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書

用戶評論 (總計43條)

•   讀罷此書，真如余英時對嚴的評價一樣：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余在其悼嚴的文章中引用陸象山的話：“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說嚴終其身與“議論”無緣，而走的是徹頭徹尾的“樸實”的道路，同時批判當下學界的議論之風，而無人繼承前人的樸實之風。“世有聞耕望之風而起者，予日日引領而望之！”是研究生入門書。有新版本，上海古籍出的，世紀文庫本。價格稍高。
•   　　 作為一名初治歷史之人，恐怕讀畢嚴耕望先生的《治史三書》，都會或多或少感慨自己為何未能早一些讀到此書。盡管這本書內容不算多，特別是其二“治史答問”與其一的“治史經(jīng)驗談"有不少相似之處，若日后復讀僅讀”治史經(jīng)驗談“即可。而其三的"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是作者對錢師的追憶以及自己治學生涯的回顧，不感興趣之人甚至可以跳過不看。（當然我認為仔細讀讀并不會耽誤你太多時間）但"治史經(jīng)驗談"作為嚴先生多年治史經(jīng)驗的總結，真可謂微言大義，實在是有太多可供我學習借鑒之處。
  　　 治史經(jīng)驗談基本論述了三大問題。一是如何研究，包括嚴先生總結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以及一些具體規(guī)律。雖然這里面的一些方法和問題后世之人也都知道，但嚴先生說的很透，而且附以具體例子作為佐證，簡明易懂。其二是如何寫論文，涉及了論題選擇、論文體式、引用材料注釋方式等諸多具體的問題，盡管有些內容并不適合于初學之人即可使用，但對以后的研究終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第三是生活、修養(yǎng)與治學之關系，話雖不多，但都是嚴先生大半生的感悟，非常深刻。
  　　 盡管《治史三書》談及的很多問題都是面向初治歷史之人，似乎非常淺顯，但字里行間無不透露出先生的睿智和思考。嚴先生認同新史料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樣強調，基本的史料依然有很多可以被發(fā)掘的東西，而且更能顯示出治史之人的功力才華。正所謂“看人人所能看到之書，說人人從未說過的話”。這不僅適用于研究歷史，更啟迪熱愛讀書之人要善于思考，不要因他人之言而禁錮自己的思想。又如在治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面對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先讀書再確定選題還是先選題再讀書？在如今這個略顯浮躁的年代，后者無疑效率更高，但嚴先生卻尤其鼓勵前者。原因在書里論述的很詳細，我讀了以后也非常認同，我覺得這體現(xiàn)出了嚴先生的一種大氣，研究歷史，沒有這種心志，恐怕想取得大的成就也很難。學無止境，氣有浩然，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   　　臺灣學人嚴耕望的書，治史經(jīng)驗加個人學術經(jīng)歷。內容很實在，一副老一輩學人的做派。專精和博通的關系，斷代研究與通史研究的關系，面的研究與點的研究的關系，看書找題目還是抱著題目翻材料，論著的標準，論文的體式，如何引用材料與注釋，生活修養(yǎng)與治學的關系，等等，這些題目，一般而言很少有人系統(tǒng)地訴諸文字：年少的人不能做，年老的人可能沒有耐心去做。寫出來的東西看起來似乎沒有什么，讀了這些，未必能夠做到，但有人在前面領路，能夠了解有這樣一些選擇和陷阱，總比盲人瞎馬、只賴于自己去“悟”要好得多。這樣一些題目是針對史學提出的，但完全可以供其他學科人借鑒。
  　　確實，做學問的路途沒有一定之規(guī)，各自有各自的特質，各自有各自的機緣。很多時候，仍然要靠個人去“悟”。就像這位老先生在序言中所說：今日青年好學者若想學習前人研究技術之精微處，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細閱讀，用心揣摩，庶能體會。問題是有幾個人有耐心、有時間、有能力去下這樣的 “笨”功夫？。
•   　　歷史學的現(xiàn)代是衰落的，在角落里。
  　　歷史本身伴隨著事物的產生而產生，當下一瞬之前的所有。人們以各種形式去記錄它，明確它，這些形式與內容沉淀為了歷史的記錄。這種“歷史的記錄”尚難以稱為歷史學，它源于人類對自身的確定、對團體繼承與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在個人意識的文學尚未覺醒之前，歷史就是一個整體的文學與表達，他們以對他們何以為他們的記錄來強化彼此之間的關系，來傳承整體精神，來號召人們奮戰(zhàn)甚至犧牲，來解釋他們對世界與自身的困惑，神話、傳說以及現(xiàn)在依然殘留的口頭民族史詩——這樣的歷史就是他們的全部，祭祀口中咒語（關于他們歷史的）吟游詩人發(fā)展而來的《荷馬史詩》。那時候的歷史是傳奇的、彩虹般的夢幻，是人類覺醒之初的天真回憶。這樣的遺跡在西羅多得《歷史》、司馬遷《史記》中依然殘留著，這種樸素而迷離的特點，使他們不夠真實然而足夠可愛，那時候的歷史學是混雜、燦爛而光榮的，這樣的光榮并非是研究的高度，而是他們所享有的尊崇。
  　　人類的歷程如此漫長，從源頭生長出的事物逐漸分化、重生與變化。我們有昌盛的新聞學來記敘與觀察，有社會學、人類學來追蹤與解釋。甚至新聞與媒體中分離出了傳播學；甚至純文學也陷入了沉寂，人們有了新的更為廣泛的精神消費品與個體表達。社會日新月異，應用與現(xiàn)象紛繁復雜，社會科學蓬勃生長、文化理論層出不窮，知識空前膨脹，歷史的掌故與記錄早已不再是大眾的談資，不再是草根消費的文化內容，不再如此地政治重要，不再是人們認識這個世界的主要方式，不再像是他們的全部，不再明顯地與我們相關聯(lián)。
  　　誠然，歷史學早已變化了，不再像是藝術與歷史不分家的記敘品（不管海登?懷特對此有過多么具有破壞力的批評，人們依然相信這一點），史詩、人物傳記……充其量已成為了材料，而非其本身。歷史學一直在回應這種變化，更加獨立、專業(yè)，更像是一門科學，發(fā)展著自身的體系與方法論，它的重心仿佛已不再是紀錄而是辨析與發(fā)現(xiàn)，從事其中的人們不再是紀事家，而是真正的歷史學家。蘭克經(jīng)驗主義以來的西方、清以來的中國，都更加強化基于文獻的分析，求證事件的歷史事實。盡管如此，在現(xiàn)在來看，歷史學的影響只是更加低迷而已。
  　　那么，要不要出擊去干預，去開創(chuàng)新的出路？
  　　嚴耕望先生在《治史三書》中語重心長地強調雖然要廣泛了解現(xiàn)代社會學，但不要哲學地做歷史以免空談無物，不要去追隨各種理論否則史學就淪為理論的注腳。然而有趣的是40年代嚴耕望先生剛從武漢大學畢業(yè)時，法國年鑒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正忙于他的巨著《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鑒學派明確地反蘭克思想，要求融合地理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各門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為一體，歷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會的歷史，是“總體史”，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開始了“重理論、重解釋、重綜合”新風尚，吹響了歷史學進攻的號角，他們企圖以歷史龐大的體量去熔煉、吞納社會學的各成果，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碎片化的歷史學》）而當嚴耕望先生在60年代之初得意地書寫《治史三書》的前兩部，自信地談及治史經(jīng)驗“不要哲學”的同時，法國現(xiàn)代主義學者?？乱运跉v史中探尋技術、權力與主體的視角，創(chuàng)造性的寫出《瘋癲文明史》等著作，強烈地沖擊了各人文社會學科，并影響了歷史的書寫。這些成果出現(xiàn)在法國并非偶然，經(jīng)驗主義的史學信仰支柱并未征服全球，在那之前法國便深受孔德等“實證主義”可以說一直在與理論交合，二戰(zhàn)后法國“存在主義”“結構/后結構主義”等等各種思潮疊出，這樣的環(huán)境下史學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史學與新興學科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史學與文化理論的關系。后者更是源于史哲之辯的千年張力，“兩種不同的知識秩序：一種局部的、具體的，另一種整體的、抽象的。正如歷史學常常被歷史學家理解為超脫理論之外或者與理論相對立一樣，哲學也常常被描述為占據(jù)思想王國，超出歷史環(huán)境壓力之外?！保⊿imon Gunn, 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
  　　那么，要不要繼續(xù)去處理這種緊張關系，要不要把歷史轉向對其他領域的進攻?
