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

用戶評論 (總計84條)

•   　　許小姐的這本書顯然不是寫給我等無知平民看的，因為七零八落的充斥著各種學科的高深術語。許其實主要想說，近代歐洲沒有成為大一統(tǒng)的帝國是因為諸侯太矬；古代中國沒有建立近代歐式對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因為華夏人（其實主要是秦人）太牛逼。先不說許的邏輯推理過程，這個論點是那么的悅耳動聽。不過，在我飄上云端之前，被最后一絲理智拉回來——等等不對啊，如果讀春秋左傳，各國諸侯也是矬的不行。整天打打殺殺，對內對外對爹對子對君對臣都是這樣，動不動就興兵攻打臨近的小國去索要賄賂。滅國的事情時有發(fā)生——但是這個滅國只得僅僅是絕祀，過一陣子找到個后裔占個城邑一個國家就又興起了。似乎開始大家都沒有存了要統(tǒng)一中國的心。由于這段時間是中國國家形成的重要來源，春秋戰(zhàn)國歷來最不缺乏研究。今天許田波又放了膽子提出新的看法——說是新其實也就是把舊的看法用了新的詞匯包裝了一下——當然比較政治學最不講究這個，這實在是勇氣可嘉，從書里我們居然依稀能看到Theda Skocpol的眉目。
  　　
  　　最近發(fā)現(xiàn)的清華竹簡里面有一節(jié)寫商亡的歷史。周人認為，商朝滅亡是因為他們不祭祀上帝。據說因為商朝人理解的上帝是不可以通過祭祀來賄賂的（周人則將上帝跟祖宗一起來祭祀）。周人的理解在今天看來可能令人莞爾，但在幾千年前周人可是認認真真地把這個放在史書里作為后人的教訓。這使我想起，關于社會學到底靠不靠譜、誰的方法更靠譜的爭論。無疑，許的這本書又在這些爭議里增添了新的話題，只不過其實說到底，讀歷史學歷史和用歷史的人根本不在乎。
•   　　Merton 何其幸運。
  　　
  　　用“正確”這個詞當然太絕對了，當然看完默大的Bio之后不得不感嘆：在正確的時間進入了正確的學校、遇到了正確的老師、寫出了正確的Ph.D dissertation與papers、結了正確的婚、選了正確的工作，甚至生了正確的兒子。。。。。。
  　　
  　　不是每個學生這么幸運的。
  　　不是每個學生都會成為Aristotle或者Merton，尤其是在過度耕翻的學術田里。
  　　
  　　作者沒有像Aris或者Mer一樣眾人皆知。盡管很努力。
•   　　春秋戰(zhàn)國體系相對封閉，而歐洲體系自形成之初就開始向世界其他地方擴展。新世界的發(fā)現(xiàn)使金銀大量流入歐洲，從而加速了貨幣化進程并弱化了改革動機。而且，歐洲衝突的規(guī)模日益全球化，從而推動了擴張成本的上升。另外，海外殖民地為領土競爭提供了出路，從而使歐陸的國際競爭少具靈和性?！呵飸?zhàn)國時期的諸侯國沒有殖民地的出路，相對狹小的體系規(guī)模和較高的人地比例又進一步增加了領土征服的收益。（p131）
•   　　趙鼎新的評論：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998311/
  　　
  　　聯(lián)系趙鼎新的評論，粗略說幾點感受。
  　　
  　　1 趙純粹從方法論出發(fā)對許的批評，個人以為有問題。在先前書評中有人引用的話里已經很清楚：許的意圖在于發(fā)掘一套類似的動機（富國強兵的三個面向：增強軍力、加強經濟能力和發(fā)展出巧妙的策略）和原則（國際政治里的權力均勢vs大國統(tǒng)治、國內政治里的社會力量制衡vs國家強權統(tǒng)治）在不同空間、時間和結構下所引發(fā)的不同后果，因此中國和早期近代歐洲這兩個不論在初始條件、時間序列和社會結構上都大大不同的案例，恰恰是很好的對比案例。趙所說的“比較歷史學方法”——也就是更類似于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的方法，是用比較具有許多共同變量和一些不同變量的歷史案例去找出哪些變量對案例的終極結果不同產生了影響，進而找出這些變量作用的Mechanisms; 這些Mechanisms在不同歷史案例中可能是類似的，也可能是不同的。而許在這本書里所做的恰恰就是將這種方法的邏輯反過來，用具備不同F(xiàn)oundations的案例去對表面上類似的Mechanisms進行檢測，看看這些Mechanisms在實際案例中作用的機理，由于初始條件、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會造成怎樣不同的效果。趙對這一點把握似乎不清楚，而只是念茲在茲地批評他所不喜的比較歷史學分析法，導致他在后面論及具體論點的時候，有相當多是重復了許的論點。
  　　
  　　2 趙對于許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錯誤之批評，不僅在方法上忽略了她繼承自精神導師Kenneth Waltz和實際導師Jack Snyder的對于結構之重視，而且?guī)缀踉谥亲R上全盤重復了許本人的論點，有些失水準了。
  　　
  　　3 趙的其他批評，有些有一定道理。比如地理位置上歐洲和中國的各自特性對戰(zhàn)爭和政治發(fā)展的影響，幾乎已經被說濫了，就不再贅述。比如時間上的差別，許對于先秦戰(zhàn)爭和早期近代歐洲戰(zhàn)爭之特性的對比缺乏考慮，特別是由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最終沒有發(fā)展成民族國家，而歐洲的民族國家形成自1644年之后就逐步開始，故自16世紀中葉之后這兩者的區(qū)別可能比許所假定的要大，如果許真的是如上所述要用“不同F(xiàn)oundations的案例”來對比，那么這個Foundation的變化恐怕要更多地考慮——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中間有一個過程，趙只關注了拿破侖橫掃歐陸之后、Nationalism被公認為已經形成的那段時間，中國和西歐戰(zhàn)爭的區(qū)別，可能夸大了特別是在1700年之前的那段時間的區(qū)別；隨之而來的一個可能很有趣的問題是：諸侯國戰(zhàn)爭這個共同機制，在中國春秋戰(zhàn)國和歐洲近代早期這兩個不同的空間和階段，如何導致了強秦統(tǒng)一和民族國家分立這兩種不同的結局？用許本人的方法或許可以對此做一有趣研究。又或者趙鼎新自己在做的東周儒法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可以對此有更多的借鑒。
  　　
  　　4 我自己對許這本書的評論、批評和不解，主要有下面幾點。拋磚引玉。
  　　
  　　首先，如果是具備不同的Foundations的案例作比較，那么Foundations本身隨著時間流逝而發(fā)生的變化（即“初始狀況”隨時間流逝的轉變），對于案例本身的特性和所比較的特性有什么影響，似乎是個需要很小心處理的問題。畢竟就算兩個案例的Foundations不同，但這些Foundations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許在這一點上似乎做得不足。比如上面已經提到她對歐洲民族國家逐步形成、各國之間戰(zhàn)爭逐步轉型所帶來的影響，可能估計不足。又比如她多次強調歐洲各國之所以持續(xù)依賴向私人商團借債、而不發(fā)展出如秦國一般強大稅收系統(tǒng)的原因，是因為歐洲在這段時間開拓了不少殖民地，白銀的大量涌入使得歐洲經濟貨幣化興盛，可以很容易地在私人市場上集資，而秦國沒有這種殖民地則使其不得不以強力國家機器的形式強制民眾從事農業(yè)和徭役、從中抽取經濟資源，這么看來殖民地的開拓，是一個重大的Foundation轉變：原本中國和西歐都沒有殖民地，都是封閉式的內部競爭，現(xiàn)在西歐開拓了殖民地，不僅導致了結構的轉變，而且直接影響了agency的策略選擇，進而也就影響了Mechanism所結合的條件。這樣的影響，似乎不能簡單地作為一個外生變量突然“介入”來一筆帶過。許的方法，可以涵蓋根本的初始條件的不同（據她自己說），但有沒有考慮到這種根本條件在時間中的變化呢？抑或說她將這個純粹作為一個“客觀環(huán)境”的變化來考慮，這樣合理嗎？
  　　
  　　其次，許在書中（英文版52頁腳注268）雄心勃勃地提出自己是兼顧國際關系三大學派和“結合國際關系、比較政治和政治理論”的學者，而這本書也確實大量引用了這多方面的資源。不過實際做起來，許在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的結合方面，似乎有重復前人成果之嫌。許試圖將均勢和社會力量制衡、大國統(tǒng)治和國家權力加強建立起對應關系，并用一個“自強”（Self-strengthening）策略串聯(lián)之。這一論點至少在國家形成和國家間關系跟Charles Tilly的“Wars Make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s”似乎無多大差別，不過是比Tilly更直接宣稱自己結合了國際關系理論中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的生存邏輯和戰(zhàn)略選擇，以及比較國內政治中國家—社會關系對比的邏輯而已。不過許的論述或有一點新意，是指出了這種對內對外雙重的“自強”策略如何反復加強了這一時期國際關系之根本結構（無政府和國家對國家的戰(zhàn)爭），進而順流而下在全書結尾指出了liberal democracy政體對改善國際關系結構的作用。而對均勢邏輯和大國統(tǒng)治邏輯兩者之間的關系，許的論述也顯得含混不清。
  　　
  　　最后，許在描述西歐時所用的“自衰”（self-weakening）和“國家退化”（State Deformation）這兩個概念非常大膽。所謂西歐“自衰”“退化”是許遵循自己“從西歐反照中國、從中國反照西歐”這一邏輯，對比中國皇權朝廷的“自強”和“國家形成”提出的，具體表現(xiàn)為采用雇傭兵導致國家無法壟斷暴力工具，過分依賴私人借貸和強行開征稅源導致稅收國家化和理性化的減退，出賣官僚系統(tǒng)職位導致官僚機構組織動員力低下。這些問題，如許所述，直到拿破侖征服歐洲、英法對抗和英國崛起之前，一直是歐洲各國“自衰”的表現(xiàn)。但如果同Charles Tilly對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理論對照，“自衰”“退化”中似乎也有“自強”“形成”的因子，尤其是像英國這樣連許也承認的特例，正是由于國家無法壟斷稅收財源，所以才引起了一系列內戰(zhàn)和革命和妥協(xié)，最終形成liberal democracy。也正是因為早期的“自衰”“退化”使得歐洲雖然出現(xiàn)過普魯士和拿破侖法國這樣的強權國家，但國家機器始終無法形成秦國那樣相對于社會的強大力量，也使得西歐國家出現(xiàn)了如許所說的“自主性”（autonomy）可能很強，但“能力”（capacity）偏弱，更需要嵌入于社會的現(xiàn)象，間接使得liberal democracy多少有一點成長的土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衰”和“退化”似乎是另一種“自強”和“國家形成”。
  　　
•   　　 個人以為本書最大的價值還不是作者的副標題——關于中歐春秋戰(zhàn)國時期和近代早期歐洲的國際政治之比較，更大的意義在于探討在一定程度類似的情形下，春秋戰(zhàn)國的中國和近代早期的歐洲為什么會走向截然相反的不同道路？僅僅是因為歷史的偶然還是宿命的悲??？
  　　 中外學者作中國和歐洲的歷史比較的時候往往會拿春秋戰(zhàn)國時期與歐洲啟蒙和浪漫時代早期作為比較，其中固然有雙方都一定類似希臘城邦的政制和思想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雙方都處于一種舊秩序行將崩潰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大變革時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的黃昏”也是如此），而就此申論無疑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意味——歷史何以至此？
  　　 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fā)，結果不同的事物它們的變化成因和過程也應不同，而具體到本書之中即被作者解釋為“自強型改革”和“自弱型改革”兩條不同的道路選擇，而為何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大國大多選擇短期而言更為艱難的“自強型改革”，而非歐洲式的“自弱型改革”呢？在這一點上作者似乎就有點用結果來回答原因，而這可能出自學術嚴謹?shù)念檻]，正是本文試圖做出澄清之處。
  　　 為什么中國政治能在秦代即形成相對現(xiàn)代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相對合理的官員選拔機制、直接的中央稅收和國民義務兵役制度，卻又長期沒有形成黃仁宇所說的數(shù)字化管理的資本主義管理模式呢？
  　　 我以為，恰恰是中國政治的過早成熟成為了中國變革的最大阻力和死結。春秋戰(zhàn)國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是建立在獨立的封建制度和經濟之上的。獨立的封建制度，在國際，由于多國的競爭，加強了改革國內政治的緊迫感和人民用腳投票的權利；在國內，由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分封屬國的相對獨立性，國君的權力受到較大的局限，貴族、知識人、平民、城市人和商人可以不完全依賴國家的給予而自足，擁有較大的意愿和能力表達自我，而由此結成的社會團體無疑是更為強健的，重要的是這樣的社會團體并不是完全體現(xiàn)國家的意志，甚至還有制約國家的意愿（這也是為什么秦國必欲置商人于破產之地的部分原因）。這在歐洲具體化為議會對國家預算審批的制度化，國君對國民公民權的承認和封建制度習慣的尊重。而在秦一統(tǒng)中原后，在政治上廢除分封置郡縣，摧毀相對國家獨立的經濟政治實體；在經濟上鼓勵農耕，歧視商業(yè)經濟，把商置于士農工之下，成為賤民；在思想意識上，焚書坑儒試圖統(tǒng)一國家意識，以打擊私斗的名義，壓制異質于國家意識的俠義精神和民間團體；規(guī)范以史學為代表的官方書寫扼制民間的記述。總之利用中央集權的權力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消除多元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使之成為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帝國。反觀歐洲，貴族、教士和商人階級的相互制衡和利用，不但多元的經濟被允許甚至鼓勵，更重要的是異質的思想能夠在不同的資助人和國家、教會權力交錯的縫隙中生存下來，成為國家制衡邏輯強大過支配邏輯重要的支柱。
  　　 中國政治過早的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和成熟，其中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們也要看到，國際政治中的制衡邏輯和支配邏輯能夠平衡的發(fā)展更具有某種偶然性：“恐怖平衡”或者納什平衡的微妙之處在于，一旦有國家在霍布斯式的自然國家狀態(tài)下，試圖利用馬基雅維利式的國家政策，其他國家?guī)缀醣厝灰x擇同樣的規(guī)則和手段應對，而長期維持貴族式的謙讓和道德反而是更令人不可思議的狀態(tài)，這樣的國際政治稱作核恐怖平衡也好，黑暗森林體系也好，結果就是形成秦帝國似的國家可能性較大，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維持的可能性較?。W洲也有拿破侖和威廉皇帝的試圖統(tǒng)一的努力）。而在戰(zhàn)爭成本較低的前現(xiàn)代時期里，這種誘惑如果沒有強大的制衡力量，幾乎必然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
  　　 中國的不幸在于在這個時間窗里，并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強大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力量，在外部國際壓力消失后（邊患比較特殊，邊患主要的壓力還是軍事層面的），君主必然利用被壟斷的國家暴力打擊多元的經濟和文化，而沒有任何意愿允許甚至扶助能制衡自己權力的勢力的強大，被傳統(tǒng)社會長期稱頌的劉備諸葛亮式的王相合作和制衡，至多是一種無任何制度保障的給予式的殘余習慣，到宋明也被碾殺殆盡。
  　　 秦帝國的統(tǒng)一使得中國在民間力量尚未成熟強大之際，就被迫直接面臨國家權力的壓迫和誘惑（缺乏貴族與宗教勢力的制衡），形成了國家獨大、社會萎縮、個體消失的死局，社會自治長期受到國家管理機構的壓抑和指導，弱化了社會在國家和個人層面上的交流和協(xié)調作用，并且中國帝制獲取的龐大資源，成功的改造了“宗族”和“江湖”等的倫理和結構，形成組織間的同構關系，社會與國家之間更多的體現(xiàn)一種支撐合作關系，缺乏對抗和沖突的緊張，這種強大的帝制文化的行為路徑依賴直接導致傳統(tǒng)中國政治長期停滯，在這一點上我是同意作者秦帝國歷史偶然的解釋的。
  　　 中國早熟政治的悲劇是仲永式的悲劇，而這樣的悲劇在1949年以后重新改頭換面的上演，這又是什么樣的悲劇呢？
  　　
•   　　中國和歐洲歷史的區(qū)別最大之處在于,中國是大國家,小社會.而歐洲往往是小國家,大社會.這個國家指中央極權力量.這從兩地歷史源起和發(fā)展的不同就開始了,而沒有社會力量的制約,極權主義和獨裁力量往往就能在中國最終獲得勝利,而且由于沒有社會力量的制約,其極權力量的滲透和膨脹總是越加厲害.
  　　　　
  　　　　中國最關鍵的是要建立社會力量,基礎的就是啟民智,培養(yǎng)國民的公民意識和民主精神,沒有社會力量的壯大崛起和覺醒,任何美好的藍圖都只能為獨裁者所利用,培養(yǎng)盲從的愚民,暴民和為獨裁者服務的奴隸而已.中國近代轉型至公民社會沒有成功,希望這次不要在走向歷史怪圈,重復失敗,那將是中國的災難
  　　
  　　
  　　
  　　
  　　
•   　　許田波的回應： “構建‘中國學派’必須正視中國歷史”, 《世界經濟與政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2010 年第5 期,第124-138頁.
•   　　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
  　　評許田波《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
  　　
  　　刊載於《政治科學季評》，2007年，第15期，頁29-32。
  　　
  　　
