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
出版時間：96/12/01 出版社：稻鄉(xiāng)出版社 作者：張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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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5條)
- 韓棣堯《從石刻史料看北朝隋唐時期澤潞地區(qū)的民族構(gòu)成》一文涉嫌抄襲
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一書
按：其實看過學(xué)界那么多抄襲事件后，本人也有些麻木了，但這次涉及到的是自己認識的一個人抄襲，還是很震驚！但我想不必因為他是我朋友而替他掩飾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既然會有這個結(jié)果，當初又何必如此呢？！另外，在唐史學(xué)界越來越重視出土材料的今天，雖然有時候如果能夠在自己的文章中第一次披露某些出土材料并進行研究，將是一件比較光彩的事情，但是當別人已經(jīng)先你一步利用過此材料，而你卻為了那種虛無的滿足感而占據(jù)他人的勞動成果為己有時，你就已經(jīng)在任何方面一敗涂地了。何況即便你不是第一位利用新材料的，你大大方方引用一下別人的考證成果，在此基礎(chǔ)上再創(chuàng)新，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非要使用抄襲的手段嗎？是為贈送給我這位朋友的新年禮物吧！至于他是否要回禮，以及相關(guān)單位對此如何處置，就不是我所能預(yù)料，也沒必要過問的事了。
2012年1月19日 相如軒
其實這次抄襲也不是我發(fā)現(xiàn)的，而是承蒙華東師大某兄告知，也不排除已經(jīng)有人發(fā)現(xiàn)抄襲現(xiàn)象而不便揭露者。根據(jù)某兄的提示，我具體對比后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08級博士生韓棣堯《從石刻史料看北朝隋唐時期澤潞地區(qū)的民族構(gòu)成》一文（刊登于寧欣主編《新材料、新方法、新視野：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變遷》，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115-130頁。）（此書為北師大2009年8月所舉辦同名研究生論壇的論文集，但韓博士所提交的并不是這篇論文）（以下簡稱“韓文”）抄襲了臺灣學(xué)者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一書（稻鄉(xiāng)出版社，2007年）（其原型為中正大學(xué)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以下簡稱“張書”）相關(guān)章節(jié)，主要是第三章第三節(jié)。具體對比如下：
一，
【張書】第117頁：早在十六國時期，澤潞區(qū)即多漢胡雜居現(xiàn)象，《晉書?慕容儁載紀》載：“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余，胡晉十余萬戶?！庇缮弦目芍敃r上黨一帶漢胡雜居，此類史料不絕于書，故本區(qū)少數(shù)民族問題值得研究。
【韓文】第115頁：據(jù)《晉書?慕容儁載記》記載：“上黨馮盎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余，胡晉十余萬戶?！庇缮弦目芍缭谑鶉鴷r期，澤潞地區(qū)已多胡漢雜居的現(xiàn)象，并且這類史料不絕于史。
【按】：韓文化用張書，僅僅修改了語句順序，并錯改“鴦”為“盎”，改“紀”為“記”而已。另外，張書所引《晉書》內(nèi)容為臺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而鼎文書局正是盜版的中華書局本，故而韓文連張書腳注中所標頁碼也一并抄襲。
二，
【張書】第52頁正文：《后漢書》載上黨形勝云：“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guān)，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唐代李訥在《授薛元賞昭義軍節(jié)度使制》亦云上黨形勢：“上黨古今之重地也，束山東之襟要，控河內(nèi)之封攘。”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則載潞州形勝：“府據(jù)高設(shè)險，為兩河要會，自戰(zhàn)國以來，攻守重地也。……（此處張書引李抱真、杜佑言論，韓文未抄，略去）……上黨于河北，常為兵沖者，以東下壺關(guān)，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抵孟州也。明初定山西，亦由澤潞而北上黨，誠自古必爭之地也?！?br /> 【韓文】第115頁注三：《后漢書》，卷二八上《馮衍傳》，“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guān)，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又《全唐文》，卷四一八，《授薛元賞昭義軍節(jié)度使制》，“上黨古今之重地也，束山東之襟要，控河內(nèi)之封攘?！鳖欁嬗怼蹲x史方輿紀要》，卷四二《潞安府》，“府據(jù)高設(shè)險，為兩河要會，自戰(zhàn)國以來，攻守重地也……上黨于河北，常為兵衛(wèi)者，以東下壺關(guān)，則至相州，南下太行，澤抵孟州也。明初定山西，亦由澤潞而北上黨，誠自古必爭之地也?！?br /> 【按】：此處，韓文化用的是張書第二章第二節(jié)的內(nèi)容，把正文移為注釋，加上所引史料的卷數(shù)，并有所節(jié)略，但明顯可以看出抄襲痕跡，并在抄襲的過程中把兵沖的繁體“衝”誤為“衛(wèi)”，“則”誤為“澤”。
