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二十年

內(nèi)容概要

《晚清二十年》內(nèi)容介紹：甲午戰(zhàn)爭、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晚清二十年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軌跡，隨之終結(jié)了一個衰敗的王朝，開啟了新的歷史篇章，讓清史專家?guī)е覀?，一起觀看歷史的潮起潮落，領(lǐng)略時代的風云際會，體察身處變局的各色人物的心路歷程。
《晚清二十年》的作者是馬勇。

書籍目錄

引子
第一章  大轉(zhuǎn)折
  東鄰日本轉(zhuǎn)身向西
  群雄逐鹿東北亞
  日本不宣而戰(zhàn)
  終于知道什么是兵敗如山倒
  以戰(zhàn)促降與乞和議和
第二章  維新時代
  四萬萬人齊落淚
  維新運動發(fā)生
  京滬強學會
  南梁北嚴
  湖南區(qū)域試驗
  官場上的遲到者
  失控的改革
  “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一場未遂政變
第三章  尷尬記憶
  大阿哥引爆政治動蕩
  “運動”義和團
  沖突在猶豫徘徊中持續(xù)升級
  走向?qū)?br />  一場奇怪戰(zhàn)爭
  又是乞和與議和
第四章  重新起步
  而今邁步從頭越
  構(gòu)架現(xiàn)代新教育
  現(xiàn)代軍事體制的重建
  自由經(jīng)濟的充分發(fā)展
  現(xiàn)代法律體系的確立
  改革又到困難時
第五章  短暫徘徊
  一個人的革命
  奇怪的戰(zhàn)爭與費解的中立
  震動與啟示
  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
  又是一個成功典范
第六章  這才是中國的希望
  上下聯(lián)手
  臨門一腳
  五大臣出洋
  總算有了一個開始
第七章  讓理想變成現(xiàn)實
  改定中央官制
  重建地方官制
  革命促改良，促立憲
  政治改革突然提速
  一個美好的期待
第八章  向立憲政治艱難行進
  一個偶發(fā)事件
  王朝的終結(jié)者
  制造敵人
  新時代新希望
第九章  民主政治短暫的春天
  諮議局：民主初步與有序參與
  有計劃的政治：立憲日程表
  皇族內(nèi)閣≠責任內(nèi)閣
  鐵路干線國有：國進民退引爆革命
第十章  一個王朝的終結(jié)
  又到剿撫猶豫徘徊時
  獨立與光復：墻倒眾人推
  走向共和
  清帝遜位：最后的瀟灑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插圖：   皇上的病情不時反復，時好時壞，清政府雖然及時將這些情形向內(nèi)外大臣通報，但鑒于1898年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康、梁等人在海外的大肆渲染，使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甚至許多愛國華僑都越來越不愿意相信清政府公開解釋的理由，以為清政府特別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秋天之后確實有個廢黜皇上，另立新皇帝的計劃，所以清廷的許多解釋不僅沒有消解海外中國人的疑慮，反而添加了許多的素材。光緒帝在南海瀛臺靜養(yǎng)被說成是幽禁，皇太后對皇上的任何關(guān)愛都被解釋成別有用心。一百多年后重新檢討這些史實，其實還是應該相信一個合法的主權(quán)政府不會如此卑劣地造謠誤導。我們在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獻以及清廷官方史料中根本看不到康、梁等海外政治流亡者所說的那些事情。其實當年《申報》就有文章批評梁啟超的種種說法毫無根據(jù)，只是故意丑化皇太后，離間兩宮?；噬霞葹榛侍笏?，假如皇太后真的不喜歡皇上，則當日盡可在親友中另行選擇，何必一定要立光緒帝以統(tǒng)乾綱？至于康、梁等人在海外肆意散布皇太后將皇上幽禁瀛臺的消息，在《申報》作者看來也是不通之論。瀛臺為南海中心，四面環(huán)水，素為列圣休憩之所，水木清華，亭臺精雅，極適合休養(yǎng)?；侍罂吹交噬系牟∏榭偸欠磸?，不見痊愈，故令其于此消遣世慮，安心養(yǎng)病，怎么能夠?qū)⑦@說成是幽禁呢？ 慈禧太后確實不是皇上的“親爸爸”，不過人類的天性是養(yǎng)育之恩一般大于血緣關(guān)系，幾十年的辛辛苦苦相依為命，都是應該能夠理解的倫理情誼。如果從善的歷史觀去觀察，我們就不應該懷疑皇太后的一番護犢苦心，就不應該作出如此惡的解釋。按照皇太后的權(quán)勢說，她真的要想虐待皇上，可以有許多辦法和機會，完全不必如此大張旗鼓將其幽禁在瀛臺。 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擊終于惹惱了清政府，甚至惹惱了光緒帝。1899年12月20日，皇上發(fā)布上諭嚴厲駁斥康、梁的污蔑和攻擊，強調(diào)自去年秋天訓政以來，上下一心，宮府一體，告誡中外不要輕信謠言，妄加猜測。 作為政府文件，應該相信其嚴肅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光緒帝發(fā)布上諭的前后，清廷內(nèi)部選拔小皇帝的事情又被重新提起。

