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

前言

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眾多的學術探索者將目光集中于中日關系這一領域，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自從日本加入西方列強侵華行列起，即成為其中重要的一員，比西方侵略者更野蠻、更兇殘，制造出許許多多帝國主義侵略理論來肢解中國，以至于謀劃出滅亡中國的完整的策略和戰(zhàn)略。中國所遭受的百年恥辱，直至而今，也還遺留著不少問題，甚至還在阻礙中國統(tǒng)一，乃至經(jīng)濟和外交。這一歷史創(chuàng)傷，造成了國際上某些對中國的不理解與不公正的看法。這一歷史是不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的。近年，與我有多年交往的好友翁有為教授，對蔣介石與中日關系產(chǎn)生了興趣，聯(lián)系趙文遠博士和楊菁教授，以蔣介石為主體，探索中日關系的歷史發(fā)展，這部《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因而誕生。作者的主導思想在于把蔣介石與中日關系放在近代以來大的國際關系背景中去認識；以全民族的視角審視蔣介石的思想和政策，闡述其功過；根據(jù)所掌握的資料，結合歷史的實際發(fā)展，給歷史一個真實的記錄。這部書從蔣介石出生的年代和家族寫起，一直寫到蔣的死亡，寫出了蔣的個性、思想和對日關系的一生行跡。蔣是國民黨的領袖人物，舉著孫中山的旗幟，很長一段時期掌握著中國政權，統(tǒng)治中國大陸，敗退臺灣省后，仍然掌權，其對日關系和對策，關系著中國的存亡和命運，關系著中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研究、認識蔣介石這個歷史人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不足為奇的。近代中日關系，在抗日戰(zhàn)爭結束前，是侵略和被侵略的關系，是不平等的關系，這部書大體上分四部分來敘述：一是登上政治舞臺以前的蔣介石；一是對日妥協(xié)投降時期，一是舉起抗日旗幟，將抗日戰(zhàn)爭進行到底，受到國人稱贊和擁護時期；最后以到臺灣為終結。從政治學說史來看，蔣各個時期的言行都是極為重要的。對他的爭論性的文獻大量存在。歷史研究者應善于在諸多資料對比中，擇其善而從之，得出自己的論斷，這部書引用了許多資料，包括蔣介石的日記，支持自己的論點。這里順便提一下，最近因蔣介石日記的披露，有的文章離開了歷史的真實。我認為，研究蔣介石，蔣的日記當然是重要的參考資料，但不能唯日記是真，也不能片面地以其言論來立論。不少人讀過蔣的日記，認為其記述的不少內(nèi)容和歷史發(fā)展的實際反差很大。相信和他接近的人的論述和當時輿論的記載，還是相信他的日記？歷史寫作者必須科學地認識，凈化復雜的事實，使自己的敘述接近歷史的真實，那個時代距離現(xiàn)在并不遙遠。許多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尚健在，做公正的論斷是可能的。應該看到和承認，蔣介石從九一八到七七抗戰(zhàn)前，實行的不抵抗政策是極端錯誤的，加劇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如果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就動員全國力量，堅決抵抗，那歷史就是另外的發(fā)展軌道，不會像后來那樣，亡國大難，日益進逼。本書作者認為，這一時期蔣介石實行的是媚日妥協(xié)外交，這一觀點雖不標新立異，但卻是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的。從蔣介石的日記看，有許多愛國的詞語，諸如東北沈陽等地淪陷后，他說自己“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茍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月22日也講，“日本強占我遼吉各地，實國際上的創(chuàng)聞，國家受此侵侮，全國民眾，應刻骨銘心，與政府一致步驟，同救國難”。他如此痛心疾首，對日憎恨，充滿愛國情感。這當是真實的，也是感人的。但當其談到如何應付時，用現(xiàn)代人的話說就是“離了譜”，如他講“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矣！”要“國人忍耐，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姿態(tài)”。這是他不抵抗政策的同意語（蔣在1931年9月21日的日記中也講：“喚醒國民，還我東省?！庇种v：“先提國際聯(lián)盟，與非戰(zhàn)公約，以求公理之戰(zhàn)勝，一面則團結國內(nèi)，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wèi)最后之行動?！边@話仍然是不抵抗，乞求國聯(lián)，而乞求國聯(lián)即使在當時輿論看來也認為無異自殺）。不抵抗政策，因蔣介石提倡，風行一時，愈演愈烈。日軍未到，華軍先遁。致國土淪喪，山河破碎，東北四省變了顏色，華北一些地方也變成了第二個東北。使國入不解的是，日本肆無忌憚地實行此舉，蔣介石卻要和日本親善，對日畢恭畢敬，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幾乎是日本所不愿中國做的，我國都不能做；日本要中國做的，我國不能不做，真是唯日是從。對日屈膝獻媚，致國人憤怒，貽笑世界。譬如蔣說“侈談抗日者殺無赦”，“日本人只是皮毛的痛，而共產(chǎn)黨卻是心腹之患”，“抗日必先剿共  故余嚴令剿匪部隊，在匪未剿清前，絕對不言抗日”等。這就造成了奇怪現(xiàn)象，1932年日本3萬余人聚集靖國神社，慶賀偽滿成立，東北的日本人也四處祝賀。