三，
【張書】第118頁：一、由三篇造像銘姓氏看澤潞區(qū)的民族
【韓文】第116頁：一、三通造像碑文所載姓氏研究
【張書】第118頁：《陽阿故縣造像記》為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A.D.563 ）刻制，其中“陽阿故縣”，據(jù)《魏書?地形志》所載：“陽阿：二漢屬上黨，晉罷，后復(fù)屬?！薄ò矗捍颂帍垥端鍟?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韓文未抄，略去）可見陽阿故縣位于唐澤州一帶，至北齊河清年間已經(jīng)廢縣。而《陽阿故縣造像記》內(nèi)所載姓氏，亦可提供北齊年間此處民族分布之線索，藉此管窺北齊時期澤潞區(qū)民族分布的概況。
【韓文】第116頁：《陽阿故縣造像記》為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所刻，“陽阿故縣”，據(jù)《魏書?地理志》記載：“陽阿：二漢屬上黨，晉罷，后復(fù)屬?！标柊⒐士h位于唐代澤州一帶，至北齊河清年間已經(jīng)廢縣。此碑文可考姓氏者150人，提供北齊年間此處民族分布的線索，由此可管窺這一時期澤潞地區(qū)民族分布的概況。
【按】：韓文在此處節(jié)抄了張書，并把臺灣學(xué)者的習慣用語改為他自己的用語。至于韓文統(tǒng)計的150人，也抄自張書第122頁，“以上出現(xiàn)過的人數(shù)，扣除不確定姓氏者外，確定可考姓氏的有150人”。另外，張書中《陽阿故縣造像記》的出處是“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山右石刻史料叢編》，卷二，頁14971上-14973上?！倍n文中的出處是“參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14971～14973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逼渲袕垥摹渡接沂淌妨蠀簿帯肥切挛呢S出版公司1982年再版的，由于筆者并未見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所以無法對照是否頁碼也抄襲了，但想來韓文只是更換了出版社而已。
四，
【張書】第119-122頁：現(xiàn)將《陽阿故縣造像記》銘文節(jié)錄于后，并將銘中之姓氏，或記載不明但可能代表姓氏的字，以斜體字標志之，以便閱讀：“……（以下模糊）”以上出現(xiàn)過的人數(shù)，扣除不確定姓氏者外，確定可考姓氏的有150人，依出現(xiàn)出數(shù)多寡順序排列分別如下：劉姓29人、史姓12人、王姓10人、許姓10人、張姓10人、高姓8人、韓姓8人、周姓6人、李姓5人、衛(wèi)姓5人、楊姓4人、宋姓4人、梁姓4人、董姓3人、趙姓3人、孔姓2人、成姓2人、賈姓2人；姚、馬、孫、向、洪、田、婁、武、孟、胡、解、苗、法、釗、正、柳、羅、姬、耿、星、鄭、竇等姓皆各1人。
【韓文】第116-118頁：先將《陽阿故縣造像記》碑文節(jié)錄于此，以便查閱：“……（以下模糊不可辨認）”碑文中出現(xiàn)過的人物，除姓氏不可考者外，姓氏確定可考者共計151人，如下：劉姓29人、史姓12人、張姓10人、王姓10人、許姓10人、高姓8人、韓姓8人、周姓6人、李姓6人、衛(wèi)姓5人、宋姓4人、梁姓4人、楊姓4人、趙姓3人、董姓3人、孔姓2人、成姓2人、賈姓2人；馬、姚、向、孫、洪、田、婁、武、孟、胡、解、苗、法、釗、正、柳、羅、姬、耿、星、鄭、竇等各1人。
【按】：此處《陽阿故縣造像記》字數(shù)太多，不再顯示，但從統(tǒng)計情況明顯可以看出韓文抄襲。當然，可能韓文也經(jīng)過一番數(shù)書，所以“張姓”放在“王姓”和“許姓”前，“宋姓”和“梁姓”放在“楊姓”前，“趙姓”放在“董姓”前，“馬”在“姚”前，“向”在“孫”前，但既然張、王、許都是10人，宋、梁、楊都是4人，趙、董都是3人，馬、姚、向、孫都是1人，那么換來換去也無非就是為了顯示有所不同而已。另外，韓文數(shù)出“李姓”為6人，而張書“李姓”為5人，于是韓文總數(shù)上升為“151人”，但韓文前面已經(jīng)因襲了“150人”，這里卻又說“151人”，反而自露馬腳。
五，
【張書】第122頁：首先依姓氏出現(xiàn)多寡順序討論之，若依《胡姓考》所考證，出現(xiàn)人數(shù)最多的劉姓，共29人，可能是匈奴族的屠各胡姓，十六國時期前漢主劉淵即屬此類，屠各族本聚居河?xùn)|一帶，故本區(qū)劉氏可能是匈奴屠各族之后。
【張書】第122頁腳注87：唐長孺也在《魏晉雜胡考》，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385-386提出魏晉以后，屠各族有部分分布于太行山東麓一帶，按地望頗近昭義軍轄境。唐氏此看法相當重要，本文后將提出本鎮(zhèn)頗多屠各胡姓，即可以此說法相印證。
【韓文】第118-119頁：這里將主要參照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以下簡稱《胡姓考》）中的相關(guān)成果，并根據(jù)澤潞地區(qū)的具體情況與歷史因素綜合考察，現(xiàn)依據(jù)以上順序依次討論之。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為劉姓，共計29人，我們知道劉姓有漢姓，亦有胡姓，但是澤潞地區(qū)的劉姓，胡姓的可能性比較大，即很可能是匈奴屠各族的后裔。十六國時期的前漢國主劉淵即屬此族，屠各族本來就聚居在河?xùn)|一帶，唐長孺先生在《魏晉雜胡考》一文中就提出，魏晉以后，屠各族有部分分布于太行山東麓一帶的，從地理上看這與澤潞地區(qū)頗為接近，更遑論昭義軍統(tǒng)轄邢洺地區(qū)之后，太行山東麓部分更是在昭義軍的直接管轄之下了。
【按】此處，韓文根據(jù)張書正文和腳注，稍微改變語言風格，摶成一段論述，甚至襲用了“《胡姓考》”這一簡稱。
六，
【張書】第122-123頁：其次是出現(xiàn)12人的史姓，《胡姓考》考證是西域史國胡人，《北齊書?恩幸?韓寶業(yè)等附傳》載：“……”（按：張書對史丑多、胡小兒的史料摘引，略去）與本造像銘制作年代相符，疑這些史姓人士可能是北齊時來自西域移民的后代。
