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猶太民族

前言

最初是用希伯來語寫成。實際上，我的母語是意第緒語（Yiddish），但希伯來語始終是我欣賞的，也許還是我夢寐以求的語言。沒錯，它也是我寫作的語言。我選擇在以色列出版此書，因為我最初預期的讀者是以色列人，是那些視自己為猶太人和那些被界定為阿拉伯人的人們。我的理由十分簡單：我生活在特拉維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歷史。2008年初，當本書初次面世之時，人們對它的反響有點兒奇怪。電子媒體極為好奇。我受邀參加了許多電視和廣播節(jié)目。新聞記者也關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贊許的方式加以關注。與此相對，“被官方認可”的歷史學家團體的代表們，則將滿腔學究式的怒火傾瀉到本書上面，一些易激動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繪為人民的敵人。也許正是這種比照促使讀者讓我得到了所渴求的事物——本書連續(xù)十九周停留在暢銷書排行榜上。欲理解上述事態(tài)的發(fā)展情況，你必須現(xiàn)實地看待以色列這個國家，拋棄任何贊同或反對的偏見。我生活在一個相當奇怪的社會之中。正如本書結束的那章所展現(xiàn)的——令許多書評者惱怒——只要以色列視自己為一個“猶太民族”的國家，而非代表它被承認國土內（不包括被占地區(qū)）所有公民的一個共同體，以色列就不能被稱為民主國家。以色列的法律實質表明，在21世紀的初始階段，國家的目標是服務于猶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為想像中那個民族的后裔，而非為生活在它之中和言說它的語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條件。事實上，猶太母親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擁有兩個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倫敦或紐約，同時自信以色列是屬于他們的，即便他們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權之下。然而，不是猶太人所生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個人，卻會感到他們出生的國家從未屬于他們。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種罕見的自由多元主義，這種自由多元主義在戰(zhàn)爭時期會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則運行相當良好。到目前為止，在以色列，對文壇大事表達一系列政治意見、有阿拉伯人政黨參加議會選舉（以他們不質疑國家的猶太特性為條件）以及批評民選的當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義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表達和結社自由——受到保護，公共場所多樣化且安全可靠。這是本書會出版并2008年得到了熱烈反響且引起了真誠爭論的原因所在。此外，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已經放寬了對民族神話的嚴格解釋。較為年輕的一代新聞記者和批評家們不再重復其父輩的集體主義的精神氣質，且追求在倫敦和紐約蘊育成的社會模式。全球化已使它那進攻性的魔爪嵌進了文化領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領域，且在此過程中，逐步摧毀了培育了“建國者”一代的神話傳說。目前，在各種學術機構中，人們感受到了一種被稱為后猶太復國主義的智識浪潮（postZionism）。盡管它還處于邊緣，但已經創(chuàng)造出了不尋常的關于過去的圖景。社會學家、考古學家、地理學家、政治科學家、文獻學家，甚至是電影攝制者都一直在挑戰(zhàn)居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的主要術語。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見還沒有影響到某一學科所處的高原。在希伯來語的學校和研究院所中，該學科被稱為“猶太民族史”。在那些機構中，沒有就歷史學本身而言的那種科系，但卻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屬的那個科系——和單獨的猶太（以色列）史科系。無須說，我的最嚴厲的批評者都來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錯誤之外，他們主要抱怨我無權探討猶太歷史編纂學，因為我的專業(yè)領域是西歐。這類批評不會被用來針對其他研究猶太歷史的通史學家，如果他們沒有偏離統(tǒng)治性思想的話。在所有重構猶太民族的過去的范圍內，“猶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猶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贖之地”等等，都是關鍵術語，拒絕采用它們就會被看做是異端。在開始寫作本書之前，我已經意識到了上述所有一切。我預料到我的攻擊者們會聲稱我缺乏關于猶太歷史的適當知識，不能理解猶太民族的歷史惟一性，無法明曉猶太民族的《圣經》起源，會否定猶太民族永恒的一體性。但對我來說，在特拉維夫大學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關于猶太歷史的書卷和文獻，而我不花時間去閱讀和研究它們，似乎這才是對我職業(yè)的一種背叛。像某位有聲譽的教授那樣，到法國和美國旅游，搜集有關西方文化的資料，享受學術研究的權力和寧靜，這當然是愜意的。但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參與塑造我生活其中的社會的集體記憶，我感到直接推動上述任務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義務。誠然，我的研究使人想到的有關猶太民族史和人們通常理解歷史的方式——不僅在以色列內部而且在更廣泛的世界中——之間的不同，使我和我的讀者感到同樣的震撼。一般說來，教育體系教導我們在已經完成了思考之后，才開始寫作——意味著你在開始寫作之前應該知道你的結論（那就是我獲得博士學位的方式）。但現(xiàn)在，在我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驚。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人，在民族史領域挑起了一場概念革命，而當我一開始使用他們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導我的洞見，就會對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資料做出解釋。我要強調的是，我?guī)缀鯖]有遇到什么新發(fā)現(xiàn)——以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的歷史學家已經揭示了幾乎所有這些材料。不同之處在于，一些要素沒有被給予足夠注意，其他要素則被迅即掃入了歷史學家的垃圾堆里，還有其他要素則被“忘卻”，因為它們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認同之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令人十分驚異的是，在職業(yè)研究那個有限的圈子內，本書所引用的大部分資料一直為人所知，但卻始終如一地迷失在通往公共記憶和教育記憶這個領域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務是以一種新的方式組織歷史資料，重新采用舊文獻，且不斷地重新檢驗它們。這些資料引導我所得出一些結論，而這些結論則形成了一個完全不同于我年輕時被教授的敘事。不幸的是，我同事——在以色列的歷史教師們——中很少有人感到從事揭露關于過去的常見謊言這項危險的教育使命是他們的義務。如若不寫這本書，我可能不會繼續(xù)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

