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由民主

前言

本書來源于1991年以來我在不同的東亞社會生活與工作的經(jīng)歷，其目的是理解政治發(fā)展，指出我們可以從這些社會中有所收獲，盡管它們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存在差異。在中國，這樣的觀點應當不會具有太大爭議。我主要從儒家價值理念中尋求啟發(fā)，將它們在社會實踐中的表現(xiàn)當作研究的典范，最近的儒學復興應當讓這樣的一些論斷在中國環(huán)境中更可信。但是我發(fā)現(xiàn)，從鄰近的東亞社會的社會與政治實踐中進行社會與政治改革思考存在更多的阻力。為了尋找靈感，新左派轉(zhuǎn)向斯堪的納維亞社會，自由市場主義者轉(zhuǎn)向美國式資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者則轉(zhuǎn)向前蘇聯(lián)。但是這些社會在文化、歷史、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以及人口（我所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區(qū)人口比挪威都多）方面都與中國距離遙遠。為什么不試圖從諸如日本、韓國這樣有著類似的傳統(tǒng)與經(jīng)濟發(fā)展道路的東亞國家的經(jīng)歷中進行學習呢？似乎民族驕傲以及關于最近的歷史沖突的記憶起了阻礙作用。本書試圖指出，中國的鄰近社會可以為中國的社會與政治改革提供更有價值的經(jīng)驗教訓。

內(nèi)容概要

　　《超越自由民主》提供了生動而富有啟示的貢獻。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將如何賦予不同文明下的現(xiàn)代性建制以不同形式？這將是21世紀的一個重大爭論。貝淡寧援用哲學分析和廣泛的經(jīng)驗知識，審視儒家在東亞持續(xù)的重要性，以及與民主、人權和資本主義的關聯(lián)。更進一步，作為一位規(guī)范倫理學家，他將這一論題進一步延伸，為這種持續(xù)的差異提供一種正當性論證。

作者簡介

貝淡寧（Daniel A.Bell），清華大學（北京）倫理學和政治理論教授。貝教授生于蒙特利爾，受學麥吉爾大學和牛津大學，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學任教，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從事研究工作。著有《社群主義及其批評》（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另有四本有關亞洲政治和哲學的著作均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他還在北京的《讀書》、美國的《異見者》和《新聞周刊》等雜志發(fā)表文章，并在英國《衛(wèi)報》之“自由評論博客”、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qū)者論壇報》、中國《環(huán)球時報》、加拿大多倫多《環(huán)球郵報》的媒體發(fā)表評論。他還接受了NPR、BBC、CBC以及中國數(shù)家媒體的專訪。