【韓文】第119頁：其次是史姓，出現(xiàn)12人。一般認為，史姓出自西域粟特人之昭武九姓，即史國胡人?！侗饼R書?恩幸?韓寶業(yè)等附傳》中記載：“……”（按：所引史料襲自張書，略去）這一記載的年代與此《陽阿故縣造像記》碑文所載年代相近，因此澤潞地區(qū)的這些史姓者可能是來自西域移民的后代。
【按】：此處，韓文抄襲情況亦很明顯，恕不多說。另外，腳注的抄襲亦無法一一注明。
七，
【張書】第123頁：其次是出現(xiàn)10人的王姓，雖《胡姓考》記王姓可能源自羌族、東夷樂浪、東胡代郡胡等三處的胡人，但若依澤潞區(qū)地理位置來看，最有可能性的仍該是源自太原王氏的漢人移民，此由《附表三》中澤潞區(qū)有許多太原王氏移入的例子來看，推估此十位王姓中有很大部分可能是太原王氏之漢姓。其次也是出現(xiàn)十位的許姓，《胡姓考》中不見漢化胡姓有許姓，故推估可能是漢姓。其次也是出現(xiàn)十位的張姓，依《胡姓考》考證，張姓若出于胡人者，有源自烏丸、匈奴屠各族、上黨匈奴羌渠系的羯族，若依地理位置來看，可能是最后者。十六國時期源自本區(qū)的石勒政權(quán)所謂“十八騎”中，就有張曀仆、張越等；稱趙王時，又有張離、張良等為門生主書，故這十位張姓很可能是本地羌渠部的胡人后裔。
【韓文】第119頁：同出現(xiàn)10人是張姓、王姓、許姓。按照姚薇元先生的考證，張姓若出于胡人，大概有這幾個來源：烏丸、匈奴屠各族、上黨地區(qū)匈奴羌渠系的羯族。依照地理位置來看，最有可能的是后者，其次是匈奴屠各族（理由上文已述）。十六國時期源自澤潞地區(qū)的石勒政權(quán)有所謂“十八騎”中，就有張曀仆、張越等；石勒稱趙王時又有張離、張良等為門生主書，因此這里的張姓者很可能是本地羌渠部的胡人后裔。許姓，中古時期未見漢化胡姓中有許姓，因此可以斷定為漢姓。至于王姓，雖然《胡姓考》考證王姓可能源自羌族、東夷樂浪或東胡代郡胡三處的胡人，但是按照澤潞地區(qū)的地理位置來看，此處的王姓者最有可能的還是源自太原王氏的漢族移民。此在澤潞地區(qū)出土的墓志材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其中有許多太原王氏移入的例子。如《唐代墓志匯編》……
【按】此處，張書依照王、許、張的順序依次考證三姓的族源，而韓文則更換次序為張、王、許，以對應(yīng)前文統(tǒng)計時對次序的更改，甚為照顧前后文。然而考證的具體內(nèi)容依然是抄襲，只是韓文略去了張書對“《附表三》”的提及，因為這是韓文所無法提供的。當然，韓文在考證王氏時增加了《唐代墓志匯編》中找出來的一些例子，這雖然是張書在行文中所沒有的內(nèi)容，但韓文所引王深、王達、王慶、王德、王休泰、王守廉、王希玩、王文進、王珍等9人的墓志銘，皆可以在張書附表三《澤潞區(qū)墓志銘資料表》中找出來，分別屬于張書附表三編號37、41、74、75、121、132、142、164、120。這樣的話，韓文雖然自以為高明地加入了墓志銘的材料，但實際上利用的還是張書的資料，算是另一種抄襲吧。
八，
【張書】第123-124頁：其次是出現(xiàn)8位的高姓，依《胡姓考》考證，高姓若出于胡人的有三處，分別為鮮卑是樓氏改姓者；高麗高氏；秀容（今山西祁縣）匈奴后部高氏，若是胡人姓氏的話，依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是源自秀容的匈奴高氏。至于同樣出現(xiàn)8人的韓姓，依《胡姓考》考證，韓姓可能源自“匈奴鮮卑化”的破六韓氏，故若此八人是胡姓后裔的話，疑屬此族。
【韓文】第120頁：同出現(xiàn)8次的高姓與韓姓。依照《胡姓考》考證，高姓若出于胡人者，可能源于三處，即鮮卑是樓氏改姓者；高麗高氏；秀容（今山西祁縣）匈奴后部高氏。此處之高氏者如是胡人的話，依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是源自秀容的匈奴高氏，但并不排除漢人的可能。至于韓姓，依照《胡姓考》，非漢人的韓姓，可能源自“匈奴鮮卑化”的破六韓氏，因此碑文中韓姓8人如是胡姓后裔的話，當屬此族。
【按】：此處抄襲亦很明顯。
九，
【張書】第124頁：其次是出現(xiàn)6位的周姓，依《胡姓考》考證，后魏時鮮卑族普氏或普乃氏所改姓為周氏，故此六位周姓可能源自此脈。其次是出現(xiàn)5人的李姓，雖《胡姓考》載高車有改姓李者，但在北齊時此部落似尚未改姓，故若按地理位置而言，反可能是趙郡李姓后裔移民至本區(qū)的漢人。
【韓文】第120-121頁：其次是同出現(xiàn)6次的周姓與李姓。周姓，后魏時鮮卑族普氏或普乃氏曾改姓為周氏，故此6位周姓者有可能源自此脈。李姓情況較為復(fù)雜，北朝有高車族改姓李者，如北周至隋顯赫的李賢、李穆一族即屬此類。史料中鮮見澤潞地區(qū)有高車李氏族人，并且從地理位置來考慮的話，澤潞地區(qū)的李姓更可能是趙郡李氏后裔移民到此的漢人。但是從墓志材料中，我們看到隴西李氏遷入此地區(qū)者超過了趙郡李氏，如《墓志匯編》……姚薇元先生在《胡姓考》中曾考證過，代北高車李氏隨拓跋鮮卑內(nèi)遷后，許多冒稱隴西郡望。因此澤潞地區(qū)的李氏，不排除高車李氏內(nèi)遷者后裔的可能性。
【按】：此處，韓文根據(jù)他自己統(tǒng)計的6位李姓，把周、李二姓放在一起考察，但依然抄襲著張書的行文。當然，為了更有說服力，加入了《唐代墓志匯編》中找到的材料，然而韓文引到的李買、李經(jīng)、李素、李績、李度、李忠，依然見于張書“附表三”，分別為編號63、66、77、113、72、98。
十，
【張書】第124-125頁：其次也是出現(xiàn)5位的衛(wèi)姓，《胡姓考》載匈奴族有歸化的衛(wèi)氏，疑本區(qū)五位衛(wèi)姓人士乃此脈后裔。其次是出現(xiàn)4人的楊姓，《胡姓考》載氐族姓氏有楊姓，或許本區(qū)楊姓說不定是為前秦苻堅時所內(nèi)遷的氐人。其次也是同樣出現(xiàn)4位的宋姓，《胡姓考》不見此姓有胡姓，推估可能是漢姓。其次也是同樣出現(xiàn)4位的梁姓，《胡姓考》載匈奴休屠族本有梁姓，其中一脈徙武川與代一帶，后隨北魏政權(quán)再移入洛陽一帶；雖《胡姓考》又載氐族亦有梁姓，但本區(qū)梁姓可能系前者移民進來的，也就是說其可能為匈奴休屠之后。
