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雲與蕃人

內容概要

《山、雲與蕃人》被譽為日治時期「日本高山文學三大名著」之一。作者鹿野忠雄是傑出的博物、民族考古學者，對臺灣高山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本書是他在東京帝國大學就讀二年級時，回到臺灣進行170天連續(xù)登山勘察的紀行文章，包括玉山、秀姑巒山、馬博拉斯山、卓社大山等山塊。書中除了文字優(yōu)美的高山景觀描述外，鹿野發(fā)揮博物學及民族學的縝密觀察與學養(yǎng)，忠實呈現(xiàn)當時臺灣山地的布農族生活、動植物生息狀況，以及地形與登山路線的勘察，行文中充滿年輕人對土地的熱情與抱負，讀來酣暢淋漓。

作者簡介

（1906年10月24日－1945年），日本東京人。
早期生活
1906年生於東京的鹿野忠雄，從小熱愛昆蟲研究。1922年，尚於中學就學﹔十六歲的他於日本學術刊物《昆蟲世界》發(fā)表第一篇學術性論文，研究標的物正是蝴蝶。在此論文中，他將利用從小收集的日本本地蝴蝶，依照綱目科種分門別類的研析，提及的蝴蝶種類高達65種。
此篇論文一發(fā)表，就深受日本學界讚賞，其中，日本昆蟲學者橫山桐郎還主動聯(lián)繫，希望能認識這位「少年昆蟲學者」。之後，鹿野於課外前往橫山博士研究處所課外學習，並在哪裡深研昆蟲分類學及相關外語能力。
臺灣往來與求學生活
因為橫山桐郎曾至臺灣做學術研究，對其臺灣多種族與多變化生態(tài)有其高度評價，鹿野忠雄受其感染影響，於是產生前往臺灣研究的動機。而會興起遠走臺灣的選擇，另一個原因，則因為濡慕無政府主義的鹿野忠雄，對於日本境內﹔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的宣佈戒嚴與右翼軍國勢力突然抬頭感到不安。
1925年，中學畢業(yè)後於亞洲北方庫頁島研究的鹿野忠雄選擇並考上了初創(chuàng)的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1945年臺灣光復後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已於1952年廢校；原址即為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就讀。同年春天，前往臺北就讀高中的鹿野忠雄，昆蟲研究計劃並未停止。在就學之餘空閒時間，他仍繼續(xù)於臺灣北部：如烏來，草山等山區(qū)探索考察，而主要內容也著重於他早先鍾情的昆蟲研究。1926年，常常翹課的鹿野，仍把精力放在山地的昆蟲採集，並開始對臺灣原住民產生興趣。而其研究處所，包括臺灣中部的南投布農族、鄒族勢力範圍。1927年，無視學業(yè)進度嚴重落後的鹿野繼續(xù)於臺灣山林研究，並在8月前往紅頭嶼（今蘭嶼）並對其島嶼地理與達悟族有深入的研析，而他也是少數(shù)於1920年代末期前往紅頭嶼的日人或學者。翌年，他還將這期間，對於紅頭嶼達悟族大型漁舟之調查報告刊登於日本本地著名民族學專門雜誌－《民族雜誌》，顯示以理科生物學專長的鹿野，在高中這階段，已將部分研究重心跨足到人文科學的民族學。
1928年，鹿野因為上課時數(shù)不足，期末考試未參加等理由，遭臺北高等學校校方的留級處分，不過他仍於此年前往攀登卓社大山、能高山、奇萊山、中央尖山、南湖大山、合歡山群峰、畢祿山，這階段，他則開始對臺灣地理、地質或地形產生高度興趣。1929年，留校察看期間，上課日數(shù)還是沒達到校方標準的他，則因自學英文與希臘文與多篇論文發(fā)表成果，加上三澤糾校長作保，以致能夠如期畢業(yè)。同年，並順利考上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地理科，而返回日本東京就讀高等教育的鹿野忠雄，也順遂的於1933年畢業(yè)於該校。
文化雇員與研究
大學畢業(yè)後，他應臺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該政府機構的文化研究相關部門之雇員。雖然他所賦予的任務，為從事臺灣原住民及南方民族之研究，不過，他仍於理科的生物學和臺灣地理有所研究與發(fā)表。其中，又以臺灣高山的「末次冰期」或冰蝕地形相關論文，最具代表。
1934年，於臺灣總督府文化部門擔任雇員的他，以1931年三度登上臺灣次高山（即雪山）主峰頂經驗及1932年發(fā)表的臺灣高山冰河之文章為基礎，發(fā)表了臺灣雪山和南湖大山的末期冰河時期地形與冰蝕高山山地的研究論文。此篇與臺灣冰河遺跡相關的論文一發(fā)表，馬上引起日本學術界極大震撼。1941年，他更以《臺灣次高山出褶層の研究》獲理學博士學位。
這些論文重點，在於他以親身體驗與所得寫真，證明了臺灣雪山山脈具有許多冰蝕地形的特徵：如圈谷和冰斗及漣痕(ripple mark)。由此，他不但證實了稍早早坂一郎的臺灣高山曾發(fā)生冰河的推論，更讓他成為臺灣冰河地形第一位發(fā)現(xiàn)者。也因為這連串發(fā)現(xiàn)與論文發(fā)表，本來研究領域為動物學或民族學的他，不但擠身為日本地形界的重要學者，而更帶動日本境內研究雪山、南湖大山，甚至新高山等臺灣山脈的熱潮。直至今日，臺灣學術界進行高山地形研究，仍大多引用他的論點。
戰(zhàn)爭與失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他於臺灣的研究被迫中止。翌年，他被臺灣軍軍方指派前往菲律賓，擔任戰(zhàn)爭所需的民族學研究與菲律賓的戰(zhàn)地文化財產管理。期間還營救了德裔美籍教授貝雅（Henry Otley Beyer）並發(fā)現(xiàn)菲律賓巴丹島族民與達悟族民，在語言與文化的相近。
1943年，執(zhí)行任務完畢返回日本東京的鹿野，利用從貝雅教授學來的新歸納與思考模式，開始於東京的「常民文化研究所」，繼續(xù)編寫《臺灣原住民族圖譜》，並在歷史民族學刊上，頻繁介紹了日治時期以來，考古遺址的調查情形，如圓山遺址、臺灣東海岸的巨石文化、墾丁石棺遺址、蘇澳新城石棺遺址、埔里烏牛欄石棺遺址等等。而這些研究與調查受到東京大轟炸與太平洋戰(zhàn)爭戰(zhàn)事日漸激烈的影響，不得不於1944年中斷。
1944年6月，鹿野以日本陸軍雇員身分赴印尼北婆羅洲從事民族調查，不久便於硝煙瀰漫的南洋戰(zhàn)場失蹤。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於南洋返鄉(xiāng)的被遣日軍陣中，也未見鹿野忠雄身影。而因為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奉獻，有不少學者認為，如果他不失蹤，必定成為日本戰(zhàn)後的人文學界領袖。也因此，部分日人學者都稱他為「忘記回來的博物學者」（A Naturalist Who Forgot to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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