后記

好友楊華來電話問我是否給《晚清二十年》寫個后記。想了想，我覺得還是應該趁著這個機會大致說說我對晚清史的想法，盡量方便讀者閱讀。    19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這就意味著歷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經(jīng)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來，中國歷史幾經(jīng)變遷，按照傳統(tǒng)中國正統(tǒng)史觀，清朝對于我們今天應該是前朝的前朝。然而由于歷史發(fā)展的特殊性，我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將清朝視為前朝，于是晚清的歷史對于我們今人而言，猶如勝利者去寫自己的成功史，于是也就留下許多還可繼續(xù)探討的空間。    晚清歷史還有可以探討的空間，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的敘事模式可能被嚴重妖魔化了，而且可能還不止一次被妖魔化。    晚清歷史的第一次被妖魔化，可能來自康有為和梁啟超這批改良主義者。他們在甲午戰(zhàn)后最先發(fā)現(xiàn)中國問題的關(guān)鍵，最先發(fā)出政治變革的呼吁。這些呼吁合乎當時中國的政治實際，于是很快從理論轉(zhuǎn)為實踐，于是開啟一個“維新時代”。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變革到了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復雜，但是無論如何，譚嗣同等六君子不經(jīng)審判就被誅殺，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被常年流放海外，這在道義上確實構(gòu)成了對清廷的不利，對康、梁的有利。而且還有一個細節(jié)必須注意的是，作為政府，清廷在1898年秋天全部事件處理完畢、宣布完畢后，不可能整天喋喋不休反復嘮叨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和來龍去脈，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政府的正當事情。而作為被流亡、被誅戮的人，康有為、梁啟超是無論如何忘不了1898年的那個秋天，那個夜晚，在此后漫長的流亡歲月里，他們其實在很多時候都是靠著回憶過去支撐著自己的信念。于是歷史故事在他們一遍又一遍的講述中日趨完美，我們通過他們知道：在清廷內(nèi)部存在一個政治上的堅定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總頭目就是那個可惡的西太后，主要干將就是那幾個滿洲高官如榮祿，如剛毅以及還有與清廷關(guān)系復雜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等。至于他們敬仰和一直在保護的，就是那個英明的小皇帝光緒帝，這個小皇帝是中國的希望和未來，是日本明治天皇、沙皇彼得大帝一類的偉大領(lǐng)袖。光緒帝被塑造成中國政治改革的化身，進步的希望；慈禧太后則成為政治上的保守者和頑固派的領(lǐng)袖，是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    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政治史的建構(gòu)當然不能說是惡意的編造，其實只是他們作為政治局中人和政治邊緣人的想象，光緒帝只見過他們兩人一次，與梁啟超的談話不過十五分鐘，與康有為的談話時間稍長些，也不過一個小時，他們對皇上的理解只是出于一種感情，與事實確實沒有多大關(guān)系。至于他們對慈禧太后、榮祿、剛毅、懷塔布等人的憎恨，更是依據(jù)各種傳言，沒有事實依據(jù)。不要說最高領(lǐng)導人慈禧太后不會清楚他們是誰，就連恭親王也不過稱他們?yōu)閺V東舉人，根本分不清誰和誰。所以，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政治史的建構(gòu)是想象多于事實，即便是梁啟超，后來也真誠表達了自己的歉意，認為自己在《戊戌政變記》等相關(guān)文字中的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實，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宣傳，并非歷史事實。    梁啟超的態(tài)度是坦誠的，值得敬佩的，其實接續(xù)他們這批改良主義者登上政治舞臺的革命黨人，對于康、梁建構(gòu)的晚清政治場景是不信任的，不當作一回事的。革命黨人從來沒有想過利用清廷內(nèi)部西太后和光緒帝之間的矛盾進行挑撥，而是始終將清廷、清政府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革命黨人眼里，不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頑固派、守舊派，即便是那個被康有為、梁啟超捧上天的光緒皇帝，在革命黨人看來并不是什么真理的化身，不過是一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丑。    