  　　政治科學家許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教授的《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是一部帶有豐富歷史、理論與政策意涵的先驅之作。同為多國體系(multi-states system)的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為什麼西元前656至221年間先秦中國由分裂走向一，而西元1495至1815年間前近代歐洲卻維持著多國平衡的局面？透過歷史發(fā)展軌跡的比較，本書解答了一個過去中外歷史學者與政治科學家未曾處理過的經驗問題。然而，本書的旨趣並不僅止於回答經驗問題。更重要的是，本書還反省了一個政治科學與漢學之間知識論立場相對的問題：「為什麼政治科學家與歐洲人都把歐洲政治中的分權制衡(check and balance)視為理所當然，而中國人與漢學家則都把在中國的大一統(tǒng)帝國視為理所當然？」(p.1)
  　　
  　　本書認為政治科學的歐洲中心觀與漢學的中國中心論都是不完備的。為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認識論，許教授在第一章以政治科學的語言發(fā)展出來「世界政治的動態(tài)理論」(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動態(tài)理論以為，國家形成與國際體系轉變是相生相伴的歷史過程，國家在此過程中的內外大戰(zhàn)略會對歷史軌跡的發(fā)展形成兩套不同的因果機制，進而在初始條件相近的狀況下也能產生相異的歷史結果。於是，國家的對內對外大戰(zhàn)略與國際歷史發(fā)展的因果機制是相互構成的。如果國家在過程初始採取「自強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大戰(zhàn)略來應對戰(zhàn)爭的壓力，則國際政治中的「宰制邏輯」(Logic of Domination)會得到強化，就像先秦中國一樣從分裂走向統(tǒng)一；反之，如果國家在過程初始即傾向以「自弱型權宜」(Self-weakening Expedients)來處理戰(zhàn)爭的壓力，則「宰制邏輯」會受到弱化，反倒是國際政治中的「平衡邏輯」(Logic of Balancing)盛行，而產生如前近代歐洲般維持多國平衡的格局。藉著肯認「宰制」與「平衡」這兩種不同的政治邏輯可以並存於同以競爭為起始狀態(tài)之國際政治演變，動態(tài)理論既避免了大多數(shù)政治科學家從歐洲中心的「平衡邏輯」片面向中國歷史提出質問的問題，動態(tài)理論也跳脫了大多數(shù)漢學家從中國中心的「宰制邏輯」在厲行批判時落入被動回答歐洲中心論發(fā)問的陷阱。進而，世界政治中，「權力平衡與宰制勝出(coercive triumph)都是可能的結果?！?p. 225)。不論是歐洲中心的分權制衡、或中國中心的大一統(tǒng)帝國，都是國家大戰(zhàn)略與國際政治環(huán)境策略互動在歷史中生成的偶然。如此，將國際政治留給歷史自身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而未被任一政治邏輯斷然決定的動態(tài)理論，也就超越了歐洲中心與中國中心的認識論。換言之，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並非為中國沒有服膺權力平衡或歐洲沒有出現(xiàn)宰制勝出，而是中國和歐洲過去都有過近似權力平衡和宰制勝出的歷史經驗。
  　　
  　　超越歐洲中心與中國中心的歷史分析，在本書第二、三、四章的經驗研究中完成。本書第二、三章分別說明了西元前656至221年間先秦中國與西元1495至1815年間前近代歐洲各自的國際政治歷史動態(tài)。第四章則從國家形成的角度比較秦國終結多國平衡的大一統(tǒng)和拿破崙幾近大一統(tǒng)的霸業(yè)又回到多國平衡格局的國際政治動力何在?？梢哉f，透過歷史的重建，這三章反省了政治科學家及漢學家分別視權力平衡為普遍規(guī)律與宰制勝出為中國獨有的誤解。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本書否認權力平衡是普遍規(guī)律或宰制勝出是中國獨有，本書自然也就不採用一般社會科學作品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相反地，本書是用對稱性的比較歷史方法，先指出中國和歐洲的過去同樣都有近似權力平衡和宰制勝出的歷史過程，再以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互為相反的事實解答兩者路徑發(fā)展的分歧，進而並呈平衡與宰制這兩種政治邏輯在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的動態(tài)關係。
  　　
  　　這個對稱性的動態(tài)比較歷史是這樣進行的：從西元前七世紀一直到前四世紀中葉，先秦中國一直維持類似前近代歐洲的多國平衡格局；而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前近代歐洲也首度由法國進行類似於秦國在西元前四世紀中葉厲行「自強型改革」而在歐陸一度建立霸業(yè)。這就是先秦中國與近代歐洲在歷史動態(tài)中出現(xiàn)的相似情境。然而，當十八世紀末之前三百年間的歐洲封建秩序還盛行著「自弱型權宜」時，西元前四世紀中葉前三百年間的先秦中國封建秩序已經在各國「自強型改革」的氛圍中崩解。於是，秦國崛起前三百年先秦中國體系已經開始克服權力平衡與擴張的成本，而蘊釀出盛及一時的「宰制邏輯」。秦國的「自強型改革」也就在體系已有的「宰制邏輯」中形成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加速大一統(tǒng)帝國的形成。相反地，拿破崙法國開始厲行「自強型改革」前的三百年歐陸國際政治則業(yè)已生成出偏愛「自弱型權宜」的「平衡邏輯」。一旦法國首度採取「自強型改革」，尋求宰制的「自強性改革」也就與體系原有的「平衡邏輯」形成負反饋(negative feedback)而易在既有的歷史路徑依賴中夭折。從反事實(Counter-factual)推理來說，如果當時法國革除舉債的陋習更全面地達成「自強型改革」，如果法國當時占領土地後像秦國一樣地對敵軍加以趕盡殺絕，如果當時法國對外聯(lián)盟採取分化再征服的戰(zhàn)略，徹底遂行馬基維里結合獅子力量與狐貍機智的外交謀略，那麼1815年發(fā)生在歐洲大陸上的歐洲協(xié)調不是沒有可能被一個類似西元前221年秦帝國的大一統(tǒng)所取代。當然，反事實的比較歷史思考終究無法改變已經發(fā)生的歷史事實。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兩種不同的歷史軌跡說明歷史在過去就一直是不確定與不可預測的，這也正是動態(tài)理論的核心論旨。然而，政治科學家勢必想進一步追問：本書提出的動態(tài)理論對於當代乃至未來的世界政治有什麼意義？
  　　
  　　只要謹記「歷史是過去的政治，現(xiàn)在的政治亦呈現(xiàn)著歷史」，讀者將從本書的動態(tài)理論中預見政策意涵。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寫作的歷史並沒有終止於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的比較。本書在最末章指出，當拿破崙法國在歐洲國際體系的「平衡邏輯」中厲行自強型改革後，英國、普魯士與後來的德國也都模仿了這種改革：以徵兵制建立常備軍來增強軍事能力，在提高經濟生產力的同時也對社會徵收直接和間接稅來加強經濟能力，採功蹟制取代貴族政治以達成聰明的謀略?！缸詮娦透母铩挂欢燃訌娏藲W洲大陸上的「宰制邏輯」，「宰制邏輯」更在溝通與行政技術提升的催化下被用於歐洲列強的海外殖民，然而，「自強型改革」在歐洲大陸上的散播終究沒有翻轉「平衡邏輯」。本書給的答案是資本主義開啟了貿易的國際競爭，也讓最強大的英國不再以領土整倂為目標進行國際戰(zhàn)爭。一旦奉行自由民主意識型態(tài)的英國傾向與歐洲列強的互動自我制限，即使近代歐洲大陸上「宰制邏輯」盛行，單一普遍的帝國也就無法在歐洲大陸上形成。之後，雖然美國承接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後的霸權地位，但不論是在威爾遜主義還是杜魯門主義，變得更主動介入歐洲大陸事務的美國與奉行自由民主的英國一樣，都不以領土吞併作為回應國際競爭的目標。美國的政治領導似乎相信「在內部有分權制衡的國家是比較可能在外部追求分權制衡而非宰制強迫」(p.235)。於是，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後更傾向以自由民主體制的輸出來發(fā)揚分權制衡的優(yōu)越。「宰制邏輯」便在德國、日本，乃至第三世界國家接受體制改造之後，受到全面抑制。過去五十年來，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平衡邏輯」一直處於正反饋。然而，如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的經驗所示，過去兩世紀來普及於世界歷史軌跡的自由民主秩序—「平衡邏輯」非不可能轉變。換言之，世界政治的未來尚未被預先決定，而端視這一代政治領導如何在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國家之間，展開雙重策略互動。
  　　
  　　藉著將歷史帶回國際政治學，許教授的動態(tài)理論賦予當代世界政治更多元的遠景，而非單一壟斷的目的論思考。在本書的註腳中，雖然許教授寫道：「許多國際政治學的同行會好奇我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是建構主義者。在強調權力集中的意義上，我是個現(xiàn)實主義者。在強調國家─社會關係的意義上，我是個自由主義者。在強調國際競爭與國家─社會關係相互構成的意義上，我是個建構主義者?？偠灾?，我是一個整合國際關係、比較政治與政治理論的政治科學家」(p.52 fn.168)然而，相較於跨越政治學次領域的藩籬，我認為本書其實對於國際政治科學在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認識論爭辯上作出了更大貢獻，因為本書所使用的對稱性比較歷史法為進行相關中國研究的政治科學家提供了一個方法學的中庸之道。這是說，當研究中國的政治科學家今後再度辯論到普遍社會科學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對稱性比較歷史為論辯雙方在知識上提供了一個衡量紛爭的嘗試性方案：概念化普遍理論適用中國經驗時所產生的異例，再到中國以外的歷史土壤去尋找來自中國經驗的理論預期。換言之，即透過探索中國的經驗是否能發(fā)展成另一種普遍理論來回應回答兩個問題：一，使中國經驗特殊化的既有社會科學理論是不是普遍的？二，中國特殊經驗在既有社會科學理論普遍法則中是否僅為一個極端值？如果在既有社會科學理論下的中國特殊經驗還可以在中國之外的歷史經驗中普遍化，則意味既有社會科學理論的邏輯並未臻於普遍；反之，如果中國特殊的經驗無法進一步普遍化，則意味著中國經驗確實是普遍社會科學理論下的一個極端值，中國的經驗是特殊的，但原有的普遍社會科學理論效度不一定受到影響。
  　　
  　　《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出版後，相信更多出色的中國研究作品，也能在國際政治學之外的其他領域，引薦這種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方法學中庸之道，為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認識論努力。
  　　
•   　　下面這篇英文短評發(fā)表在2007第一期英國《國際事務》期刊上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has long been Western-dominated and Eurocentric. This, coupled with greater academic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non-Western IR” in recent years, has led scholars to “bring Asia in” to the IR field. Victoria Tin-bor Hui’s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perhaps rare contribution to this process.
  　　
  　　The book seeks to solve a puzzle. Why did ancient China manage to achieve a universal empire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le Europe after its early modern period developed into a system of many competing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n fact shared similar processes of interstate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So it’s not destined that China should somehow have an empire while Europe can only hope for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at is, China may continue to have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Europe may well have had an empire. Something important must have happened in these two periods to make China and Europe what they later wer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uzzle, the author develops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processes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domination-seekers and targets of domination.” Within it there are two competing logics – “the logic of balancing” and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The logic of balancing includes balance of power or resistance and rising costs of expansion or administration.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includes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ies (divide-and-rule or divide-and-conquer), ruthless stratagems and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logic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f the logic of balancing is stronger than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ill follow; otherwise, domination will overweigh balance of power. Bu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logics is first and foremost shaped by “the mechanism of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which are measures taken by states to increase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and economic capability, and develop clever strategies.
  　　
  　　While the notion of “the logic of balancing” is nothing new in IR,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is. In fact, one contribution of this book is precisely the argument of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As the author reminds us, “……we have to examine not just what power seekers cannot do, but also what they can do”. “States may use their higher economic capabilities, increased military strength, and clever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domination”.
  　　
