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

前言

　　此書出版具有下列特殊意義?！　∈紫?，“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在佛教思想史中是一個重要的論題，此一論題對于吾人了解中國佛教思想的形成史為不可或缺者。此書闡明早期如來藏說的三經(jīng)一論逐步發(fā)展的“如來藏三義”，尤其是討論了總結(jié)此一討論的《寶性論》，本書將“如來藏三義”視為如來藏說的基本思想模型而加以闡明，可以見出中國佛教后來強調(diào)的“三法圓融”、“一心開二門”在印度早期如來藏說的三經(jīng)一論已經(jīng)有所論述，只是中國人將之進一步展開，我們不能執(zhí)著于“回歸佛陀本懷”，而對中國佛教對于大乘佛教的進一步開展的貢獻，加以忽視。　　其次，唯識思想在發(fā)展的過程中，部分唯識經(jīng)論受了先前存在的如來藏說的影響，討論了“界”、“藏”的問題，闡明唯識的主體如何在存在的根基上是具有眾生與諸佛所共通的體性（“界”、“藏”）。而如來藏說在自身發(fā)展的過程中，也多方面展開了如來藏如何含攝唯識思想的論題。在《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一書中，我將此一討論延伸至真諦三藏（499-569）翻譯的《佛性論》、《攝大乘論釋》、《起信論》、《中邊分別論》以及玄奘譯《辯中邊論》等釋論的討論，這則是分別表現(xiàn)為“以如來藏說為本而融攝唯識思想”和“以唯識思想為基礎而兼攝如來藏說”的兩個方向，顯示了真諦三藏傳承的唯識古學的兩個基本方向。　　真諦三藏與中國佛教深有淵源，他從印度西來的時候是從廣州登陸。真諦三藏于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從晉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現(xiàn)在的廣東省惠陽一帶），住在建造寺之中，譯講《解節(jié)經(jīng)》等。當時中國頗多戰(zhàn)亂，頗不利于弘法事業(yè)，于是在文帝天嘉三年（562年），真諦因感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而坐船西返印度，卻被風浪所阻，又飄回到梁安郡（現(xiàn)在的廣東省惠陽一帶）。刺史歐陽頠請真諦三藏為菩薩戒師，并迎住制旨寺。天嘉四年（563年），真諦三藏應智愷、歐陽頠等之請，譯講《攝大乘論》等，五年又譯講《俱舍論》。因為廣東的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竭誠供養(yǎng)真諦三藏，加上智愷法師等優(yōu)秀僧才也都來歸于門下，所以真諦三藏感到大有可為，便在廣東安住下來而繼續(xù)從事翻譯與講學、弘法事業(yè)。真諦翻譯經(jīng)典的特色是一邊翻譯，一邊講學，譯述并進，并時常在進行翻譯的經(jīng)論之中直接以自己師承的見解加以“義疏注記”，因此保留了早期唯識思想于其中，成為佛教思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例如真諦三藏翻譯《佛性論》是《寶性論》的異譯本而以“論曰”的方式在譯文之中加以“義疏注記”用以發(fā)展“以如來藏說為本而融攝唯識思想”的課題。真諦三藏最為重視《俱舍論》與《攝大乘論》兩部書，以為是早晚期的世親唯識學的代表著作。在他的影響下，漢地成立了攝論宗、俱舍宗兩個中國佛教宗派?！　￡P(guān)于真諦所傳的唯識思想的特色與當代唯識思想研究的意義，呂澂早在《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七講中曾經(jīng)加以討論。根據(jù)呂澂所說，真諦所傳的唯識思想的特色，與其前菩提流支譯傳的不同，也與以后玄奘傳譯者有著許多出入。　　真諦的不少譯本，后來唐代的玄奘都重新譯過，兩譯具有許多不同。玄奘門下認為，這些不同的翻譯是真諦譯錯。引起了唯識思想的新舊譯的爭論。關(guān)于這方面討論的材料現(xiàn)存有唐代靈潤法師所舉的十四點異義（見日人良遍《觀心覺夢鈔》）。而近人梅光羲還增加了八義，見梅氏《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這些異義，誠然其中確有一些是出于舊譯的錯誤，但是兩譯本同的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兩家學說的淵源不同。換言之，就是兩家所得無著、世親的傳承不同。實際上，真諦忠實地遵守唯識古學，乃與世親舊說、安慧、難陀等人，更為接近。此外，在前述唯識古學與唯識新學的歷史知識的背景之中，日本佛教學者宇井伯壽十分推崇真諦所傳的唯識思想的特色與重要性，唯識思想并不一定必須以玄奘大師的翻譯為依歸，從而推動了真諦唯識學的當代研究。