革命黨人不能接受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政治的想象，他們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對晚清政治進行了重組和建構(gòu)，他們認為晚清十幾年清廷主導的政治變革都是騙人的把戲，是一個不敢退出歷史舞臺的統(tǒng)治階級在故意拖延時間。當1901年新政啟動后，革命黨人這樣說；當預備立憲開始后，革命黨人依然這樣說；結(jié)果到了皇族內(nèi)閣出臺，到了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出臺，歷史就這樣干脆地證明了革命黨人的預見。于是從那之后，人們不再認為清廷最后十年的政治變革有意義，有價值，而是站在勝利者的立場譴責清廷對中國發(fā)展的延誤和延遲，晚清十年的政治變革成了欺騙人民、拖延革命的陰謀，被康有為、梁啟超捧上天的英明領(lǐng)袖也被革命黨打人地獄。    一百年過去了，大清王朝的背影漸漸遠去，這個王朝也逐漸融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成為緊密結(jié)合的一部分。滿洲統(tǒng)治者不再是孫中山所指責的殖民者，晚清的政治變革也不再像革命黨人所指責的那樣只是一場鬧劇，一場騙人的把戲。如果我們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和敬意去看待包括改良主義者、革命者、清政府在內(nèi)的全部歷史，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過去所接受的歷史認知可能還真有繼續(xù)探討的空間，可能并非先前所說的那個樣子。    近代中國的歷史大概要從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訪問開始起算，那一次中西之間雖然沒有達成共識，沒有開始接觸，但中西之間的交往特別‘是貿(mào)易的往來并沒有中斷。這一年，實際上是中國歷史的重要拐點。    乾隆帝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英國人的交往要求。我們過去的研究，不論中國，還是外國，都將之歸為文明的差異、文明的沖突，或禮儀制度的不同安排。其實，這件事情的本質(zhì)對于西方、對于英國來說，就是工業(yè)革命之后產(chǎn)能過剩需要尋找市場，而對中國、對清廷來說，所謂的文化差異、文明沖突，本質(zhì)只有一個，就是中國應該主動或被動適應世界呢，還是世界應該適應中國？    大航路的開辟，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產(chǎn)能過剩，都使中國的斷然拒絕變成了不可能，也就是幾十年的光陰，英國人以鴉片去化解貿(mào)易的不平衡還是引發(fā)了一場戰(zhàn)爭。從此，中國的歷史根本改觀，列強通過這場戰(zhàn)爭開始進人中國，強行將中國拉上世界一體化的軌道，中國踏上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不歸路，盡管此后的挫折并不斷。    從鴉片戰(zhàn)爭算起，中國又蹉跎了二十年，到了1860年，經(jīng)過英法聯(lián)軍打擊，中西交往開始步人正規(guī)，西方國家被允許在北京設立公使館，中國的公使也開始前往東西洋各國常駐或游歷，中國與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應該承認，也就只是短短三十年，大清國真的恢復了往日的氣勢，所謂“同光中興”，在某種意義上說，并非假的。    “同光中興”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實力，恢復了中國人的信心和勇氣，于是又敢于對列強開口說不，動輒表示不高興。    其實，三十年的洋務新政，只是將一個非常態(tài)的國家推向一個常態(tài)國家，并不意味著大清國此時就是一個常態(tài)國家了。經(jīng)濟實力的突然增長使那時的中國人產(chǎn)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虛驕，然而經(jīng)過一場并不太大的武裝沖突，龐大的中華帝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重演半個世紀之前的悲劇，輕而易舉地敗在東鄰小國日本人的手里。    在過去長達一千多年的漫長歷史進程中，日本幾乎始終是中國文明最忠實的學生，幾乎不加修改全盤照搬引進中國文明，只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勢力的東來，日本和中國這個老師一樣面臨著同樣問題，但師徒作出了不同選擇。中國人以文明底蘊深厚為理由，選擇了“中體西用”，以為中國之體不必變，中國所需要的或者說中國所缺乏的只是西方之用、西方之末。而日本或許真的如中國人所認識的那樣，只認沒有文明底蘊，于是就像一千年前決定向中國學習一樣，毫無保留轉(zhuǎn)身向西，脫亞入歐。經(jīng)過不到三十年的發(fā)展，日本竟然真的實現(xiàn)了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的期待，在遠東建立起了一個比較純西方式的國家，并一舉成為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戰(zhàn)勝國。    假如中國不是敗在昔日這個學生手里，假如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繼續(xù)敗給西方某一個強國，中國人都不會引發(fā)那么大的反應。