內容概要

在現(xiàn)代，為了籌劃一個同質的集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個漫長的敘事，它要使人聯(lián)想到目前共同體所有成員的長輩和祖先之間在時空中存在著關聯(lián)……是記憶的代言者們的努力工作發(fā)明了它。猶太人是兩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個民族的后裔嗎？《圣經》如何、為什么會變成記錄民族起源的的歷史書籍？本書拆解了縈繞在猶太民族和以色列歷史上的神話和禁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和關于以色列形成的敘事。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認為，大多數(shù)猶太人的故土遍布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不同群體能形成一個猶太民族，進而成為一個猶太國家，只可能在一種新編纂的歷史下發(fā)生，而其背景是整個歐洲的民族主義的崛起和發(fā)展。作者頗具膽量地運用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理論澄清了古老的神話。他特立獨行的工作，為了解中東現(xiàn)狀和解決爭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簡介

作者：（以色列）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 譯者：王崠興 張蓉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46年出生于奧地利林茨，是從大屠殺幸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幼年時生活在難民收容所，1948年舉家遷往雅法。1975年在特拉維夫大學獲得歷史學學士學位，1977年在巴黎第八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2年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歷史、電影史等領域。著有《知識分子，真相和權力：從德雷福斯事件到海灣戰(zhàn)爭》（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詞語和土地：以色列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神話》（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王崠興，歷史學博士，浙江萬里學院法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美國南部史和美國政治思想史。著有《制度變遷與美國南部的崛起》，譯有《自然權利與新共和主義》、《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合譯）。張蓉，歷史學碩士，浙江萬里學院外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口筆譯理論與測試。譯有《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合譯）。