而中國當局卻下令禁止集會游行，以免“釀成事故”或“發(fā)生意外”；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十九路軍血戰(zhàn)淞滬，南京竟為駐寧日本海軍購買食品，以示親善。其時，平津人尚在升平安樂，問起關于上海戰(zhàn)爭之事，好像桃花源的逸民，不知秦漢，何問魏晉。1932年9月，南京派駐日公使蔣作賓赴日，開展親善外交，蔣對日本陸相荒木說：“此后兩國間的親善雖有作保持中日親善，確保東亞和平之道，在及早承認滿州國之說者，但此外尚有解決此問題之良法，則華方當不惜竭力從事。”荒木回答說：“承認滿洲國為日本政府既定方針，絕對不能更改，中日兩國之親善，應與滿洲國問題，另行考慮。”又說：“中國應將滿州、上海之事變，以區(qū)區(qū)之問題而忘卻，并反省從來之態(tài)度，而為東洋和平盡力于兩國親善外無他途?！边@樣的訪談，孰能忍之，孰不能忍：哪里還有人格與國格可言！媚日，屈膝，妥協(xié)，占據(jù)了蔣介石對日關系的中心內(nèi)容。這在當時已不是秘密。國內(nèi)外媒體多有報道。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喪權辱國，而中國談判者和簽字者，與日方共飲香檳酒，表示祝賀，昏庸到這種程度，這應該說是政治史上的奇聞。如果不是蔣介石的意旨，執(zhí)行者早是刀下之鬼了。歷史資料上留下了不少悖理的奇談怪論，如著名的學者胡適就講過：“余對上海停戰(zhàn)與華北停戰(zhàn)，均屬贊成，須知華北停戰(zhàn)后，最低限度可以減少吾人之損失?！薄吧w戰(zhàn)事停止后，則日本之文治派及和平派得以抬頭?！币院m之學識與地位，發(fā)出了這樣的言論，當時的輿論給予了猛烈的批判。不管他是學界的領軍人物。那個時代，蔣介石不惜拿出一切軍力，鎮(zhèn)壓抗日力量，以討好日本，如1933年鎮(zhèn)壓了福建人民抗日政府，又和日軍合作，鎮(zhèn)壓了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領導的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蔣介石自毀長城，是真正的民族不幸。1935年經(jīng)他同意的何梅協(xié)定，是日本肢解華北的又一罪惡行動，而他卻說這個協(xié)定是不存在的。蔣介石驕矜自負，一意孤行，當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時，其首府設在通縣，平津成為我國北方最前線。當華北學生展開了救國的一二九運動時，蔣介石依然執(zhí)迷不悟，醉心于他的“剿共事業(yè)”，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指揮東北軍與西北軍圍剿中國工農(nóng)紅軍。能夠說他這種舉動是民族主義的嗎？韜奮在《患難余生記》中，談到蔣的安內(nèi)攘外政策，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蔣介石，了解那時的現(xiàn)實，其文講：“當時上海許多朋友及各界愛國人士接著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所迅速形成的風靡全國的救亡運動的核心，是和當時政府的所謂‘睦鄰政策’處于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民間的愛國運動，原可作為政府外交的后盾。但在中國則情形往往相反。他們不把民間的愛國運動視為是對外來侵略者的敵愾同仇，卻視為是反對政府；當時政府中有些入實在主張妥協(xié)投降，有些人則表面上雖不敢直接主張妥協(xié)投降，但卻借口‘準備’，高嚷‘先安內(nèi)后攘外’。救亡運動者對于直接主張妥協(xié)投降者固然給以迎頭痛擊，對于準備論者，認為要真正迅速準備保衛(wèi)國土，必須停止內(nèi)戰(zhàn)，全國團結，一致對外，這樣才是真正安內(nèi)。倘若繼續(xù)內(nèi)戰(zhàn)，那結果還是要走上妥協(xié)投降同一道路?！保w奮：《患難余生記》，三聯(lián)書店1949年版，第14—15頁）這段論述不是憑空而寫的，是當時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文化界人士的歷史觀，有代表性。今日讀來，清晰地看到表述的是那個時代真實的情景：即使在蔣的日記中有“雪恥”、“倭寇”等激揚文字，恐怕也難以證明蔣對日政策沒有錯誤。只要翻翻報刊，就可知道，那是當時最普遍的言辭。有的論者說：“蔣介石在日記中一再強調(diào)，中國是弱國，根本沒有能力抗日，所以只能拖，一直拖到最后決戰(zhàn)的時候，好利用這個時間積極備戰(zhàn)”。這個論述有對的成分，說中國弱是事實，但說中國沒有力量，那就錯誤了。這是蔣介石不抵抗的遁詞。如以國人的意旨為意旨，能以人民的力量為力量，那抗日的力量就是無窮的。我們翻翻歷史，就知道抗日力量的巨大。這種力量于1932年已表現(xiàn)出來，東北馬占山等屢挫暴敵，十九路軍及第五軍血戰(zhàn)淞滬，受到國內(nèi)外輿論的稱贊。如美國華盛頓Hezald報稱：“中國經(jīng)過許多年的屈服與不抵抗，最后如真能學習與敵抗戰(zhàn)，東方的全局便要基本上改變過來?！保ㄞD引韜奮：《小言論》第2集，生活書店1937年版，第172頁）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稱：“此次上海事變，中國之新英雄蔡廷鍇，恰與北方英雄馬占山遙遙相對一日下中國人幾崇拜若軍神，皆樂聞其每日戰(zhàn)勝日本軍之事?？傊?，中國中有此奇特勇敢的軍隊，能與我（日軍）頑強對抗，而不畏我軍（日軍）之猛轟擊者，實所罕聞?！保ā兑媸缊蟆?932年2月28日）這兩股力量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到九一八周年紀念時，東北義勇軍紛紛舉旗，收回了滿洲里、通遼等城市，包圍沈陽、長春、錦州、哈爾濱等地，還成立了遼寧臨時政府，日軍膽顫心寒，難以招架。