  　　Thu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because Qin successfully pursued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by combining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ies, and ruthless tactics, it eventually achieved unification in China. In Europe, by contrast, no universal empire emerged either because domination-seekers adopted “self-weakening expedients” instead of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and did not pursue ruthles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as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did, or because when they did take these measures,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The author uses comparisons of init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iming, and path dependence to answer the natural follow-up question of why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prevailed in China but not in Europe. There are also observations on whethe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 and Europe’s different trajectories. Certainly these are needed because one often hears, for example, the argument that vast plains and a unifying Confucian ideology in China facilitated its unification by a single power, and that Europe’s geographic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heterogeneity virtually made another Roman Empire in Europe impossible. Contrary to this “conventional wisdo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l these factors are actually not necessarily in favor of Qin’s unification or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More important is whether states can devise clear strategies and ruthless tactics to overcome barriers to unification. On this score, China’s Qin clearly outperformed European states.
  　　
  　　Another aspect of the book puts itself in line with Alastair Iain Johnston’s Cultural Realism in that both seem to deconstruct the “peace-loving na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culture. At one point,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was “more nasty and brutish”, pursuing “dirty stratagems and brutal tactics”, and in fact “was more Hobbesian and more Machiavellian than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system.” At another point, it argues that Confucian moral restraints had only shaky foundations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Confronted with this kind of Western academic understanding and even some sort of consensus on the nature of China’s past condu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have to change its public diplomacy of constantly reassuring other countries of its peaceful intention by excessively referring to the “peace-loving natu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all, this book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R field in general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IR in particular. Although its theory 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is theory may sometimes seem complex, its boldness to make a macro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its sophisticated analyses of the workings of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system are very impressive. It should be able to encourage scholars to make further inquiries into different aspects of IR in Asia and China from what is commonly assumed in the West.
  　　
•   　　其實趙鼎新指出來的所謂問題， 作者都有一一論及。
  　　
  　　趙鼎新可能沒有看清楚, 也可能他用有色眼鏡來看書，認定任何的中西比較都不行。
  　　
  　　關於“西方比較歷史方法的陰影，” 作者在第一章這樣寫的：
  　　
  　　如果春秋戰(zhàn)國與近代早期歐洲在國際和國內政治方面都有這么多相似性的話，那為什么中國最終出現(xiàn)了一個強制性的普世帝國，而歐洲卻可以一直保持多國均勢狀態(tài)。這僅僅是因為兩者不可比較嗎？畢竟，這兩個體系在文化上代表了東、西方的兩極，在地理上分別坐落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在時間上相隔兩千年。因此，中歐兩大體系的比較研究不能遵循主流的“共同基礎”比較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這種方法要求研究者根據共性最大化原則，通過比較兩個只有一個變量變化、其他變量完全相同的案例來檢驗命題的有效性。 然而，研究歷史的社會科學家們觀察到，其他條件相同假定（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幾乎無法應用在歷史比較研究中。 如果學者們嚴格遵循這條原則，那么比較研究就只能限定在鄰國范圍之內。
  　　為了打破這種不必要的限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拋棄普適性理論轉而集中關注因果機制，因為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永恒不變的定律，而后者則研究偶然性的變化如何導致不同的結果。 喬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指出，“機制的顯著特征不在于它是否能廣泛地適用于預測和控制社會事件，而在于它所蘊含的因果鏈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精確性，以使我們能夠在迥然不同的環(huán)境下確定相似的因果機制”。 道格拉斯·麥克亞當（Douglas McAdam）、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和查爾斯·蒂利甚至毫不含糊地放棄了“共同基礎”研究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并提倡“非共同基礎”研究法（un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他們使用“不同案例進行成對比較”，以期發(fā)現(xiàn)反復出現(xiàn)的因果機制如何能夠與變動的初始狀況和客觀環(huán)境以不同方式結合起來，從而產生差異極大的后果。 我在本書中采用這種名為歷史－制度主義的方法，并對初始狀況、客觀環(huán)境、時間選擇和路徑依賴給予特別關注。 同時，我還根據國際政治的結構主義方法來檢驗戰(zhàn)爭的壓力如何在不同時空下導致相似的因果機制。蒂利巧妙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說：“歐洲與中國在政治過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因為這些相似的過程出現(xiàn)在不同的時序、不同的組合和不同的環(huán)境當中，因而產生迥異的結果?！?
  　　當我們關注因果機制而不是普世法則時，就可以不用歐洲的視角來透視春秋戰(zhàn)國。埃德加·凱澤（Edgar Kiser）和蔡泳（Yong Cai）在研究官僚理論時就將秦朝視為“經驗上的局外之物和理論上的反常之物”。 許多國際關系學界的同僚同樣也希望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為什么均勢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際體系中失敗了？ 王國斌觀察到，當我們視歐洲經驗為規(guī)范而非西方經驗為異常時，我們便會錯誤地“尋找世界其他地方走錯路的原因”。 這個“為什么不這樣”的研究問題還假定社會發(fā)展的單向性（unidirectonality），因此導致我們難以理解不同的發(fā)展軌跡。 查爾斯·蒂利建議我們應該考慮“西方經驗或許只是幸運的嘗試，一種失常的發(fā)展，一個死胡同，或者僅是許多可能的路徑中的一種”。 因此，我視春秋戰(zhàn)國為“任何合理理論必須能夠圓滿解釋的重要案例”，而非一個偏離了歐洲范圍的“反常案例”。
  　　與此同時，我不認為歐洲中心論必然不能應用于非歐洲環(huán)境。 正如王國斌所指出的那樣，“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雖然片面，但它并不一定比從其他角度的研究更錯（或對）。” 中國中心論認為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個案。雖然歐洲中心論者錯誤地認定制衡是普世的規(guī)律，但中國中心論者也錯誤地假定普世帝國和專制傳統(tǒng)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過程。這兩種觀點所犯的錯誤都是以回顧的方式來研究歷史，即從現(xiàn)代政治現(xiàn)象出發(fā)，回頭向歷史中尋找原因。這種研究方法造就了所謂“事后諸葛亮式的確定性”，它會蒙蔽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不到種種“被壓制的歷史可能性”和未經嘗試的歷史路徑。 它還埋葬了“數(shù)百個曾經盛極一時但后來消失的國家”。 更好的研究方法是從歷史形成階段往前探尋曾經可能的路徑及其結果。
  　　為了追尋中國和歐洲所展現(xiàn)出來的歷史，我還根據王國斌提出的“對稱的觀點”，從歐洲的視角來評估中國和從中國的視角來評估歐洲。 這種方法相當于將近代早期歐洲當作一個“反事實的中國”，以及將春秋戰(zhàn)國當作一個“反事實的歐洲”。標準的反事實思想試驗（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要求分析者追問如果假設的原因不存在會發(fā)生什么事。 但這種假想的反事實推理方法對于系統(tǒng)分析和宏觀歷史研究用處不大，因為相互聯(lián)系的現(xiàn)象“無法每次只改變一個變量”。 然而，這個困難可以解決，辦法就是使用真實的案例來“鎖定”（anchor）反事實推理。 在本書的歷史分析中，我首先以歐洲中心論來檢驗春秋戰(zhàn)國，再用春秋戰(zhàn)國的經驗來檢驗近代早期歐洲。
  　　
  　　In the English version:
  　　
  　　Method
  　　If ancient China resembled early modern Europe in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n why is it that a coercive universal empire triumphed in the former but checks and balances predominated in the latter? Is it simply because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are not comparable cases? After all, the two systems represent extreme ends of East and West in terms of culture; they are located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in terms of space; and they are separated by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in terms of time. As such, these two systems are not amenable to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underlying commonalities, which requires the researcher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propositions by making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situations that are identical except for one variable.” However, historically-grounded social scientists have observed that the 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 almost never holds in comparative history. If scholars strictly follow this principle, then comparative studies would be confined to mostly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break out of this unnecessary restraint,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set aside universal theories, which make invariable propositions irrespective of contexts, and focused on causal mechanisms, which have varying effects depending on contexts. As Jon Elster puts i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a mechanism is not that it can be universally applied to predict and control social events, but that it embodies a causal chain that is sufficiently general and precise to enable us to locate it in widely different settings.” Douglas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even unambiguously abandon the “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and advocate the “un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They use “paired comparisons of uncommon cases” to find out how recurrent causal mechanisms combine differently with varying init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o produce radically different outcomes. I adopt this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nit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iming, and path dependence.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follow the structural approach comm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xamine how the pressure of war compelled similar causal mechanisms across time and space. As Tilly neatly captures it, “Europe shared many political processes with China, but put them together in different sequences, combinations, and environments, with dramatically different consequences.”