  　　
  　　 誠然，正如嚴耕望先生所預及的一樣，各種文化理論潮流不斷替及，?？碌却罄碚摷乙沧呦蛩ヂ洌?0年代以后的思想界整體是沉寂的，年鑒學派因為陷入碎片化的深淵也逐漸走向沒落。先生的警示看來是對了，仿佛那樣的治史方式更勝一籌，這樣的“史學”還是勝利了。但是這樣的事實總讓有些人無法心甘，無法滿足，無法滿足史學只是局限在如此有限的層次上，人總是尋求超越的，僅僅是真相與事實的世界是多么可悲，即便尋得蛛絲馬跡推測出零星半點又有什么可喜，或許是人格的差異吧。人文領域對人類所起的效用與領導，向來不是依靠正確的最終真理而是這個過程，這個過程中的爭論、發(fā)現(xiàn)與激烈碰撞所引起的大范圍的社會思維與方法的轉向，這也是那些失敗了的文化理論的影響時至今日仍遠遠大于某些象牙塔內成果的原因。
  　　
  　　 我是傾向后者的，這也是我的困惑
  　　
  　　
•   　　從余英時先生的書里知道有一位治史名家嚴耕望，是錢穆先生高足，頗有成就。后來在網(wǎng)上屢見有人推薦嚴氏《治史三書》，便有了閱讀學習的愿望。
  　　這本書2011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即再版（此前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于1998、2006年出過兩個版本，惜未得見）。今以兩天時間閱讀一過，覺得確是一本可以嘉惠后學的好書。
  　　本書匯集了作者此前出版的三個小冊子，一曰《治史經(jīng)驗談》，一曰《治史答問》，一曰《錢賓四先生與我》，另有相關附文若干，計24.9萬字。讀后可了解作者的治學經(jīng)歷與寶貴經(jīng)驗。
  　　嚴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耕望，號歸田，以字行。安徽桐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出身農民家庭，自幼勤奮好學，且屢得名師指導，1941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歷史系，先后就職于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世紀六十年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1970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深得傅斯年、錢穆等人指導和推許，在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方面卓有建樹，出版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唐史研究叢稿》等，多為鴻篇巨制，且邁越前人，填補了多項史學研究的空白。
  　　作者自謂“天賦極微薄，一切遲鈍不敏，記憶力尤壞，幼年讀書，三兩百字短文亦難熟誦?！保?）雖然不無自謙，但是基本屬實。那么，這樣一位天資并不出眾的人何以取得別人難以企及的學術成就呢？本書引用的錢穆先生對作者說過的話或可從一方面揭示出個中奧妙：“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保?46）他的學術方向與選題，絕不好高騖遠，總是量力而行，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出了自己的才力和潛能；他的基本治學方法，是陳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澤而漁”，大量閱讀搜集資料，往往積數(shù)年、十數(shù)年、數(shù)十年之功，始完成一項撰著，并力求做到“無孔不入，有縫必彌”，因而能材料充實、立論堅實，得出難以動搖的科學結論，成為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的為人處世準則也很值得推許。他自稱“一向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則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為?！保?68）所謂以道家自處，是甘于寂寞、生活上要求極低；以儒家待人，是寬厚不爭，講究忠恕之道；而以法家做事，則是責任感強，務求有所成就。他推崇的現(xiàn)代史學四大家為陳垣、陳寅恪、錢穆和呂思勉。余英時認為他的“規(guī)模宏大承自賓四師（錢穆），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wěn)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恒則接武呂思勉”（余英時《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吹繃栏麑W長》，見本書附錄，頁294-301）。以是觀之，我國先秦思想家的理論精華，當代史學大師的治學之道，被他巧妙地融合于一身，真可謂善學有成者也。
  　　作者此書，自然主要是寫給青年文史工作者看的，因而從修身到治學、從宏觀到具體，現(xiàn)身說法，不啻耳提面命。本書的主體，自然是《治史經(jīng)驗談》。至于《治史答問》和《錢賓四先生與我》，則對《經(jīng)驗談》有補充和豐富的作用。
  　　在《治史經(jīng)驗談》里，嚴耕望主張的原則性的基本方法有：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斷代研究，不要把時間限制得太短；集中心力與時間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點”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風搶進；要系統(tǒng)地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他介紹的幾條具體規(guī)律為：盡量少說否定話；不要忽視反面證據(jù)；引用史料要將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斷章取義；要盡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編過的史料；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為正確者，但須得另一更早史料作證；轉引史料必須檢查原書；不要輕易改字等，都值得年輕學子認真記取。他的工作要訣：勤、恒、毅、勇、定、謹、和、緩，他談到一般生活與人生修養(yǎng)對學術工作的關系時強調的強健身體、健康心理，一心力、惜時光，淡名利、避權位，堅定力、戒浮躁，開闊胸襟，慎戒執(zhí)著等，則決不僅只對青年學子是有益的了。
  　　當今大陸學界受社會影響，兼之學術管理制度的急功近利，使得人心浮躁，學風大壞。頻出的剽竊丑聞、大量的模擬之作且不去說，即便是那些有心去做研究的，愿意這樣老老實實下笨功夫、出死力氣，積長久之功、成一家之言者又有幾人？而那些耗費了巨額科研經(jīng)費和大量紙張材料、應命炮制的皇皇巨著又有幾本可以成為傳世之作？唯足以愧對先人、貽誤后世而已！
  　　但愿本書的出版和流行，能對改變當前學風發(fā)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2012年11月12日
•   　　最近論文遇到瓶頸，難以繼續(xù)，于是將嚴耕望先生《治史三書》重新瀏覽一過。
  　　
  　　先生所言原則性基本方法有五點：
  　　1.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
  　　2.斷代研究不要把時間限制得太短促。
  　　3.集中心力和時間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點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風搶進。
  　　4.要看書，不要抱個題目去翻材料。
  　　5.看人人所能看的書，說人人所未說的話。
  　　
  　　此五條，第3.4條我嚴重違背了，基本上就是做孤立點的研究，然后抱個題目去翻材料。難怪學問阻滯，難以前行。
  　　
  　　嚴先生亦談到個人修養(yǎng)與治學的關系，其中所論種種，即使不做學問，認真領會，也大有裨益。其中一條“堅定力、戒浮躁”，我應尤其注意?！靶郧檩p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點，也是治學大忌”，“一個做學問的人，也要隨時反省自己為學為人，是否輕浮急躁；如有此病，就當極力戒除”。
  　　
  　　以上當謹記，勉力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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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去瀏覽了其他讀者的書評，自愧不如。其他書評用自己的語言凝練概括基本內容，然后談感想。我則大段摘抄原文，自己的話很少，而且不成系統(tǒng)。這反映出來的是思維的不連貫和不深刻，自省而改之！
•   　　【唐太宗】
  　　
  　　例一：《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條云：
  　　
  　　蒲陶……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國使人多賚來?！藝硕喾式∧秃?，蓋食斯乎?”
  　　
  　　按《本草》為藥物學書籍，一般研究歷史的人不會去仔細讀，研究北朝民族社會問題的人也不會去讀。這
  　　
  　　條材料顯示北朝人或許指鮮卑人多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則不必深論。北朝鮮卑人體肥健
  　　
  　　似別無其他史料可考，你想這條史料多么重要。閻立本繪《歷代帝王圖》，好像把唐太宗繪得很肥胖，大
  　　
  　　概因為他本有胡人血統(tǒng)?
  　　
  　　【治史】
  　　
  　　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并且要大題大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
  　　
  　　題，但不得已可大題小做。因為青年時代，學力尚淺，但精力充沛，小問題牽涉的范圍較小，易可控制，
  　　
  　　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這樣可以磨練深人研究的方法，養(yǎng)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為
  　　
  　　將來大展鴻圖作準備。若走上來就做大問題，大問題要寫成長篇大論并不難，但要精采則極難。自己學力
  　　
  　　未充時就做大問題，結果往往大而無當，并無實際成就，久而久之，習以為常，終至永遠浮薄，不入門徑
  　　
  　　!中年時代，自己見聞已博，學力漸深，或可說已人成熟階段，而精神體力也正健旺未衰；換言之，已有
  　　
  　　做大問題的基本素養(yǎng)，又有大規(guī)模辛勤工作的體力與精神，這是一位學人的黃金時代，所以他可選擇重大
  　　
  　　問題，做大規(guī)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達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為學術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貢獻。人到
  　　
  　　老年，學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謂學識已達最高階段，但體力精神卻漸衰退，很難支持大規(guī)模而且精密
  　　
  　　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規(guī)模的做工作，寫札記式的論文，最為切當。因為他學力深厚，不妨就各種大小
  　　
  　　問題提出他個人的看法，是否有當也不必認真提出實證。我常常奉勸老年學人，不必寫繁重的研究性論文
  　　
  　　，只作語錄式的筆記，最為輕松，而可把他一生數(shù)十年中對于各種問題的想法寫出來，留待將來研究者作
  　　
  　　參考，縱不能代為作進一步證明，也或許有啟發(fā)作用。薪火相傳，成功不必在己!
  　　
  　　【文章】
  　　
  　　只就新舊兩部《唐書》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書》文章寫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
  　　
  　　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價值說，《新唐書》不如《舊唐書》。不過《新書》增補了一些“表”、“志
