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歷史的真相

前言

“為歷史做一份生動真實的證詞”，是已故著名文藝理論家賈植芳先生同我最初交往時語重心長的叮囑。    我同已故著名文藝理論家賈植芳先生有著近十年的交往。他還不止一次地告誡我說：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是一門苦差事，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一定要堅持獨立的觀點和立場。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追蹤“毛羅對話”歷史真相的早期階段，我就直言不諱地將我正在進行的探尋進展情況及要達到的目的，告訴了賈植芳先生。我還斬釘截鐵地表示：綜合毛澤東四十年如一日發(fā)自內(nèi)心對魯迅先生的推崇，他不大可能說出諸如此類的話。不管怎么樣，我一定要把它搞個水落石出！我們這一代人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那么，以后就更不能搞清楚了?；蛟S正是因了我的執(zhí)著，或許是黃宗英女士的行文過于隨意而令人難以信服，盡管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并不那么相同，但賈植芳先生仍然滿腔熱情地支持我把這個問題搞出個結(jié)果來。尤其是在2006年9月，我在《作品與爭鳴》雜志上發(fā)表質(zhì)疑黃宗英女士文章的《“右下角一”，他不是羅稷南》的辯誣文字以后。當我告訴先生，那個“右下角一”，并非真的是羅稷南先生，而是與他同一所復(fù)旦大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院的漆琪生教授時，他微微地點了點頭。那一年金秋十月掛尾的一天，艷陽高照，已是九秩高齡的先生，一時來了精神，在家人的扶持下坐上了輪椅，領(lǐng)著我來到復(fù)旦大學(xué)邯鄲校區(qū)路南，距其國順路寓所七八百米遠的步行街上。下了輪椅，他顫巍巍地拄著拐杖，一步一頓地，先是引導(dǎo)我參觀了在復(fù)旦學(xué)子心中頗具盛名的那家民營折扣書店。爾后，從書店出來，又輕車熟路地拐人設(shè)在書店斜對面的那個名叫“紹酒香”的假二層小酒樓，款待我喝了一通我的家鄉(xiāng)酒紹興加飯酒……    面對當前激烈動蕩的世界格局，戰(zhàn)禍遍地的中東、非洲、阿富汗，以及恐怖襲擊和金融危機雙重陰影籠罩下的某些西方國家，中國卻是顯得格外的穩(wěn)定與和諧。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執(zhí)政黨的地位，如同中流砥柱般矗立在東方！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值得自豪值得慶幸的。有一個穩(wěn)定、和諧的生存、生活環(huán)境，比什么都重要。這也是我歷時七年，自費5萬余元，為搞清“毛羅對話”歷史真相，不辭艱辛勞頓，不懈地進行調(diào)查考證的原動力所在。    長江東去，大浪淘沙，事物的本來面目存在于真實的歷史之中。同樣，本書面世后的備受各方關(guān)注與好評(據(jù)了解，一些大學(xué)中文系的教授，還結(jié)合本書，向?qū)W生講授那段時期的歷史，講授治學(xué)之道)，正是對十一年前賈植芳先生為我這個草根學(xué)者量身定制的“為歷史做一份生動真實的證詞”的著述原則，一次極具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成功實踐。    是為序。    附注：幾經(jīng)反復(fù)與斟酌，并在認真聽取各方面人士特別是學(xué)界人士意見的基礎(chǔ)上，最終我作出決定：由我自己為本書撰序。這是因為，沒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自己內(nèi)心深處在想些什么：我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形成的世界觀及其信仰，我的為人為文原則，追蹤“毛羅對話”歷史真相的動機與目的，歷時七年調(diào)查考證及成書過程中遭遇的艱辛、坎坷與其他，更有本書之內(nèi)涵及深遠影響力所在。毋庸置疑，今后撰書，我仍將奉行自己撰序這一原則。    秋石  辛卯年歲末