  　　When we focus on causal mechanisms instead of universal law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refrain from examining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European trajectory. Edgar Kiser and Yong Cai study Qin China as “an empirical outlier and a theoretical anomaly” for theories of bureaucratization. Many colleag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likewise expected me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Why did the balance of power fail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As Bin Wong observes, when we take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s the norm and non-Western experiences as abnormal, we are led “to search for what went wro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other problem with the “why not?” question is that it presumes “a unidirection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 makes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Charles Till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estern experience was a lucky shot, an aberration, a dead end, or simply one among many paths.” Hence, I treat ancient China as “a significant case that must be integrally explained by any theory that is to be considered adequate,” rather than a “deviant case” that diverges from the European norm.
  　　At the same time, I do not think that Eurocentric theories are necessarily inapplicable to non-European contexts. As Wong points out, “Eurocentric views of the world are inadequate, but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more wrong (or right) than comparisons made from other vantage points.” The Sinocentric claim to Chinese uniqueness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While it is wrong for Europeanists to presume that checks and balance represent the norm, it is also wrong for Sinologists to assume that the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authoritarian tradition represent the inevitabl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Both views commit the mistake of studying history retrospectively by looking at political phenomena at the present and working backward for their causes. Such an approach produces a “certainty of hindsight bias” that blinds us to various “suppressed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or paths not taken. It also buries the “hundreds of states that once flourished but then disappeared.” A better approach is to work prospectively by beginning at formative stages in history and searching forward for alternative paths and outcomes.
  　　In tracing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ies as they unfold, I also follow Bin Wong’s “symmetric perspectives” by evaluating China from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and evaluating Europe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his approach is tantamount to using early modern Europe as a real “counterfactual China” and ancient China as a real “counterfactual Europe.” In the standard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 the analyst asks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a hypothesized cause had been absent. But this imaginary counterfactual method is of little use to systems analyses or macro-historical studies because interrelated phenomena “cannot change one at a time.” This difficulty, however, can be solved by using real cases to anchor the counterfactual. In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I will first examine ancient China in light of Eurocentric theories and the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ligh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xperience.
  　　
  　　
•   　　□ 維舟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為什么西方發(fā)展出了現(xiàn)代科技和資本主義，而與此同時，西方學者也在思考另一個側面：是什么導致中國發(fā)展出了獨特的文明模式和政治制度？
  　　　　這就是許田波準備面對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幾乎和整個歐洲一樣大的大國，自秦朝統(tǒng)一后，歷代基本保持了政治統(tǒng)一和文明的延續(xù)性，這與歐洲自羅馬帝國以后分崩離析的政治局面大異其趣，即使拿破侖和希特勒也未能強行統(tǒng)一歐洲。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它們都起源于許多封建國家，國際秩序都是頻繁戰(zhàn)爭推動的動態(tài)平衡，也都經歷了封建制的垮臺和官僚科層制的形成，但歐洲最終形成多國平衡的局面，中國卻走向了統(tǒng)一。這一切是因為什么？
  　　　　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和近代歐洲紛擾亂世的外表之下掩蓋著深刻的變化：所有國家都在竭力效仿鄰國取得的成功，進行深刻的政治和社會變革，以求避免滅國的命運。這種變革的邏輯要求導致了中國和歐洲某些相似的歷史演進路徑：比如界定領土主權、邊界日趨固定、中央任命的官員逐漸取代地方世襲貴族統(tǒng)治……在這些方面，中國的實踐甚至要遠遠領先于歐洲。例如普魯士德國的文官考試、統(tǒng)一稅制和定期人口普查等行政實踐在歐洲非常罕見，但在中國卻早已司空見慣——歐洲第一次文官考試的筆試于1693年在柏林進行，而且“這一靈感來自中國”。
  　　　　秦朝一系列舉措為以后的中國歷史奠定了統(tǒng)一的基本模式，但它并不是沒有代價的。事實上對秦朝政治及其失敗統(tǒng)治的反思一直是中國歷代政治家和儒家學者不斷挖掘的課題。秦朝過于強大的國家力量摧毀了家庭和社會紐帶，完全控制了社會，導致了社會結構的相對荒蕪，壓抑了民間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而一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無需再像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那樣，統(tǒng)治者為取得民眾合作而作出讓步。
  　　　　歐洲歷史走向與中國春秋戰(zhàn)國的反差有著極深刻的歷史根源，其中至少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作者所不幸忽略的：即英國（再后來是美國）作為一個外部平衡者的存在。自1453年英法百年戰(zhàn)爭結束后，英國不再謀求歐洲大陸的領土，但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每當歐洲大陸發(fā)生戰(zhàn)爭時，它總是會在危急時刻出兵支持較弱的一方。這種平衡作用先后多次確保了歐洲力量的均衡，抑制了歐洲大陸出現(xiàn)一個壓倒性的力量——而這個力量一旦出現(xiàn)（比如拿破侖法國和納粹德國），幾乎總是會在支配歐洲大陸后考慮入侵英國。英國的這一作用不容小覷，也保證了它自1066年之后再未遭到過成功的入侵。中國歷史上從沒出現(xiàn)過這樣一支平衡性的外部力量。
  　　　　不過在強調理解中國模式的同時，許田波也許又走得有點過頭了：她以一種現(xiàn)代觀念去回顧和理解某些中國史上的現(xiàn)象和思想軌跡。例如她將春秋戰(zhàn)國視為中國的“啟蒙時代”，認為孟子和慎到的“天命學說”是堅持“人民具有最終的主權，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這些其實都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誤讀”。這又啟迪我們另外一個思路：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和歐洲歷史發(fā)展的差異，僅僅比較其政治和國家模式是不夠的，還需要對其文明本質的把握。
•   　　在西方比較歷史方法的陰影下
  　　———評許田波《古代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的戰(zhàn)爭及國家形成》
  　　
  　　
  　　趙鼎新
  　　
  　　
  　　
  　　
  　　　　許田波的《古代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的戰(zhàn)爭及國家形成》一書運用比較歷史學、以國際關系理論和行為主體性(agency)為核心的理論方法,提出了如下核心問題: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的歷史發(fā)展在很多方面有著相似性。比如,它們都起源于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封建社會,都有著頻繁的戰(zhàn)爭,都經歷了封建體制的垮臺和官僚體制的形成,都有著一個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但是,歐洲在發(fā)展中形成了一個多國平衡的局面,而中國卻走向了統(tǒng)一。 這是為什么呢?對這一問題許田波的解釋是:為了在國際爭斗中取得優(yōu)勢,競爭各國就必須采取對策。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國家采取了自強性改革和聰明的軍事外交策略(cleaver strategies,指的是法家改革和在《戰(zhàn)國策》中所描繪的縱橫家的外交手段),而歐洲國家卻都采取了自衰性的對應和相對“笨拙”的外交策略。中國的國家力量在自強性改革和聰明的軍事外交策略中越來越強大,于是就迎來了秦帝國的統(tǒng)一,而歐洲國家卻因為采取了自我弱化的對應和“笨拙”的外交策略而在近現(xiàn)代的發(fā)展中失去了武力統(tǒng)一的機會。