  　　
  　　”、“列傳”，保存了不少史料，這些處才是《新唐書》有價值的貢獻。
•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嚴耕望不愧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不論其在<治史經(jīng)驗談>中自敘以”勤、恒、毅、勇、謹、和、緩、定“為學術工作之要決，更有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且看他為學術研究是如何大量搜集各種資料，把涉及研究方面的基本材料（主要指專題研究所屬時代的正史）先讀過仔細，盡量搞懂材料意思，切忌斷章取義而鬧出笑話甚至于貽害讀者，然后再開始撰寫論題。此謂之”樸實“。雖然這是一種”笨“方法，但其實，學問就出自這里。所謂”慢工出細活“，雖然慢工不一定會出細活，但也要明白，細活必出于慢工。
  　　
  　　 嚴耕望先生其人
  　　
  　　 嚴耕望(1916——1996)，字耕望，名德厚，號歸田。安徽省桐城縣人。作為專治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的歷史學家，以治學方法嚴謹見聞于史學界。 著有《唐代交通圖考》、《唐仆尚丞郎表》及成名作《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等。
  　　 據(jù)《治史三書》中所述，先生自其幼年對數(shù)學有獨特的喜好（也受其老師影響），且頗有天賦 ，又對地理學極有興趣，最后卻因機緣而選擇轉入史學之門，于民國二十六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師從于錢穆先生。在書中，他也敘述了有關對歷史產生興趣的原因。一是其老師李則綱的影響，二則是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的作用。
  　　
  　　 嚴耕望先生與《治史三書》
  　　　　
  　　 他的著作《治史三書》的確如霞輝姐所言，學歷史的，都應該讀一讀。此類書更是可以放于床邊而時常翻閱的，每次翻閱都會有不同的體會。
  　　 誠然，在此書中，正如書名的副標題所書，此三書者，即<治史經(jīng)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治史經(jīng)驗談><治史答問>則可以窺視他的治史原則與方法論。
  　　 他的觀點自我歸納起來，就是：
  　　 原則上要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以具體問題為先著，從基本處下功夫。固守一定的原則，不依傍，不斥拒，能容眾說，隨宜適應，只求實際合理，不拘陳規(guī)。
  　　 方法是：堅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為巧，以慢為快，聚小為大，以深鍥精細為基礎，而致意于組織系統(tǒng)化。
  　　 目標是：真實，充實，平實，密實，無空言，少皇論，但期人人可以信賴，有一磚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敢所望，光輝則心向往之也。
  　　
  　　 歷史學究竟是什么？應該怎樣去學歷史？歷史對我們又有什么作用?作為歷史學生，是應該去明朗化的?？v使不盡得其要義，但總要把握其基本。此書正可以給我們一個指示，或者說是方向。不同的人讀罷此書理應有不同之感，這是肯定的，但我覺得總會得到某些啟示，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解決一些困擾我們的疑問。誠然，這是讀此書最大的收獲。
•   　　少年時讀書貪多，常常囫圇吞棗，雖也能領會精義一二，卻不能形成知識體系。年紀漸長，悔意愈增，所以慢慢要逼迫自己涂抹幾筆。何況嚴耕望先生說了：“一個人在三十五歲以前，至遲四十歲以前，若不常常寫作，以后就不大能寫作了?！?是以惴惴焉。
  　　學習歷史專業(yè)，投入大，產出少，以寫作歷史論文而論，周期往往要比其他專業(yè)論文長很多。歷史以實證為基礎，用材料說話，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深透理解紛繁的材料，并清理出一套邏輯是第二步，在此基礎上選擇合適的撰述形式、靈活地運用所需材料組織成文是第三步。 一篇論文初具雛形，但不宜于馬上發(fā)表，這一方面為繼續(xù)補充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繼續(xù)推敲，在邏輯材料上盡可能地完善。培養(yǎng)一個優(yōu)秀的史學家也是難上加難，歷史學家所需要的知識準備更讓人嘆為觀止，以至于我們很少能發(fā)現(xiàn)讓自己眼睛一亮的優(yōu)秀史學家。而嚴耕望先生的《治史三書》，卻為我們呈現(xiàn)的了一個專精而又博通的史學道路。
  　　歷史專業(yè)成才周期長，而且謀生不易，所以選擇歷史專業(yè)應以興趣為主，并培養(yǎng)一種淡泊自守的生活態(tài)度。通常而言，歷史學者的生活是寂寞的、清貧的，但一個專心研究、學有所長的歷史學者也不至于吃不飽肚子，不過很少能成為熱鬧的中心而已。一旦成為熱鬧的中心，歷史學者實際上已經(jīng)不能從事研究了，如四十歲后的胡適。故而歷史學者若立志有所成就，首先必須具有淡泊的態(tài)度，遠離聲名勢利，非如此不能坐下來讀書。
  　　其次才是做大題目。所謂的大題目，嚴先生稱為面的研究，包括很多的小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廣闊的問題群。從事面的研究起碼有兩個好處，一是容易發(fā)現(xiàn)材料的彼此沖突彼此勾聯(lián)，避免研究孤立問題引起的的視野限制，二是解決了問題群往往能做出基礎性的貢獻，與零敲碎打式的研究不可同日而語，且研究的問題也不容易枯竭。還有一類問題，嚴先生認為是與國計民生、社會動態(tài)、人民生活、思想潮流相關的實際問題，研究這些問題容易引起較多的關注。其實，我們不妨說這也是史學研究的大問題。
  　　再次是讀大書?，F(xiàn)代學者熱衷于搜集冷僻的史料，重視文書契約之類以往棄之如敝履的材料成為研究的時尚。平心而論，開拓史料的范圍對史學研究的推進是有裨益的。而讀二十四史等基本史料，也未嘗做不出大學問。前輩史家呂誠之先生撰寫多部斷代史，對現(xiàn)代史學貢獻厥偉，而他所取材的往往只是二十四史。這固然收到呂先生研究條件的限制，但于此也可見讀基本史料的重要性。具體在中國史領域，宋以后的斷代史研究對基本史料的解讀是不夠深入的。
  　　最后還要精心寫作。嚴先生不主張學史先學文，他認為史書中也有好文章，歷史學者如能用心鉆研體會，未必不能寫出好文章。歷史文章不必求文采，但文字的洗練、行文的技巧也不可不講究。嚴先生的文章總是反復修改，早年發(fā)表的《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因未充分潤色以致貽悔終身。以《治史三書》的文字而論，其文字樸實而通透，嚴氏為人之誠敬不茍亦可見一斑。對專著和論文的具體寫作技巧，書中也有詳細的介紹，要言不煩，實用性極強。
  　　嚴先生治學以專精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但專精之中亦有博大的氣象。我沒有認真研讀過嚴先生的專業(yè)著作，但我細讀《治史三書》之后，卻相信這是一條專精而博通的史學道路。歷史學者以《治史三書》為明燈，持之以恒的努力，或許有望寫出“充實而有光輝”的著作。
  　　
•   　　人的品味，往往是從他的“不為”處反映出來。全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處。一處是嚴老師談論他自己絕不插手的領域；一處是年輕時再怎么窘迫也不愿兼職。
  　　
  　　“在漢唐時代，邊界問題很明顯的是響亮的好問題，但我絕不插手……因為我對于邊疆民族語言一竅不通，西方語文知識也極貧乏，談不上利用他們的資料，若真講邊疆問題，一定要鬧笑話。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我也不講……因為自覺天分不高，而又太客觀，太謹慎，不敢講無把握的話?！v然能講一點東西出來，仍不會能自信其必定正確，更不能自我滿足，這不是自尋煩惱嗎？有些人自信心極強，不管講得是否正確，自己寫來總是興致淋漓，自得其樂，這也是一種福氣！”看到結尾的地方，大笑。
  　　
  　　另一處寫到，“當時我的生活雖極困難，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但自覺學業(yè)基礎尚未鞏固，所以堅持不兼差，也絕不考慮到香港謀求生活的改善。畹蘭不曾督促我多賺些錢，補貼家用，也很難能！”（那時候的女子，還真是“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的）。
  　　
  　　
  　　
  　　
•   　　專精與博通兩個概念當為一般人所知，不必說，但尤著重”精“與”通“兩字。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shù)膶?；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shù)牟?。治學要能專精，才能有成績表現(xiàn)；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各種學問都當如此，尤其治史。
  　　——摘一段
•   　　大三的時候，我要上的一門課叫史學論文寫作。課堂上第一次聽老師提到“治史三書”這本書，也是第一次聽聞嚴耕望這個名字。我已經(jīng)忘記了老師是如何說的，但是我就把這兩個名詞記在心里。大四要寫論文了，我的指導老師又提到了這本書，他說你們應該看看這本書，再寫論文吧！通過尋尋覓覓中終于把書買回來了，慢慢品讀。
  　　果然是名不虛傳，難怪老師是那樣的極力推薦啦！其實書中所講都是一些與研究歷史有關的方式、方法、思維等等的內容，但是這些看似容易的東西，要想在自己的研究中貫徹的確是不容易，畢竟知易行難。但是嚴老師還是不厭其煩，為我們這些后學者娓娓道來，通過觸摸文字能感受到這位史學大家身前應是一位和藹、慈祥、樂于指點和提攜后輩的學者。而在最后一書，是他對于他老師的一些回憶與緬懷，令我感受到，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于老師的尊重之情。
  　　無論對于站在史學門外還是門內的，這本書我們都應該認真地讀一讀，這樣我們對歷史這門學科會有較好、較全面的認識，我們也不至于因為沒有有用的方法而在歷史的叢林中像無頭蒼蠅那樣轉來轉去。當然這書讀起來也有感到困難的地方，因為作者所研究的是唐史和歷史地理學，他在書中所舉的例子大多與這兩方面有關，本人剛開始還勉強應付，但到了后來實在是對于那些歷史地理名詞的沿革無能為力，所以偷了個懶，看不明白的例子就讓它過去了?？赡茉谌蘸笤俜_書時，說不定我能看明白。
  　　讀完這本書，觸碰到老師當時對我們的期望，也許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名成家，不過學有所得、學有所獲應該是老師所希望的吧。離開了你們反而更加懷念你們，那我也只能憑書紀念吧！
•   　　
  　　——讀《治史三書》
  　　王成軍
  　　20110331
  　　嚴耕望（1916-1996）先生生逢亂世，而潛心治學，體現(xiàn)了一個史家的堅韌。《治史三書》上兩篇談治史經(jīng)驗，后一篇述人生際遇。兩相匹對，可窺見其一生治學得失的深刻思考。拋書沉思，可悟社會科學知識的增長。
  　　史學是一門通觀古今的學科，西學東漸，西方社會科學的套路逐漸與東方的治學傳統(tǒng)相互交融。雖有方法之差異，然于追求歷史知識的增長方面則有更多共同點。歷史有著自身獨特的優(yōu)勢與劣勢，優(yōu)勢在于煌煌五千年，積累了大量的有價值的研究問題，且國人重歷史記錄，積累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朝代通史，縣志鄉(xiāng)約，個人札記），因而歷史學有充足的研究數(shù)據(jù)。但是面對這些“歷史現(xiàn)實”如何才能從紛繁復雜、真假難辨的史料中悟出其規(guī)律，洞見其真假，則是一個超越了平常人認識能力的問題。
  　　史家之所為：讀史，做札記，收集史料，然后以以線索連而貫之。其過程很類似康德所言之科學知識的增長：個人為自然立法。以先天綜合觀念統(tǒng)合歷史資料，務求其融洽自如，殊非常人所為。因為社會科學面對的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超越了簡單的決定論的視野?？档轮灶H有洞見，社會科學知識的增長首先是研究者自身修為的增長，自身修為不增長，妄圖將人類之理智投射到社會規(guī)律上去，只能適得其反。
  　　嚴耕望先生講專精通博的問題，很像中國武俠里之修習上乘內功的過程。需要付出長期而且艱苦的努力。初聞覺不適合于我輩之快節(jié)奏，三年博士教育，做的卻是社會科學的訓練，本是需要一個漫長艱辛的讀書、做筆記、做調查的體悟過程，卻被壓縮成一個一個deadline之前的追趕。然而每個人都如此，何以見高下？短期之中，的確是難見高下的。一個人可以選擇一個討巧的題目和方法，精讀幾篇文章，少選幾門課，也可以相對輕松，然而如果以十年之期衡量，比較一個讀書做筆記、勤思考、每天寫東西的人，和一個倉皇應對的人，再思嚴耕望先生之言方覺良藥苦口，實在是看上去慢，其實很快的捷徑。