【韓文】第121頁：其次是出現(xiàn)5次的衛(wèi)姓與同出現(xiàn)4次的楊姓、宋姓和梁姓?！逗湛肌份d匈奴族有歸化的衛(wèi)氏，碑文中出現(xiàn)的5位衛(wèi)姓者可能是此脈的后裔。同區(qū)出土的一方墓志可作為旁證：《墓志匯編》開元093號，墓主衛(wèi)節(jié)，……宋姓，未見胡姓中有此姓氏，因此可斷定為漢人。至于楊姓，《胡姓考》載氐人姓氏有楊姓，按前秦苻堅曾經(jīng)大批遷徙氐人到關(guān)東各要地，其中有不少氐人被遷徙到并州太原、鄴城一帶，此兩地地理上與澤潞地區(qū)頗為接近，因此不排除此地楊姓為內(nèi)遷氐人后裔的可能。梁姓，《胡姓考》考證匈奴休屠族本有梁姓，其中一支徙武川與代郡一帶，后隨拓跋魏政權(quán)再次遷移到洛陽一帶，澤潞地區(qū)恰好是代北遷入洛陽的必經(jīng)之地，因此此處的梁姓者很有可能即是匈奴休屠族移民的后裔。
【按】：此處，韓文依舊抄襲，并且所增加的衛(wèi)節(jié)墓志銘的信息，也可以從張書“附表三”中找到，為編號78。
十一，
【張書】第125頁：其次是出現(xiàn)3人的董姓，《胡姓考》載匈奴屠各族中有董姓，按地望而言疑本區(qū)董姓可能為匈奴屠各族之后。其次也是同樣出現(xiàn)3位的趙姓，《胡姓考》載匈奴有歸化之趙姓人士，又石勒“十八騎”中亦有匈奴后裔趙鹿，故本區(qū)趙姓可能是匈奴后裔。其次又有孔姓2人，《胡姓考》不見孔姓為胡姓，推估可能是漢姓。又有2人之成姓，《胡姓考》載匈奴屠各族有成姓；盧水胡亦有成姓，按本區(qū)地望而言，較可能是前者，疑為匈奴屠各之后。又有同為2人之賈姓，《胡姓考》不見有胡姓為賈姓者，推估可能是漢姓。
【韓文】第121頁：其次是分別出現(xiàn)3次與2次的董姓、趙姓、孔姓、成姓和賈姓。其中孔姓與賈姓，不見有胡姓為此二姓者，因此可以斷定為漢人姓氏。董姓與成姓，按《胡姓考》的考證，匈奴屠各族中即有董姓與成姓，而前文已述，匈奴屠各族有大批遷徙至太行山東麓一帶的，因此澤潞地區(qū)的董姓與成姓者極有可能是這一部族移民的后裔。至于趙姓，《胡姓考》載匈奴有歸化之趙姓人士，又石勒“十八騎”中也有匈奴后裔趙鹿，故此處之趙姓也可能是匈奴后裔。
【按】：此處，韓文把張書依次考察的董、趙、孔、成、賈，按張書考證結(jié)果所顯示出的類別，分成孔?賈、董?成、趙三類來排列，算是有改動地抄襲。
十二，
【張書】第125-126頁：其次皆是只出現(xiàn)1位人士的姓氏，首先是姚姓，《胡姓考》載羌族有姚姓，懷疑本區(qū)姚姓或為前秦時隨大將姚萇所遷入中原者。又羌族姚姓也有歸化入北魏政權(quán)者，《魏書?姚黃眉傳》載：“……”（按：具體史料略去）故本區(qū)姚姓疑也可能為此房支之后，隨北魏孝文帝入洛時內(nèi)遷于本區(qū)。
【韓文】第121-122頁：其余有可能為胡人姓氏者：姚姓，羌族有姚姓，其中有隨前秦時大將姚萇遷入中原者，也有后來歸化入北魏政權(quán)的。如《魏書?姚黃眉傳》載：“……”（按：史料襲自張書，略去）故此區(qū)的姚姓者，有可能是隨拓跋魏入洛時內(nèi)遷于此地的羌人后裔。
【按】：此處，韓文依舊照抄了張書的行文和史料，并稍作修改，不贅。
十三，
【張書】第126-127頁：其次為馬、孫、向、洪、田等五姓，《胡姓考》皆不見載為胡姓，推估可能都是漢姓。其次為婁姓，《胡姓考》載婁姓為胡姓有二源，一為吐谷渾歸化入代北的匹婁氏所改姓，另一同為代北的一那蔞氏改姓蔞氏，也許蔞與婁可能互誤，疑本區(qū)婁姓為代北人內(nèi)遷者。其次為武、孟二姓，《胡姓考》不見此二姓有胡姓，可能是漢姓。其次是胡姓，雖依《胡姓考》載鐵勒（即高車）有紇骨氏改姓胡氏，又按《魏書?孝明帝紀》載：“（正光五年，A.D.524）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zhèn)以應(yīng)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遁?！绷戆础侗笔?爾朱天光附傳》載：“初，高平鎮(zhèn)城人赫貴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但此高平為高平鎮(zhèn)之意，非本區(qū)高平郡。按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示高平鎮(zhèn)位置，在今甘肅固原縣，地望距本區(qū)過遠，故推估本區(qū)胡姓可能非鐵勒胡姓而是漢姓。其次為解姓，按《胡姓考》載高車解枇氏于北魏天興四年（A.D.401）帥部歸魏，“遂為代人。孝文南遷，改為解氏”，疑本區(qū)解氏可能為此一解氏之后裔。其次又有苗、法、釗、正、柳等姓，皆不見《胡姓考》，可能也是漢姓。其次為羅姓，《胡姓考》載“代北叱羅氏改為羅氏”，故代北有羅氏，又按《魏書》載，西燕政權(quán)慕容暐有大將悉羅騰，疑悉羅為叱羅之另譯；西燕政權(quán)后東移至澤潞區(qū)立國，疑有此姓跟隨移入本區(qū)，魏孝文帝時改為羅姓，故疑其為鮮卑族之后。其次姬、耿、星、鄭等四姓，《胡姓考》不見此四姓有胡姓，推故可能為漢姓。最后為竇姓，《胡姓考》中亦考證竇亦代北鮮卑姓，疑本區(qū)竇姓人士為此姓后裔。
【韓文】第121頁：最后是出現(xiàn)1次的諸姓氏，其中馬、孫、向、洪、田、武、孟、苗、法、釗、正、柳、姬、耿、星、鄭諸姓，未見胡姓中有上述諸姓者，因此可以斷定為漢人姓氏。
【韓文】第122-123頁：婁姓，《胡姓考》載婁姓為胡姓者有兩個來源，一是吐谷渾歸化入代北的匹婁氏所改姓；另一是同為代北的那蔞氏改姓婁氏。又漢人姓氏中僅有樓氏，未見有婁氏，因此，此處的婁氏當為代北內(nèi)遷者。胡姓，雖依《胡姓考》載高車有紇骨氏改姓胡氏，但北魏以降史載此胡姓多在高平鎮(zhèn)（今甘肅固原縣一帶）活動，從地理角度看距澤潞較遠，因此，此處的胡氏更有可能是漢姓而非高車胡姓。解姓，依照《胡姓考》考證，高車解枇氏于北魏天興四年率部歸魏，“遂為代人。孝文南遷，改為解氏”，此處之解氏者可能為此高車解氏的后裔。羅姓，《胡姓考》載“代北叱羅氏改為羅氏”，故代北有羅氏，又按《魏書》記載，西燕政權(quán)慕容暐有大將悉羅騰，姚薇元先生疑此悉羅乃是叱羅的另譯；西燕政權(quán)后東移到澤潞地區(qū)立國，有可能有此姓跟隨遷入此地區(qū)，孝文帝時改為羅姓。最后為竇姓，竇氏胡姓應(yīng)為代北鮮卑族人，后隨拓跋魏南遷，因此此處之竇姓者如是胡人當是此姓后裔。