書籍目錄

英文版序言 緒論：記憶的重負 遷移中的身份 建構的記憶 第一章制造民族：主權和平等 專業(yè)詞匯：“人民”和族群 民族：界限和定義 從意識形態(tài)到認同 從族群神話到公民意象 作為民族“君主”的知識分子 第二章神話與歷史混合的史學：起初，上帝創(chuàng)造人民 猶太歷史的早期形成歷程 作為神話與歷史混合史學的《舊約圣經》 種族和民族 歷史學家們的爭論 來自東方的原型民族主義者的觀點 一位在西方的族群主義者的表演 在耶路撒冷修史的最初諸階段 政治與考古學 世俗事務反對神話與歷史混合的史學 作為隱喻的《圣經》 第三章虛構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公元70年被放逐的“民族” 無驅逐的流亡——模糊狀態(tài)下的歷史 違反意志，從祖地遷出的民族 “萬族都要流歸于它” 哈斯蒙王朝成員將猶太教強加給他們的鄰人 羅馬陰影下的猶太化 拉比的猶太教如何看待改宗 朱迪亞猶太人的可悲命運 記住和忘卻“國土的民族” 第四章沉默的王國：探求不再為人知的（猶太人的）時代 阿拉伯福地：改宗的希米亞王國 腓尼基人和柏柏爾人：神秘的卡希珊女王 猶太人的卡根們？ 在東方興起的一個奇異帝國 卡扎爾人與猶太教：一個長久的愛情事件？ 現(xiàn)代研究探索了卡扎爾人的過去 費解之事：東歐猶太人的起源 第五章差異性：以色列的認同政治 猶太復國主義與遺傳性 科學的玩偶和種族主義者的駝子 建立一個族群國家 “猶太人的和民主的”——一個逆喻 全球化時代的族群統(tǒng)治 后記：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 致謝 譯名對照表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在現(xiàn)代社會興起之前的18世紀的歐洲，大多數(shù)農業(yè)社會都發(fā)展出影響到他們周邊環(huán)境的遍及全國的上層文化，且在精英中引發(fā)了各種集體認同。不過，與眾多歷史學家不斷地胡亂宣傳的形象相反，那些君主國、公國和大帝國從沒有試圖將所有“人民”納入到他們行政性的上層文化之中。他們既不需要這類參與，也沒有必要的技術、制度或傳播體系來推動它。前現(xiàn)代世界的絕對多數(shù)——農民們，都是文盲，他們在沒有阻礙的情形下復制著他們地方性和沒文字的文化。那些居住在主要城市或附近的人們，他們的方言與行政中心的語言更為相似。這些臣民代表著那時被稱為“人民”的東西，但那些在邊緣地區(qū)耕耘田地的人們則遠離政治中心，他們的方言與行政中心之間的關聯(lián)就相當微弱。 只要人類社會被君權神授的原則而非人民的意志所統(tǒng)治，統(tǒng)治者就不需要其臣民的敬愛。他們主要關切的是確保他們擁有足夠的權力使人民恐懼。為了保障政府的連續(xù)和穩(wěn)定，君主必須確保國家行政部門的忠誠，而農民只是被要求轉讓剩余農產品，有時要為君主國或貴族階層提供士兵而已。稅收當然要通過強制力，或至少要通過不斷的、含蓄的威脅，而非通過勸服或致力于共識來征收。然而，不應忘記的是，這種權力的存在也給寶貴的食品生產者一種身體上的安全，這恰是權威的存在所給予他們的一種額外價值。 占據著收稅和征兵位置的那些國家機器，其存在主要是由于上層——貴族階層和政治上有權力的階層——的整體利益。這些機器的連續(xù)性和相對穩(wěn)定——不僅是一個君主的加冕，而且是王朝君主制——已經通過某些意識形態(tài)的方法而得以實現(xiàn)。盛行于政府中心的宗教崇拜通過非世俗的合法律化，強化了上層等級的忠誠。這不等于說多神的或后來的一神的宗教是作為政府的直接職能而形成（它們興起的環(huán)境更為復雜），因為在其他方面它們都是非必需的，但它們幾乎總是——盡管并非一成不變地——服務于再造權力。 圍繞著統(tǒng)治權力之信仰的強化和統(tǒng)一，締造了一個微弱但重要的社會階層。它在行政機器內部成長起來，有時與行政機器融合，后來則與之競爭。這個階層包括祭司、宮廷的經文抄寫員和先知——和后來的牧師、主教和烏理瑪（ulema）。