  　　然而本書作為大家之言，其中有很多大膽的見解。例如耕望先生說集中精力做面的研究，不要做點的究。目標要大些，范圍要大些，大問題里有許多小問題。這是很關鍵的，因為如果你的研究沒有足夠的研究意義（significance），縱然做的再精致，再深入，再舉一反三，都很不值得。反面的例子是史學大家、曠世奇才的陳寅恪先生晚年所著述之《柳如是別傳》。陳寅恪先生中年體弱，老年目盲，然而以畢生心血寫就七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考究精密，令人贊嘆。然而耕望先生評此書“雖極見才學”卻“影響作用不會太大。”因而發(fā)出感悟“何不尚太史公轉悲憤為力量，選取一個重大題目，一抒長才?！鞭D思諸己，媒介研究本就顯狹隘，若再略去政治和歷史的場景，其研究的很難被評價為重大研究。圣經(jīng)云上帝告誡人類說“你們要進窄門”。一個年輕學者用這句話反思自我做研究太追新潮，每次都不能將問題說透，反倒不如從一個小問題出發(fā)，然而卻能跟許多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對話。這不失為一種智慧的策略，媒介研究也要一小見大，把小的問題說透徹，跟大的理論對話。
  　　研究要無孔不入，有縫必彌。年輕人做論文，多容易寬容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無追求完美、嚴格要求的心性。于是一片文章做好投出去之后，就收到大量的意見，諸多地方需要修改。改完了仍無法發(fā)表，原來有一個小地方無法自圓其說，于是論文被拒。再去看大家的務求完美，嚴格要求，便多了很多理解。
  　　耕望先生說社會科學理論只是歷史研究的輔助工具，不能以運用理論為主導方法。這個看起來也是極大膽的說法。社會科學本是追求建構理論的，單純的運用理論的確不能成為主導方法，然而如果理論只是輔助工具，那么主要工具是什么呢？換言之，是相信既有理論，還是相信史實（數(shù)據(jù)）。原來耕望先生認為理論是演繹的路數(shù)，而歷史研究更多要依賴歸納的方法去求得新結論。所以，有理論并不一定好，沒有理論一定不好，且一定要發(fā)展新理論，找到新的概念。另外，耕望先生談及這個問題的背景是針對單純用決定論的唯物史觀推論歷史的問題。但不管怎么說這個對于年輕學者是很有啟發(fā)的。理論是最重要的，但不是保守既有理論，而是說發(fā)展新的理論。當理論與數(shù)據(jù)不合時，理論是應當被質疑的，所以不應唯理論，而應重發(fā)展理論。盡信書不如無書，唯理論或許還不如接受紛亂的史實（數(shù)據(jù)）。同樣的思路，耕望先生提醒我們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入手，以免犯先入為主的錯誤。
  　　每一個研究者都是在從不同的視角下出發(fā)，進而豐富我們對于社會事實的認識。耕望先生總結了自己的兩個興趣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這很像米爾斯所言之社會學的想象力，向社會學加入歷史視角。同樣做歷史研究的也要增加新的視角。因而，可以想象這種對于新視角的掌控運用能力，是區(qū)分學科發(fā)展階段的重要依據(jù)。Live and let live. 物理學和信息科學的視角同樣有益于媒介分析和傳播研究。引入統(tǒng)計物理的視角研究傳播網(wǎng)絡同樣是有裨益的。在過去的五十年里，傳播學廣泛的引入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經(jīng)濟學多種理論視角，我們這些年輕人也將見證未來五十年傳播學的發(fā)展。未來的傳播學研究的主導視角是什么，這實在是一個猜不透的問題。
  　　其余各章述及諸多學者修養(yǎng)和個人經(jīng)歷的經(jīng)驗教訓，一代學人的洞見飽含各種啟發(fā)。我們這些年輕人看嚴耕望先生談做研究的史識之培養(yǎng)（理論洞見），考據(jù)之修習（歷史現(xiàn)實，數(shù)據(jù)），頗有助益。
  　　
•   　　從來沒讀過嚴耕望教授的專著，但慶幸立志自修之際，讀到嚴教授獻身學術的現(xiàn)身說法，獲益良多。除了可以初窺治史的基本功以外，更重要的是認清為學之道，在於恆心、毅力、耐性、刻苦，與修身自有其相通之處。這些原是老生常談，但他引述自身經(jīng)歷道來，自有其激勵人心之意趣。自問俗務纏身，無法做到他的恆毅勤懇，聊作自勉，盡力為之，以期追附前賢，不墮鴻志。
•   　　 今日閑暇，一氣讀完此書，倍覺親切。身邊有歷史系的朋友，親歷其考證與寫論文的過程，所以可想見考證之辛苦，由茫茫資料大海中，搜尋線索，不同史料中比較和甄別，實是極為耗費心神之工作。
  　　 書中許多建議，都極為懇切，對于當下，尤其有用。一則說及，“慎作概括性的結論”。何其然也！！說話不負責任，當然可以隨意的指點江山，就比如，據(jù)說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會探討中美兩國外交這等事件。然而越是深入探索，越是難以做宏觀概述，事件往往千絲萬縷，要從中理出線索，談何容易！而時人往往不肯下那個苦功夫，而又好賣弄，加之吾以為，中學之教育，實則教授人養(yǎng)成，說空話套話，發(fā)不負責任之宏論，亂扣帽子的種種思維和語言惡習??！
  　　 再則說博與專，吾深以為然。我認為，之所以專不足，多半因浮夸而 不踏實，喜歡套用概念之故。這是我最討厭的事情。而博不足，想來是因沒有高人的指點，是為理念不足，見識不夠，缺少好的機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味精專，雖多半不能有大成就，但踏實的作風，我對其總有好感。
  　　 除卻諸般做歷史的極為具體的建議與學習方法的體會心得之外，此書還兼帶介紹了史學四大家。可以看得出，對于陳寅恪，作者惋惜之情甚濃，而與錢賓四，兩人亦師亦友，羈絆也深。然，我認為，其最抒知己之情者，乃是呂思勉。感其大宗師之造詣而為世人所低估，有為其鳴不平之意也。
  　　 作者也學太極，太極講究放松為第一要務，而忌用力。實則與作者所感做人做學問同一道理。鍥而不舍之恒心固然要，然則戒過于執(zhí)著而不融通。所謂性格中有彈性，極為重要。過于執(zhí)著而局限了境界與格局者，身邊亦有所見聞。就我個人體會，書之初章或序言，看似無用，實則為作者全書核心洞見與目的之展現(xiàn)，時能展現(xiàn)本書之功力，與作者之境界也。疏忽帶過，實為可惜。
  　　 我觀作者，關鍵有自知之明。不好高騖遠，隨知無能成為大宗師，做千古第一流之工作。然亦退而求其次，行力所能及之事，終得正果。此亦是其性格務實，為人隨遇而安之寫照。
•   　　用了三個星期看完的，呵呵，最近比較忙，沒什么時間，但這個，確是好書?！　? 其實挺遺憾的，上學的時候沒有讀太多先生的書，現(xiàn)在想起來了，又總是沒時間，很崇拜嚴先生，是從高二開始的吧大概，那時候看戰(zhàn)國策，到樂毅破齊那章，相關的一些文獻中插入了嚴先生的一段點評，絕對的大師級！　　 不管怎么說，看完這書，算是了卻了自己一個心愿...
•   　　以平實的語言，說出內心的熱忱。無論是從自己的為學途徑，還是品評其他大家的優(yōu)異和差別，都能做到客觀公允。以期后學者能得歷史學的真識卓見。乃不可得之書中好老師也！
•   　　 在選修“史學概論”和讀<<治史三書>>之前，我跟大多數(shù)聲稱對歷史有興趣的文科生一樣,對于歷史的熱情其實不過是對于“歷史故事”的好奇與追求，而對于歷史學沒有真正的了解。隨著課程的深入和接受老師所布置得任務——即讀這本對我而言史學專業(yè)感較強的書，我對于史學和終身奉獻與此的學者們，的的確確有了全新的一份認知與尊敬。讀過本書之后，雖然對于治史、歷史學的相關研究我仍然是個門外漢，但我相信，它讓我在以后的閱讀和充實自己的過程中，再面對歷史問題時，不再那樣毫無概念的接受和盲從，而是會努力地從更專業(yè)更理性的角度去思索。
  　　 （一）內容概括與作者簡介
  　　 《治史三書》是當代史學名家嚴耕望的所著的一部治史經(jīng)驗之書。本書由《治史經(jīng)驗談》、《治史問答》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本小書匯集而成。作為國學大師錢穆最欣賞的弟子，嚴耕望先生以治史嚴謹、淡泊名利、學術成果豐碩厚重而受到尊敬。他主要研究領域在與中國歷史地理、政治制度，唐史（唐代交通）等等，這一點從他書中精心拮取的例子就能看出來。嚴耕望將自己畢生治學經(jīng)驗、甘苦于書中娓娓道來，處處針對青年學子所需，毫無保留，頗具苦心。
  　　 （二）讀書過程中啟發(fā)性較大的要點及體會
  　　1、《治史經(jīng)驗談》
  　　?要精專，亦要博通
  　　 作者關于治史中所需要的“博通”提出兩點涵義：一是對于史學本身的博通。例如在研究斷代史某一朝代歷史時，對于前代和后代的歷史的了解也相當重要；歷史的發(fā)展本身具有連貫性，一味只截其中放大研究，必定也不能觀其研究對象的全貌。二是對于其它社會科學的博通。例如治某一專史也要通曉其他專史；其它學科的知識對于歷史研究也是有必要的，經(jīng)濟、政治、民俗學等等方方面面的都要根據(jù)自己的研究范圍而有所涉獵。作者還提到“博通”還能幫助我們在面對成堆史料史實時避免錯誤，以及有助于對一些史實作出更好的解釋。
  　　?做“面”的研究而不是“點”的研究
  　　 “面”是指某一個較大的研究范圍及里面所包含的廣闊的問題群。
  　　將相關聯(lián)的問題一起并入研究，可以一起搞懂、旁通。在探尋多個問題的過程中，查閱史料時更容易發(fā)現(xiàn)材料相互沖突之處和相互補充之處。而且因為研究范圍大，處處可見相關材料，不易遺漏。在研究彼問題時或許能找到相關此問題的答案。這一點不光是治史，在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都可以借鑒，例如涉及文學中相關流派、相關風格，特殊群體等等。
  　　?要看書，但不能只抱著題目翻去材料
  　　 除了專題研究，也要看非研究范圍甚至非專業(yè)的書。我想這是要做到嚴先生所說的“博通”的最重要一步。這一點對于幾乎所有的人文學科都適用，每一個研究范圍的牽扯涉及面都極廣，缺乏其它方面的知識，在自己的領域里也無法自由發(fā)揮。
  　　?慎作概括性的結論
  　　 作者提醒我們，學術不同于政治宣傳、商業(yè)廣告，不應輕易地下概括性的結論。重視具體論據(jù)，并由此得出可靠的具體的結論，甚至哪怕只是真實史料枯燥的排列整合，也比看似光鮮有力而無力的結論強吧。
  　　?不要忽略反面證據(jù)
  　　 作者提到，研究進行到某一階段，一般心中都會有了關于事實真相的想法，不免留意與自己意見相契合的證據(jù)?！俺闃幼髯C”，即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見的史料，這樣一來幾乎任何問題都可以照自己的意見去證明。我當時也想到的為政治服務，如同作者所說“主要的方法就是抽樣取證”。最切身的體會便是中學以來啃過無數(shù)遍的人教版的歷史書，尤其近代史部分，營造的那種“氛圍”，“忽略”“敵人”的功績等等例子太多。隱隱覺得很多客觀的史實和經(jīng)過其實是被化了妝的，歷史真的是由勝利者來書寫。
  　　?關于具體問題和抽象問題
  　　 作者提倡多研究具體問題，從具體問題入手。因為具體問題需要主觀判斷的成分少，依托于大量的可靠的具體的史料才能站住腳，更不易被人否定。而抽象問題，每人因知識背景不同，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結論，相比之下更主觀也更不容易使其他人信服。
  　　?問題的實用性
  　　 如果放在一個大背景下來理解，這個問題應該是說有人文科學都應該關注的。本來在很多人看來，人文學科就容易走上曲高和寡、陽春白雪、脫離實際或者鉆牛角尖的路上去。而正因為這一點，在這世界追求功利的大背景下，文科被很多人所誤解。但實用性不等同功利性，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即文科研究又要有一定的普世價值，但又不能墜于塵埃平庸之中，我想這是一個恒久的大命題。那些艱深的研究的普世性是否真的能體現(xiàn)出來？或者說怎樣曲折地體現(xiàn)出來并且滋潤每個社會人的心，甚至是否真的有這種普世性的存在？
  　　 具體到史學，作者舉的是日本學人的例子，他們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肯在關乎國計民生方面等重大問題下功夫，這使他們在國際上擁有更高聲譽。研究領域中問題的實用性其實也是相對的，沒有一個清楚的標準界它是否定實用。確實有某些問題的探討放在什么地方都是無意義和浪費人力的，但是否也存在那種看似狹窄冷僻，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實際在一些地方有用有參考價值的問題呢？
  　　?大問題與小問題
  　　 關于研究問題的大小,作者認為,最好分不同階段看待:青年時代"小題大做",中年時代"大題大作",晚年則是"大題小作".因為每個階段學識的充沛吸收程度﹑學術見識﹑研究深入度﹑體能健康狀況等等都是不同的.