【韓文】第122頁腳注4：《魏書?孝明帝紀》，記載：“（正光五年）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zhèn)以應(yīng)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遁?！绷怼侗笔?爾朱天光附傳》載：“初，高平鎮(zhèn)城人赫連貴恩等為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保?br /> 【按】：此處，韓文把張書原文次序打散，先綜述可以斷定為漢姓者，再分述需要進一步考辨者，順便把張書兩條放在行文之中的史料移入腳注，并改張書“赫貴連恩”為“赫連貴恩”，可謂細心。但依舊是抄襲。另外，韓文第122頁腳注2、7，也分別是對張書第126-127頁腳注107、113的抄襲，不贅。
十四，
【張書】第127-128頁：《張村造像記》是由潞州壺關(guān)縣出土的史料，由銘文中得知《張村造像記》刻制于隋朝開皇十三年（A.D.593），今將《張村造像記》銘文節(jié)錄如下：“……”上述人士含夫妻在內(nèi)，扣除不確定姓氏者外，確定姓氏者有35人，分別為：張姓11人、程姓3人、牛姓3人、郭姓2人、秦姓2人、云姓2人；李、閻、衛(wèi)、劉、令狐、馬、呂、渠、樊、趙、孫、田等姓各1人。
【韓文】第123頁：《張村造像記》在潞州壺關(guān)縣出土，隋開皇十三年刻制，其中姓氏可考者為35人。先將碑文節(jié)錄如下，以備查閱：“……”上述含夫妻在內(nèi)確定姓氏者共計35人，即：張姓11人、程姓3人、牛姓3人、郭姓2人、秦姓2人、云姓2人；李、閻、衛(wèi)、劉、令狐、馬、呂、渠、樊、趙、孫、田等姓各1人。
【按】：此處統(tǒng)計更是原封不動地照搬。
十五，
【張書】第129頁：《張村造像記》是張村所刻制的造像銘，故最大姓自然為張姓，共計11人，前在《陽阿故縣造像記》已推論本區(qū)張姓可能為上黨匈奴羌渠系的羯族，茲不累敘；且《張村造像記》即出土于上黨，地望皆合，為匈奴系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韓文】第123頁：《張村造像記》乃由張村所刻制，最大姓自然是張姓，前文已推論此地區(qū)之張姓可能為上黨匈奴羌渠系的羯族后裔，茲不累述；而且此碑即出土于上黨，地理位置也相契合，為匈奴渠羌系羯族后裔的可能性很大。
【按】：此處亦明顯抄襲。
十六，
【張書】第129頁：其次同為3人之程、牛二姓，《胡姓考》不見載這二姓有胡姓，可能為漢姓。其次是同為2人之郭、秦、云三姓，其中郭、秦二姓，《胡姓考》亦不見載有胡姓，也可能為漢姓。云姓，《胡姓考》載代北宥連氏改姓云氏，知其為鮮卑姓氏，又《魏書?悉斤傳》載：“悉斤……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于塞南?！比细胖搁L城以南的秦晉一帶，疑本區(qū)云姓可能為此支之后。
【韓文】第124頁：程姓、牛姓、郭姓、秦姓，未見載此四姓有胡姓者，故此可斷定為漢人姓氏。云姓，據(jù)《胡姓考》考證，代北宥連氏改姓云氏，可知其為鮮卑姓氏。又《魏書?悉斤傳》載：“悉斤……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于塞南?！比细胖搁L城以南的秦晉一帶，因此此地區(qū)之云姓者很可能為此支的后裔。
【按】：此處亦抄襲，張書以人數(shù)分程?牛、郭?秦?云為兩類，而韓文以是否胡姓分程?牛?郭?秦、云為兩類。
十七，
【張書】第129-130頁：其次是出現(xiàn)僅1位的姓氏，可能代表的意義就是本村人口較少的姓，首先是衛(wèi)、劉二姓，前在《陽阿故縣造像記》部份已推論可能是匈奴系姓氏，茲不累敘。其次是令狐、馬姓，《胡姓考》不見載有胡姓，可能為漢姓。其次為呂姓，依《胡姓考》所考證，代北有“叱呂”或“俟呂”姓為本為鮮卑化柔然姓，北魏孝文帝以后改為呂姓，故可能是北魏孝文后內(nèi)徙至本區(qū)之胡姓。其次是渠姓，《姓纂考》見載此姓為漢姓，且《胡姓考》不見此姓有胡姓，推論很可能是漢姓。其次是樊姓，《胡姓考》不見此姓有胡姓，可能為漢姓。其次為趙姓，前《陽阿故縣造像記》部份已考本區(qū)趙姓很可能是匈奴有歸化之后裔，茲不累敘。其次是孫、田二姓，《胡姓考》不見此姓為胡姓，也可能是漢姓。
【韓文】第124頁：出現(xiàn)1次的12個姓氏中，李、衛(wèi)、劉、趙四姓前文已做推論；閻、令狐、馬、渠、樊、孫、田諸姓不見載其有為胡姓者，故可能皆為漢姓。唯剩呂姓，依《胡姓考》所考證，代北有叱呂或俟呂，本為鮮卑化的柔然姓氏，孝文帝后改為呂姓，故不能排除此處之呂姓者乃是隨拓跋鮮卑南遷之柔然移民后裔的可能。
【按】：此處，韓文亦根據(jù)類別對張書分別考論的姓氏進行了歸類敘述，并補足了張書漏及的李、閻二姓，省略了張書對《姓纂考》的引用，但依舊是抄襲。
十八，
【張書】第130-131頁：《紀彌勒菩薩上生變贊并序》是清代在澤州府鳳臺縣出土。由碑文得知，其刻制時間是唐文宗寶歷二年（A.D.826），記載該縣十個村落的姓氏分布，大致上應(yīng)可代表中晚唐唐昭義軍澤州州治晉城縣的姓氏或民族分布。今將《紀彌勒菩薩上生變贊并序》文有關(guān)立碑者姓氏部分節(jié)錄如下：“……”（按：碑文內(nèi)容略去）上述出現(xiàn)人名中扣除不確定姓氏者外，確定姓氏者有80人，分別是張姓9人、王姓9人、李姓7人、金姓5人、劉姓4人、毛姓4人；侯、趙、郭、焦、祁、清等姓各3人；高、崔、汪、馮等姓各2人；黨、寇、石、衛(wèi)、陳、韓、翟、嚴、管、嬡、姜、都、進、段、偉、魏等姓各1人。
【韓文】第124-125頁：《紀彌勒菩薩上生變贊并序》，清代在澤州府鳳臺縣（即唐代澤州治晉城縣）出土，刻制于唐文宗寶歷二年（公元826年），確定姓氏者共計80人，大致應(yīng)可代表中晚唐唐昭義軍澤州州治晉城縣的姓氏以及民族分布?，F(xiàn)將《紀彌勒菩薩上生變贊并序》碑文有關(guān)立碑者部分節(jié)錄如下：“……”（按：碑文內(nèi)容略去）此碑文確定姓氏者共計80人，其中張姓9人、王姓9人、李姓7人、金姓5人、劉姓4人、毛姓4人；侯、趙、郭、焦、祁、清等姓各3人；高、崔、汪、馮等姓各2人；黨、寇、石、衛(wèi)、陳、韓、翟、嚴、管、嬡、姜、都、進、段、偉、魏等姓各1人。
【按】：此處對第三通碑文的統(tǒng)計，韓文亦是原封不動抄襲了張書的統(tǒng)計。
十九，