諸多事實說明，把不抵抗的理由推說是沒有力量，沒有準備，是站不住腳的，南京國民政府犯了致命的大錯。對近代中國這樣一個屢受日本欺凌和侵略的國家和民族來講，這時呈現(xiàn)的抗日力量是多么珍貴，多么重要。然而蔣介石卻不理會，視而不見。他把力量用在什么地方呢？他在集中全力剿共，他們自己的言行是最好的說明。1935年12月底，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的講話證實了這一點：“近數(shù)年來，國家因為天災人禍外患的交相煎迫，政府對于軍事國防，沒有多大的力量去做。數(shù)年來政府因并力從事剿共工作，由于蔣委員長的專心規(guī)劃，現(xiàn)在幸已告一段落。”（《益世報》1935年12月31日）這部書講，蔣介石一生最光彩的時期，是他覺悟了，終于認識到犧牲已到了最后關頭，拋棄了不抵抗政策，舉起抗日大旗，進行了八年抗日戰(zhàn)爭，他的權力和威望達到頂點。書中所敘述的戰(zhàn)役和事件有的講得很細，有的簡略，探討的深度不一，還有更多的探討余地。近年關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日關系，學界發(fā)表的文章頗多，包括我國臺灣省的同行，出版了許多論文和著作，這部書的作者認為有價值的論斷都采納了，引用了。對蔣介石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講的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衛(wèi)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此書根據(jù)日方的資料，說明重慶政府派使者與日本秘密和談并未停止。這種對蔣的言論始終持分析態(tài)度以企說明歷史的真相，是從事歷史研究所應有的嚴肅態(tài)度?？谷諔?zhàn)爭結束及以后一個時期，該書對蔣的功過都做了詳細的論述。歷史反映的是過去。每位研究者因著眼的角度不同，對同一資料的解讀也不盡一致。這部書是按照時間順序、歷史的因果關系來寫成的。出版的任何書籍，都歡迎讀者來閱讀，都要經(jīng)過讀者的評論。只有通過學術的研究和討論，才能深化對歷史的認識。我認為以往的中日關系是值得探究的，也一定會隨著研究的進展更加深入切實，給后代留下更多有益的文化遺產(chǎn)。魏宏運

內(nèi)容概要

長期以來，國內(nèi)史學界對蔣介石與日本關系的研究一直存在著模式化的誤區(qū)，主要著眼于對其妥協(xié)、退讓一面的研究，而未能對蔣日關系的兩面性加以具體分析。因而，如何客觀公正地闡述蔣介石與日本之間長達幾十年的是非恩怨，便成了無法回避的問題。本書作者依據(jù)自己多年來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成果，對蔣日關系做了全面的介紹和分析，向我們展示了蔣日關系的全貌。從青年蔣介石赴日留學到辛亥革命后避難日本，再到尋求日本支持、執(zhí)行對日妥協(xié)政策，直至走上抗戰(zhàn)道路。作者吸取了近年來民國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對這段歷史作了客觀的介紹。對戰(zhàn)后蔣日關系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人們對這段歷史也知之甚少。在本書稿中，作者引用了較為翔實的資料，對戰(zhàn)后這段歷史作了全面的回顧?！　”緯Y料翔實，真實可信。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比較客觀地對本書涉及的歷史事件作了全面的分析，如關于留學日本對蔣介石的影響，作者引用了蔣介石的講話，詳細地說明了留日這段經(jīng)歷對日后其對日政策的深刻影響。作者并不局限于陳述蔣的一己之見，而是加以分析，指出了蔣介石對日看法的片面性。再比如，關于蔣介石留日期間是否加入革命團體“丈夫團”的問題，蔣介石與“刺陶案”的關系問題，等等，都依據(jù)可信的資料作了考證。本書不僅學術性較強，而且文筆優(yōu)美，語言流暢，有很強的可讀性，如對日本“白團”在臺灣活動的敘述等。作者治學嚴謹，行文規(guī)范，所有引述資料、觀點均加明注釋，符合學術規(guī)范。

書籍目錄

序第一章 留學日本　一、引子：中日甲午戰(zhàn)爭與中國留日潮　二、從浙東山村到東洋求學　三、蔣介石在日本軍校學到什么？　四、辛亥革命后日本成為蔣介石的避難地第二章 對日避讓，走上九一八之路　一、日本干預北伐使蔣介石濟南受辱　二、策動張學良易幟　三、九一八事變　四、“試問國際間有無正義”？第三章 抵抗、交涉中失地誤國　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二、日本策動“滿洲獨立”　三、“剿共”誤國，痛失熱河　四、長城抗戰(zhàn)與城下之盟第四章 敵乎？友乎？ 　一、對日“外交戰(zhàn)”　二、是敵人還是友邦？蔣介石檢討中日關系　三、“絕對沒有這個‘何梅協(xié)定’！”　四、日軍利誘華北政要　五、提出“御侮之限度”　六、西安事變“納諫”抗日第五章 走上抗戰(zhàn)道路　一、七七事變調(diào)兵遣將　二、誓死保衛(wèi)首都　三、血戰(zhàn)臺兒莊　四、德、英、美介入調(diào)?！∥?、指揮武漢保衛(wèi)戰(zhàn)第六章 對日軍事攻勢與國際攻略　一、督導中期抗戰(zhàn)　二、發(fā)動“冬季攻勢”　三、三次長沙會戰(zhàn)　四、對日正式宣戰(zhàn)　五、出席開羅會議　六、在中南戰(zhàn)場的戰(zhàn)略失誤第七章 “通敵”內(nèi)幕　一、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二、在汪精衛(wèi)投敵前后　三、對蔣介石的誘降攻勢　四、抗戰(zhàn)末期與日偽的勾結第八章 戰(zhàn)后對日本“以德報怨”　一、“不念舊惡”寬恕日本戰(zhàn)犯　二、放棄日本戰(zhàn)爭賠償　三、神秘的日本“白團”　四、簽訂對日和約　五、“忘恩負義的日本！”　六、與岸信介結好第九章 蔣日關系走向末路　一、風雨飄搖中的蔣日關系　二、與佐藤結好　三、蔣日關系走向末路