  　　?自己的能力與材料
  　　 作者在此談能力主要是從個性和知識儲備兩方面來談。就作者自己而言，他自認為性格謹慎、客觀，因此研究過程中不講意識形態(tài)、不插手思想問題。而在研究過程中如果發(fā)現(xiàn)缺少某些輔助知識的儲備，則需要我們臨時抱佛腳。
  　　材料的選擇上,作者提出一定要注意材料是否充分到可以圓滿解決問題,而且自己是否有能力掌握材料。其實本書通篇個個精彩而又具體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出來，作者的舉例充分又恰當，且范圍幾乎不超過其主要研究領域。
  　　?論著標準
  　　這里的論著標準對于我而言更可當作判斷是否為一部好著作的標注。作者借用古語“充實而有光輝謂之大”提出“充實”和“光輝”兩個優(yōu)秀厚重的史學論著應該具備的要點：“充實”意味著材料豐富，論斷平實，踏實而不發(fā)空論，內容扎實、考證精詳、術業(yè)專工，即古人謂之“學”的范疇；“光輝”意味著有見識力，工作成果有魄力，言別人所不能（敢）言，且工作規(guī)?；趾辍⒔M織嚴密兼有創(chuàng)獲，總的來說是目光銳利、思想深刻、高瞻遠準，古人謂之“識”的范圍。豈止是史學，任何人文學科的學術著作都可以借鑒這樣的標準。
  　　作者提到自己在論著過程中,聚集許多似乎不相干(既然是”似乎”其實或多或少有關聯(lián)和相互作用映現(xiàn)的)的瑣碎材料、瑣小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tǒng)化，從而得到大問題、大結論。作者本人終其一生，史學論著不可不謂之“充實而有光輝”，想來與之術幾十年如一日地積累材料，默默耕耘、踏實研讀是無不相關的。
  　　?立志與計劃之工作要訣
  　　 這部分中作者提到其平時工作要訣：勤、恒、毅、勇、謹、和、緩。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勤。從作者的經(jīng)驗的講述中歸納，治學中需要勤的部分有閱讀、思考、抄錄、寫作、聽受與講授。其中就寫作，作者特別提出，一個人的學術見解要想成為有系統(tǒng)的成熟的知識，就必須經(jīng)過收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統(tǒng)化地寫出。寫作的過程即是使自身學問變得系統(tǒng)通透成熟的過程。不過縱觀古今，述而不著的大家也不乏其人，孔子、蘇格拉底等等?？磥韺τ趯W術成果的發(fā)表，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路線？還是說因為古今學術或者政治甚至整個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等其它原因？
  　　 作者還特別提出寫作不能中斷，否則寫作能力與技巧都容易生疏。這一點我到是有體會，平時讀書的雜記、關于文學作品的零碎分析等等久了未寫都不好下筆，更何況文學創(chuàng)作、評論鑒賞呢。
  　　2、《治史問答》
  　　? 中學、大學時代的課外閱讀
  　　 由于我平時還算是喜歡讀書，對于涉及閱讀的內容也較為留意。但作者所列的其讀書范圍幾乎是涉及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較深層次，是我的功底和興趣遠不可及。不過作者認為，硬闖式的讀書，即好的書不懂也要讀，必然有一定收獲，不過太吃力，事倍功半，還是循序漸進較佳。這一種類似錯誤想必很多和我一樣讀書“貪心”的學子都曾犯過。被書的名氣和地位所吸引，往往不顧自己的程度和功底。但有的老師亦欣賞這樣的闖勁，認為只要堅持啃下來，總有吸收到的有益之處，日積月累則不通也通了。
  　　?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和中文入手
  　　作者所給的原因是：從哲學入手，多半以主觀意念為出發(fā)點，很少能詳征史料、執(zhí)著求證，只抓概念而推衍發(fā)揮，缺乏腳踏實地的工作。當然，研究學術思想史而對于哲學所需較深的認識則是另一回事。從中文入手亦不提倡：歷史是一項人文學、社會科學相綜合的學科，包羅萬象。研究歷史就該從歷史本身入手，從其它哪一方面入手，都不免無意中執(zhí)著于某一方面，著眼點不免局限。況且，在研讀過程中，對于古代史料、史學名著的閱讀亦能幫助提高中文修養(yǎng)。
  　　 我還不了解實際操作中怎樣用哲學治史或者怎樣從中文入手，所以只能猜測，這是否也是史學在人文學科之中獨立性和特殊性的表現(xiàn)呢？史學是否該歡迎其它人文學科，無論哲學或文學的干涉？怎樣的干涉才不算是干擾？具體來說，作者在書中也提過他怎樣用唐詩作為史料，這是否算文學對史學的一種“干涉”？抑或是貢獻？
  　　?社會科學理論只是研究歷史的輔助工具
  　　作者于書中提到，社會科學理論只是研究歷史的輔助工具，不能以運用理論為主導方法，“依據(jù)未經(jīng)深入研究而主觀擬定的結論和概念，來加以演繹推展，應用到歷史事件上去”，聯(lián)想到一些大陸史學家，總是高舉主義的大旗。這又使我想起中學所熟知的歷史課本，感覺總是喜歡以斬釘截鐵的口吻運用材料來一次次證明馬克思主義中有關階級等等的理論。當然這只是我個人感受，中學的文科教育是完全受制于意識形態(tài)之下的，最明顯之處就是我們對其“化妝”較少或難以化妝的歷史部分，考試大綱都不會涉及。我們從小就一遍遍努力地吸收著這些面孔被裝飾了的歷史，那些素面朝天的歷史被拋在腦后大多數(shù)人不得知曉。這是可以理解的亦是難以改變的，因為這由我們當前所處的真實環(huán)境所決定。
  　　 回到作者所提到的以理論治史，是“現(xiàn)有架子，再找材料往上敷”，而傳統(tǒng)的治史，是從零碎的材料、毫無定向的散沙中搭起自己的架子、體系，建立自己的看法。孰優(yōu)孰劣，一目了然。史學不同于文學，文學在某種程度上需要用各種理論去分析、解讀不同文本，因為文學是虛構的、主觀的，如果沒有文學理論奠基和支撐，文學只能淪為玩物。有些偉大的作品表面上給人以天馬行空甚至不知所云之感，但經(jīng)過相關理論的過濾，再天馬行空也是妥貼精彩的，再不知所云也是意義深厚的。而史學不同，老師在課堂上曾說過，歷史學家對于理論抱有警惕的心態(tài)是對的。理論是可以解釋很多現(xiàn)象，但歷史是非虛構且一次性發(fā)生的，只能用個體眼光看待。
  　　?翻譯工作的重要性
  　　 由于我是學對外漢語出身，對于翻譯的部分尤其注意。作者提到，與其發(fā)表一部不成熟的著作，還不如不上扎扎實實翻譯一部西方名著，貢獻更大。這樣的原則幾乎適用于所有的治學領域吧，翻譯是人類智慧得以共享的必經(jīng)之路。
  　　3、《錢賓四師與我》
  　　 這部分講的不光是錢穆先生與作者的學術、師生之緣，也是作者對于自己學術生涯的再次回顧，使讀者領略到這些史學大家們的人格和學術魅力。嚴耕望先生受錢穆先生的啟發(fā)與影響相當大，錢穆先生的教誨有兩點我印象尤深。一是研究問題時，不但要努力收集具體事實的材料，由此得出可靠的結論，還要思考、引申自己的結論，使之更富有意義。由材料得出結論人人可為，但能從自己的結論中挖掘更深、發(fā)現(xiàn)意義所在，境界亦是更高了。
  　　 二是錢穆先生寫信時提出學問貴在通，如果就文論文、就畫論畫、就經(jīng)論經(jīng)，局限就很大。作者舉例，如果研究佛教史，僅僅關注佛教發(fā)展而不關注世俗史方面的史料，就達不到看問題的一定的高度和視野，局限可想而知。這一點同樣適用其它人文學科，就像文學研究中僅就作品論作品是永遠不行的，作者經(jīng)歷、時代背景甚至是美學風潮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得以考慮。
  　　 （三）對于書與作者的一些感想
  　　 讀完以后的的確確能夠感受，正如一些評論家所說，是“大家寫小書”。作為史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嚴耕望先生絲毫沒有擺大家架子，先不論內容，口吻就先給人親切、誠意十足之感，諄諄教誨，娓娓道來，書中很多段落都以引人注目的“！”結尾，也可見其育人勸教的心之殷切。書中例證豐富，且?guī)缀鮽€個具體詳細，對于我這種絕少能接觸史料的非專業(yè)人，更是大開眼界。整本書通讀下來,嚴先生的形象也漸漸清晰?？偟膩碚f他應該算是趨于保守、保持慎重的。比如從他對于創(chuàng)立新說的態(tài)度，即認為破舊立新容易流于偏激；再比如他認為理想的研究方法應該重視材料的穩(wěn)定、細密，并由此材料推出結論，而不是走大膽假設的路線。他也很少涉足主觀判斷、抽象領域，很少發(fā)表“見仁見智的議論”。另外給人印象很深的是，嚴先生淡名利、避權位而執(zhí)著于做一個“純凈的學術人”。如今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要找一個這樣的學者實在太難了。
  　　 疑惑也有很多，這本書開啟了我對于史學的認識，但往往認識的吸收與問題的產生是離不開的。其中一點令我好奇的是作者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對于大陸及其學術環(huán)境的真實看法。書中作者的表達相當隱晦，以我之資更是猜不透作者的想法。作者在書中的態(tài)度似乎是不愿意他和老師錢穆過多和政治扯上關系，作者是否真的沒有立場？從作者口吻來看，似乎他和錢穆先生目光僅鎖定于港臺、海外華人學術圈，以“中研院”為“正宗”，自動“忽略”了海峽對岸。我不了解放后整個華人學術界的境況，是否有“分割”？或許我不該自作聰明的想從嚴先生那里嗅到什么，學術即學術，如果分要扯上那么多其它色彩的東西，也許就已經(jīng)違背嚴先生寫這本書的目的和用心良苦了。
  　　 全書通讀后，我所體會到的，作者在書中傳遞的在最重要的信息也許是"樸素的為學:"于積累的眾多材料上,建立自己的體系,建立客觀的學術態(tài)度、立場、方法；嚴謹考證、慎下結論；總的來說，要用一種從精細走向宏大、腳踏實地的“笨辦法”，下“笨功夫”。而樸素的為學的最終目的，想必是邁向作者所推崇的“充實而光輝”的境界，聚沙成塔，積水成湖，幾十年如一日的積累、摸索，才成就了許多豐厚有分量的學術成果，這是作者所贊成欣賞的治學之路，亦是他一生兢兢業(yè)業(yè)親自實踐的路。這樣一條樸素為學、全心鉆研之道，讓我想起日本作家東山魁夷的一句話：“這條路，既不是被光芒熾烈的太陽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陰慘的暗影包裹的路，這是條在晨光里默默呼吸著的永生之路?！?br /> 　　
  　　
•   　　涉及史學方法論的主要是前兩篇——《治史經(jīng)驗談》和《治史答問》。有很多很實在的經(jīng)驗，歸納筆記如下。在筆記的最后一部分，將略述讀《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的幾點感受。
  　　
  　　一、學科涉獵
  　　既要專精，又要博通。博通既包括史學本身，又包括史學以外學科的旁通，尤其是各類社會科學。
  　　其它學科與歷史的關系
  　　哲學：不要從哲學入手，因為哲學多半以主觀的意念為出發(fā)點，很少腳踏實地考察史料。
  　　中文：沒有必要從中文入手，因為有中文背景的人受訓詁學的影響，態(tài)度往往過分保守。
  　　社會科學：不能濫用，因為引入模式和理論有先入為主的毛病，應當堅持傳統(tǒng)史學從史料中歸納觀點的方法?！耙罄碚摮鲇谑肥卵芯浚荒茏屖肥卵芯繛槟骋环N既定的理論所奴役。”（蒼廬注：嚴先生維護傳統(tǒng)史學方法的立場顯而易見。）研究歷史只要能產生正確而有價值的成績，采取任何方法都可以。不能憑方法是否時髦判斷前進或落伍。