內(nèi)容概要

《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修訂本)》作者秋石以翔實的材料、嚴謹?shù)倪壿嬚撟C了毛澤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尋》的下篇，他認真梳理了自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之間毛澤東與魯迅雖身未謀面但心靈相通的無數(shù)個真：實細節(jié)和感人畫面。井岡山歲月，毛澤東曾對魯迅的忘年交馮雪峰說：“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睉?zhàn)火紛飛的年代，毛澤東對魯迅著作愛不釋手，一套《魯迅全集》從延安帶到西柏坡，又從西柏坡帶進中南海。和平建設(shè)時期，毛澤東不但號召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和親朋好友
“讀點魯迅”，而且還把魯迅奉為“中國的第一圣人”，稱自己是“圣人的學(xué)生”。
當《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修訂本)》以豐富生動的事例呈現(xiàn)出毛澤東對魯迅著作閱讀之全面，理解之深刻，運用之嫻熟時，讀者沒有理由不相信毛澤東在家書中的那句“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確系發(fā)自肺腑。
歷史既不是“想象主體的想象活動”，也不是“僵死事實的匯集”。
對于“歷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祉會名流的回憶，還是草根大眾的質(zhì)疑，我們既不能拒絕科學(xué)批評的意見，也要毫不猶豫地堅持真理。歷史應(yīng)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永遠在于不斷地追尋。

作者簡介

秋石，原名賀金祥，浙江紹興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專畢業(yè)后當過工人、知青、新聞工作者，業(yè)余從事左翼文學(xué)研究三十年。堅持獨立撰稿，旗幟鮮明，敢于向任何形式的“左”和偽造、否定、歪曲歷史的“右”叫板；直面人生，針貶時弊，以史料為準繩，奉行一針見血式批評。
著有文學(xué)評論集《聚訟紛紜說蕭軍》、人物傳記《蕭紅與蕭軍》、長篇評傳《兩個倔強的靈魂》；合著合注巴金與黃源通信錄《我們都是魯迅的學(xué)生》等。
在《求是》雜志，《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新華文摘》、《新文學(xué)史料》、《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魯迅研究年鑒》等媒體發(fā)表了大量左翼作家、左翼文學(xué)研究和魯迅研究，延安文藝研究及批評。代表作連續(xù)多年被收入數(shù)十家出版社的年度版本和綜合版本，還在多個國家及地區(qū)獲譯介評述。

書籍目錄

自序：為歷史做一份生動真實的證詞
上篇  追蹤“毛羅對話”的歷史真相
第一章  “親聆者”還有多人在世
第二章  1957年7月7日晚：歷史現(xiàn)場相與析
第三章  毛澤東和藹可親：黃宗英等親歷者說
第四章  1957年：趙丹先生屬于左派陣營
第五章  關(guān)于“毛、羅對話”等情況的通報
第六章  與黃宗英商榷：此遺言，非彼遺言
附錄1  參加1957年7月7日座談的33位人士簡介
附錄2  為歷史瞬間留影的徐大剛先生
下篇  毛澤東與魯迅
第一章  “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章  在毛澤東和魯迅之間架起橋梁
第三章  詩心相通
第三章  與魯迅書長相隨
第五章  對“阿Q”的獨特理解
第六章  “圣人”和他的學(xué)生們
第七章  愛屋及烏揚魯迅
附錄  毛澤東與我國遺傳學(xué)家談家楨
備忘錄：本書作者對“毛羅對話”的五次質(zhì)疑與批評
后記：別了，東中街42號！

