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zhàn)時期的美蘇關系

用戶評論 (總計2條)

•   　　 在討論冷戰(zhàn)的起源時，無論是“正統(tǒng)派”還是形形色色的“修正派”，都試圖通過還原史實的辦法來說明美蘇（以及英國，甚至有的研究者把視野擴展到了歐洲和亞洲的其它國家，例如中國和朝鮮）對于冷戰(zhàn)所負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我不認為，純粹的歷史學研究能夠對國際關系理論，甚至在學科譜系中處于更高位階的政治學理論做出多大的貢獻。事實上我們也看到，無論是冷戰(zhàn)史研究中的哪一派，都不可能窮盡史料，也當然難以真實無誤地還原歷史（這可能是一個歷史哲學問題了）。
  　　
  　　 實際上，在經典現實主義理論中，已經有比較完美的解釋。我們回顧一下《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的描述：
  　　 公元前434年，一個叫做埃皮達姆努斯的小城邦發(fā)生了內亂，民主派和寡頭政治的支持者們相互爭斗起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這場原本發(fā)生在希臘世界邊緣地帶的小規(guī)模的危機，緊接著引起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科西拉、科林斯、帕提地亞、墨加拉乃至雅典和斯巴達等城邦都先后卷入到紛爭中，最后竟愈演愈烈，蔓延成為持續(xù)二十多年的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
  　　 到底是什么導致了這場災難性的大戰(zhàn)呢？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描述了發(fā)生在埃皮達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告訴讀者，所有這些都不是戰(zhàn)爭的真正動因，使戰(zhàn)爭變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因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也就是說，雅典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而竭力追求權力增長，但是它的行動使斯巴達深深感到不安，于是也要增強實力以制約雅典的力量。這樣，每一方都是完全理性的（沒有出現戰(zhàn)爭狂人或者極端的民眾情緒），都只是在努力確保自身的安全（雅典和斯巴達都認為停戰(zhàn)的局面有利，并不愿意卷入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當中），但最后的結局卻使得雙方都更加不安全。這樣的情形，也就是所謂的“安全困境”。
  　　
  　　 假如我們把雅典和斯巴達分別換成美國和蘇聯，難道不是驚人地類似嗎？所以我覺得，冷戰(zhàn)起源的問題，對于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來說，可能不構成一個新問題。
  　　
  　　 同樣地，基于上述的這種認識。我也不認為意識形態(tài)因素對于冷戰(zhàn)有多么重要。在一個全部由“最大利益追求者”組成的國際無政府社會，實際上與霍布斯筆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并無二致。此間不但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立法機關，也不存在任何具有強制力的司法與執(zhí)行機關，因此國際政治雖然不能說是“不道德”的，但任何理性的政治家所應當追求的都必須是國家的“自我保全”和權力的不斷擴充，而不是什么正義。
  　　 還是舉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的例子。當米洛斯島上的居民拒絕服從雅典人的統(tǒng)治時，力量強大的雅典人就宣稱，他們有權統(tǒng)治米洛斯人?！拔覀円螅毖诺淙苏f，“每一個民族應該根據其力量規(guī)定自己的威勢和權利……你們和我們都非常了解，整個人類，除了雙方力量相等時，是不存在什么要求正義的問題的，我們都很清楚……人類注定要由那些力量強大的民族來統(tǒng)治?！?換一句話說，“強大的就是正義的”。誰力量大，誰就擁有話語權。難道冷戰(zhàn)中的國際關系不是這樣的嗎？？
  　　
  　　 但是，堅持現實主義立場的同時，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又逐漸意識到，還有一些過去注意不多的因素需要被考慮進去。比如，如何來理解“恐懼”？
  　　 最近，在美國留學的朋友和我講，他剛剛聽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前院長、原美國國防部助理國防部長Joseph Nye的一個講座，主要是介紹他的新書，也就是進一步鼓吹他的Soft Power概念。這個朋友當時給他提問，說：如果美國的“自由、民主”也是Soft Power的組成部分的話，那么，承載言論自由的媒體應該是Soft Power的實施者。然而，美國媒體在中國問題上如此的不公正的報道，這將有損于美國的Soft Power，進一步有損于美國的霸權地位。（他提這個問題顯然是受到最近西藏事件的刺激）
  　　 他沒有想到的是，Nye當時沒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給了他一個標準的現實主義回答：中美緊張關系的本質是Fear！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跟什么意識形態(tài)對立無關）
  　　 Nye的這個回答，似乎又回到了修昔底德。他雖然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可也不得不用現實主義的概念來點出問題的實質，這再次證明現實主義的強大解釋力。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是如此的Fear，這是個事實。但是，Fear what？ 我認為，不是Fear中國的洲際導彈和核武器，也不是Fear充斥市場的“中國制造”。
  　　 那么，恐懼什么呢？我認為，西方恐懼的是，中國的高速發(fā)展、中國獨特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以及中國老百姓的富裕生活。這聽起來似乎有點荒誕，然而這可能恰恰是問題的實質——而且這可能也是理解冷戰(zhàn)的一個關鍵。
  　　 這個結論和我一貫的現實主義立場有點不同，好像從現實主義開始轉變到自由主義甚至轉向建構主義。
  　　 伯克在《美蘇爭霸的國內根源》中說，美蘇爭霸的國內根源，就是恐懼對方的體制以及國內人民對于自己國家體制的懷疑。伯克認為，這個懷疑就是生活水平。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看，伯克簡直就是胡說八道。但是蘇聯是怎么崩潰的呢？或者再往前看，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代西方對蘇聯的崇拜，難道不正是這樣的理由嗎？
  　　 所以牛軍教授在上課時提到，西方為了保衛(wèi)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選擇與蘇聯對抗。這樣的觀點是極有見地的。這其實也說明，蘇聯的“生活方式”絕對不是一無是處，而是曾經擁有強大的生命力，能夠使西方對此產生恐懼。
  　　 當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西方學者曾經相當普遍地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走向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將會瓦解共產黨統(tǒng)治的基礎。30年過去了，中共不但沒有被瓦解，反而在高速的經濟發(fā)展中，取得了更加鞏固的地位。中國的制度，也許大量學習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它仍然是獨特的，與西方不同的，它的活力驚人。這樣的結果，是西方始料未及的。更可怕的是，這種高速發(fā)展的趨勢沒有停滯的跡象，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發(fā)展下去，再由20年—30年的時間，中國實現工業(yè)化，中國社會的富裕程度將趕上西方國家的平均水平。
  　　 這就是恐懼的真正根源。
  　　 在我看來，東西方無不在進行著意識形態(tài)的“洗腦”，冷戰(zhàn)時代如此，今日亦如此。從“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或者上升到“制度優(yōu)越性”競爭的層面來解釋，可能會使我們對冷戰(zhàn)的認識更加深刻。我們佩服修昔底德對“恐懼”的發(fā)現，但是，我們也應該豐富對“恐懼”的理解。
  　　
•   中國在國際上還是給人不理性及橫蠻的感覺,因為缺少了對環(huán)境 法律與禮節(jié)的尊重。與大陸朋友的討論里,包括我自己受過一流大學教育的親人,不能先定是非而后分親疏。所有討論到后來只變成愛不愛國及為不為國犧牲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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