章節(jié)摘錄

插圖：第一章 留學日本二、從浙東山村到東洋求學清末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和國內(nèi)外政局不斷變動的浪潮，給浙江奉化溪口鎮(zhèn)這個在中國稱得上偏遠的山村也帶來了波瀾。出生在這里的蔣介石，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卷入了這個波瀾。蔣介石的出生地奉化縣溪口鎮(zhèn)，位于浙江東部，地處四明山南麓，在寧波城西南39公里處，有條名為剡溪的小河自西向東穿過全鎮(zhèn)。這里四面環(huán)山，東枕武嶺，西背龜山，南對筆架上，北依白巖山，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有潭墩山的文昌閣、雪竇山的雪竇寺等名勝。1887年（光緒十三年）10月31日，蔣介石就出生在這里。蔣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其祖父蔣玉表經(jīng)營鹽業(yè)，在溪口開設了玉泰鹽鋪，家境逐漸豐裕。蔣玉表年邁后不堪經(jīng)商的勞累，遂將鹽鋪傳給次子蔣肅庵，就是蔣介石的父親。蔣肅庵經(jīng)營鹽商生意，很是勤謹，鹽鋪生意擴大，并用積蓄購置了30多畝田地。由于其經(jīng)濟殷實，見多識廣，為鄰里所推重。蔣介石的父親有三次婚姻，其原配徐氏、繼配孫氏皆去世，其母王采玉是蔣父的第三次續(xù)婚妻子。王采玉嫁給其父也是第二次婚姻。王采玉是位于溪口以西的葛溪人。王采玉的父親王有則熟讀詩書，王采玉在父親影響下粗通文字，19歲時曾與同鄉(xiāng)的俞某結婚?；楹蟛痪?，丈夫、公公相繼病故，給其很大打擊，遂到葛溪一個庵里帶發(fā)修行，這段不幸的經(jīng)歷可能是使其在以后的歲月里遭遇不幸打擊時能夠表現(xiàn)得愈益冷靜和堅強的重要因素。后經(jīng)其堂兄、時任蔣肅庵店鋪賬房的王賢棟介紹，再嫁給了喪妻鰥居的蔣肅庵。王采玉為蔣家生育的子女有瑞元、瑞蓮、瑞菊、瑞青，其中瑞菊和瑞青均夭折。1894年，蔣介石失去了他慈愛的祖父，1895年，蔣介石又受喪父之痛。這對幼年的他應該是十分殘酷的打擊。這兩年，正是日本戰(zhàn)勝中國、中國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時。家事、國事都給幼年的蔣介石投下了很深的陰影。他祖父、父親的去世，使他逐漸感受到生活的艱辛，他的成長遂由其寡居的母親刻意培養(yǎng)，他母親堅強的態(tài)度對他產(chǎn)生了很深的影響；關于日本侵略中國并逼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一事，幼年的蔣介石經(jīng)常可以“聽到周圍的人談論由清王朝帶來的這一新的奇恥大辱”，這種刺激“確實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意志”。著名史學家錢穆晚年在回憶他幼年思想和知識成長的過程時，曾提到剛入小學時，老師對他們說的“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的話，促使其“自幼即抱民族觀念，同情革命民主”。可見，重大歷史事件在一個人的童年時代的所產(chǎn)生的刺激，有時影響確實是持久而深刻的。1892年，蔣介石入私塾由塾師任介眉開蒙讀書，當時年僅5歲，其父親尚在世。其父親去世后，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相繼跟當?shù)赜行┟嫩訋熓Y謹藩、毛鳳美、竺景崧、毛思誠等就讀，學習《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孝經(jīng)》、《春秋》、《左傳》、《易》、《尚書》等儒家經(jīng)典教育書籍。傳統(tǒng)的儒家經(jīng)典的熏陶，很自然地使蔣介石產(chǎn)生了求取傳統(tǒng)功名以光宗耀祖的思想。1902年，15歲的蔣介石懷著這樣的思想愿望來到奉化縣城參加童子試，但未能考中童生。此后不久，清政府宣布廢除在中國實行了一千多年為國選才的科舉考試制度，改而推行新式學堂教育的培養(yǎng)人才制度。在少年蔣介石看來，要想出人頭地，只有入新式學堂就讀了。1903年，16歲的蔣介石帶著寡母的期盼，結束了他傳統(tǒng)的私塾求學的經(jīng)歷，進入奉化縣城的新式學校堂鳳麓學堂求學。當時，新式學科教育尚處于起步階段，其課程設置也只相當于小學堂水平，只設有國文、英語和算術三門新式課程，但在當時已稱得上是相當新式的了。在這里，他接受了與過去所掌握的中國古代典籍全然不同的英語和算術知識，從他涉獵的新式報紙和雜志中吸收了當時正在迅速傳播的民主和革命思想。蔣介石后來在他的回憶中，曾說他“是在十八歲的時候，才開始看到民報，接觸了三民主義的熏陶”，應該正是在鳳麓學堂求學這段時間。新知識和新思想的吸收，使他對這個新式教育體制還不完善的學堂產(chǎn)生了不滿，因其態(tài)度激烈被同學們稱為“紅臉將軍”，并與校方發(fā)生了沖突。這使他不愿在鳳麓學堂待下去，1905年，蔣介石轉到寧波箭金學堂。在這個學堂學習期間是他思想發(fā)生重要轉變的時期，有一位叫顧清廉的老師對他未來的道路選擇影響很大。顧清廉“是一個同情革命的人，一面講授經(jīng)史古籍，一面憂心中國前途、熱情洋溢地暢論國事，宣傳‘獨立’、‘自立’等民族大義”，同時，并勸導蔣：“一個國家想要獨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軍事力量；為了將來有一天能夠擔當捍衛(wèi)國家的任務，就得要學習軍事?！庇谑亲詣拥貫樗v解孫子兵法，并且強調(diào)：“要想懂得兵法、獲得新的知識、保衛(wèi)自己的國家，就應該到外國去留學。”1904年2月27日至1905年5月，日俄兩國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但這場戰(zhàn)爭既不是在日本的領土上進行的，也不是在俄國的境內(nèi)進行的，兩國交戰(zhàn)的戰(zhàn)場在中國的東北地區(qū)和附近海域，雙方進行戰(zhàn)爭的目的都是為了獨霸中國的東北。