  　　 作者書中的推理十分清晰,許多具體論點也不無道理。作為把中國先秦史和近現(xiàn)代歐洲史進行充分比較的第一本專著,該書在西方學術界定會占有相應的地位。但她所運用的比較歷史學方法和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雖然均盛行于西方世界,卻都在方法論意義上有較大誤區(qū)。這些方法論上的誤區(qū)導致該書在提出問題、解釋問題、敘事形式和歷史材料的運用上都有很大的偏頗。為了理解本書問題的根源,我們首先從比較歷史學方法和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弱點談起。
  　　
  　　一、在比較歷史學方法的陰影下
  　　
  　　　　許田波在書中所采用的是西方社會科學中常用的比較歷史學方法。這一方法的標準做法是把兩個(或數(shù)個)不同案例放在對稱的位置上加以比較并從中找出一個作者認為是關鍵性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俄國和中國走上了共產主義革命道路,日本和德國走了法西斯道路,而英國、法國、美國卻走了民主道路[Moore,1966]),作者的任務則是找出導致這些案例之間的不同(或相似)理論或是關鍵機制。但是,這種比較歷史學方法有著以下致命弱點:第一,為了使比較有意義,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間有許多不同點的話,就很難確證到底是哪一個不同點導致了我們所想解釋的歷史發(fā)展軌跡。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處在不同時空及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差異多如牛毛,我們因此很難在這兩者之間做出有意義的對稱性比較。就這點來說,韋伯的問題(即為什么資本主義興起在19世紀歐洲而不是同時期的中國和其他文明)就要比許田波書中的問題顯得有意義,因為韋伯把不同案例放在同一時間背景下,或者說至少在時間這一點上對不同案例進行了控制。
  　　 第二,在對稱性比較歷史學方法下,研究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具有單一性。比如,許田波所想要解釋的是“為什么近現(xiàn)代歐洲形成了一個多國平衡局面,而中國先秦卻走向了統(tǒng)一?”而另一個由凱瑟和蔡泳(Kiser&Cai,2003)所作的研究則是要解釋“為什么科層制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而不是同時代的其他文明?”這里面有許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們就一個案例提出多個要解答的問題時,我們將會很難為之找出一個合適的對稱性案例來。比如,把以上許田波、凱瑟和蔡泳的問題糅合成如下問題“為什么先秦中國不但走向了統(tǒng)一還產生了科層制”的話,我們將會很難為這一復合問題找出一個對稱性的案例來。近現(xiàn)代歐洲肯定是不行了,因為近現(xiàn)代歐洲雖然沒能統(tǒng)一卻形成了韋伯意義上的科層制。古羅馬帝國也不行,雖然古羅馬帝國造就了當時歐洲的統(tǒng)一,卻沒有能形成先秦中國式的科層制。
  　　 對稱性比較歷史學方法在提出問題時就違反了科學方法中的一個最為基本的原則,即一個有效的理論應當是一個能解釋更大變異的理論(如果x能解釋a不能解釋b,但是y不僅能解釋a而且能解釋b,那么y就是一個更好的理論)。這就是說,所要解釋的現(xiàn)象越多,提出不同的能同時解釋這些現(xiàn)象的理論的難度就會越大,而對于單一的問題,我們往往能建立許多不同的解答,甚至是與經驗事實毫不相干的解答(試想,對于兩個路人吵架后打了起來這一事實的原因,你能提出多少在邏輯上合理的解答)。具體到許田波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她所想解釋的說到底就是為什么秦始皇能統(tǒng)一中國而拿破侖卻不能統(tǒng)一歐洲。對于這樣單一的問題,提出不同的解答是非常容易的(我在本文的后半部分還會舉例說明),并且,只要一個學者有著說得過去的完形能力,他所提供的解答在外行看來也總會有一定道理。一般來說,平衡性比較歷史學方法理論所揭示的往往不是某一經驗事物發(fā)展的真正內在機制,而僅僅是該理論的邏輯結果與該經驗事物的結局具有同構性。它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一個形式理論。
  　　 第三,歷史敘事的關鍵在于時空,即一個歷史事件發(fā)生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和什么場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時空中發(fā)展。只有在這樣的敘事手法下,我們才能開始真正理解甚至解釋歷史動態(tài)中一些有意義的規(guī)律。但是,受到對稱性比較歷史學方法一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這一方法的學者一般重比較而輕歷史,或者說他們的歷史敘述往往缺乏很強的時間/空間感。在書中,許田波基本上是在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框架下來分析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發(fā)展的。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戰(zhàn)國的霸主期、轉型期和全民戰(zhàn)爭期都有著各自十分不同的政治和國際關系形態(tài)。被她所標記為“聰明”的那種爾虞我詐的國際政治謀略直到全民戰(zhàn)爭中期才逐漸占據上風。比如,作者在書中強調了早期歐洲一些大國,如法國的瓦盧瓦王朝(公元1328-1589)在與哈普斯堡王朝爭霸時,采取的都是自衰性策略(Hui,2005:36)。其實,在中國的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在取得領土后普遍把新占領土分封給貴族和軍功貴族(史稱二級封建化)。這一過程加強了貴族的勢力,削弱了國家的力量,導致了晉國和其他一些中原大國相繼垮臺。顯然,在春秋戰(zhàn)國的早期,諸侯國在爭霸中所采取的也是典型的自衰性策略?？傊?在對稱性比較歷史學方法的限制下,田波書中的敘史手法缺乏時間感,例子缺乏說服力,因此可能難以得到對時間十分敏感的歷史學家的認可。
  　　
  　　二、運用國際關系理論的誤區(qū)
  　　
  　　 作為一個注重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許田波還犯了個幾乎是所有國際關系政治學家都常犯的錯誤,即輕視社會結構的作用而過分強調行為主體的策略選擇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田波的中心論點之一就是戰(zhàn)國時中國的政治家采取商鞅式的改革策略而近現(xiàn)代歐洲卻沒有這么做,因此中國走向了統(tǒng)一而歐洲沒有。不同政治策略當然有可能造成不同的歷史后果,但是從長時間段來看,歷史發(fā)展往往是行為主體的非企及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行為主體的策略選擇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條件約束的。比如說,如果路易十四在建立中央集權國家時碰巧讀了商鞅的書并決定采取商鞅的主張來進行改革,這樣的改革在法國能成功嗎?我想多少了解一些歐洲歷史的讀者都會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原因是,先秦法家改革所面臨的反對力量僅僅是已經在走向沒落的貴族勢力,而在法國,路易十四所面對的不僅僅是貴族勢力,而且還有強大的教會勢力和中產階級力量。先秦中國和歐洲在封建戰(zhàn)爭趨于激烈初始,國家力量均很微弱且都沒有常規(guī)軍。但在歐洲,獨立或半獨立的經濟城市在歐洲封建戰(zhàn)爭趨于激烈之前,即在中世紀早期就已經逐漸形成,而先秦中國卻不具有此類城市。因此,當中世紀的騎士戰(zhàn)爭在歐洲趨于式微之時,許多國家由于沒有能力像中國戰(zhàn)國時期的國家一樣在國內采取強制方法建立常規(guī)軍而不得不依靠雇傭軍來打仗。這就使得歐洲戰(zhàn)爭越來越依靠國家財政甚至是舉債來進行。但是,由于歐洲當時的城市經濟和金融系統(tǒng)都已十分發(fā)達,依賴金錢打仗在一段時間內對許多歐洲國家(特別是那些城市國家)可以說是十分有效的辦法,這就更增強了歐洲戰(zhàn)爭對金錢的依賴。歐洲這種形式的戰(zhàn)爭給了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城市利益向國家進行討價還價的砝碼?？傊?在強大的貴族勢力、教會勢力和城市經濟勢力的限制下,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集權改革都不可能像秦國的商鞅改革那樣進行得那么徹底。
  　　
  　　三、從方法局限到經驗偏差
  　　
  　　　　理論和方法上的偏頗給許田波的工作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在平衡性比較歷史學方法下,我們對于“為什么近現(xiàn)代歐洲不能達成統(tǒng)一,而古代中國卻達成了統(tǒng)一”這樣一個問題能提出許多不同的、聽上去可能更為切合實際的解釋。在以上的論述中筆者針對這一問題已舉了一些例子。我們還能繼續(xù)列舉出不同的例子,限于篇幅,這里僅舉三例。
  　　 1.先秦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處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空間)環(huán)境下。近現(xiàn)代歐洲的地理環(huán)境要比中國復雜得多。田波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墒菫榱司S護她的理論,田波馬上就強調中國也有著山脈河川等復雜的地理條件,但這些卻不妨礙秦國的統(tǒng)一歷程(Hui,2005:90、160)。必須指出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文明的核心地帶是在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之間。從秦國的角度看,出函谷關后黃河與伏牛山之間的地形逐漸開闊,至洛陽以東更是一馬平川。在秦國占領了四川后,更能順長江而下從背后對楚國的腹地發(fā)起攻擊。以山西地域為核心的三晉境內雖然有著太行、呂梁和中條山脈,但是它們對秦國的進攻來說構不成關鍵天塹,因為三晉的中心地帶是在由汾河相聯(lián)接的運城、臨汾和太原三個盆地之間。秦軍跨過黃河馬上就進入了開闊的運城和臨汾平原。更重要的是,許田波還忘記了地形僅僅是戰(zhàn)爭地理的要素之一。除了地形外,影響戰(zhàn)爭的地理要素還包括距離、氣候和病害等其他因素。田波自己曾經指出從巴黎到莫斯科的距離幾乎是從咸陽到臨淄的3倍(Hui,2005:160) ,但是她顯然沒有充分認識到這距離背后的軍事意義:它意味著除去殖民地不算,近現(xiàn)代歐洲的戰(zhàn)爭舞臺比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中國要大出許多倍。在機械化運輸產生之前的拿破侖時代,這距離本身就會給戰(zhàn)爭帶來無窮困難,何況戰(zhàn)爭舞臺的擴大還帶來了溫差、降水和疾病的多樣性。近現(xiàn)代歐洲的戰(zhàn)爭舞臺從北非和西班牙的熱帶一直跨越到北歐和俄國的極地氣候。慘敗在俄國的拿破侖軍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凍死而不是戰(zhàn)死的。
  　　 2.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和近現(xiàn)代歐洲還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時間)階段下。具體地說,在現(xiàn)代民族主義產生之前,一個地方的百姓并不在乎誰是他們的統(tǒng)治者(即“誰給我吃飯,我就喊誰萬歲”)。即使對于精英階層而言,它們與外來民族統(tǒng)治者的矛盾往往也僅是文化上而非民族認同上的矛盾。因此在滿人入關接受了漢人文化后,漢人也就逐漸接受了滿人的統(tǒng)治。這種現(xiàn)代民族主義產生之前的國際政治條件有著兩個直接的后果。首先,只要一個地區(qū)的統(tǒng)治集團被異族征服或者與異族統(tǒng)治者達成了妥協(xié)之后,百姓階層幾乎不可能發(fā)起持續(xù)的、有組織的抵抗活動。其次,各國的統(tǒng)治精英和百姓對本國利益并沒有一種出于民族主義情感的忠誠,對他們來說在戰(zhàn)爭時期或者在平時去投靠敵對一方并為對方效力并不會構成重大的心理負擔。這就是為什么戰(zhàn)國時各國的知識精英會奔走各國待價而沽,為什么秦國能夠在各國招募人才為其服務,為什么在抵抗秦國時各國百姓不會自發(fā)發(fā)起游擊戰(zhàn)式的抵抗運動?？傊?先秦時的戰(zhàn)爭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今天所講的內戰(zhàn)(civil war),而不是完全的國際戰(zhàn)爭(從這個意義上說,許田波的整個比較研究的合理性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戰(zhàn))。相反,在拿破侖試圖征服整個歐洲時,歐洲已進入了民族主義時代?，F(xiàn)代民族主義最為重要的特征就是臣民轉變成了具有獨立意識的公民,公民熱愛自己的祖國并有了強烈的認同感,即祖國成了一個“想象共同體”了(Anderson,1991)。這給歐洲的統(tǒng)一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正如許田波自己在書中寫道的,拿破侖的垮臺始于他在西班牙的戰(zhàn)爭。而拿破侖之所以垮在西班牙戰(zhàn)場上就是因為西班牙人在新興的民族主義的激勵下發(fā)起了拿破侖軍隊根本就無法對付的現(xiàn)代游擊戰(zhàn)爭(Hui,2005:132-133)?？上У氖?田波并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3.