應有50萬冊以上。《激蕩三十年》銷量也在30萬冊以上。2、作者對這一題材的駕御能力非常強,人物、事件、環(huán)境都不是孤立的,他在查閱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將整個歷史生動地再現(xiàn)出來,可讀性非常強。3、《跌蕩一百年》為《激蕩三十年》姊妹篇,作者溯流而上,再寫中國企業(yè)100年。了解中國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錯過的史詩般作品。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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