章節(jié)摘錄

黃宗英的這個說法是否“合乎情理”，暫且不論，因為“情理”不能取代事實。    當時現(xiàn)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黃宗英此說是否又是類同周海嬰先生于同一個話題中的“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xiāng)聊聊”或“秘密對話”或“臨終托付”那些個不著邊際的“內(nèi)容”呢？這是因為，黃宗英并沒有告訴讀者，她和趙丹為什么“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他們是怎么讓開的？給誰讓開的？讓開后他們又坐到了哪一桌上(因為每個桌上都圍坐了足夠的人數(shù))等等。她一個字兒也沒有提及。    論述到這里，筆者深感有必要提請讀者們充分關(guān)注一個問題，即黃宗英筆下那個所謂“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的說法。這個說法，分外的重要，也分外的關(guān)鍵。它，關(guān)乎到黃宗英女士能不能“聽到”，進而，能不能“聽清楚”毛澤東與羅稷南之間有關(guān)“假如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對話內(nèi)容的問題。對此，我們不能不對有著四十年報告文學(xué)筆法深厚底蘊的黃宗英女士筆下這句話隱藏的玄機，或者叫做背后的潛臺詞也可以，來一下探索。這個玄機——潛臺詞十分隱蔽，一般來說，讀者是不會過于注意的。這就是，當有心人一旦考證出黃宗英所坐的位置是聽不到毛澤東與羅稷南的對話內(nèi)容時，她的這個潛臺詞就會發(fā)揮出無與倫比的“歷史現(xiàn)場效應(yīng)”來。黃宗英有關(guān)此話的原文是：    ……而此番動筆前查找到《光明日報》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報》1957年7月9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對面，據(jù)此我依稀記起，在“毛羅對話”后，趙丹和我曾經(jīng)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引述完黃宗英筆下的這段“依稀記起”的文字，筆者深感有必要替黃宗英女士糾正一個事實，那就是文章中強調(diào)的關(guān)于“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的這個說法，完全不符合歷史真實！確切的歷史場景這一細節(jié)是：“身后”，應(yīng)為“身后”那一桌！這樣的提法，更能與歷史真實存在的保持一致。檢視已知的所有的照片，包括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的，和歷史上存在尚未公布于世的，尤其是已經(jīng)為萬千讀者熟悉了的刊于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顯要位置和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報》報眼重要位置的照片，結(jié)論是均為“身后”那一桌。只不過，《光明日報》頭版由侯波老前輩拍攝的那幅，使用的是拉近了場景的鏡頭。無論是這幅拉近了的鏡頭，還是黃宗英女士不辭勞頓地從中國電影資料館翻檢出來一臉欣喜擁坐在毛澤東身邊的照片，黃宗英女士和趙丹所坐的位置都是一樣的：趙丹坐在黃宗英女士的右側(cè)，紋絲不差！而當毛澤東、柯慶施蒞臨黃宗英女士這一桌時，黃宗英女士坐在毛澤東的右手，趙丹依然坐在你的右側(cè)，柯慶施則挨坐在趙丹的右旁！黃宗英女士的對面，也就是正在講著話的毛澤東的左側(cè)，坐的是著名電影導(dǎo)演鄭君里的妻子、電影演員黃晨，一桌坐了兩對從影的夫妻。至于黃宗英女士文中指證的那個“右角背影”、“右下角一”，筆者將在稍后一些提供詳細論證——可以比較肯定地說：他不是羅稷南先生。    為什么筆者會將這個所謂的“顯赫位置”的說法，謂之以“會發(fā)揮無與倫比的‘歷史現(xiàn)場效應(yīng)’”呢？這是因為黃宗英使用了“在‘毛羅對話’后”的這一含有特定時間意義的用詞。作者關(guān)于“后”的這一時間概念用字，是在告訴所有關(guān)注此文的讀者們：當毛澤東與羅稷南先生進行一場不過短短一兩分鐘，然卻引發(fā)45年后開放了的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知識界劇烈震蕩，有關(guān)已經(jīng)死去21年的魯迅是否會被捕入新中國班房的驚天話題時，黃宗英和趙丹，從其原本落座的那張電影人圍坐的小圓桌，挪到了幾近零距離的毛澤東身邊，……于是，他們不但“確實能夠聽到”，而且還能夠“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   眾所周知，一張喝咖啡的小圓桌，至多也只能坐那么四五個人，如今由于毛澤東、柯慶施等人的加入，則就擠得滿滿囤囤的了。那么，又何來趙丹黃宗英夫婦讓開“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的“史實”或說法呢？黃宗英唯恐讀者讀不懂她這么杜撰背后的故事，又特特地地給所謂的顯赫位置四個字加上了獨具定義的雙引號。    座談中，為著方便，也有將兩張小圓桌并在一起的，但黃宗英趙丹他們卻沒有這種可能，因為他們落座的電影人小圓桌，并沒有和別的小圓桌并在一起。毛澤東蒞臨時也是如此。因此，他們還是聽不到那個所謂的“毛羅對話”內(nèi)容的。不過，我們倒是見到了那么一兩幅近景照片上，坐在所謂羅稷南他們后一桌的后座上的趙丹先生懷著極大的好奇心，探前身子，側(cè)歪著腦袋，滿臉堆笑，且聚精會神地傾聽著毛澤東和幾位人士之間的對話，但黃宗英依然在遠處，其目光也只是張望而已。    歷史的真實也告訴了我們，羅稷南先生不是“電影界”人，與他同桌坐在一起的，也沒有黃宗英女士引以為傲的“電影界”人(有多張現(xiàn)場照片為證)。既然黃宗英女士和丈夫趙丹并非與羅稷南先生同桌圍坐，又何來在毛澤東與羅稷南先生進行驚天地泣鬼神，導(dǎo)致“我卻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的這個“對話”時，你們卻坐在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再問，你們又是如何從自己落座的“電影界”人的專桌，挪至毛澤東與羅稷南先生正談著話的這一桌的？如果不是，又何以會出現(xiàn)你筆下強調(diào)的“在‘毛羅對話’后，趙丹和我曾經(jīng)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一說法？    黃宗英女士也許會這么說：呵，那文章里我還有一個“依稀記起”的詞哩！……    “依稀”，可以視作為夢幻，也可以視作為老年人腦海中似是淡忘了的漸遠漸去的某種記憶。    當然，黃宗英坐在“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的說法，在1957年7月7日的那個夜晚，也是客觀存在的，但絕非是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不管這個“對話”內(nèi)容是些什么)時，而是在毛澤東蒞臨她和丈夫所圍坐的這一張小圓桌時！P15-17