筆者甚至認為,在近現(xiàn)代歐洲,即使我們假設某一個國家成功地進行了中國的法家式改革,它也不見得能統(tǒng)一歐洲。盡管近現(xiàn)代歐洲各國的國家發(fā)展道路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內部也有著不同程度上的“自強”和“自衰”傾向。問題是,歐洲那些走在“自衰”道路上的國家其實并不弱。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路易十四發(fā)起了集權性的改革,但法國在此后卻屢敗于英國,并因此促發(fā)了法國革命。拿破侖橫行歐洲時,在世界上處于日不落帝國地位的卻是英國。為什么呢?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法國的改革不夠徹底。英國的君權雖然在光榮革命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因為實行了君主立憲制,英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卻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一旦英國的統(tǒng)治集團在議會中取得了共識后,英國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往往超過法國。其次,近現(xiàn)代歐洲由于種種原因走了一條靠錢打仗的道路。這類戰(zhàn)爭的弱點是很容易引起財政危機,但是它同時也刺激了國家對發(fā)展經濟的興趣。在資本主義正在興起的歐洲,這一過程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軍事生產和技術的飛快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國式的集權道路加強了國家的任意性權力(despotic power)和組織能力(即曼所說的粗放性技術),而英國式的憲政道路則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以及生產和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即曼所說的集約性技術)。而在工業(yè)革命即將來臨的歐洲,英國的“自衰”道路顯然不比法國的道路要來得不成功一些。這就是為什么歐洲發(fā)展反而有著朝向英國式“自衰”道路上靠攏的傾向。走了“自衰”道路的近現(xiàn)代歐洲雖然沒能統(tǒng)一本土卻幾乎統(tǒng)治了整個世界。我們誰敢說歐洲的“自衰”道路降低了它們國家的實力?歐洲發(fā)展顯然與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形成了巨大對比。正是由于當時中國并不存在一種有效的“自衰”路線可與法家的“自強”改革相抗衡,于是各國只能爭相進行法家改革以獲取戰(zhàn)爭的勝利。
  　　 許田波的書中還有著不少次級性缺點。比如,大多數(shù)漢學家強調中國文化的和平性和內斂性,而她卻批判了這種觀點并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好戰(zhàn)性(Hui,2005:156-159)。在這里田波顯然忘記了漢學家們強調的是漢以后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態(tài),而她分析的卻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中國社會。這完全是兩碼事。在法國的地域政治地位這一問題上,許田波想當然地把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和戰(zhàn)國時代的秦國相比。其實,法國南有西班牙,西有大英帝國,北有普魯士,東有奧匈帝國和俄國,是一個典型的四敵之國,它的地域政治位置更像魏國而不是秦國。
  　　 在書中,作者還強調了秦國軍隊打仗勇敢是因為它們的人民有著言論自由、法律公正權力和經濟權力(Hui,2005:168-177)。書中經常用許多現(xiàn)代概念來描述古代現(xiàn)象,讀后時常會讓人產生觸目驚心之感。作者在運用這些概念時的諸多不當之處不便一一指出。僅需說明的是,秦國法家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成功”之處就在于“胡蘿卜加大棒”,它給臣民的好處與現(xiàn)代意義上建立在“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公民權絕不能等同。秦國的法律以刑法為核心,即意在控制民眾、鼓勵打仗勇敢者和嚴懲即使是很微小的“違法”行為,而不是給民眾什么權力(這就是為什么陳勝、吳廣會被逼造反)。在秦國和戰(zhàn)國其他各國有著一定的“言論自由”也是因為思想控制在當時的中國尚未發(fā)明。這種“自由”絕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
  　　 當然,我以上的這些批評絕無意否定許田波著作在西方意義上的學術質量。田波為了撰寫此書閱讀了大量的文獻材料,整本書的微觀論證邏輯大多具有很強的嚴密性。這些都是我們國內學者需要加以學習的。雖然田波整本書中的觀點和分析思路有失偏頗,但是她的許多具體分析往往不失精辟,讀后能給我們不少啟發(fā)。該書獲得了美國政治學學會2006年的國際歷史和政治Jervis-Schroeder最佳圖書獎。作為一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她具有自己的意義。
  　　
  　?。▍⒖嘉墨I及注釋從略，原文載于《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   普魯士的文官考試、統(tǒng)一稅制和定期人口普查等行政實踐在歐洲非常罕見，但在中國則司空見慣?！筮x帝侯個人對關於中國的書籍很感興趣，並且資助中國研究。1672年，塞繆爾·普芬道夫出版了《自然法與萬民法》，將中國的科舉制與歐洲國家選拔官員的辦法進行比較。歐洲第一次文官考試的筆試於1693年在柏林進行，顧立雅認為這一靈感來自中國。如果普魯士模式至少部分借鑒自中國，那麼就難怪它最類似於春秋戰(zhàn)國模式。（P136）
•   與自由主義觀點相反，財產不一定是自由的基礎，小規(guī)模土地所有制實際上有利於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極權主義秩序。此外，秦國雖然揮舞著嚴刑峻法的大棒，但也對有貢獻者提供收益不菲的胡蘿蔔。為了進一步激發(fā)民眾支持戰(zhàn)爭，秦國將全體成年男性根據其軍功差別進行分類，授予其相應的社會地位和土地。秦國令人驚歎的軍事勝利繼而有助於證明高強度汲取和個人自由喪失的合理性。（P172）
•   近代早期歐洲的情況正好與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相反。由於實行自弱型權宜措施，當時歐洲國家的政府力量相當有限，而社會和個人力量較為強大。為了解決資源匱乏問題，歐洲的君主不得不與中間資源持有者（指銀行家、貿易商和雇傭兵頭目等）進行交易，以開放政治、經濟權利的方式換取進行戰(zhàn)爭的資源。在這一博弈過程中，雙方更多的是以妥協(xié)而告終，公民社會和憲政結構由此產生并發(fā)展起來。（P4）
•   很長啊。
•   趙鼎新那篇才真的是長……
•   剛看完2篇。
  有幾點。
  第一，把‘中華帝國’和羅馬比較似乎不妥。秦漢難說，但明清的中國更接近于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是不得已的低成本統(tǒng)治。羅馬的統(tǒng)治是毫無疑問高成本的，官僚和法律系統(tǒng)比中國任何一個王朝都復雜。歐洲進入中世紀正是因為無法繼續(xù)負擔起同樣的系統(tǒng)。
  第二，趙也好許也好，都沒有意識到西歐國家的軍事與經濟發(fā)展在16世紀已經超越了伊斯蘭世界。歐洲統(tǒng)治者非常清楚，歐洲外部已經沒有威脅了，歐洲的爭霸也就是世界的爭霸。
•   把唐以后的中國和羅馬帝國來比確實不可比了吧……不過我還真的很少見到拿明清來跟羅馬比的
•   哦？這本書是拿明清來比的？那要拿來看看了。
•   不，沒有啊。比較的是先秦春秋戰(zhàn)國vs歐洲中世紀到拿破侖征服這段時間。
•   趙老師暑假要來學校講課。。打算旁聽
•   哦，浙大
•   終于看完了，說下我的理解。
  西歐封建時代的特征是農民對領主的人身依附，可以間接理解為農民的依附關系（不是農民！）是領主的私產。這是羅馬帝國崩潰以后的一種較低成本的統(tǒng)治方法。
  中國的大一統(tǒng)（可以看下編戶齊民）也是一種低成本統(tǒng)治方法，問題是如果用這種方法去統(tǒng)一歐洲，勢必和領主制發(fā)生沖突。中國從更早的周就開始編戶齊民（如果要延伸到商，或許也可以，那樣就要考慮這種制度的起源是不是來自于中國之外。那樣豈不是馬克思又正確了？？），在戰(zhàn)國末期，貴族階層是借助官僚統(tǒng)治，而非其中央政權借助貴族統(tǒng)治。
  我覺得更合理的做法有2個，第一是把羅馬也拿出來比較，羅馬是一種對于家長而言高成本（羅馬法），家長對內低成本（家長制、家法）的安排。第二是把漢唐乃至宋以來戰(zhàn)爭時期封建復辟的情況拿出來，這是當中央政府的低成本統(tǒng)治不奏效時的次優(yōu)選擇，更關鍵的是，這種次優(yōu)選擇在農業(yè)社會中對人口和土地比率有強烈的依賴性。
•   國內研究羅馬帝國比較好的學者有哪些？
•   不知道從哪里看出來大一統(tǒng)的中國的低成本的統(tǒng)治方法？
•   2012-08-21 04:39:37 功夫熊貓肥仔
  國內研究羅馬帝國比較好的學者有哪些？
  我估計只有找到比較好的譯者，邢義田可能算是一個
•   這周有tilly的閱讀，搜到你的書評了wwwwww(石
•   我覺得宋朝政治已經演變出來了三權分立的模式，對內對外重道家無為而治。結果造成經濟繁榮而軍事軟弱。不管是君主制或是民主制，國家都有一個統(tǒng)治利益集團。
•   宋朝的政治比較特別，它有一些比較現(xiàn)代的國家特征：簡單的說1、宋在對遼金蒙古、西夏等政權的斗爭和綏靖的過程中，的確逐步發(fā)展了一定現(xiàn)代意義的國家形式和意識，2、由于土地的局限和邊患軍事壓力的嚴重，宋的商業(yè)和出口向的經濟也未收到太多的限制，財政稅收中土地稅的比重下降，而商業(yè)稅流轉稅營業(yè)稅等較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稅收比例占到大致4到6成之間，這是在帝制中國是空前絕后的，這種狀況在清末才再次出現(xiàn)；3、宋對思想文化的管制較少，因言治罪的較少，而遭殺身之禍的更少；4、宋有一定的國家福利政策，賑災撫恤有較嚴格的制度化。但宋朝已經演變成三權分立的模式的所謂現(xiàn)代政治模式，我個人持保留態(tài)度，秦以后的中國對政治和思想的管控偶爾會有較寬松的時期，但這種寬松不是孫中山所說的“極大地自由”，而是保留制裁權力的施舍式的自由，予取予奪還是君意，這種極大自由裁量權直到近代早期的中西歐諸國家的君主仍是不可想象的。舉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后期對抗蒙古時，為滿足政權的財政，直接沒收江南土地田賦和壟斷進出口貿易，這在有獨立封建經濟和階層勢力的西歐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大規(guī)模類似的舉動只能導致國家的內戰(zhàn)和破產，無異于自殺。
  宋具有一定現(xiàn)代意義的政權形式，但不可脫離歷史事實，想象宋即為一個西方意義上的現(xiàn)代國家，這種康有為式的公羊學說，并不足取。
•   大國分列，將會是歷史的必然。
  智者們（知識界）描繪的世界的藍圖，決定著世界格局的樣子。
  “統(tǒng)一美好的的周” 的存在，秦前智者們（知識界）沒有勾勒出一副世界應該是多個國家相互制衡、國家內部各種力量相互制衡的“力量平衡型世界”的藍圖，智者們一致認為存在某種力量能夠使世界更加美好，他們不認為這種力量來自于國民本身，而來自于某個偉大的人。周文王、周武王、以及齊國管仲的個人能力給世界帶來的繁榮，使得智者們更加確信自己觀點。
  我不能確定春秋戰(zhàn)國時期，個人崇拜達到了一個怎樣的高度。
  但是秦前智者們的確在探討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而不是世界本來是什么樣子。
  他們看到了他們認為他們眼前看到的世界的樣子就是世界本來的樣子，無需多加探討。
  因此秦前智者們的思維，就陷入了一個怪圈。
  他們用那些曾經存在過的繁榮（如因周文武王而繁榮的周朝、因管仲而繁榮的齊國）作為標準/范本，來糾正他們看到的現(xiàn)實。
  他們把世界的繁榮寄托在被降大任的某個人身上？（我不能確定這是否是當時社繪智者們的共識）并且智者努力讓自己成為那個人？
  統(tǒng)一和保持分列平衡狀態(tài)是智者們對比選擇的結果。
  周朝完美的統(tǒng)一對比周滅以后的亂世，智者們認為還是回到統(tǒng)一情況下比較好。這也是今天每一個支持統(tǒng)一反對分裂的人的基本觀點。人們對社繪對自治充滿了不信任感。
  對”亂世“的恐懼是智界們的共識?？磥礴姽诺闹钦邆円彩潜豢謶纸y(tǒng)治的人。
•   回樓上，我以為前秦的魅力就在于政治文化等選擇的多元性，而先前教科書式的人民對統(tǒng)一的渴望，在趙魏式的全國戰(zhàn)爭動員機制下也受到一定的置疑。
•   現(xiàn)代學界，只知道秦前有老子論“道”，韓非子的“法家”，還知道百家爭鳴。
  卻不知道這百家中還有一家叫“名家”
  更少有人知道“道、名、法”是秦前最偉大的哲學體系/框架，用馬克思的話叫“方法論”或者叫“哲學方法”。
  秦后人們對“道”的認識，僅僅局限在老子對“道”的論述，以及由此發(fā)展而來的“道家”。
  事實上，李耳本人，僅僅是一對“道”略知皮毛的人而已。每個人對“道”都只能是略知皮毛。
  接下來我似乎要說一些廢話
  要理解“道、名、法”非常簡單，3歲小孩就可以做到
  古人把自己所已知的和未知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命名為：道。
  古人又給”道”中的每一個具體事物命名叫：名。
  古人用暴力強制規(guī)定（刑）所有人都必須使用統(tǒng)一的命名（名）叫：法。法，即刑名。
  我可以說，不了解”道、名、法“的概念，研究秦前文化會累死人。