  　　
  　　二、研究領域的選擇
  　?。ㄒ唬┟媾c點
  　　集中精力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的“點”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不跟風搶進。所謂“面”的研究，指包括許多小問題的大題目。“面”就是研究范圍和中心所在。一個人的研究范圍不能太多，否則工作會不能深入。
  　　（二）小與大
  　　著手研究小問題，心目卻注視著相應的大問題。
  　　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并且要大題大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題，不得已時可以大題小做。
  　　“充實而有光輝”；“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br /> 　　（三）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
  　　前者需要在客觀基礎上作主觀判斷，后者只需要進行客觀把握。嚴耕望專長的兩大領域——政治制度史和歷史人文地理都屬于具體問題。
  　　為穩(wěn)妥起見，最好多做具體問題，少講抽象問題。具體問題似難而實易，抽象問題似易而實難。
  　　（四）問題的實用性
  　　研究實用問題可以獲得較大的影響力?！爸v學問誠然不應有功利主義，也不必理會對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獲取學術界較大的反應，就不能不考慮選擇論題的重要性?！?br /> 　　
  　　三、讀書論
  　　不能只抱著題目去翻材料，而是系統(tǒng)地通讀。
  　　學術基礎尚未鞏固時，不要亂看書，一定要選擇標準高的好書看。
  　　
  　　四、史料論
  　　不必刻意追求新史料，而要用常見史料說明新的道理
  　　注意史料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蒼廬注：楊先生曾經(jīng)在一堂門課上舉過史料隨著時間不同而內容有大異的例子，包括蔣在廣州時期發(fā)表的若干親蘇講話，以及毛在20年代一篇關于階級分析的文章。這些內容在他們后來的選集中都有了實質性的刪改。）
  　　不要忽視反面證據(jù)
  　　不要斷章取義
  　　盡可能引用原始史料
  　　轉引史料須檢查原書
  　　不要輕易改字
  　　
  　　五、論文的寫法
  　　慎做概括性的結論
  　　注意普通史事，不要專注意特殊現(xiàn)象
  　　盡量少說否定話
  　　切忌找到一點材料，有了一點意見就倉促動筆。必須到所有材料都盡可能搜集齊全才開始動筆。
  　　無孔不入：積極的攻勢，找到史料或他人論點的矛盾或不合常理處，鉆進去探尋。
  　　有縫必彌：消極的守勢，建立自己的論點后，還要看自己的論證是否有漏洞或可能被誤會唯有漏洞，預先彌補起來，使別人沒有懷疑的余地。
  　　文章的改訂要在未發(fā)表之前。一旦發(fā)表，改訂的機會就很小。（蒼廬注：嚴先生莫非是從錢穆遲遲未能修改《國史大綱》一事獲得的啟發(fā)。。。）因此不必急于發(fā)表。（蒼廬注：只有嚴先生才能如此淡定，想想現(xiàn)在副教授和教授每年都被規(guī)定要發(fā)表多少論文。。。）
  　　
  　　六、論文體式
  　　常行題：一切內容，包括引用材料、辯駁、結論，都在正文中進行。
  　　綱目體：大字為綱，概述內容。小字為目，進行具體的論證。如《春秋左氏傳》、《國史大綱》。
  　　綱目變體：正文簡要，連貫而書，注文置于每章之末，進行詳細考證。（蒼廬注：一年前我曾經(jīng)跟fjord抱怨過歷史論文的冗長繁雜，曾想把所有史料都放在腳注中，這樣想來，和綱目變體有異曲同工之處。）
  　　復合體：與綱目變體類似，但把注文置于每一小段之后。
  　　
  　　七、人生修養(yǎng)
  　　立志：對社會要有責任感
  　　自信
  　　有計劃
  　　淡名利，避權位。行政工作將分散投入學術的經(jīng)歷。
  　　避免浮躁。浮躁的人難以虛心求長進。
  　　不要固執(zhí)。
  　　
  　　八、工作要訣
  　　勤：不能勤就談不上做學問。
  　　寫作的重要性。系統(tǒng)成熟的學術見解必須通過寫作實現(xiàn)。述而不作不能形成系統(tǒng)成熟的知識。至于發(fā)表與否，對于治學而言不是關鍵。
  　　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難做到。不怕不太勤，只怕沒有恒。
  　　毅：學術工作需要耐性，以克服各種困難。
  　　勇：勇氣體現(xiàn)為積極地投入。
  　　謹：消極地避免錯誤。
  　　和：從容客觀，盡量聽取反對意見。
  　　緩：工作緩慢地做，不要搶快；著作完成后應該暫緩發(fā)表。
  　　
  　　九、其它
  　　關于帶有史料性質的《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就不用過多摘引了。文中對錢穆多有贊譽，讀起來終究不如唐德剛的《胡適雜憶》真實。
  　　如果論人生經(jīng)歷，這篇回憶錄有幾點啟示：
  　?。?）牛是王道。。。嚴先生如果不牛，錢穆就不會把他成為最滿意的學生，傅斯年也不會憑著三篇論文就讓他進入史語所。
  　?。?）路上遇到伯樂也很重要的。顧頡剛，錢穆，傅斯年，王星拱，李濟之，都是嚴先生事業(yè)路上遇到的boss級人物，且都有掖后的胸襟。
  　?。?）明白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嚴先生承認自己長于學術，拙于應酬，因此對行政世俗事務大多回絕。這也是我日后要作的選擇。當然，定力也很重要。嚴先生在“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兩碗蔬菜佐膳”的情況下仍然拒絕錢穆的邀請，不去新亞書院任職。其主要原因僅僅是“自己覺得學術基礎尚未鞏固，一到新亞，可能為先生重用，不能再埋頭做研究工作?！边@種定力并非一般人能有。（然而我覺得這樣太過了。。。作為一個男人，在能力有余裕的情況下，還安于讓家人過貧困生活，是不是有些自私。。。學界君子請無視我的這段話。）
  　?。?）隱忍堅持方能做出成績。因此要樸實不要招搖，也不必追鶩一時的榮譽，以免因小失大。即使從功利的角度講，在學術圈中不爭虛名既能避免樹敵，又便于埋頭工作，未必不是保身之道。當然樸實和淡泊需要有限度，這個限度取決于家庭的需求。
  　　（5）點滴地做問題，眼光卻要放長遠。這樣既能使研究對社會有益，又能避免虛浮的弊病。
  　?。?）最后的感想：如果我與嚴先生生活在同一時代，并且同游，大概會感到很悶。。。
•   　　嚴耕望先生確實不愧是“史學界樸實之楷?！币徽Z。先生雖然不是史學界最聰明的——至少他比不上同門的余英時——但毫無疑問，他是二十世紀史學界最勤勉的。從這本書中，不僅可以學到治史的門徑，還可以學到什么是樸實：語言的樸實，治學的樸實，人生的樸實。與其說是治史之書，不如說是修身之書。
•   　　1 對于那些正想要跨進史學研究殿堂的青年學子，這是一本很好的書，它能夠讓你比較全面的了解到，什么是歷史研究，歷史研究這個“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去研究！這個是很重要的！
  　　
  　　2 對于那些已經(jīng)開始進入史學研究殿堂的人來說，這本書也同樣具有很重要的價值，書中提到的很多東西其實都只是一些治史的常識而已，但是，恰恰是這些常識，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在實際研究歷史，書寫歷史的過程常常將之遺忘，所以，就像羅志田對這本書的評價那樣：“尤宜備于手邊，不時溫習揣摩。不僅初學者，以我個人的經(jīng)驗，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獲”。
  　　
  　　3 大家讀了這本書之后我相信多數(shù)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嚴耕望先生書中講到的很多東西的確是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按照著來做，你很可能根本沒法在這個學術界里面生存下去。嚴先生錯了嗎？當然不是！錯了的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現(xiàn)今的學術體制逼迫著學術界的人們?yōu)榱酥\教職，為了評職稱，不得不投機取巧，不得不急功近利。說實話，自己也很想按照嚴先生書中提到的很多要求來要求自己，但是，我畢竟是生活在如今這個環(huán)境中的人，很多事情，只能說僅僅是心向往之了！
  　　
•   　　 嚴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v覽百年中國史林，皖籍學人所著史學方法論著作，胡適之外，有五家最值得關注：姚永樸《史學研究法》、李則綱《史學通論》、吳孟復《古書讀校法》、汪榮祖《史學九章》，以及嚴耕望的這部《治史三書》。五家之外，唐德剛、余英時、何佑森等安徽籍學者的著作均涉及史學方法，多有發(fā)明。
  　　 皖籍學人的共同特點，在于以實證為根，然后在實證的基礎上生發(fā)史法。因為以實證為根，所以各人均有專門之學，所言史法也不以名理思辨為能，而是重技法，求中肯，章法緊密，語不泛設。
  　　 嚴耕望先生的著作鮮明地反映了這個特點。他本是中國中古政治制度與歷史地理專家，著有大部頭的專業(yè)著作?！吨问啡龝肥撬麕资曛问方?jīng)驗的思想結晶。所以，余英時說，嚴耕望是“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
  　　 所謂“樸實”，簡單地說，就是老實巴交做學問，不投機取巧賣弄小聰明。從深處說，則意味著一整套科學客觀的學術態(tài)度、學術立場與學術方法。嚴氏治史，最推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譽之為中國史學界的四大家。不過在余英時看來，嚴氏本人的史學實踐，實較近于陳垣、呂思勉，而稍遠于陳寅恪與錢穆。也就是說，嚴耕望的治學取向，是探尋確實而穩(wěn)定的歷史知識、可實證的歷史真相，不大愿意或者很少涉足過分依賴主觀判斷的抽象領域，很少發(fā)見仁見智的“議論”。是即為“樸實”。
  　　 “樸實”是中外史學家的一種類型，也是大部分史家的基本特性。由于歷史學家的個人才性、學養(yǎng)深淺以及知識結構各不相同，所以他們或擅長細微的史實考訂，或擅長宏大的歷史綜括。而高才大力者，能夠將二者融會貫通，合為一體。只有合為一體，才可稱之為“精通”。不過，無論怎樣精通，“樸實”終歸都是優(yōu)秀歷史學家的學術根基所在。
  　　 在筆者看來，嚴氏“樸實”學風的養(yǎng)成，除受歷史學一般特性以及陳垣、呂思勉的影響之外，其早期及更直接的源頭，當是皖人的治史傳統(tǒng)。同時應看到，嚴氏并非不重視“過分依賴主觀判斷的抽象領域”，而是在該領域發(fā)“議論”，也處處體現(xiàn)出“樸實”的風格。