后記

東中街，是一條不足500米長的小街巷，在北京的交通游覽圖上是尋覓不到的。它，地處東城區(qū)與朝陽區(qū)的交界處，南端是東四十條豁口的工體北路，北端則是寬廣平坦的東直門外大街，坐落在十七八年前蓋就的保利大廈和本世紀落成的銀座后面?；貞浂嗄昵?，除了20世紀80年代初葉蓋就的幾棟紅磚住宅樓外，這兒是清一色的雜樹環(huán)繞的土黃色或者青黛色的，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一座緊挨一座的四合院落，院落與院落之間，是一條條狹窄的泥土夯實的小道。只是到了90年代，隨著保利大廈的拔地而起，這里才變得熱鬧了起來。如今，這兒，連一個四合院落也沒有了，全是鋼筋水泥叢林的威猛組合。那昔日特有的靜謐，連同一棵棵清香四溢的棗樹兒，全都消失了。    東中街，在我腦海的記憶中，是苦澀的、深刻的。這苦澀的、深刻的記憶，源自1988年夏日開始的我的南下北上持續(xù)達五年之久欲圖返回江南水鄉(xiāng)旅次的萬般煩惱，時我在遙遠的北大荒工作。直到1993年的夏日，在眾多文學(xué)界高層領(lǐng)導(dǎo)和朋友們齊心協(xié)助下，我終于回歸了魂縈夢牽的江南水鄉(xiāng)。盡管我沒有能夠回到曾經(jīng)生活過一十六個年頭的姑蘇古城，但是這里依然是江南水鄉(xiāng)姑蘇大地的一部分，一個正以嶄新面貌聲譽鵲起名叫昆山的外向型明星小城。在這里，正是依托著緊鄰30年代左翼文學(xué)發(fā)源地大上海的獨特地理優(yōu)勢和便捷的交通條件，幫助我實現(xiàn)了兒時的夢想，成為了一名擁有多部著述的作家，一名歪打正著的魯迅研究學(xué)者，一名有所建樹的文史學(xué)家。    東中街，在我腦海中積聚多多的記憶中，更多的是一種成就感，幸福，快樂。正是在這里，引領(lǐng)我這個只有一張不太合格化工中專文憑卻又不務(wù)正業(yè)的人，一步一步，邁向神圣的遙不可盼的學(xué)術(shù)殿堂。這，也是我今天以此為題撰寫本文的一個出發(fā)點。    難忘的多事的1988年之夏！    從這一年的7月7日起到2010年9月15日，我先后27次入住東中街42號。東中街42號院，系由兩棟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的紅磚家屬樓和一個書庫組成。在那座狹長的東西走向的紅磚住宅樓底下，則是一個同等面積的地下空間，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招待所就設(shè)在地下室。其實，叫地下室旅館更為貼切一些。招待所的條件十分簡陋，從初始的二人、三人、五人間，到后來的一人、二人、三人間。而所謂的一人間，也就那么個四平方米左右，一架木床，一張小桌，桌上是一架21英寸雪花飄飄的早期電視機，外加從不間斷過的令人頭皮麻麻的蟑螂爬行。以至于在后來數(shù)年的入住中，我都得事先購買一袋樟腦丸，置放于室內(nèi)四周。    東中街42號地下室，更是我的學(xué)術(shù)生涯自起步到最終成功的最好見證。    在這里，我寫出了最早一篇關(guān)于左翼作家的學(xué)術(shù)論文《我所認識的蕭軍》(以11000字篇幅刊于1989年第2期《新文學(xué)史料》)。    在這里，我修訂了近50萬字的蕭紅蕭軍研究專著《兩個倔強的靈魂》(漫畫大師丁聰畫像，書畫大師黃永玉題寫書名，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印數(shù)5 000冊)。    在這里，我醞釀了質(zhì)疑、批評魯迅之子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的長篇評論文章《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質(zhì)疑(魯迅與我七十年)》(原題《周海嬰先生，您告訴了我們些什么？——評》，刊2002年9月17日《文藝報》，發(fā)表時為14 000字)。    還是在這里，自2003年起，我一次復(fù)一次人住，為的是破解由周海嬰先生以“再說幾句”為名目率先引向社會，繼而由著名電影演員、報告文學(xué)作家黃宗英以其“親聆者”的特定身份杜撰的那個所謂“毛羅對話”內(nèi)容的真相，直至2011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8萬字的《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    20lO年9月8日—15日，這是我最后一次入住東中街42號地下室。