內(nèi)容概要

　　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類似于主體性與形上學的交涉問題，因此是一個普遍的哲學問題，一直以來都存在二者彼此融合與含攝的研究與爭論，《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正是對這一論題中最具代表性的幾種觀點進行的闡釋。

作者簡介

　　賴賢宗，1962年生于臺北市。臺灣大學哲學學士、碩士、博士，1994-1998年留學德國，1998年獲得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F(xiàn)任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暨中文系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長。兼任臺灣美學藝術(shù)學學會常務理事、現(xiàn)代佛教學會常務理事、臺灣宗教與社會協(xié)會第一屆理事、《漢語佛學評論》（廣州中山大學）編委、國際東西管理與倫理文教基金會董事。2002年創(chuàng)辦臺北大學人文學院的“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并擔任第一任中心主任。此外曾任現(xiàn)代佛教學會理事長、《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雜志》總主編、第五屆臺北市丹道文化研究會理事長?！　∫殉霭妗斗鸾淘忈寣W》《體用與心性：當代新儒家哲學新論》《意境美學與詮釋學》《信念與規(guī)范奠基：當代爭議中的康德信念倫理學》《康德、費希特和青年黑格爾論倫理神學》《意境與抽象：東西跨文化溝通中的藝術(shù)評論》《當代佛學與佛學傳統(tǒng)》《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海德格爾爾與道家禪宗的跨文化溝通》《道家禪宗、海德格爾與當代藝術(shù)》《道家禪宗與海德格爾的交涉》《佛教詮釋學》《意境美學與詮釋學》《道家詮釋學》《儒家詮釋學》等十余部學術(shù)專著?！　∥膶W創(chuàng)作有《雪蕉集》、《悄然生姿》、《月蝕》等詩集。　　發(fā)表中西哲學論文（含佛學、美學）百余篇。