戰(zhàn)爭一開始，清政府竟然宣布把遼河以東劃為交戰(zhàn)區(qū)，而自己則宣布處于“局外中立”的地位，并暗中給日本軍隊以各種幫助。在戰(zhàn)爭期間，日俄交戰(zhàn)雙方無視中國主權，任意搶掠和屠殺無辜的戰(zhàn)區(qū)中國民眾，而無能的清政府不但不能給中國受難者以保護，反而將日俄兩國對中國的掠奪、屠殺和侵略，說成是“非與中國直接挑釁”，將日俄兩個侵略國家說成是“均系友邦”。日俄兩國的侵略行徑和清政府的賣國表現(xiàn)，使中國人受到了進一步的刺激，催發(fā)了中國民族意識的高漲。而在日俄戰(zhàn)爭中日本一小國竟然戰(zhàn)勝了俄國這一西方大國，進一步使中國人感到向日本學習的必要。這時，大批中國留學生涌向日本。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全國性政黨——中國同盟會也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它通過秘密的渠道和發(fā)行創(chuàng)辦的革命刊物，將革命的新思想迅速地傳遞到國內(nèi)。顧清廉對上述國事的信息是清楚的。蔣介石在顧清廉的影響下，對國家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的大事也關心起來。顧清廉還給蔣介石講述了革命家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和活動。在顧清廉的教育和勸導下，蔣介石把對國事的了解及感受和自己的未來聯(lián)系了起來，青年蔣介石的眼前逐漸明亮起來，他看到了自己前面的路：到日本去學習軍事！他后來回憶說：我到日本去學習陸軍，是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以后的事，日俄戰(zhàn)爭的結果，我目擊日本以一個新興的小國，以少數(shù)軍隊，竟能戰(zhàn)勝強大的俄國，因此我覺得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整軍建軍的工作，實在有一日千里的進步，是值得我們中國效法的。但這還不是我到日本學習陸軍的主要原因。我當時之所以立志做一個軍人，乃是因為那次日俄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國，而在我們中國的東三省……我當時以一個十八歲的青年，竟受了這種刺激，一方面痛恨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認為非革命不足以挽救危機，而同時覺得我們要達到革命的目的，必須加入軍隊，接受軍事訓練，學習殺敵的武藝。蔣介石在回憶中說自己到日本留學以前就認為“非革命不足以挽救危機”這句話，顯然是把到日本加入革命組織同盟會后的思想認識提前到留日之前，不免有拔高自己的成分，除此之外，所講其他內(nèi)容大致應是可信的。在蔣介石從童年到少年以至青年的成長過程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蔣介石逐漸形成了他那極具特色的個人性格，這種性格，對青年蔣介石果斷地做出自己的人生道路選擇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對蔣介石以后人生事業(yè)的成功與挫折也都產(chǎn)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在所有的蔣介石傳記作者的筆下，都要描寫到蔣介石兒童和少年時代的無賴作為、爭強好斗和敢于冒險的性格，不過，有的把這些性格特點說成是他后來能成為中國歷史上風云人物的端倪，有的則把他兒童和少年時代的這些性格說成是他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成為大奸雄的早年證據(jù)。實際上，像蔣介石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這樣性格，在中國的廣大農(nóng)村兒童和少年中是相當常見、相當?shù)湫偷囊环N現(xiàn)象，在傳統(tǒng)的中國家庭中，人們特別重視男嬰、溺愛男嬰致使其年齡稍長后容易發(fā)展為一種既有活潑、頑皮天性，又有任性甚至無賴的自我過度放縱品格，這種性格一旦形成，對其人生道路及其選擇的影響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性格的形成，當然不是其先天具有的，而是在后天家庭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影響、作用下逐漸形成的。就蔣介石出生時的情況來看，家境富裕，其父第三次續(xù)婚46歲時又多得一子，其母在經(jīng)歷了第一次不幸婚姻的遭遇后喜得一子，其祖父在74歲的晚年又幸得一孫，且因其同父異母的長兄蔣介卿嗜賭成性，很小過繼于其伯父名下，因而，這個男嬰的誕生，給這個家庭帶來多么大的驚喜、安慰和期望，以那個時代的常情而論在今天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梢韵胍?，蔣介石在其蒙昧的嬰兒時代和萌動的童年時代，受到這個家庭多么熱烈、周密的呵護和培育，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下，蔣介石的個性得到了充分的伸長。幾乎所有蔣介石傳記作者都記載了他那些頑皮的故事：一次是3歲那年的除夕之夜，家中的大人們在正堂內(nèi)合家端坐、互相暢談一年的收獲和來年的計劃，小瑞元在人們的歡聲笑語中或許感受到了冷落，他一個人坐在背椅上默不做聲，似乎試圖引起大人們的注意：在場的人誰也沒有料到，他將一根筷子插到嘴里后繼續(xù)將筷子插入喉嚨深處，這時他自己已拔不出來了，因為喉嚨被插得疼痛難忍，母親發(fā)現(xiàn)后，將筷子從其口中抽出，但他已昏了過去。第二天早晨，祖父來到他的床邊看他，擔心地盯著他的臉問：“會不會戳壞了嗓門？”