  　　 著名桐城派學者姚永樸就是嚴耕望的鄉(xiāng)賢前輩。姚著《史學研究法》曾被史學家楊鴻烈定性為“我國從古以來老師宿儒教人讀史的方法”，意即樸實。李則剛是嚴耕望的高中歷史教師，對嚴氏的史學觀念影響極大，所以書中多次提及。李氏《史學通論》雖趨于通識一途，但大體仍可劃入樸實界域。吳孟復曾向姚永樸問學，故《古書讀校法》以桐城文法講史法，發(fā)覆破的，頗多創(chuàng)獲，但亦以樸實為基調。何佑森、汪榮祖同樣是講求內功而極重修辭有根的純正學人。惟獨胡適、余英時、唐德剛，逸思放言，手滑筆快，藻采靚麗，似與樸實不類。但其實，他們內心深處還是喜歡別人夸贊自家的功力?？偠灾鐕栏麜兴f，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派向來聲勢最盛。在此背景下，即使以通識與議論為依歸的學人，亦斷不敢不為專門之學，況且原本就以考據(jù)詳博見稱的皖派學人呢！
  　　 了解到嚴氏所處的學術氛圍、師承流脈以及治學品格，《治史三書》的基本特點也就可想一二了。
  　　 全書的書眼，正在于“專精”與“博通”的二元劃定。在開篇以及《論著標準》一節(jié)中，嚴耕望就此話題作了集中闡述，采用的詞句雖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一貫的。專精對應“充實”，意味著內容扎實、考證精詳、術業(yè)專攻，屬于古人所謂“學”的范疇。博通對應“光輝”，意味著目光銳利、思想深刻、高瞻遠矚，屬于古人所謂“識”的范疇?！睹献印氛f：“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敝穼W家楊聯(lián)陞曾經(jīng)以此語品評某人的學術成果。嚴耕望認為，一部完美的史學著作，就在于“充實而有光輝”。
  　　 顯然，在嚴耕望看來，理想的歷史著作，正是古人所謂才、學、識、德熔于一冶，詞章、義理、考據(jù)融于一身，知性、作性、記性化于一書，事實、道德、藝術亦即真善美有機化一?！吨问啡龝返倪壿嫾軜嫾皟热蒌佌?，就是告訴讀者如何向著這個光輝的目標邁進。
  　　 應該說，“專精”與“博通”的關系，是任何一部史學方法論著作都無法繞開的議題。嚴耕望的特長，在于同所有具備樸實品格的歷史學家一樣，能夠把這個議題通過自身的治學經(jīng)歷以及深厚經(jīng)驗講述得惟妙惟肖。所以，書中列舉了許多精美獨到、堪稱典范的事例，談了諸多個人體會，提出許多條應當注意的事項，以及可采用的措施和辦法。諸如此類，誠然可讓讀者感受到“充實而有光輝”的魅力，金針度人、沾丐后學自然不在淺顯。這些措施和辦法也極為切實，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勤奮讀書而已。
  　　 確實，歷史學是一門熟練工種。設想通過閱讀某部方法論著作即成為史學家，天下絕沒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國學大師章太炎曾經(jīng)說，社會上流行的那些“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之類著作，根本就沒有什么用處。因為，不管你道理講得多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讀原著。章大師的看法當然片面，但如果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則可以懂得，方法性著作可以讓人少走彎路，但最根本的，還得是自己去刻苦鉆研。
  　　所以，在嚴耕望筆下，雖然專精與博通并重，但絕大部分篇幅，卻是引導讀者去下樸實的笨功夫。他以自己為例，說自己讀《宋史》，就是自頭到尾，從第一個字到最后一個字，相當認真地通讀。只有將基本材料通讀一遍乃至若干遍，才會將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健康純凈的學術人。學術人所走的路，只能是不斷充實自己、逐步邁向光輝。
  　　 總之，嚴耕望的總體思想，正如馬克思的名言之所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薄M管嚴耕望并沒有引證馬克思的這句名言。
  　　 所以，如果以思想家的眼光、按理論著作的標準來品評《治史三書》，讀者很可能會失望，因為它所講的道理就是如此簡單，甚至可稱為老生常談。但是，看了書中列舉的豐富例證，誰又會否定這些并不復雜深奧的“漫談”背后，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內涵呢！
  　　 俗話說得好：有學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學者。嚴耕望則說：博未必通，通則必博?！皩W”尚且未必“能”，“博”尚且未必“通”，何況不“學”不“博”呢？《治史三書》之所以“充實而有光輝”，就集中體現(xiàn)在“博學”二字上。
  　　 本書曾經(jīng)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確實證明了它的準經(jīng)典特質。對嚴氏其他史學著作感興趣的讀者，還可以參閱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以來陸續(xù)出版的《嚴耕望史學著作集》。
  　　
  　　 刊載于《中華讀書報》2008年4月2日。
  　　
•   　　 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耕望論現(xiàn)代中國史學家，特別推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和賓四師為“四大家”。以治學途轍言，他較近于陳垣與呂思勉，而稍遠于陳寅恪與賓四師。這是毫無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優(yōu)點則能兼收并攬。他的規(guī)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wěn)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恒則接武呂思勉。他在史學上終能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的境界決不是幸致的。
  　　 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個最通情達理并且隨時隨地為別人著想的人，無論是對他的家人、師友、學生或通事，他都抱著一份誠摯的情意：任何人曾對他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志不忘。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讀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別是《治史經(jīng)驗談》、《治史答問》和《錢賓四先生與我》三部為后學現(xiàn)身說法的小書，便可以獲得生動的印證。
  　　 ——余英時
  　　
  　　 對初學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實用的參考書，那就是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特別是其中的《治史經(jīng)驗談》。嚴先生文如其人，甚少“驚人之語”，亦不弄玄虛，所論處處針對學子所需，實在而具體。我對自己的學生就首先推薦此書。且此書篇幅不甚大，尤宜備于手邊，不時溫習揣摩。不僅初學者，以我個人的經(jīng)驗，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獲。
  　　 ——羅志田
  　　
  　　 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國文史研究的學者推薦的書。談論治學經(jīng)驗的書并不少見，但切實周到如本書者則不易多得。這是因為：第一，作者是一位不騖聲華、埋頭治學、功夫扎實、成就卓著的真學者，所談的在在都是切身的甘苦，沒有裝腔作勢故作大言的矯情；第二，作者既在史識上深受錢穆的點撥，又在傅斯年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個所謂“史料學派”的大本營就職多年，所以對通識與考據(jù)的關系有比較通達的認識，沒有自驕其所能而輕議其所不能的輕??；第三，前兩書談問題，后一書談經(jīng)歷，有橫有縱，既使我們親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學歷程與治學經(jīng)驗，也披露了現(xiàn)代學術史上一些重要的史料。
  　　 ——傅 杰
  　　
•   　　老實說，嚴耕望的這本書我原本是不知道的，即便是嚴耕望這個人，也孤陋寡聞更不得知。只是在寫呂思勉誠之先生、錢穆賓四先生的書評時，方才從網(wǎng)上搜到不少觀點皆引自該書，確實也深得其味。于是遂而購下，束之高閣，姑且異日觀爾：）
  　　
  　　全書三大部分，治史經(jīng)驗談、治史問答、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約莫各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治史經(jīng)驗談講的是如何做學問，包括方向的明確、題材的選定、文體的選用等等。就我個人而言，怕不會有真正做歷史學問的機會了，最多不過是個愛好者而已，想來大部分同學恐皆如此，因此，也就不甚細讀。不過，該部分最后“生活、修養(yǎng)與治學的關系”一節(jié)，到不可不略有提及，非常值得品味，這在世風浮躁、人心思變的刻下，更加顯得頗有意義。做學問首先是做人，而做人則包括心理和生理兩部分，任缺其一行事便總不得順暢了。對此，嚴耕望先生的座右銘是“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深得先儒意蘊。眾位切莫要視“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古人迂腐，其實乃人生有為之一境界矣！大凡想成就一項事業(yè)，總離不開這些精神，無論順境逆境，不驕不餒的做好手上的工作，對未來總是有幫助的，起碼這番努力的心境，便是最不可多得的優(yōu)勢。此外，“持之以恒”、“失敗是成功他媽”之類的話，似乎有老調重談、乏善可陳的嫌疑，須知縱觀秦皇漢武、蔣公毛祖，乃至域外之愛迪生、諾貝爾，皆無不如此。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不過少做些浮云遮望眼的事情罷了——共勉共勉！
  　　