【張書】第131頁：本碑樹立的時間正值昭義軍節(jié)度使第四期，亦即劉氏掌權(quán)時期，基本上經(jīng)過隋唐兩百余年的民族混合與涵化后，本地漢胡姓間文化區(qū)隔可能已不甚明顯。尤其本碑系出土于澤州州治所在，為該州文教中心，漢文化影響力應(yīng)該已經(jīng)超過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不過本文仍嘗試由姓氏分析其民族結(jié)構(gòu)，冀望從本期民族的分布中看出當?shù)鼐用窠Y(jié)構(gòu)。
【韓文】第125頁：特別要說明的是，此碑刻制樹立的時間正值劉悟、劉從諫父子掌權(quán)時期，昭義軍節(jié)度使開始“河朔藩鎮(zhèn)化”，劉氏父子世襲，不服中央號令，昭義軍轄內(nèi)也有胡化的反動趨勢。盡管如此，經(jīng)過隋唐二百余年的民族融合，可以說這一地區(qū)漢胡間的文化差別已經(jīng)不甚明顯了；尤其是此碑出土于澤州州治所在，乃是該州的文教中心，漢文化的影響力應(yīng)該已經(jīng)超過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力量了。本文僅由姓氏對這一時期這一地區(qū)之民族結(jié)構(gòu)做一個量化分析，并不包含文化史的分析因素在內(nèi)。
【按】：此處，韓文亦抄襲張書。不過張書提及“昭義軍節(jié)度使第四期”，這是張氏本人所劃分的時間段，其分期情況見張書第259-260頁。但在韓文中，這種分期對他來說沒有意義，所以直接標明為劉氏父子掌權(quán)時期。
二十，
【張書】第132頁：首先本區(qū)最大姓氏為可能是匈奴系之張姓，有9人之多。其次是王姓9人，亦已言可能是太原王氏移入的漢姓。其次李姓7人，亦已言可能是漢姓。金姓5人，依《胡姓考》所考證，匈奴屠各有金姓，疑本區(qū)金姓可能是屠各后裔。毛姓4人，《胡姓考》不見載其為胡姓，推估可能是漢姓后裔。其次侯姓3人，《胡姓考》載南北朝時本是鮮卑化羯族之代人，故疑為胡姓。趙姓3人，前已言可能為匈奴系后裔。郭、焦、祁、清四姓，皆各3人，《胡姓考》不載其為胡姓，可能是漢姓后裔。高姓2人，前已言本區(qū)高氏可能為鮮卑高氏或秀容匈奴高氏后裔。崔、汪、馮姓各2人，則可能是漢姓后裔。
【韓文】第125頁：張姓、王姓、李姓、劉姓、趙姓與高姓，前文已做推斷，茲不累述。金姓，依《胡姓考》所考證，匈奴屠各族有金姓，本地區(qū)之金姓者極有可能是匈奴屠各的后裔，理由前文已述。毛、郭、焦、祁、清、崔、汪、馮諸姓，未見胡姓中有此諸姓，因此皆為漢姓。侯姓，據(jù)《胡姓考》記載，侯姓本就是鮮卑化羯族的代人，因此此為胡姓無疑。
【按】：此處，韓文依例分類，并補入張書漏及的劉、高二姓，但依然屬于抄襲。
二十一，
【張書】第132-133頁：以下姓氏只有1人的黨姓，前已言可能是羌姓后裔，疑此人是羌族后人?？苄眨?，……衛(wèi)姓，前已言亦可能是匈奴姓。陳姓，……韓姓，前已言本區(qū)韓姓可能為鮮卑化匈奴后裔。翟姓，……段姓，……（按：皆論其皆為胡姓，省略之）其余嚴、管、嬡、姜、都、進、偉、魏等，《胡姓考》皆不見載有胡姓，可能是漢姓。
【韓文】第125-126頁：出現(xiàn)一次的諸姓中，寇姓，……石姓，……陳姓，……翟姓，……段姓，……（按：亦省略之）其余衛(wèi)姓與韓姓前文已述，黨、嚴、管、嬡、姜、都、進、偉、魏諸姓皆不見載有胡姓，故可推定為漢姓。
【按】：此處筆者略引之寇、石、陳、翟、段五姓考述，韓文皆抄襲張書，并順帶把張書中放入腳注的對令狐楚《為昭義王大夫謝知節(jié)度觀察等留后表》和汪波《魏晉北朝并州地區(qū)研究》的引用，放入正文中去。另外，韓文把黨姓作為漢姓，而張書說“前已言可能是羌族后裔”，據(jù)筆者查閱，張書在此前確實并未論及黨姓來源，此處所謂“前已言”估計是誤書，而韓文予以糾正。但是，這只能說明韓氏在抄襲時比較細心罷了。
二十二，
【張書】第133-136頁：《附表三》中本區(qū)墓志銘中，可藉由銘文所載姓氏間婚姻狀態(tài)，看出漢姓與胡姓間是否有相互通婚的情形。將以《附表三》所載墓志銘姓氏為本，扣除少數(shù)已遷往兩京或外州之例、以及歸葬本區(qū)但無載其配偶姓氏者、及本人姓氏不詳者，剩余例子該多是世代住于本區(qū)，充分具代表性之家族。故將討論《附表三》中歸葬本區(qū)者，觀其家族或婚姻配偶、或其他家屬之姓氏是否為漢姓胡姓。本小節(jié)亦依前小節(jié)三造像銘中姓氏之推論方法，參考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等相關(guān)史籍，以推論本區(qū)姓氏是否可能為漢姓或胡姓。又前小節(jié)已出現(xiàn)并推論過之姓氏，此處將不累敘，唯對新出現(xiàn)可能是胡姓之姓氏，將做推論?！ò矗郝匀垥唧w考證）以上是墓志銘中所新見可能是胡姓者之推論。
【韓文】第126-127頁：據(jù)筆者統(tǒng)計，現(xiàn)在可見到的澤潞地區(qū)隋唐時期可確定姓氏或名諱的出土墓志大約160余方，現(xiàn)大多收錄《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唐代墓志匯編附考》以及《全唐文補遺》中，也有少部分收錄《潞安府志》中。綜觀這些墓志銘，可確定姓氏者中大多數(shù)前文已做考證與推論，另外一些上文未作推論的姓氏，根據(jù)《胡姓考》以及澤潞地區(qū)的具體情況可以推斷極有可能為胡姓。例如：……（按：同上略去）另外筆者發(fā)現(xiàn)銘文中所記載墓主之配偶或姻親，多有疑是胡姓者，現(xiàn)引證幾例，以期管窺澤潞地區(qū)胡漢通婚的情況?！ò矗郝匀ィ?br /> 【韓文】第126頁腳注5：《潞安府志》為萬歷十年刻本，國內(nèi)久已失傳，幸由長治裔華僑武炳焜先生設(shè)法在日本東京圖書館找到世間僅存的一部，復(fù)印后送回國內(nèi)，2007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為研究長治地區(qū)（即唐代潞州）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豐富史料。