他滿不在乎地說：“沒啥事體?！绷硪淮问?歲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他起床后，發(fā)現(xiàn)院子里水缸里的水結成了冰，像一面圓圓的大鏡子，非常好看，于是扒在缸邊，伸下半個身子，想把大鏡子取出來，不料用力過猛，一個倒栽蔥掉進了水缸里。等到家人發(fā)現(xiàn)，救助出來，他已淹了個半死了。還有一次，7歲那年，他隨同祖父到山上的法華寺去拜佛，一時玩耍得興致大起，從陡坡上向下面起勁快跑，一時腳步失去控制，腳底一滑，摔倒在崖下，右額碰傷，流得滿身是血。在這些頑皮的舉動中，他還算幸運，雖然驚中有險，倒沒有造成什么意外的不良后果；不過，這些頑皮舉動也顯示了他敢于冒險的性格，對于他青年時代毅然決定赴日留學，應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潛質(zhì)。蔣介石在與同伴游戲時做指揮官，也是幾乎其所有傳記作者描寫的重點：蔣介石小時候喜歡打游戲仗，而且在打游戲仗時，不論年齡比他大小，據(jù)說都需要由他來做指揮官；否則，游戲仗就無法結束。這種游戲仗的玩法，是村子里的兒童們集合在一起，拿著木棒竹刀當武器，突擊沖鋒，在兩軍對壘時，蔣介石總是帶頭拼斗。這種游戲仗是那個時代農(nóng)村兒童做游戲時很普遍的一種玩耍方式。不過，在這一游戲中，須由蔣介石做指揮官否則游戲仗就無法結束這一事實本身，就很清楚地透露了蔣爭勝好斗、肆行無忌的強者性格，這種性格，對于蔣介石成長為青年后，赴日留學專攻軍事，未必不是一種應備的素質(zhì)。另外，還有一些傳記作者記載了少年蔣介石“瑞元無賴”的故事，如為爭領賞品在地上打滾、犯錯后為逃避塾師責打在地上打滾哭鬧等一類，顯示其幼小時被家庭過分溺愛而表現(xiàn)的不良行為，尚不屬于嚴重的失德證據(jù)。不過，這也頗能顯示蔣幼年時的另類性格。但稍長后，蔣介石接連失去祖父、父親兩位家庭男主人，其同父異母長兄蔣介卿不顧其父臨終前囑托而分家另立門戶，因家庭缺少成年男人，其孤兒寡母遂備受鄉(xiāng)鄰及親友的泠落甚至歧視，這自然使他逐漸懂得了人世的冷暖，有意識地改變著自己的不良習性。14歲那一年，根據(jù)母親的安排，蔣介石與相距30里遠、比他年大4歲的巖頭村的貨店老板毛鼎和的女兒毛福梅結婚。此前，蔣介石曾在此村中讀過私塾，暗自喜歡上一位與自己年齡相近、長相漂亮的堂表妹阿春，但阿春的家長也就是蔣的堂表姑并不喜歡這位頑皮且家道中落的表侄，因而當蔣家正式提親時，遭到他的這位堂表姑的斷然拒絕。因為有這種被認為“難堪”的經(jīng)歷，蔣母王采玉為爭“面子”在巖頭村為兒子又找到這位在她看來各方面都很不錯的姑娘。但是，這個比蔣大4歲的毛福梅卻不是蔣介石喜歡的那個阿春，在感情這一問題上，蔣母是大大失算了。以蔣介石的頑劣性格，當時尚處于朦朧狀態(tài)的他雖然接受了這樁婚姻，但結婚當天就表現(xiàn)得毫無興趣，以致新婚之夜受到母親訓斥后竟一時熟睡在母親房間的床上，無論如何也叫不醒他，母親只好讓人把他抱進了新婚洞房。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新的觀念的吸收，蔣對這樁婚姻的不滿，雖然不能表現(xiàn)在自己含辛茹苦的寡母身上，似乎他潛意識地以逃避這樁婚姻的方式來表達。如果說，他到日本留學，除了他所受的新思想的啟示、社會上赴日留學思潮的吸引和他性格中的富于冒險因素的影響外，是否也有他逃避婚姻的某些成分？在分析他做出留學日本選擇時，這一點似乎也是應該引起注意的。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家鄉(xiāng)是不想繼續(xù)待下去了。在寧波箭金學堂就讀一個時期后，于1906年年初，暫入奉華龍津中學。他在這里顯得焦躁不安，因為，到日本留學學習軍事的想法一遍遍地沖擊著他的腦海，他不能不作出決定了。蔣介石把自己要到日本學習軍事這一決定告知母親并風聞鄉(xiāng)里后，蔣母和鄉(xiāng)親們吃驚的反應是可以想象的。盡管那時留學日本在中國已形成風潮，但這種風潮散落在廣袤的中國大地時，又是多么的無聲和冷清。因此，在當時，就一般人而講，出國留學簡直是一種天方夜譚。蔣介石的母親，是一位極普通的母親，但因為飽經(jīng)人生磨難又經(jīng)佛經(jīng)的熏陶，她的心胸已經(jīng)非常的寬闊，她對人生和世事的理解又遠非一般婦女可比，她確實不是一位平庸的母親。嚴格說來，當時的蔣家并不具備條件供養(yǎng)這個讀書多年而且如今已能夠回家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的青年人再繼續(xù)花費不菲的金錢，到茫不可知的遙遠異邦去學習不可預見成效的軍事。因此，蔣介石赴日留學的要求提出后，在親友們看來這是一種不理智的行為：家鄉(xiāng)的親戚朋友們卻一致表示反對（赴日留學——引者注）。在保守的家鄉(xiāng)人看來，如果是去上海或北京的話，倒也還無可厚非；然而遠渡到東海彼岸的外國——日本，則未免是一個不計后果的魯莽行動。

后記

本書的寫作，系應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王世勇兄的約請，醞釀于2005年上半年。至2005年8月，我到京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紀念抗日戰(zhàn)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學術討論會”后，即與人民出版社簽訂了寫作出版合同。當時，我是計劃通過一點一點地深入研究，慢慢積累來完成這項寫作任務的。比如，關于蔣介石早年的留日問題，我感到僅就蔣介石個人留日的一點資料，很難搞清楚這一歷史的來龍去脈和歷史全貌，因此，必須研究相關的重要歷史資料，于是，我購置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文獻叢刊《晚清東游日記匯編》中的《日本軍事考察記》和《日本政法考察記》等資料，借閱了近代中日關系方面的資料，一邊研讀，一邊整理。我想這樣可以更準確、更全面地把握其歷史的豐富內(nèi)容。