書籍目錄

致謝第一章　引言：質(zhì)疑普遍適用性自由主義民主發(fā)展的局限性適宜東亞的人權適宜東亞的民主適宜東亞的資本主義關于政治理論的文化分析方法的建議第一部分　適宜東亞的人權第二章　正義戰(zhàn)爭與儒家思想：對當代世界的意義理想世界與非理想世界儒家關于善政的一般性觀點孟子論正義與不正義的戰(zhàn)爭對當代社會的意義第三章　人權與“亞洲的價值”：對東西方對話的反思價值之間的折衷與優(yōu)先亞洲對人權的解釋亞洲價值與西方自由主義：合理的道德差異？人權的跨文化對話：目的在于什么？第四章　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面臨的倫理挑戰(zhàn)：對人權活動家與理論家對話的反思文化沖突的挑戰(zhàn)全球貧困的挑戰(zhàn)募集資金的挑戰(zhàn)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東亞開展活動的意義第二部分　適宜東亞的民主第五章　公民的積極參與有什么問題？對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的體育教育的比較兩種古代文明為何比較兩種古老文明中由國家支持的體育教育？政治競爭與體育競技商業(yè)社會、閑暇時間以及對體魄的追求對當代東亞社會的意義第六章　認真對待精英主義：有儒家特點的民主政治精英主義與民主：兩種重要的價值儒家民主的制度化第七章　民主對少數(shù)群體而言是“最不壞”的體制嗎？一些基本定義民主與國家建構外部民主力量的意義第八章　多元文化環(huán)境下的民主教育：新加坡的經(jīng)驗和教訓新加坡的政治歷史課堂上的種族主義？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主義新加坡之外？第三部分　適宜東亞的資本主義第九章　文化與平等發(fā)展：儒家對財產(chǎn)權的限制在當代社會可行并且合意的儒家價值物質(zhì)福利的壓倒性價值照顧需要幫助的家庭成員輸出儒家思想？第十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東亞資本主義東亞資本主義與經(jīng)濟生產(chǎn)率東亞資本主義與社會福利對公共政策的意義第十一章　外籍勞工所需要的正義？東亞的外籍家庭勞工問題中國香港與新加坡的外籍勞工所關心的政治問題應當賦予外籍家庭勞工以平等權利嗎？文化的角色中國大陸的外來家庭勞工第十二章　對批評者的回應：實際回應與理想回應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大沼保昭提出了一種“對待人權的文明間方式”，這種方式需要各個“文明”的成員之間進行對話，目的在于達成關于人權的盡可能廣泛的共識。這樣的對話將會尋求表達對如下現(xiàn)象的憂慮，即大多數(shù)國際人權組織是根據(jù)西方自由主義傳統(tǒng)來解釋權利并確定這些權利的優(yōu)先性，國際人權機制還沒有充分地涵蓋非西方的觀點。然而，大沼保昭的建議并非沒有問題。例如，文明之間的界限，如果存在的話，從來都是很難確定的，特別是考慮到在某些傳統(tǒng)自身之內(nèi)對這些問題就有著爭議。更嚴重的是，這種對話會將那些不屬于主要的宗教、哲學以及文化傳統(tǒng)的人排除在外：那些邊緣化的群體和個人的人權可能更容易被侵害。例如，小的土著部落、性工作者、難民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利益在這種文明問的人權對話中不會被表達出來。此外，依靠增加參與者的數(shù)量來解決這個問題會產(chǎn)生其他的問題。例如，阿米泰·埃特茲奧尼提出了某種不會局限于主要文明代表的世界性的道德對話：“如果我們期待看到某種對各種社會成員都有著約束力的世界道德，那么全世界的公民都需要參與這種世界性的道德對話?！钡?，這是不是意味著五十億人必須都參與到世界性的對話中來？先不談費用的問題，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的主要障礙在于難以使參與者就任何含糊的渴望與空泛的陳詞濫調(diào)之外的東西達成共識。簡單地說，商議過程包含的人越多，越難以達成任何具有政治意義的決定。因此，參與者的數(shù)量必須受到限制。也許有人會隨之提出某種包括全世界領導人與公民在內(nèi)的代表模式，如果代表的人數(shù)足夠少的話，可以就世界性價值達成一致，這些世界價值被認為是指導和約束政策制訂者的。但是這種方法導致了一系列問題：這種對話是否應當包括政治領導人、外交家、國際律師、宗教傳統(tǒng)的領袖、學者、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普通公民？來自各個群體的數(shù)量應該是多少？來自各個國家的數(shù)量應該是多少？如果這些商議成果是要具有國際合法性并且壓倒各個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決定，那么就會有關于如何正確地選出“代表”的無止境的爭議。容忍不同的觀點可以得到有意義的決議嗎？結束了在泰國與佛教徒以及其他思想家一起進行的長期研究之后，信奉天主教的哲學家查爾斯·泰勒提出了另一種建立非強迫性的、跨文化的人權共識的建議。他設想了某種來自不同傳統(tǒng)的代表之間的跨文化對話，他認為參與者不應主張自己的觀點具有普遍有效性，而應當認可如下可能性，即自己的信仰可能是錯誤的。依照這種方式，參與者可以從其他人的道德領域中有所收益。但還是會出現(xiàn)無法調(diào)和的不同觀點，泰勒明確承認，不同的群體、國家、宗教社群與文明就神學、形而上學以及人的本質(zhì)等確實具有不可調(diào)和的觀點。為了擺脫這一困境，泰勒認為一種關于人權規(guī)范的“真正的、非強迫性的共識”必須建立在如下認識之上，即有關這些規(guī)范的不同的根本證明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們不應當在遇到阻力的時候為具有爭議性的根本價值辯護（并且因而譴責其他社會中我們不喜歡的價值），而應當試圖從這些信仰中提煉出一些可以幫助我們設計出一種關于人權規(guī)范的“交叉共識”的東西。正如泰勒所說，“我們應當就這些規(guī)范本身達成共識即可，至于它們?yōu)槭裁词钦_，我們有著不同的觀點，我們將會對達成這種共識感到滿意，至于深刻的、基本信仰上的差異不會使我們動搖?！彪m然這一建議推動了關于普遍人權的討論，但是它仍然面臨一些困難。首先，期望人們在關于人權的全球?qū)υ捴性敢鈱λ麄兎浅Ｔ谝獾膬r值進行提煉也許并不是現(xiàn)實的。就算人們同意從證明與實現(xiàn)規(guī)范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式中進行提煉，可能的結果是我們會退回到達成某種高度概括的、抽象的共識，無法解決對具體權利的現(xiàn)實爭論。例如，跨文化對話的參與者可以就政治參與的權利達成一致，同時就這在實踐中有什么意義產(chǎn)生根本上的分歧：一位新加坡官員也許會認為競爭性的選舉就已經(jīng)足夠了，而一位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會認為具有意義的選舉必須伴隨著言論與結社自由?？缥幕瘜υ挼氖∩厦嫠岢龅膯栴}并不僅僅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在大約過去十年中，有許多試圖提出真正普遍的道德價值的嘗試，而獲得的回應則從敵視到冷淡都有。盡管一直有著有關《世界人權宣言》的“西方中心”角度的爭論，但是沒有任何其他的努力接近于能夠代替它的規(guī)范性參考框架的地位。一群前國家領導人試圖設計“一種關于人的責任的世界宣言”的嘗試說明了全球?qū)υ挼囊恍﹩栴}。這一宣言目的在于對《世界人權宣言》進行補充，但是它的主要效果只是會削弱它。這一宣言的大部分充滿了空泛的道德說教，例如第三條說：“每個人都有在任何事情中推進善、減少惡的責任?！边@樣的陳詞濫調(diào)并不是必然有害的，但是它們會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那些真正重要的、需要貫徹的權利上引開。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如果人們對此采取了認真的態(tài)度的話，宣言的一些部分在政治上會是危險的。