  　　在第二部分治史問答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嚴耕望先生對近代史學大家的評述，他 “認為前一輩的中國史學界有四位大家：兩位陳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呂思勉誠之先生與業(yè)師錢穆賓四先生”。在近代，陳寅恪先生名聲尤大，被喻為“曠世奇才”，我觀《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確實考據(jù)艱深、才華橫溢、世所難及。更是因其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到了實處，在馬列橫行的年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抑郁悲觀，卻到也落得個平安，不可謂不是個奇跡了。先生以瞽翁之年而成洋洋七十萬言之《柳如是別傳》，以寄“憫生悲死”之情，自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譴有涯之生”；作書之情，足與太史公憤而為《史記》相比。只可惜，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嚴耕望評曰“既發(fā)憤著書，何不上師史公轉悲憤為力量，選取一個重大題目，一抒長才，既泄激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書唯剩頌紅妝’，自嘲‘燃脂功狀可封侯’耶？”實乃至評也！
  　　
  　　這部分專門有一節(jié)，用來對呂思勉誠之先生做專評，曰“呂書周贍綿密，可謂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此誠然也。呂思勉的書，粗讀起來確實比較“乏味”，跟我們自小學的歷史書有得一比，甚至提到“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書”！不過，只要細讀下去，便全然不是那么簡單的了，真正如嚴耕望評的那樣，“他實有很多創(chuàng)見，只是融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現(xiàn)露耳”！其實，呂先生的書也不盡然如此，最近在看《呂著三國史話》，此是先生留給后人的惟一一部通俗歷史讀物，那也是觀若說書、意氣盎然的了?？梢姡壬⒎遣荒苋绱藢懽?，不過是拘于做學問，難有“閑情”而為罷了！此書的出版說來頗有值得感嘆的地方，若不是《易中天品三國》風風火火，只怕也難以借勢而出?。ù擞嘟^無對易中天先生有任何緋意之心）！最近，因故去了一趟誠之先生曾經(jīng)任教的華東師大，作為該校的兩位國家一級教授之一，在學校展框中卻幾無說明；反倒是另一為一級教授、也是首任校長的孟憲承先生介紹良多，并多為紀年誕辰。我顧不知何以如此，但以誠之先生的成果，似乎不應當如此，或許人如其文，與老先生過于“迂腐”有關吧！聯(lián)想當今，重商輕文、媚官惡俗，學界浮躁、急功近利、甚至沽名釣譽者大而有之，不禁感嘆“道之不行也久矣”！
  　　
  　　嚴耕望曾師從錢穆賓四先生，并在赴臺后，多有交往，想來這也是書中用三分之一強的篇幅及此的原委。錢穆老先生也是近代史學界了不起的人物，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滅了上至康有為、廖平，下迄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的不經(jīng)疑古之論，解決了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這在當時意義尤顯重大，而憑的卻僅僅是一部《漢書》。由此可見，書放在那里，人人皆可讀之，但卻未必人人能讀出東西來了！再往下說，就非得說到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了，書前一篇《引論》，洋洋灑灑二萬字，實乃蔚為大觀，陳寅恪贊為“近世一篇大文章”實不為過矣！凡是疑古者，錢老先生的書，都永遠是高擎的大旗，指引撥開懷疑的迷霧，強烈建議大家都能去讀一讀。
  　　
  　　不知不覺，寫了廢話這許多，想想現(xiàn)在的書榜，歷史方面的好書真的太少太少；讀讀嚴耕望的這本書，里面提到的名家名作，能有時間看的話，盡量看看吧，也聊算是一個廣而告之了！
•   聞君之言有感：就好像蓋樓，專就是蓋的高，高就對地基有一定的要求，這土地就是個人的資質，高手想通任督二脈可能不太困難，不過像我等資質平平的就需要一個大點的底座多讀多看才撐的住，所以古代在沙漠里金字塔那樣的建筑才能造的高。
•   買了這本書，還沒打算看，看來，真要仔細看下去了。
•   哎，允許我嘆氣一下吧……
•   “要用常見史料說明新的道理”會不會有任意搬弄史料之險？
  怎樣才是一個尊重史料的態(tài)度？
•   是否任意搬弄史料，與史料的常見與否無關。。。所謂新的道理和研究方法、視角等等大概有所關系。比如婦女史從外國傳入后，中國一幫學者從古籍中找出和婦女有關的記載，研究起來，于是說明了新的道理。。。至于尊重史料的態(tài)度，我還有一本傅斯年的史料學沒看。。。
•   剛看到羅志田某篇論文，有這樣一段話：
  “以蒙先生所說的老子、孔子之學為例，既存史料總是有限的，除少數(shù)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如新出土前人少見的史料）外，任何人研究孔、老思想所依據(jù)的基本材料是相同的，然視角的轉換?？梢浴P活’許多原不為人所重的史料，史學的理解也就更進一層。”
•   確實如此，重新組織出一部婦女史，利用從前不為人重視的史料，引入其他學科的新方法，這些沒有不妥；但是倘若史學的核心問題仍在史觀，能否把舊材料作出過于任意的解讀，就是一個問題。
•   嚴老的出發(fā)點是為了尋求史學研究的嚴苛方法和標準，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拒斥從哲學入手，實乃對哲學的不甚了解。綜觀哲學史，思想主見繁多蕪雜，但總得來說有兩條進路：一是唯理主義傳統(tǒng)，從一預設的確定設定出發(fā)進行推導演繹，得出新的見解；一是經(jīng)驗主義傳統(tǒng)，從眾多經(jīng)驗材料中進行歸納提純，得出新的結論。這二者其實是現(xiàn)代科學研究常用的方法思路，即事先預設一個命題或觀點，然后再在眾多史料中進行考察求證。正是胡適所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br /> 事實上，歷史不可能不包含人的主觀因素，因為歷史材料本身并不會展現(xiàn)出一種顯而易見的觀點。所有的觀點或傾向的呈現(xiàn)，乃是由于作者或讀者本身的傾向內在地附加于其上，二者經(jīng)過沖突和融合，得出或認同、或不認同的觀感。
•   筆記很好，謝謝
•   每每看前輩們言及當日在圖書館里苦抄資料，得數(shù)十冊，如此厚積薄發(fā)，乃為名著。而今日之為學者，讀書即少，一有所獲，便出書且不暇?？蔀橐粐@
•   強烈想讀
•   同讚
•   好文。謝謝了
  尤其這一段：
  “確實，歷史學是一門熟練工種。設想通過閱讀某部方法論著作即成為史學家，天下絕沒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國學大師章太炎曾經(jīng)說，社會上流行的那些“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之類著作，根本就沒有什么用處。因為，不管你道理講得多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讀原著。章大師的看法當然片面，但如果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則可以懂得，方法性著作可以讓人少走彎路，但最根本的，還得是自己去刻苦鉆研。 ”
•   的確，尋一位大家的生平作品來開始求索之旅，從中尋求應讀可讀之書、為人處世之態(tài)。這就是現(xiàn)實??！也是這幾十年來的“成果”了。還好，現(xiàn)在有了網(wǎng)絡。
•   想看看了....
•   華東師大今有以先生命名的“思勉人文學院”，怎么能說不重視呂先生呢？
•   謝謝樓主的“讀書筆記”
  嚴老師寫得肺腑，晚生讀來熾熱。 　　
  　　
  嚴老師的邏輯特別細縝，一條一條羅列的清清楚楚，屬考據(jù)之巨擘，今人僅有義理之金觀濤可比。
  嚴指出中國人講歷史是少談哲學的，這也是中國史學者的風范吧。也許少哲學，正是助西人擺脫虛無主義的又一路吧。
  唯社會科學之于史學，嚴的判斷似乎與當今主流不符，然未來如何，也難說。　　
  呂先生在心中，重理輕文、重用輕體，然道不變也。共勉。
•   真的長見識了
•   老實說，我第一次讀《治史三書》，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此書被束之高閣，達五年之久。去年讀胡文輝《現(xiàn)代學人點將錄》，胡氏月旦時賢，持論極苛，卻擬嚴耕望為天微星九紋龍史進，當是極高的評價；此外，還屢引嚴耕望之語，臧否其他學人。于是我重新翻出這本塵灰滿面的《治史三書》，去年底讀一過，而今再讀一過，才漸漸讀出它的好。嚴耕望是錢穆的弟子，不過其作文全無乃師遺風。錢穆才大如海，筆下汪洋恣肆，萬夫莫當，對讀者而言，有如山風海雨撲面而來。嚴耕望以學識而非才情見長，他寫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見骨，不尚虛言，不事雕琢，這是史語所的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講，嚴耕望可謂錢穆的不肖弟子——錢穆說過：“歷史學有兩只腳，一只腳是歷史地理，一只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筛鲬{才智，自由發(fā)揮；只有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干，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后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边@兩只腳，對錢穆而言，只藉以站穩(wěn)而已，并非他學問的主體；對嚴耕望而言，則是他學問的全部——其師弟余英時則傳承了錢穆的衣缽。嚴耕望與余英時都是安徽人。有一說法，百年安徽（從1900年算起，胡適不在其列），三大史家：嚴耕望（桐城）、唐德剛（合肥）、余英時（潛山）。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條治史路線。單論寫法，唐德剛最通俗，嚴耕望最專業(yè)，余英時介于兩者之間，雅俗共賞。嚴、余都評過他們的老師錢穆，嚴耕望認為，錢穆的研究重心是學術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輩中，余英時最為杰出。嚴所擅長的制度與歷史地理研究，只是錢穆之學的旁支。余英時曾問錢穆，門下學生，最欣賞誰；錢穆答：嚴耕望。做學問可以有門戶，卻不可有門戶之見，在這一點上，錢穆堪為楷模。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錢穆與嚴耕望這一對師徒，雖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卻無爭競之心，反而相砥礪如初。嚴耕望的性情，偏于樸拙，為學如此，為文亦然。惟獨寫到錢穆，筆端的情感與鋒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書》的紙面。平生風誼兼師友，先賢風范，令人慨嘆。這大抵可以作為我們閱讀《治史三書》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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