那一次進京，系由按照此類圖書的出版規(guī)定，在無數(shù)次自費調(diào)查考證的基礎(chǔ)上，為確保本書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前夕順利出版，我不得不又一次自掏腰包出行，攜帶出版社終校書稿送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讀。其時，正值上海世博會期間，京滬問，無論是動車票還是其他車票，都是一票難求。窗口及預(yù)售點根本買不上票，而昂貴的飛機票卻又與我無緣。連去北京站三天，最終退得一張與二等座等價的動車D313次無座站票。連夜站立十個半小時：從北京南站一直站到蘇州，次日清晨下車后換乘G7251次滬寧城際高鐵(仍然是無座站票，且補了票——京滬動車與城際高鐵車票不予接續(xù))再到昆山一…對此，我沒有些許后悔和怨恨，盡管是六旬有四的人了。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踩著新中國成立的禮炮成長，自有鍥而不舍的目標去追求，去實現(xiàn)。同時，還有一種神圣、高尚的信仰凝聚成的使命感，在驅(qū)使著我不斷向前。    2011年6月中旬的一天，為籌備拙著研討會，我又一次進京，又一次來到東中街42號地下室的招待所門口，卻見這里鐵柵欄緊閉……經(jīng)詢問，方才知道，早在新年伊始，這個設(shè)在地下的招待所，在運行了20多個年頭后宣告壽終正寢了。日后不久，這里將變作一個名叫“天天”的人文社附屬出版社的編輯辦公場所。    似乎這也是一種緣分：隨著東中街42號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招待所的關(guān)門大吉，伴之而起的卻是我——一個草根學(xué)者恐怕是歷史上耗費考證、撰寫時間最長，意義也更為深遠的一本學(xué)術(shù)著作的面世……    于探訪東中街42號地下招待所關(guān)門大吉的次日華燈初放時分，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圖書大廈西單圖書大廈，以及歷史悠久的王府井新華書店，我被告知：他們從北京圖書配送中心進的《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書，僅僅上架兩天，即告售罄。東中街42號招待所，對于我這個無任何經(jīng)費來源的基層退休草根出身的學(xué)者來講，無疑是失卻了一個“理想”的京城住處。盡管這是一處簡陋不堪的地下旅館，但是由于文化出版機構(gòu)的經(jīng)營，那種特有的氛圍與文化特質(zhì)，是任何一處地下或地上的旅館或招待所都無法與之相媲美的！何況它又處在四通八達分外便捷的二環(huán)路邊，地鐵站旁！    ……    當時的場面很有戲劇性。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說完之后全場幾十萬人有幾秒鐘竟鴉雀無聲，好像是太激動了，然后“嘩”地全場歡呼，高興、啜泣的聲音全出來了。我也非常激動。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歷史時刻。毛主席不是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當時的感覺確實如此，跟舊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舊社會，中國人有自卑感，總覺得低人一等，新中國一成立，就像變了個人，精神上也站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沙博理選擇了在中國定居，并且一直以作一個中國人為榮，滿腔熱情地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和新中國的巨大變化。2010年，95歲的沙博理老人榮獲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在今年4月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的頒獎典禮上，沙博理發(fā)表的感言中充滿著自豪。他說：“1947年，我剛來華的時候，有人說中國是東亞病夫，現(xiàn)在可能那些人害怕我們太健康了……假如沒有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沒有黨對我的教導(dǎo)，我什么都辦不成……只要我還活著，我一定要高興的大喊：我是一個中國人！”    