書籍目錄

自序第一章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及元曉與見登的相關(guān)闡釋第二章 “轉(zhuǎn)依”二義之研究第三章 如來藏說三經(jīng)一論中的如來藏說之內(nèi)在發(fā)展第四章 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交涉中的“信”與“佛性”第五章 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以《佛性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第六章 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辯中邊論·相品》及《佛性論·顯體分》所呈現(xiàn)的“境的思路”第七章 印順法師的如來藏思想之研究：印順法師如來藏學及其在對比研究中的特義……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及元曉與見登的相關(guān)闡釋　　導論　　真諦譯【真諦譯《大乘起信論》，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卷，頁575-583?！洞蟪似鹦耪摗妨碛袑嵅骐y陀之新譯，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卷，頁584-591。法藏的《大乘起信論義記》所依的文本為真諦的譯本；而元曉《大乘起信論疏記》和見登的《大乘起信論同異略集本》比照法藏亦依真諦譯本?！俊洞蟪似鹦耪摗贰娟P(guān)于《大乘起信論》的考證的問題，參照柏木弘雄《中國。日本にぉけろ大乘起信論研究史》一文的討論，收于平川彰編《如來藏と大乘起信論》，東京，春秋社，1990，頁289-334?！恳馈耙恍拈_二門”之體系，立“生滅不生滅和合成阿黎耶識”之說，這是如來藏說的思想體系含攝了生滅世界的展開唯識思想的課題。“一心開二門”指的是眾生心開出生滅門與真如門，此中更有一心二門三大（體相用三大）之基本結(jié)構(gòu)，此中除了一心是本真心的真心論之外，此中之生滅門也涉及了唯識思想的識轉(zhuǎn)變到差別世界的生起的課題，《大乘起信論》在此闡釋了三細六粗及心意意識轉(zhuǎn)變的種種課題，開辟了真心論與唯識論會通之路，開啟了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的新的理論空間，有這些理論上的突破，才使得《大乘起信論》在后來的東亞佛教的發(fā)展之影響既深且巨?！　》ú?、元曉和見登在其解釋《大乘起信論》的相關(guān)釋論之中，逐步吸收了唯識學的理論來加強生滅門的說明，這是站在如來藏說的立場來收攝唯識學，闡釋了“一心開二門”的思想架構(gòu)，從而充實了如來藏說的理論內(nèi)涵，發(fā)揮了中國佛教的心性論的真如隨緣的課題，本文對此一思想進程加以探討。就此一站在如來藏說的立場來收攝唯識學的思想脈動，吉津宜英指出，元曉顯示了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與《大乘起信論》的一心的立場的無矛盾性，將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與《大乘起信論》的一心的立場加以合會，但是法藏卻反對此一合會的立場，只在唯識舊學的意義下，與《大乘起信論》的一心會通【參見吉津宜英的《法藏の大乘起信論義記の成立と開展》，收于平川彰編《如來藏と大乘起信論》，頁377-410，此處的討論參見頁395?！??！　≡诩蛞擞⑺崾镜睦碚摫尘爸?，筆者本文的宗旨有三：（1）本文闡釋法藏與元曉對《大乘起信論》之真心論與唯識論的會通的討論之同異。（2）本文闡釋見登對此一論題的后續(xù)討論。見登繼續(xù)在種種具體問題之上，發(fā)揮了元曉對于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與《大乘起信論》的真心論的立場的合會，本論文對見登所延續(xù)的討論加以論述。（3）本文在上述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的思想史的反省中，本文進一步回到如來藏說的發(fā)展史之中，闡釋《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是一種對于兩種如來藏三義思想模型的融合，而有其如來藏說的思想史上的特殊意義?！　”菊撐姆譃樗墓?jié)，第一節(jié)是“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的相關(guān)文獻問題及如來藏緣起宗的課題的提出”，探討法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用“如來藏緣起宗”來解釋《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之理論背景。第二節(jié)是“《大乘起信論》所提的一心開二門的思想架構(gòu)的理論意義”，我在此比較研究了法藏和元曉關(guān)于《大乘起信論》的“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的論述，兩人雖然都想用《楞伽經(jīng)》來說明“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的問題，但是法藏基本上還是真心論的立場來結(jié)合唯識舊學，而元曉則進一步想要合會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與《大乘起信論》的一心之說。第三節(jié)是元曉與見登之收攝唯識說到如來藏緣起宗在一心開二門的思想架構(gòu)中的生滅門的闡釋中的進一步討論，尤其是闡釋了見登在此一論題的貢獻。第四節(jié)探討如來藏說的如來藏三義的兩種基本思想模型，一者在三義之中強調(diào)隱覆藏義，融合了唯識思想強調(diào)如來藏于因位之中是隱覆藏，二者則是站在果位果德的立場來論述如來藏三義，本文在此一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的思想史反省中指出：《大乘起信論》的思想是一種對于兩種如來藏三義思想模型的融合，而因此有其思想史上的特殊意義，因此必須從此一反省之中，我們也更能理解法藏、元曉、見登的起信論釋論在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之思想史上的特殊意義?！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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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在佛教思想史中是一個重要的論題。一方面，唯識思想在發(fā)展的過程中，部分唯識經(jīng)論受了先前存在的如來藏說的影響，討論了“界”、“藏”的問題，闡明唯識的主體如何在存在的根基上是具有眾生與諸佛所共通的體性；另一方面，如來藏說在自身發(fā)展的過程中，也多方面展開了如來藏如何含攝唯識思想的論題?！　　叭鐏聿卣f與唯識思想的交涉”不只是一個佛教思想史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佛學問題而已，它同時也是一個普遍的哲學問題。也就是說，“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至少在題材的類似性上是主體性與形上學的交涉的問題，或說是絕對主體道與存有思想的交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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