【按】：此處，韓文把張書對婚姻關(guān)系中胡姓情況之考察，拆分為對胡姓和胡漢通婚情況的考察，可謂辛苦。不過，韓文說澤潞地區(qū)隋唐時期墓志銘“大約160余方”，而張書“附表三”所統(tǒng)計的正好165方，且張書所提供的出處正包含《墓志匯編》、《墓志匯編續(xù)》、《墓志匯編附考》、《全唐文補遺》、《潞安府志》等，恐怕韓文所謂的“筆者統(tǒng)計”，實際就是張書統(tǒng)計。另外，張書對高感及其妻卜氏、杜美及其妻庫狄氏、連簡、崔嚴弟妹路氏、王盛母郝氏、申屠氏妻賀氏等例子的具體考證，都被韓文所抄襲，可參照前文舉證，以想見其盛況；韓文在推斷為胡姓時所新增加的兩例，劉基、朱滿，則分別對應(yīng)張書“附表三”中的編號54、64，只不過韓文直接標明引自《墓志匯編》和《續(xù)編》。當然，韓文所利用的《潞安府志》，據(jù)其腳注來看，是明代萬歷年間刻本，2007年方才影印面世；而張書所利用的《潞安府志》是清代李中白編的，臺灣學(xué)生書局1968年版。不過清代的 《潞安府志》據(jù)明代萬歷不遠，應(yīng)當在其編修的時候能夠利用到明代的，那么韓文所標榜的“久已失傳”的明代《潞安府志》中的材料，估計張書所用的清代《潞安府志》里面也有。當然，筆者并未能見到這兩部府志，所以還不敢妄下斷語。
二十三，
【張書】第97頁：在郡姓研究方面，本文依據(jù)引《太平寰宇記》所記載昭義五州于北宋初的郡望郡姓，及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一文中，胡氏參考兩晉南北朝各正史史料，及北京館藏《天下姓望氏族譜》、倫敦館藏敦煌出土之《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唐代李林甫《天下郡望氏族譜》，歸納出兩晉南北朝、唐前、后期及宋初等不同時期各州郡的郡望郡姓。綜合上述資料，將兩晉南北朝至北宋初有關(guān)昭義五州郡姓歸納如《表3-1》，發(fā)現(xiàn)本區(qū)遷葬兩京者，大多數(shù)為本區(qū)之大姓。……（按：略去“表3-1”）
【張書】第136頁：由《表3-1》所載澤潞區(qū)各期郡姓來看，是否有可能為胡姓？兩晉南北朝郡姓方面，只有澤州郡姓有記載，韓、石等姓前亦言可能為本區(qū)胡姓；堯、續(xù)、崔、朱四姓不見《胡姓考》載為胡姓，很可能是漢姓。唐前期，澤州郡姓孤獨、潞州郡姓赫連，皆是胡姓無疑，澤州翟、潞州連等姓前亦言可能為本區(qū)胡姓。澤州米姓，《胡姓考》雖載有西域米國胡人入居中國因以為姓，但皆盛唐以后才移居中國，而本地米姓早在唐前期即列郡姓，故推論可能為漢姓。澤州范、巴、過、潞州包、樊五姓不見《胡姓考》載為胡姓，可能為漢姓。潞州鮑姓，雖《胡姓考》有載柔然俟利伐姓歸北魏后改為鮑姓者，但前已述上黨鮑氏為漢鮑宣之后，故屬漢姓。唐后期潞州出現(xiàn)上官、尚、陳三新郡姓，前二姓不見《胡姓考》載為胡姓，很可能都是漢姓，陳姓前已言可能為胡姓。
【韓文】第127-129頁：最后我們來看澤潞地區(qū)這一時期郡姓的情況。下表所歸納的澤潞兩州的郡姓，主要來源于正史史料以及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國家圖書館藏《天下姓望氏族譜》、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唐李林甫撰《天下郡望氏族譜》，并參考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一文，以茲說明。……（按：略去“表1”）由表1來看，兩晉南北朝郡姓方面，僅有澤州郡姓有記載，其中韓、石、朱等姓前文已論可能為胡姓；堯、續(xù)、崔三姓未見《胡姓考》載為胡姓，很可能即是漢姓。唐前期，澤州郡姓孤獨，潞州郡姓赫連，皆是胡姓無疑，澤州翟姓、潞州連姓前文已述可能為胡姓；澤州米姓，《胡姓考》雖載有西域粟特米國胡人入居中國以國為姓者，但都是盛唐之后才大批移居中原的，而澤州米姓早在唐代前期就已列為郡姓，因此可斷定應(yīng)為漢姓；澤州范、巴、過，潞州包、樊五姓不見《胡姓考》載為胡姓，因此可推斷為漢姓；潞州鮑姓，有關(guān)上黨鮑氏的記載不絕于史：“……”（按：略去對《漢書?鮑宣傳》、《后漢書?鮑永傳》、《三國志?鮑勛傳》、《南史?鮑照傳》的史料引用）雖然《胡姓考》有載柔然俟利伐姓歸北魏后改為鮑姓，但是根據(jù)這些史料來看，潞州的鮑姓當是漢代鮑宣的后人，應(yīng)屬漢姓。唐后期潞州出現(xiàn)上官、尚、陳三個新的郡姓，其中上官、尚二姓不見《胡姓考》載為胡姓，應(yīng)為漢姓；陳姓前文已言可能為胡姓。
【按】：此處，韓文亦明顯抄襲，把張書前后兩段融合在一起，而實際上張書前一段屬于第三章第二節(jié)，專門討論昭義地區(qū)中上階層中央化的。其中，韓文所列出的“表1”，其實就是張書所統(tǒng)計的“表3-1”（張書第97-98頁）去掉邢洺區(qū)后所剩下的部分，且韓文間接抄襲了胡阿祥先生的考證成果，把胡先生調(diào)查的材料當成自己的功勞。另外，韓文所增加的對鮑氏材料的引證，也抄襲自張書第82頁腳注22，此處不再詳征。
二十四，
【張書】第136頁：由以上可知，本區(qū)部分胡姓亦成為當?shù)貜娮趧葑宥锌ば?，其中唐前期澤州郡姓孤獨、潞州郡姓赫連皆確定是胡姓，澤州孤獨氏甚至至北宋初仍列郡姓，可見此胡姓家族勢力之巨，由此知本區(qū)胡人社會勢力甚強，與漢人勢力頗相當。
【張書】第137頁：早在十六國時期，澤潞區(qū)即多漢胡雜居現(xiàn)象，此類史料不絕于書，可知本區(qū)民族問題之復(fù)雜。而由墓志銘與造像銘所載姓氏推論，澤潞區(qū)也是漢胡夾雜之地，但隨時間之演進，加上本區(qū)交通較為閉塞，地域性格也傾向封閉保守，形成當?shù)鬲毺匚幕?，又由澤潞區(qū)部分胡姓列為郡姓，可知本區(qū)胡姓勢力亦強，頗與當?shù)貪h人勢力并駕齊驅(qū)。此外由從本區(qū)墓志銘可看出，因本區(qū)較為封閉之社會特征，在中古前期以來，就有頗多墓主之祖先原是外地籍貫人士，因任官原因就葬本區(qū)，而使子孫變?yōu)楸镜丶?。這種風氣也可能漸改變本區(qū)原有社會階層，造成新移入之士族或小姓階層，逐漸取代當?shù)嘏f有家族的社會優(yōu)勢，使舊有家族逐漸沒落。以上社會特征，可能也是與邢洺區(qū)最大的不同點之一。邢洺區(qū)方面，雖史家曾提出關(guān)東一代因胡人移入，亦使當?shù)貪h胡雜居，而有“尚武”之文化現(xiàn)象，但因邢洺區(qū)地處河北道，交通發(fā)達，地域性格開放，也使小姓階層以上的中上階層，有“中央官僚化”的風氣。兩區(qū)社會文化特征若呈現(xiàn)差異，也可能增加昭義軍統(tǒng)治兩區(qū)時之困難。