媒體關注與評論

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將如何賦予不同文明下的現(xiàn)代性建制以不同形式？這將是21世紀的一個重大爭論。對此，本書提供了生動而富有啟示的貢獻。貝淡寧援用哲學分析和廣泛的經(jīng)驗知識，審視儒家在東亞持續(xù)的重要性，以及與民主、人權和資本主義的關聯(lián)。更進一步，作為一位規(guī)范倫理學家，他將這一論題進一步延伸，為這種持續(xù)的差異提供一種正當性論證?！　　闋査埂ぬ├肇惖瓕幍摹冻阶杂擅裰鳌诽魬?zhàn)了西方自由派政治理論中的主導理念，即，自由民主具有普世價值。通過對比東亞和西方在人權、民主和資本主義等議題上的不同視界，貝淡寧有力地表明，東亞政治傳統(tǒng)包含“有別于西式自由民主、并在道德上具有正當性的選擇”。他對東西方政治哲學的知識把握可謂罕見?！　　顝?，北京大學十多年來，貝淡寧一直在東亞背景下探索“民主”、“人權”和“資本主義”的意義和可行性?！冻阶杂擅裰鳌钒讯喙删€索擰到一起，其風格是啟人心智的，其文字可讀性強，而且幽默。本書是任何涉及或者關心中國，以及其他以儒家政治一法律文化為標識之重要國家的人的必讀書。這是一場友好的、切題的對話。 　　——哲羅姆·柯亨，紐約大學

編輯推薦

《超越自由民主》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發(f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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