它依附于政治中心，但卻通過其特權關系和與神的對話中獲得最重要的象征資本。在早期農業(yè)社會，這個階層組織宗教的權力和方法因時因地而變化，但因為它的最主要力量源于信仰，因此，它不斷探求擴大其追隨者的人口基礎。像行政性的國家機器一樣，它不具有創(chuàng)造一個廣泛的、同質性的大眾文化的途徑，但它確實發(fā)展出了勃勃雄心，要努力獲得人數(shù)上不斷增長的信眾，它成功地達致這個目標。 農業(yè)社會中圍繞著國家權力而創(chuàng)造一個統(tǒng)治性集團的戰(zhàn)略和宗教機構所采用的復雜技術，都不同于18世紀末隨著民族國家興起而開始發(fā)展起來的認同政治。不過，正如前面所闡明的，惰于發(fā)明新術語、意識形態(tài)的和政治的利益——它與上述那種術語上的不嚴謹相當——它們一起完全模糊了過去與現(xiàn)在、古代農業(yè)世界和我們仍生活其中的新的商業(yè)和工業(yè)世界的深刻差異。 在關于前現(xiàn)代的歷史學和其他方面的著作中，“人民”這個術語被應用于不同群體。它們可能是強有力的部落、小王國或公國的民眾、大小不同的宗教團體，或不屬于政治和文化精英（在上古的希伯來語中，這些人被稱為“土地上的民眾”）的低等層次的民眾。從古代晚期的“高盧人民”到現(xiàn)代開端的日耳曼人區(qū)域中“撒克遜人民”，從《圣經》被寫就之時的“以色列人民”到中世紀歐洲的“上帝的人民”（the Peuple de Dieu），從講一種特殊方言的農民團體到反叛的城市大眾——“人民”這個術語總是無條理地依附于諸多人類群體，而這些群體之身份形象則是難以表述和完全不穩(wěn)定的。在15世紀的西歐，隨著城市的興起和更高級的交通與傳播形式的出現(xiàn)，更為嚴格的邊界開始出現(xiàn)在廣泛的語言群體之間，“人民”這個術語也開始主要用于這些群體。 隨著民族主義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興起，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支配一切的認同囊括了現(xiàn)時代的所有文化，并一直不斷地使用“人民”這個術語，特別強調它試圖建構的民族性的古老和連續(xù)。因為民族建構的基本原則總是包含著一些從更早的歷史階段殘存下來的語言或宗教等文化成分，于是，聰明的操縱者設法把它們變成了可以熟練安裝固定民族史的圈套。人民成為了一座在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架設于由現(xiàn)代性所引起的深刻的精神分裂之上的橋梁，一座所有新興民族國家的職業(yè)歷史學家可以舒適地招搖過市的橋梁。 要結束對“人民”這一術語的分析，還有必要補充一些解釋。在19世紀，民族文化往往將軟性的“人民”同硬性的和有爭議的“種族”聯(lián)結在一起，許多人把這兩個詞看作是互為交叉、支撐和補充的。“人民”的同質性的集體起源——當然總是較高級的和獨特的，盡管實際上并不純粹——成為了一種防范表現(xiàn)為碎化但卻是頑強存在的各種亞認同風險的保障。而各種亞認同不斷云集在日益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性之下。想像的起源作為一種有效的過濾器，也有助于阻止與不友善的相鄰民族的不受歡迎的混合。 殘忍的20世紀上半葉導致了絕對地否定了種族概念。為了保障與遙遠過去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形形色色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利用了更為值得尊重的族群概念。在古希臘語中，族群是“人民”的意思，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它是作為“種族”和“人民”二者之間的一個有效的替代詞或是口頭語。但它的一般和“科學”的用法只是開始于1950年代，其后廣泛地傳播開來。