【韓文】第129-130頁：綜上所述，早在十六國時期，澤潞地區(qū)即多漢胡雜居現(xiàn)象，此類史料不絕于書，可知這一地區(qū)民族問題的復(fù)雜性。而由造像銘與墓志銘所載姓氏推論，澤潞區(qū)也是胡漢夾雜之地；并且由澤潞二州郡姓來看，部分胡姓亦成為了當?shù)氐膹娮趧葑宥涣锌ば?，其中澤州孤獨、潞州赫連皆可確定是胡姓，孤獨氏甚至到北宋初期仍列郡姓，可見此胡姓家族勢力之深遠，由此可知這一地區(qū)胡人社會勢力是非常強大的，與漢人勢力頗為相當。并且由墓志材料來看，胡漢通婚的情況是較為普遍的，這也反映了這一地區(qū)胡漢雜居、民族融合的形勢。
【按】：韓文此處的抄襲也很明顯，只是略去了張書中關(guān)于邢洺區(qū)的論述，畢竟韓文題目是僅限于澤潞地區(qū)的。
二十五，
【張書】第22-23頁：澤潞地區(qū)現(xiàn)稱為“上黨-長治盆地”，其分別是北由濁漳水系，南由丹、沁二水系沖積而成。……（按：張書對任德庚《中國地理》的引述，韓文未抄，略去）這種由高原上河流切割出的深溝型峽谷盆地，是本區(qū)最主要之地形特色，這些盆地往往為多數(shù)聚落與農(nóng)耕地所在。本地又因雨量少且不集中，一遇干旱反而更容易使黃土毛細作用停止，失去黃土自肥機制，營養(yǎng)無法再制，土質(zhì)干松，加上狹長型切割盆地的可灌溉耕地本就少，所以本區(qū)荒歉可能性就更大了。
【張書】第32頁：澤潞地區(qū)相對邢洺而言是較貧瘠的地方，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即曾說：“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nèi)，土瘠地狹，積谷全無?！笨梢姖陕簠^(qū)“全居山內(nèi)，土瘠地狹，積谷全無”，是相當貧瘠之地。又元稹《授劉悟昭義節(jié)度使制》亦言此區(qū)：“上黨……其土瘠，其人勁?！?br /> 【韓文】第129頁：澤潞地區(qū)現(xiàn)稱為“上黨-長治盆地”，分別是由北邊的濁漳水系與南邊的丹、沁二水系沖積而成。這種由高原上河流切割出的深溝型峽谷盆地，是這一地區(qū)最主要的地形特色，這些盆地往往成為聚落與農(nóng)耕地的所在。這里雨量較少而且很不集中，加之狹長型切割盆地的可灌溉耕地本來就很少，因此澤潞地區(qū)相對于周鄰各區(qū)，甚至與同屬昭義軍治下的邢洺地區(qū)相比，都是非常貧瘠的。杜牧曾經(jīng)就說過：“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nèi)，土瘠地狹，積谷全無”；元稹也說：“上黨……其土瘠，其人勁?！?br /> 【按】：舉證到這里，其實張書第三章第三節(jié)早已經(jīng)被韓文抄襲完畢，所以韓文的結(jié)論為了更加充實，從張書其他地方抄襲，此處即對張書第二章第一節(jié)里的前后兩段內(nèi)容進行拼接揉合而成。
二十六，
【張書】第79-80頁：澤潞地區(qū)為兩漢之上黨郡，有關(guān)本地民風記載，《漢書?地理志八下》載：“……”（按：具體引用略去）可見前漢時本地民風剽悍，可能肇因于上黨地區(qū)為山高谷深的峽谷地形，可耕作農(nóng)田多成狹長小塊狀，農(nóng)業(yè)總體生產(chǎn)力比河北平原差，較有生產(chǎn)力的土地多集中在能提供充分人力、水利的縣城附近?！ò矗捍颂幰程迫四怪俱懀n文未抄，略去）所以這類土地通常多半掌握在城內(nèi)有力的中上階層、富豪家族中，社會貧富不均，土地所有權(quán)往往為特定階層所世傳，使本地階層流動較為僵化?！ò矗捍颂帉Α稘h書?地理志》進行引釋，韓文未抄，略去）社會剩余物資能分配給中下階層的，可能相對較少，生活較山東地區(qū)必更清苦，下階層民風可能易于保守勁悍。
【韓文】第129-130頁：澤潞地區(qū)的彪悍民風，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漢書?地理志》記載：“……”（按：略去）可見漢代時本地民風即已非常彪悍。這一民風特征可能肇因于上黨地區(qū)為山高谷深的峽谷地形，可耕作農(nóng)田多成狹長小塊形狀，并且較有生產(chǎn)力的土地多集中在能提供充分人力與水利的縣城附近。這類土地通常掌握在城內(nèi)有勢力的中上階層、強宗富族手中，社會貧富不均，土地所有權(quán)往往為特定階層所世傳，使得這一地區(qū)社會階層流動性極為僵化。同時中下階層所能分配到的剩余社會物資相對很少，生活較之相鄰富庶的河北平原必然更為貧苦，民風可能易于保守勁悍。
【按】：此處所抄為張書第三章第一節(jié)。
二十七，
【張書】第48頁：甚至在中晚唐朝廷征討昭義劉氏時，境內(nèi)遍地山區(qū)尚有少數(shù)民族聚邑“黑山部落”，此事見《太平廣記》引《云溪友議》：“……”（按：所引略去）這些“黑山諸番部落”可能是屠各、羯族或稽胡的后裔，處于交通不便山地，至晚唐仍聚族而居，可較不容易受到控制。
【韓文】第130頁：同時上黨地區(qū)中古以來就是少數(shù)民族部落頻繁活動的地方，甚至到了唐代后期仍有記載：“……”（按：即張書所引《太平廣記》內(nèi)容，略去）這里的“黑山諸番部落”，可能是匈奴屠各、羯族或者稽胡的后裔，由于他們居于交通不便的山地，到晚唐時期仍然聚族而居。
【按】：此處所抄為張書第二章第二節(jié)內(nèi)容。引證至此，韓文也快結(jié)束了，可以不再舉例，以上二十七例，足夠說明韓文的抄襲情況，并且手法多樣，性質(zhì)惡劣。讓人嘆惋！
- 糾正一點，“張書所引《晉書》內(nèi)容為臺灣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故而韓文連張書腳注中所標頁碼也一并抄襲。 ” 鼎文本是翻印中華本的，故而頁碼也一樣，這他倒是歪打正著了。
- 此人曾在孔網(wǎng)上涉嫌詐騙，令諸多買家恨恨不已，茲與其涉嫌抄襲之行徑倒是頗為一貫。
參見：韓棣堯（一葉齋主人）--你就不能挺起胸來做個男人？
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346089&forumid=93
考慮好久，最后決定還是將一葉齋主人（韓棣堯）的真實詳細的資料公開，附帶他的照片！
http://shequ.kongfz.com/303475.html - 據(jù)說還參編過《天朝落日》的金朝部分？
- 做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