  在統(tǒng)一前，秦國聚集了大量名學家，專門從事研究命名的學問。
  春秋第一霸齊國的管仲尖銳地指出：天下有名則治，無名則亂。
  用今天的話來說，名等同于輿論。
  秦前的國君把“法權”（國家暴力機器、財富價值）和“名權”（命名的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誰能同時擁有法和名，誰就操控整個國家。
  當然沒人能掌握道。
  法當然都掌握在國君們手里。
  智者們掌握“名”
  智者們用他們掌握的“名”來說服掌握“法”的國君來達到他們影響世界的目的。
  秦前中國個人崇拜極其嚴重。（這一點我現(xiàn)在非常確定）
  每一個智者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圣人。（希望被崇拜，也是個人崇拜的一種）
  你會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的中古智者，都是希望通過把自己的智慧和君主的權力結合，而達到自己成圣的目的。
•   我以為先秦之名家是正名辨義之流派，像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與蘇格拉底辨析詞語追求正確定義類似，如果夸張一些說，會類似維特根斯坦（形似，但在邏輯和精確上天差地別）的“語言游戲”，可惜這一流派被掌握話語權的儒家視為奇技淫巧，逐漸沒落，后世甚少出現(xiàn)類似的嚴謹邏輯和追求精確詞語解釋，最典型的是西哲里最重要的being的概念，中文里都也沒有確切的詞語對應。
•   如果把名視為主流話語的解釋權，就脫離了先秦時代的歷史背景不在討論之列。至于談到內圣外王的概念，我持保留態(tài)度，追求思想的卓越可能有，但談到“每一個智者都希望”成為圣人，至少墨家和追求個人自適的老莊并不是如此。
•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秋水篇》
•   儒家本質就是名家。
  儒這個字很奇怪，
  名、輿論、話語權、都屬于“名”的范疇。
  掌握話語權的儒家視名家為奇技淫巧，還真是賊喊捉賊，給自己起了個奇怪的名字，就可以頭天換日不是以“名”發(fā)展出來的一家了。
  我們判斷“名”的重要性，也不能以儒家對它的鄙視，以及它最后的沒落為依據。
  在集權社會下，桶治者可以憑自己的意志讓任何東西沒落。
  不用去哪里考證，
  光把“道、名、法”三個字寫下擺在你面前，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給人一種極其強大的力量。這是一個絕對強大完美的哲學體系。
  出土的漢帛書里論述地非常清楚，特別強調了“名”的重要性。
  它是溝通“道”與“法”的唯一重要橋梁，盡管它沒落了，秦沒人用這一概念了。但是人們依然念念不忘“名實相符”認為來強調名的重要。
  名：命名。它的延伸意義，就是輿論控制、對話語權的掌、一個字概括了整個社繪的輿論。只要你張嘴說話，就是名。
  古代人學習漢字，跟現(xiàn)代人完全不一樣。
  一個字代表一個概念。
  很簡單的例子：道德經里面的“道、德”二字
  李耳分得很清楚：道經，專門用來講道；德經，專門用來講德。
  現(xiàn)在講的道德完全變味了。
  比如“車技”：汽車、技術，合稱車技。人的技術和汽車的關系
  用這種辦法理解李耳講的“道德”就是：道和人的德行的關系。
  這時你才知道，原來老子實在探討個人德行和道之間的關系。
  而不是百度里面解釋的那個：道德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guī)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
  然后你看看《道經》第一篇：道可道，名可名。其中“名”的含義。
  你知道英語，在一個單詞后面加上不同的后綴：ing、er、什么的就可以表示不同的時態(tài)，人稱什么的。漢字卻不行。你不可以這樣那：名er，表示這是一個專門從事研究名的人，名者、名的人。
  所以“名可名，非常名”你得一個一個去意會，不能像帶后綴的英語一樣直接看看后綴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名ed：已經名過了；名er，名者，名的人，名學家；名xx，名學。
  文字有天然缺陷。所以李耳，特別強調：“我說的這個名，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講的那個名”。文字的缺陷，李耳幸苦了?。?！讀者們幸苦了！?。?br /> 道ed、道er、道ing、道xx。如果漢字可以這樣表達會輕松好幾倍。哈哈~不用“非常”來強調。
•   墨子我不怎么了解，
  但莊子我太了解。
  這個人有典型的圣人情結。
  盡管他是主流的叛逆者。
  他只不過是希望做另外一種圣。
  因為他“鄙視人”（但是指他自己以外的一些人）
  這也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變種。
  通過對不同人不同地位(這里的地位不僅指社繪地位，也包括精神地位等等）的對比，來制造人與人之間的等級。
  通過否定一類人的作為努力來提高另一類的地位。
  用對比方法來制造圣人。
•   莊子還是個偽平等主義者，
  他說萬物都是平等的，
  卻又在《秋水》里諷刺見識短淺的井蛙。
  又用宇宙之大來襯托海若之小，然后來襯托人之更加渺小。
  以此來“微化人格”直逼“奴化人格”
  莊子從理論上把人們口吐“你算什么東西”“你以為你是誰”這個句子正當化，合理化。
  然而上帝卻告訴每個人，沒有哪個人有資格說”你不算個東西“
  《the help》也告訴每一個孩子“難道你要相信那些蠢貨說你的壞話嗎？”
  “美是內心的事”
  然而儒家，莊子，等人，卻讓君子小人論大行其道。
  難道給別人扣上一頂小人的帽子，你就是君子了?
•   我想做君子，然而事實上我心里就是經常戚戚無法自我控制，知道24歲，才擺脫了戚戚，我就要做24年的小人？這不是人種論？希特勒搞的雅利安人？
  它們制定了一個標準：嫉妒的人不是君子
  我非常討厭嫉妒，大家都說嫉妒不好，可事實上我就是嫉妒，忍不住。我就得給我自己貼個標簽：我嫉妒。我小人。
  它們還制定一個標準：看見美女有性沖動的是小人。如被發(fā)現(xiàn)重打20大板。
  暴力是法的手段，淫就是性沖動的名字。儒家就要刑名。給叫做淫的符合淫這種名的性沖動上刑。
  現(xiàn)在我可以肯定地說：儒即“法名”的結合體。它有著非常殘暴非常不人道的本質。
  它們即獲得暴力，又獲得話語權，可以從肉體上和精神上消滅你。
  這就是它們無恥地嘲笑名家的理由。
  認為名家死摳字眼，
  可它們卻視生命為草芥。
  只要生命不符合它們的理論便動用暴力消滅之！??！
•   儒家只關心世界該怎樣，
  不關心世界本來是怎樣，
  他們心中有一個理想世界，
  只要現(xiàn)實不符合它們的理想世界它們就出來修理現(xiàn)實，
  而不是根據現(xiàn)實重新修訂它們的理論，
  它們的理論說個人見了美女不該有性沖動，
  個人不該有嫉妒心，
  如果表現(xiàn)出來，
  就不問是非，
  斬立決，
  這就是“刑名”的威力！
  儒家通過不斷地立貞潔牌坊，尋找社會表率，來支撐它們的理論。
  被它們立了貞節(jié)牌坊的女子，是要享受儒家賜予她的禁欲待遇的。要“名”不要“欲”
  當儒家走上極端時它們就要：存天理，滅人欲。
  殊不知人欲也屬于天理的一部分。
  它們能容得下貞潔牌坊中的女人享受人欲嗎？
•   孔子本人贊美的對象。都是那種沒有私欲的人。
  雷鋒也是這種思維的產物。
  雷鋒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它有強迫癥~
  別人喜歡什么它就做什么，
  是一個沒有自我的人。
  鐘國文化是儒家文化，
  中國人對他人的要求就是：不要讓人討厭，做別人喜歡的人，做一個有利于他人的人。
  這樣的要求看似沒問題。
  但卻沒有明確“別人”、”他人“是誰？
  正確答案是：領導。
  儒家文化，教人做領導喜歡的人。做一個有益于領導的人。有利于統(tǒng)治者的人。
•   我相信孔子不是惡意的，
  他只是邏輯混亂了。
  要求每個人都做別人喜歡的人，所有人的別人又是誰？
  所以孔子就要制造范本。
  制造完人，
  要求世人去效仿。
  這個理論看似完美。
  但它的確是制造個人崇拜。。。
•   所以中國歷史的趨勢體現(xiàn)在對大一統(tǒng)和專一思想控制的欣賞上,體現(xiàn)在集中上,.而聯(lián)省自治和多元化的公民社會被認為是分裂主義或某某奸的行為遭到駁斥.而歐洲歷史長期以來形成不了專一權力對社會和國家的全面控制,體現(xiàn)出的特征是權力的多元化和分散性,多樣性
•   樓主所言，絕對認同！可惜現(xiàn)在的教育，只能培養(yǎng)更多的憤青和奴才，南轅北轍
•   樓主無處不在
•   話不能這么說吧，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自由民還是有很大自由的，可以自由討論政治，這在后來洋務運動派出去的官員對于英國人的言論自由而感慨中國錯誤了2000年，春秋之前，儒家的設想不是一種脫離社會不可實現(xiàn)的制度，儒家禮制是自然存在的，后來秦始皇立法家思想后儒家只是輔助而已，不是自然存在的，他們說人心不古，就是想恢復到小國寡民的周朝，靠小群體的貴族社會來構成社會的基石，而不是官僚地主。所以一旦真正的儒家分子的貴族式儒家思想冒犯了皇帝的君主法家專制的威嚴就會被咔嚓掉。
•   深感同意，有日心中茫然，隨意搜索一哲學群，發(fā)現(xiàn)在討論民主問題，討論人數(shù)眾多，群意激昂，卻無一人認識到，若無社會基礎，談何民主。然若需社會基礎，非教育無以能成，緊要處是開展全民三民教育（民主，民權，民生），尤其當列入中學教育課程，非如此而不得。卻不知可能有一真真人民代表能言，唉
•   為什么將極權主義=失敗國家呢，你這也是先入為主直接套入西方國家的框架導致的無病呻吟了
•   請教樓上，極權主義國家至今有成功的嗎？還剩下個北朝鮮，如果覺得那里是王道樂土，請移民。
•   回樓上，許田波開篇就告訴我們，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比較科學也只能模糊比出個思路。北朝鮮之所以搞成這樣，可以說工業(yè)體系不完整死路一條，可以說小國家玩軍國主義死路一條，是不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是死路一條，也可以說東亞除了資本主義都是死路一條！不都是被西方政治正確洗腦才能得出的結論？
  我再說說我的觀點。中國歷來是大政府、小社會，千年傳統(tǒng)不是想變就變，東亞其他所謂民主自由國家也紛紛在政治上表現(xiàn)出了各種不成熟。民主自由是不是好東西，是的，但它是個奢侈品，沒有家底玩不起。由于地緣政治也不能玩。既然如此當下實行威權主義就是合適的。
•   是不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是死路一條，也可以說東亞除了資本主義都是死路一條
  -------------------------
  ls就這句話說對了，請教北朝鮮的問題是僅僅工業(yè)體系不完整嗎？即使第三帝國工業(yè)體系是完整的，它成功了嗎？先腦補一下前蘇聯(lián)的歷史再說吧。ls一股wu毛氣……日韓臺哪個政府不比極權主義國家成熟
•   笑話。你若是腦子里只有“五毛”“美分”兩分法，會跑來看這本純學術的書也真是奇了，當然我相信你也看不懂比較歷史學。
•   懂不懂歷史不是你說的，懶得和你這種看網絡文學的人嘮叨，我看歷史書的時候，恐怕你還是液體呢。
•   關於平衡者的存在， 作者在第三章是這樣寫的：
  如果法國稱霸歐洲的努力反復地遭到英國的遏止，那么歐洲體系得以維持的原因是不是英國扮演了“教科書式的制衡者”角色？ 如果“制衡者”是一個始終能“在必要時將其力量投向弱勢一方或受到威脅的一方以恢復平衡”來“維持均勢”的強國的話， 那么在近代早期歐洲和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都不存在這樣的制衡者。 在反路易十四的戰(zhàn)爭中，英國“制衡”法國的原因多少與趙國在公元前262－前257年面對秦國的進攻時“制衡”秦國的原因相同。在太陽王攻打荷蘭共和國的戰(zhàn)爭中，英格蘭起初接受法國的援助。英格蘭是在荷蘭軍總司令奧倫治的威廉登上英格蘭王位后才改弦更張，從一個旁觀者變?yōu)楹商m的盟友和法國的敵人。如果制衡被理解為對支配的抵制，那么荷蘭共和國，這個為獲得獨立而與哈布斯堡西班牙進行過長期戰(zhàn)爭，又為抵抗波旁法國而打了兩場戰(zhàn)爭的國家，就比英格蘭更有資格稱為制衡者。的確，在路易十四統(tǒng)治時期，當所有其他歐洲國家包括英格蘭在內都改變立場加入法國一邊時，只有荷蘭共和國是個少有的例外。然而，正如約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所指，均勢機制不光是指國家在受到攻擊時進行回擊，其含義比這更廣泛。 畢竟，秦國的對手曾經進行總動員來改變被支配的命運。
  英國在法國革命戰(zhàn)爭和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制衡法國的情況又如何呢？英國“制衡”法國這個說法不過是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即英法共霸。英國組織反法同盟的努力與秦國在公元前284年組織反齊同盟的行動基本相似。通常來說，共霸國的利益在于防止另一霸權國的實力超越自己。在與法國長達20年的對抗中，英國“與拿破侖一樣去百分百地利用任何有利于己的情形，同樣表現(xiàn)出侵犯中立國權利的意愿”。 英國從法國和法國的追隨者(包括它的長期盟友荷蘭共和國)手中奪取了許多海外殖民地。保羅·施羅德諷刺地說，英國對均勢的真正定義是“造就一個虛弱的法國，使其受到其他歐陸強國和妨礙因素的限制，以便英國可以按其利益需要時而自行決定是否干涉歐陸事務，以及避免在海上和海外受制于競爭”。
  如果均勢只是有限度地被理解為拿破侖法國不得不與另一個有動機有能力阻止法國野心的爭霸國進行對抗，那么其在近代歐洲體系的作用的確比在春秋戰(zhàn)國體系要強。英國可以向與法國作戰(zhàn)的國家提供補助金、彈藥和軍隊，并充任反法同盟的領導來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法國的處境因而比在反齊同盟幫助下?lián)魯×硪粋€霸權國的秦國更困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拿破侖法國看似所向披靡之時，英國發(fā)現(xiàn)少有國家敢于接受它的慷慨相助。如果拿破侖沒有陷入多線戰(zhàn)爭的困難境地，最后一次反法同盟是否能形成值得懷疑。甚至在法軍于西班牙和俄羅斯?jié)≈螅罱K加入同盟的拿破侖的敵人之間的“內部矛盾仍幾乎使同盟陷入災難的境地”。 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繼續(xù)相互猜疑。三國在戰(zhàn)后處理波蘭和薩克森問題上還幾乎爆發(fā)一場新的戰(zhàn)爭。