后記

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    ——對我的批評者的一些答復    在以色列，通過重組而解散的海外猶太人還沒有形成一個民族，還僅僅是沒有語言、教育和根基，沒有被關于民族的想像所激發(fā)的一群人和眾人的散居而已。    ——大衛(wèi)·本一古里安，《以色列的再生和天命》，1950    我是用希伯來語撰寫的《虛構的猶太民族》這部書，其最早的評論自然都是以此種語言寫成的。本書法語版、爾后是英語版的發(fā)行引發(fā)了更多的一連串的反應。在下面這些篇幅的范圍內，我無法提供一個充分的論證和辯護譜系來討論他們所有的評論，尤其是面對認為我所寫的一切早已是司空見慣和完全錯誤的主張時，我的確感到反駁已無意義。為此，我選擇集中探討一些關鍵的反對意見，它們是批評者針對我這部書概括出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元敘事所提出的。    首先，要避免誤解：撰寫一部猶太人的歷史遠非我的本意，我主要是打算批判長期盛行于這個問題領域中的史學觀念和解釋。其次，我提出了一些使界定作為以色列國搖籃曲的民族性概念成為可能的標準，歷史學家們也為之貢獻良多。如果沒有導致神話出現(xiàn)、發(fā)展和具體化的意識形態(tài)上的準備，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殖民化肯定是不可能進行的。也有必要強調的是，這種激發(fā)我們民族神話的歷史建構不是猶太復國主義事業(yè)的獨有屬性，而是構成了整個現(xiàn)代世界集體意識形成中的一種內在的組成部分。今天，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已被證明為合格的紀念者”虔誠熱忱的投入，民族記憶是不可能誕生的。    “猶太人始終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    在現(xiàn)代，訴諸“民族”這個不穩(wěn)定的術語已十分尋常。如果說在遙遠的過去，這個詞被適用于像“猶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么，在現(xiàn)時代，它的用處更多地是用來指稱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語言要素的人類集體。一般來說，在印刷術、書籍、報紙和國家教育興起之前，很難使用“民族”這個概念來界定一個人類群體。當部落或村長的溝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時，當雜亂的方言在一個山谷和下一個山谷之間都不同的時候，當農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的詞匯僅僅擴展到他的工作和他的宗教信仰時，上述那種意義的民族存在的現(xiàn)實性，可能要受到嚴重質疑。把一個農業(yè)生產者的文盲社會界定為“民族”，我始終認為是成問題的，是有著令人不安的時代錯誤的標志。    還有，一如我們常常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歷史教科書中發(fā)現(xiàn)的，對于把哈斯蒙王國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他們表露出了贊許之色。試想一個社會，統(tǒng)治者們在首都講著阿拉姆語，而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來語方言表達自我，那里的商人則是用古希臘的共通語來進行商業(yè)活動，這無論如何不能等同于一個國家，而且我們可以嚴肅地質疑它能否被界定為一個民族。    歷史學家總是依賴于從前的知識權力中心所流傳下來的成文的言語，總是輕率地傾向于將狹隘的“精英”階層——他們的所作所為被記錄在成文的文獻中——的認同概括并運用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中。在被認為擁有行政語言的王國或公國中，它們的絕大部分臣民認同行政機構的程度，在大多數(shù)情形下接近于零。如果說有哪種形式的對王國的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能夠存在的話，那一定是將王國與土地貴族和城市精英——他們接受統(tǒng)治者并為他們的權力提供基礎——聯(lián)結在一起的認同。    在現(xiàn)代性興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務是表達或代表“民族”意見的、個人所形成的階層。除了君主國的年代記編者或歷史學家之外，涉及在廣泛的民眾階層中傳播和發(fā)展一種認同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神職人員中的一些成員。這些人在與政府的關系中設法獲得的相對自治的程度，依賴于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礎。宗教“代言人”的權力依賴于意識形態(tài)方面團結一致的水平，也依賴于他們之間存在的溝通交往的強度：一方面，他們堅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們是惟一的塑造和傳播集體記憶的人。這就是為什么阿特拉斯山脈中皈依猶太教的柏柏爾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記和上帝在西奈山賜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遙遠的首都統(tǒng)治他們的君主；正如在法蘭西王國，農民更熟悉的是耶穌誕生的故事而不是他們國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蘭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樣不存在一個散居在整個世界的猶太民族。當然，確實存在著一種建立在宗教儀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猶太人認同，這種認同根據背景和環(huán)境而表現(xiàn)出不同的力量。團體的文化成分越是遠離宗教習俗，就越類似于非猶太人環(huán)境中的文化和語言習俗。不同的猶太人團體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異，迫使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們強調單一的“族群”起源：絕大部分猶太人——雖說不是全部——大都來源于一個單一的血統(tǒng)；古代希伯來人的血統(tǒng)。絕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者當然不相信純粹的種族——正如我在本書中已經解釋過的，猶太人的宗教不允許存在這樣一種觀念——可是幾乎所有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們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證為確定一個單一民族成員身份的決定性標準。正如法國人被勸信他們的祖先是高盧人，德國人珍視他們是雅利安條頓人的直系后裔的說法一樣，猶太人必須知道的是，他們是從埃及走出來的“雅各的子孫”的真正后裔。只有這個希伯來人祖先的神話才能證明他們聲稱對巴勒斯坦擁有所有權的正當性?，F(xiàn)在仍有許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每個人都清楚，在現(xiàn)代世界，宗教團體的成員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對一塊領土的所有權，盡管一個“族群”民族總是要擁有一塊他們可以聲稱是他們祖先遺產的土地。    這就是為什么在最早的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眼中，《圣經》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學文本，而是成為了一部世俗的歷史著作?！妒ソ洝返慕塘x仍然在特別指定的課程中——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yè)——被傳授給所有猶太裔以色列學生。根據這種教義，猶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選民構成，而是成為一個源自亞伯拉罕后代的民族。因此，當現(xiàn)代考古學開始證明出埃及記不存在，偉大而統(tǒng)一的大衛(wèi)與所羅門治下的君主國也從未存在過時，它遇到了來自世俗的以色列公眾滿是怨恨和難堪的反應；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縮地指責“新考古學家們”是對“《圣經》的背棄”。

媒體關注與評論

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的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    ——施羅默·桑德

編輯推薦

《虛構的猶太民族》編輯推薦：挑戰(zhàn)以色列禁忌、引發(fā)國際社會激辯。

名人推薦

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的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施羅默?桑德

圖書封面

圖書標簽Tags

無

評論、評分、閱讀與下載

---

    虛構的猶太民族 PDF格式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