但是，經(jīng)過一段時問的探索和研讀后，由于個人精力尤其是出版時間所限，我感到這種單兵作戰(zhàn)的狀態(tài)和這樣的寫作進度，沒有十年計劃也是難以完成的。因此，我選擇了合作撰寫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我先約請了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的趙文遠教授參加。文遠教授在河南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我曾忝列導師成員，了解他為人踏實、勤奮，思維敏捷，曾到日本留學，對近代中日關系史素有研究，且后又師從著名蔣介石研究專家、有“蔣介石研究開創(chuàng)者”美譽的浙江大學楊樹標教授攻讀中國近現(xiàn)代史并獲博士學位，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有很好的基礎。不久，又約請了浙江大學歷史系的楊菁教授加盟。楊菁教授是著名蔣介石研究專家楊樹標先生的愛女，不僅家學豐厚，且極富才華，是頗有成就的抗日戰(zhàn)爭研究和蔣介石研究的專家，曾師從著名的民國史專家和蔣介石研究專家、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張憲文教授攻讀中國近現(xiàn)代史并獲博士學位。正是由于有了他們二人的加盟，才使得本書能夠得以按時完成。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對于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怨這一問題，我個人是頗感興趣的。對于有些我不感興趣的書約，我向來是不接受的。這絕不是向?qū)Ψ交蜃x者顯示我有什么資本或那樣一種“脾氣”，說實在話，這樣做，是由于我繁重的編輯、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壓力和我的身體狀況，不允許我做那些在我看來“劃不來”的事。這一課題，自2005年8月簽約至今年10月交稿，整整在我腦子里纏繞了兩年多，我常常在思考它。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怨，就大歷史的角度來說，它反映的不僅是蔣介石個人的恩怨，更反映了那個特定時代中日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的矛盾、沖突、斗爭、戰(zhàn)爭或溝通的歷史；就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說，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怨，在一個相當重要的歷史時期，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代表了中日兩個民族、兩個國家、兩個政府之間的恩怨。這些恩怨是怎樣產(chǎn)生、形成和發(fā)展的？這些恩怨產(chǎn)生的雙方內(nèi)部因素和國際因素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和制約的？這些恩怨是怎樣解決的？更好的解決途徑是什么？這些歷史問題，顯然仍然困擾著今天的中日兩國的國民。應當從中吸取什么樣的經(jīng)驗和教訓？這是今天地處東亞的中日兩個世界性大國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昨天的歷史，影響著今天的行為；今天的行為，影響著明天的發(fā)展。人類需要和平，世界的發(fā)展需要和平，但世界并不太平。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但在近代的歷史上卻備遭列強尤其是近鄰日本的欺凌。對于中國來說，我感到，應當吸取的教訓主要有三點：第一，近代中國國力太弱，因而常受惡鄰（近鄰或遠鄰）欺壓，要避免受人欺壓的歷史重演，中國自身就要足夠強大。第二，近代中國內(nèi)爭不斷，不能一致對敵，自毀長城，導致外敵乘虛而入，大好河山慘遭敵寇踐踏，妻子兒女受人凌辱，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創(chuàng)傷；那些分裂祖國、認賊作父的民族敗類，固然依靠“惡鄰”的庇護能威風一時，但他們最終必然落得永遭國人唾棄的下場。而那些在外爭中能夠堅守民族立場的人，盡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嚴重局限，但往往卻能得到國人的諒解。過去在大陸曾被視為“人民公敵”的蔣介石，對于其一貫堅持的民族立場，現(xiàn)已得到了學界實事求是的評價。因為，沉痛的經(jīng)歷告訴我們，爭則俱損，只有國家的統(tǒng)一和民族的團結，才是國家強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第三，近代中國沒有很好地利用當時國際關系中的有利空間，是中國在國際政治和軍事斗爭中屢屢失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中國在秉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針的基礎上，應積極開展靈活、周密的外交戰(zhàn)略，建立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強有力的國際合作關系，這既是保持中國大國地位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需要。這些思考，是在這一課題的研究中逐漸形成的。 我愿意承擔這一課題的寫作，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或者說是情結吧一一那是我家族中我的一位前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日軍的一次進攻時死難，傳給我的記憶與思考。