•   關於“將春秋戰(zhàn)國視為中國的啟蒙時代”， 再看看第四章第一節(jié)是怎樣寫的。
•   有深度啊。。。
•   曾經是自己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后來發(fā)現(xiàn)有人寫了，呵呵
•   個人以為，關鍵的區(qū)別有兩個，都可以歸結到各自繼承的文明遺產：歐洲封建制建立于希臘-羅馬文明的廢墟上，春秋戰(zhàn)國上接周朝的宗法封建制。
  第一.歐洲的封建制是契約制封建制，契約的內在邏輯就是多元的，例如英國諾曼王朝在大陸有領地，理論上還是法王的附庸，盡管從不履行儀式。但宗法封建內在邏輯就是一元的。
  第二.地緣政治。希臘-羅馬文明是海洋文明，造成歐洲中世紀也是沿海比內地發(fā)達。中國文明興起于中原。在地緣上前者更容易形成多元格局。比如三十年戰(zhàn)爭，就是周邊的列強蹂躪中歐。
•   趙鼎新恰恰說反了：國關太重結構而忽視策略了。略如何生成結構，這是社會科學都缺乏的。
  什么是合適的比較尺度，是根據問題而定的。如果只因為國關理論是“現(xiàn)代的”，所以認定用它處理春秋戰(zhàn)國的問題就是時空錯誤，那就是作繭自縛。
•   同意“人造天堂”的說法，
  而且隨后的變化也使得中國和歐洲走了不同的路。
  許田波和趙鼎新都有各自的道理，我們讀了再做自己的分析和argument咯
•   趙鼎新恰恰說反了：國關太重結構而忽視策略了。略如何生成結構，這是社會科學都缺乏的。
  ——————————————————————
  除非擁有顯著優(yōu)勢，單邊策略無法生成結構。長時段中，結構是多邊策略的產物，多邊策略又是從上一個結構出發(fā)。說到底還是結構決定策略。
•   草草讀了一遍，感覺各種術語的強行嵌套真是令人不忍卒讀。。。
•   準備看過原書在做評價～嗯
•   個人覺得趙的書評也很具有誤導性
•   此書套用各種術語，仿佛是多篇課堂的term paper組合而成，真是不忍卒讀。
•   前天在萬圣書園看見這本書了，要30多元哪，俺是農民，沒舍得買~~~
•   anyway, 還是一本難的著作，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尤其是一些解釋的框架
•   趙鼎新可能沒有看清楚，作者在第一章有這樣的介紹：
  　　
  　　如果春秋戰(zhàn)國與近代早期歐洲在國際和國內政治方面都有這么多相似性的話，那為什么中國最終出現(xiàn)了一個強制性的普世帝國，而歐洲卻可以一直保持多國均勢狀態(tài)。這僅僅是因為兩者不可比較嗎？畢竟，這兩個體系在文化上代表了東、西方的兩極，在地理上分別坐落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在時間上相隔兩千年。因此，中歐兩大體系的比較研究不能遵循主流的“共同基礎”比較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這種方法要求研究者根據共性最大化原則，通過比較兩個只有一個變量變化、其他變量完全相同的案例來檢驗命題的有效性。 然而，研究歷史的社會科學家們觀察到，其他條件相同假定（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幾乎無法應用在歷史比較研究中。 如果學者們嚴格遵循這條原則，那么比較研究就只能限定在鄰國范圍之內。
  　　為了打破這種不必要的限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拋棄普適性理論轉而集中關注因果機制，因為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永恒不變的定律，而后者則研究偶然性的變化如何導致不同的結果。 喬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指出，“機制的顯著特征不在于它是否能廣泛地適用于預測和控制社會事件，而在于它所蘊含的因果鏈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精確性，以使我們能夠在迥然不同的環(huán)境下確定相似的因果機制”。 道格拉斯·麥克亞當（Douglas McAdam）、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和查爾斯·蒂利甚至毫不含糊地放棄了“共同基礎”研究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并提倡“非共同基礎”研究法（un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他們使用“不同案例進行成對比較”，以期發(fā)現(xiàn)反復出現(xiàn)的因果機制如何能夠與變動的初始狀況和客觀環(huán)境以不同方式結合起來，從而產生差異極大的后果。 我在本書中采用這種名為歷史－制度主義的方法，并對初始狀況、客觀環(huán)境、時間選擇和路徑依賴給予特別關注。 同時，我還根據國際政治的結構主義方法來檢驗戰(zhàn)爭的壓力如何在不同時空下導致相似的因果機制。蒂利巧妙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說：“歐洲與中國在政治過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因為這些相似的過程出現(xiàn)在不同的時序、不同的組合和不同的環(huán)境當中，因而產生迥異的結果?！?br /> 　　當我們關注因果機制而不是普世法則時，就可以不用歐洲的視角來透視春秋戰(zhàn)國。埃德加·凱澤（Edgar Kiser）和蔡泳（Yong Cai）在研究官僚理論時就將秦朝視為“經驗上的局外之物和理論上的反常之物”。 許多國際關系學界的同僚同樣也希望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為什么均勢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際體系中失敗了？ 王國斌觀察到，當我們視歐洲經驗為規(guī)范而非西方經驗為異常時，我們便會錯誤地“尋找世界其他地方走錯路的原因”。 這個“為什么不這樣”的研究問題還假定社會發(fā)展的單向性（unidirectonality），因此導致我們難以理解不同的發(fā)展軌跡。 查爾斯·蒂利建議我們應該考慮“西方經驗或許只是幸運的嘗試，一種失常的發(fā)展，一個死胡同，或者僅是許多可能的路徑中的一種”。 因此，我視春秋戰(zhàn)國為“任何合理理論必須能夠圓滿解釋的重要案例”，而非一個偏離了歐洲范圍的“反常案例”。
  　　與此同時，我不認為歐洲中心論必然不能應用于非歐洲環(huán)境。 正如王國斌所指出的那樣，“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雖然片面，但它并不一定比從其他角度的研究更錯（或對）?！?中國中心論認為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個案。雖然歐洲中心論者錯誤地認定制衡是普世的規(guī)律，但中國中心論者也錯誤地假定普世帝國和專制傳統(tǒng)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過程。這兩種觀點所犯的錯誤都是以回顧的方式來研究歷史，即從現(xiàn)代政治現(xiàn)象出發(fā)，回頭向歷史中尋找原因。這種研究方法造就了所謂“事后諸葛亮式的確定性”，它會蒙蔽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不到種種“被壓制的歷史可能性”和未經嘗試的歷史路徑。 它還埋葬了“數(shù)百個曾經盛極一時但后來消失的國家”。 更好的研究方法是從歷史形成階段往前探尋曾經可能的路徑及其結果。
  　　為了追尋中國和歐洲所展現(xiàn)出來的歷史，我還根據王國斌提出的“對稱的觀點”，從歐洲的視角來評估中國和從中國的視角來評估歐洲。 這種方法相當于將近代早期歐洲當作一個“反事實的中國”，以及將春秋戰(zhàn)國當作一個“反事實的歐洲”。標準的反事實思想試驗（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要求分析者追問如果假設的原因不存在會發(fā)生什么事。 但這種假想的反事實推理方法對于系統(tǒng)分析和宏觀歷史研究用處不大，因為相互聯(lián)系的現(xiàn)象“無法每次只改變一個變量”。 然而，這個困難可以解決，辦法就是使用真實的案例來“鎖定”（anchor）反事實推理。 在本書的歷史分析中，我首先以歐洲中心論來檢驗春秋戰(zhàn)國，再用春秋戰(zhàn)國的經驗來檢驗近代早期歐洲。
•   看看其他的評論:
  徐 進 ， 兩種邏輯與雙重博弈———評《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先秦中國與早期近代歐洲之比較》 《國際政治科學》2006 年第4 期（ 總第8 期），第82-90 頁。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456
  　　　　　　
  郭銘傑, “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評《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Book Review 15, 2007, pp. 29-32.
  　　　　　　
  張金翠, 葛傳紅, “中歐歷史分岔發(fā)展的悲觀理論——評許田波《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古代中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 國際政治研究， 2009年第1期,pp.156-162. （跟趙一樣弄錯了作者的論點和方法）
  墨斗, “并非例外的大秦帝國”, 《瞭望東方周刊》, 2009年第25期， June 18, 2009, p.76. (http://www.gotoread.com/vo/8949/page970162.html)
  　　　　　　
  李毅, “為什么中國統(tǒng)一、歐洲分裂 ?”光明觀察, March 24, 2007.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109)
  　　　　　　
  Boucoyannis, Deborah,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 6, 2006, pp. 787-790.
  　　　　　　
  Ertman, Thoma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87, 2006, pp. 798-800.
  　　　　　　
  Nexon, Daniel, “Review Artic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61, 2, pp.330-359.
  　　　　　　
  Zhang, Fe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1, 2007, pp. 201-203.
  　　　　　　
  Graff, David A., in 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69, 3, 2006, pp. 491-492.
  　　　　　　
  Perdue, Peter C., in?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 1, March 2007, pp 120-121.
  　　　　　　
  Wood, Alan T.,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4, 2006, p.1133.
•   許田波的回應： “構建‘中國學派’必須正視中國歷史”, 《世界經濟與政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2010 年第5 期,第124-138頁.
•   不過這個評論還是值得思考的。。。。。
•   趙的書評更多地在檢討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難以實現(xiàn)歷史學本身的目的。對許的論點沒有細致的把握，關于歐洲早期的幾處批評舉例更是在不自覺地重復許的判斷。這篇書評未能就實質的分歧展開交鋒，然而這本是“方法”之爭所導致的、可以預見的知識貧瘠。
•   好長。
•   你們難道不知道，許波田雖是香港人，但她完全不懂中文。
•   樓上厲害了。。這書是我當年在大學看的。。嘿嘿。。晚點買回來重新看~~！
•   難道研究中國問題就一定要懂中文嗎？更何況 Hui 中文功底很扎實。
•   雖然不一定要懂中文，但是你研究中國先秦史，你連中文也不會，那你怎么研究？
•   若是history, 那當然是要懂的了。
•   這本書雖是國際政治理論的歷史討論，從標題來看她所研究的是一個歷史問題，不是國際政治理論問題，離不開歷史史識的支撐。
•   這本爛書，要花這么多時間評論？
  趙鼎新，你媽叫你回家補習歷史了。
•   即便是IR, 也需要回溯歷史的。既然“從標題來看”Hui 討論的是歷史問題，那她當然對中國歷史是有研究的，離不開她扎實的中文功底。
•   你看這本書后的參考書了么？還有后記？她來大陸查資料的時候，請各個大學的圖書館的專家將她需要的資料摘錄譯成英文，除此之外她還參考了不少英譯中國古典文獻。中文不錯，還用得著看這些二手材料。
•   馬克。現(xiàn)在正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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