一個龐大的帝國，而且號稱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帝國，竟然敗在“小日本”手里，這實在使中國人覺得太跌份，太沒有面子。知恥而后勇，是中國圣賢幾千年的教誨，所以在甲午戰(zhàn)后，中國在經(jīng)歷了短暫痛苦之后再出發(fā)，其目標其榜樣，就是這個從來不被中國人瞧得起的東鄰小國。稍后所發(fā)生的所謂“維新運動”，其“維新”二字雖然在中國古典文明中久已存在，但現(xiàn)在化舊為新、推陳出新，顯然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啟發(fā)，或者說就是直接來自日本的啟迪。那時的中國，確實期待模仿日本明治維新，重新建構(gòu)一個和傳統(tǒng)不一樣的國家體制。    中國走向維新之路當然是一個正確選擇，然而中國人的焦灼意識和世紀末的恐懼在那時確實非常強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在中國卻希望三年達到，這就不免引發(fā)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恐慌。激進與保守，穩(wěn)健與魯莽，確實在1895年之后成為國內(nèi)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這些方面大約都是各有各的看法。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為不這樣認為。康有_為的焦灼意識促使他覺得朝廷內(nèi)部有一個頑固無比的守舊勢力，因而中國要進步，只有徹底摧毀這個守舊堡壘。他不僅這樣認為，而且這樣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試圖運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變革的障礙，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抑暴的強勢鎮(zhèn)壓，不僅嚴重挫傷了改革者的政治熱情，而且使清廷內(nèi)部的政治勢力發(fā)生了異變和調(diào)整，作為大清王朝統(tǒng)治集團的滿洲貴族在這之后確實在思考一個問題，即中國的變革究竟是為了什么，他們不愿重演戊戌年間的政治故事，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一切變革都必須以維護滿洲貴族政治統(tǒng)治為前提，任何有可能損害滿洲貴族集團利益的行為都必須制止。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國的政治形勢發(fā)生逆轉(zhuǎn)，統(tǒng)治者試圖利用排外主義情緒化解國內(nèi)危機，然而事與愿違，1900年的義和團戰(zhàn)爭差一點葬送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在列強的壓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邁出關(guān)鍵性的一步，新政、預備立憲、欽定憲法等等，在短短十年問相繼出現(xiàn)，中國距離一個真正意義的現(xiàn)代國家不過一步之遙。    當然，任何政治變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任何政治統(tǒng)治者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很難持久主動變革。政治變革的壓力往往來自政治反對派。在大清王朝最后十年，真正推動清政府進行大規(guī)模政治變革的動力，其實就來自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革命與改良確實在那十年間進行激烈賽跑，改良終于在各種利益集團的內(nèi)訌中走向終結(jié)，孫中山原本“一個人的革命”最終成為一個民族的自覺和統(tǒng)一行動，清政府終于用自己的手將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變革是真誠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考慮到這場變革畢竟是在與革命賽跑，因而在那十年問，雙方的相互攻訐在所難免，相互夸大的指責往往掩蓋了歷史真相。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因而我們在民國之后的歷史記憶建構(gòu)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敗反動的一面，真實的歷史就這樣被善意妖魔化了。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構(gòu)晚清歷史的敘事框架呢？本書只是一個嘗試，期待各方面的批評。至于本書的出版，應該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感謝周絢隆主任，尤其應該感謝楊華的精心編輯和安排，衷心期待著下一次愉快合作。    馬勇    2011年3月30日

編輯推薦

《晚清二十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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