他是我曾祖父的堂兄弟，出事前住在鄰村的岳父家。當天晚上，聽說日本人打來了，他害怕極了，為了安全，他從岳父家潛向本村，但日本軍隊已經(jīng)控制了他必經(jīng)的那條道路，當他過路時，慘死在日軍的槍彈下。他是一個和平居民，被侵略中國的日軍槍殺。在這一事實上，不用高深的學問和淵博的國際法知識，只要稍有天良和常人的判斷力，就可以得出“日軍侵略中國慘殺無辜居民”的結論。我的曾祖父的這位堂兄弟沒有子嗣，他冤死的事件在我年紀很小的時候，我的父母就給我講過，我知道他們并不是要我記住仇恨，更不包括今天所說的“索賠”，而是要我記住這段真實的歷史，任何人都不能篡改的這段歷史，因此，這段歷史至今清晰地記在我的腦海里。 本書的主人公蔣介石個人，與日本也是有血債的，他雖已解除婚約關系但仍為蔣氏家族重要成員的毛福梅女士，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的1939年年底，被日軍飛機轟炸死難的。當時，蔣介石的親生獨子蔣經(jīng)國對其母親的慘死一事，曾手書“以血洗血”以表對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憤怒之情和雪恥之志。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和傷害之大，是難以估量的；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確是罄竹難書的。按常理而言，中國理應“以血洗血”。但當抗日戰(zhàn)爭取得勝利、日本戰(zhàn)敗投降時，蔣介石對日本采取的是“以德報怨”態(tài)度，并沒有像蔣經(jīng)國所稱的那樣“以血洗血”。蔣介石這樣做，主要的動機之一，也是希望以中國的寬恕之德來感化日本狹隘的心胸，使日本真誠地反思侵略中國的罪行，正視并承認侵略中國的歷史，以換取中國人民的諒解，使中日兩國重新建立起和平、友好的鄰邦關系?，F(xiàn)在，日本右翼卻極力否認侵略中國的歷史，甚至有些對中國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士也不愿意正視這一段歷史。歷史能篡改嗎？能否認嗎？只有日本國民正視、承認并真正反悔（而不是外交的客套話）侵略中國的這一歷史，日本才能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與信任。寫作本書的目的，也是期望日本國民能真誠地反思侵略中國的這段歷史及其恩怨，從而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使中日兩國人民能夠世世代代永遠友好下去。 由于本書是集體寫作，最終必須形成一個體系，因此，為了便于修改，本書實行主編制，副主編協(xié)助主編工作。具體分工是： 主編  翁有為 副主編  趙文遠 第一章  翁有為 第二、三、四、八、九章  趙文遠 第五、六、七章  楊菁 全書完成后，由我通審后提出修改意見，先由趙文遠教授根據(jù)意見進行修改，最后由我進一步修改和定稿。我的研究生張學武、余源鑫協(xié)助我收集、整理了本書的照片，這些照片選自《舊中國大博覽》、《日本侵華圖片史料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紀實圖集》、《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蔣總統(tǒng)秘錄》、《共和國相冊》等著述；本書征引注釋的核對由張學武、余源鑫、潘丙國、李夫運、陳廣華、林志亮、畢紅娟、岳潔、張秀民、徐帥等協(xié)助完成，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忱。本書完成后，承蒙蜚聲海內(nèi)外的著名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專家、80多歲高齡的南開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魏宏運教授慨然允諾作序。魏先生提攜后學之情，令我們十分感動和感激。魏先生為寫序不辭辛勞，統(tǒng)審全書，并提十分具體的修改意見，他嚴謹認真的治學態(tài)度和關愛后學的大家風范使人們受到了一次感佩銘深的教益。還需說明的是，本書的撰寫，盡管我們懷著教畏和勤勉之心，但書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由于時間、精力和能力所限，缺點和謬誤之處當亦復不少，尚請識者指正，以便再版時進一步修訂、改正。 翁有為 2007年12月26日于河南大學

編輯推薦

《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這些恩怨產(chǎn)生的雙方內(nèi)部因素和國際因素之間是怎樣互相影響和制約的？這些是怎樣解決的？更好的解決途徑是什么？這些歷史問題，顯然仍然困繞著今天的中日兩國的國民。應當從中吸取什么樣的經(jīng)驗和教訓？這是今天地處東亞的中日兩個世界性大國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昨天的歷史，影響著今天的行為，今天的行為，影響著明天的發(fā)展。《蔣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系統(tǒng)介紹蔣日關系的演變歷程，從蔣介石早年在日本的留學生涯及政治活動到蔣政權建立過程中雙方的秘密交涉；從蔣介石治國、治軍理念中的日本情結到中日戰(zhàn)爭中國民政府與日本的秘密談判以及蔣介石政權退守臺灣后蔣日關系的演變等等?！妒Y介石與日本的恩恩怨怨》作者依據(jù)自己多年來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成果，對蔣日關系做了全面的介紹和分析，向我們展示了蔣日關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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