聽了沙博理老人的這番肺腑之言，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是否也應(yīng)當來一個捫心自問：對自己的生身祖國，對引領(lǐng)我們向世界一流強國邁進的中國共產(chǎn)黨，我的認知又是什么呢？！我們是否還有理由相信那個不著邊際毀我長城的“毛羅對話”呢？！    最后，借本書修訂本之際，我不得不說上幾句并非多余的話，多多少少地為自己正一下為他人歪曲了的“名”。    自2003年1月下旬對“毛羅對話”追蹤考證以來的這么多年間，許許多多的人給予了我鼓舞與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多系文學(xué)界好友)出以好心，提醒我中止調(diào)查，以免將來“吃虧”、“惹眾怒”，對此，我感激之余報之以一笑。但也有為數(shù)不少的人，則借助媒體、網(wǎng)絡(luò)，與一些公開場合，制造流言蜚語，誣指我“借批名人出自己名”，更甚的，則別有用心地將我打成“凡是習(xí)慣勢力”(見2002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C23版頭條牧惠先生《讀“毛羅對話”》一文，我被其公開點名批判)，等等，不一而足。    誰都明白，看一個人，要看他的全部。    第一，自1989年至今，我先后為十多位左翼文學(xué)文化人于遭受攻訐與曲解時，挺身而出，共撰寫、發(fā)表了近20萬字的報刊文章(不含專著)，既為弘揚，也為辯誣。    第二，自東北到南方，直至退休以來的幾十年問，我先后十多次在社會上見義勇為，而且，這十多次見義勇為，一次也沒有我的個人利益、利害關(guān)系在內(nèi)。至今，我仍保存著公安機關(guān)(蓋章)下達的我只身擒獲三名盜竊犯之通報(1996年)，以及在公交車、列車上兩次見義勇為的報章報道(2007年)。    第三，自1981年至今，我先后三次實名舉報黨員干部腐敗。    第四，當眾怒斥狂妄叫囂“推翻你們共產(chǎn)黨”的臺灣所謂“投資商”(1999年5月)。    我秋石就是這么一個“不識時務(wù)”“不知好歹”的倔漢子，你說我“功利”不“功利”？！    魯迅先生在1902年時說道：“我以我血薦軒轅”。    毛澤東同志在1944年時提倡：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    我將以兩位偉人的教導(dǎo)實踐終生，不至于臨終時抱憾半分。其他，別無他求。    北京東中街42號地下招待所，隨著它的2011年的角色轉(zhuǎn)換，對于我來說，業(yè)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盡管如此，它依然是那樣強烈地牽動著我的情懷。我無法想象，沒有東中街42號地下室的那些個日日夜夜，我秋石的今天將會是一個什么樣？    別了，東中街42號！    秋石    2011年9—12月    于江蘇昆山香樟園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秋石有過驚心動魄的人生經(jīng)歷，從而將一己的“小我”與世界風(fēng)云膠結(jié)在一起，當他研究魯迅及現(xiàn)代文學(xué)時，就不是書齋里的尋章摘句，而是風(fēng)雨中的漫舞高歌，這樣的姿態(tài)彌足珍貴?！　　R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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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修訂本)》是關(guān)于毛澤東對魯迅評價的人物傳記，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長篇紀實《毛澤東與魯迅》，作者秋石通過長達數(shù)年的研究，從茫茫史海中尋覓了大量材料，傳神紀實地鉤沉了毛澤東與魯迅彼此神交的心路歷程和基本情況，由此印證毛澤東的“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一歷史結(jié)論。第二部分是長篇史實考證《追蹤“毛羅對話”的歷史真相》，作者曾四十余次赴各地自費調(diào)查考證，訪問了尚未謝世的許多當事人，查閱了大量有關(guān)的文獻檔案，基本上廓清了一些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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