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

內容概要

本書包括：當代漢語散文的人文背景；中國大陸：散文的模式化與多元化；港澳：報刊專欄散文的興衰沉??；海外：中華文化的延伸與發(fā)展等內容。

書籍目錄

總序      錢谷融導論  當代漢語散文的人文背景    第一節(jié)   當代漢語散文的文學源流    第二節(jié)   當代漢語散文的文化語境    第三節(jié)   當代漢語散文的丈體嬗變第一章  中國大陸：散文的模式化與多元化    第一節(jié)  “頌圣試帖”與文化隨筆    第二節(jié)  “雙百”方針與散文復興    第三節(jié)  散文的詩化與知識性雜文    第四節(jié)  八股圈外的雜文隨筆    第五節(jié)  散文的中興與多元化格局第二章  臺灣：“這是一個散文的世紀”    第一節(jié)  “戰(zhàn)斗散文”與“閨秀散文”    第二節(jié)  散文革命與雜文變革    第三節(jié)  異軍突起的鄉(xiāng)土散文    第四節(jié)  消費環(huán)境下的散文創(chuàng)作    第五節(jié)  散文文類的開放與跨越第三章  港澳：報刊專欄散文的興衰沉浮    第一節(jié)  香港散文的奠基期    第二節(jié)  最具香港特色的“框框雜文”    第三節(jié)  困境中求生存的香港散文    第四節(jié)  日趨活躍的澳門散文創(chuàng)作第四章  海外：中華文化的延伸與發(fā)展    第一節(jié)  海外漢語散文的重鎮(zhèn)    第二節(jié)  學者型散文家的彩筆    第三節(jié)  中歐文化交流的橋梁結束語  “一個未被充分注意的重大現(xiàn)象”附錄一  反思與變革    ——’98散文一瞥附錄二  散文天空中的思想星光    ——世紀末中國散文流向一瞥主要參考書目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雜文本來又叫“千字文”，可是香港的框框雜文愈來愈短，從60年代的千字專欄，到七八十年代的半千字專欄，甚至二三百字專欄，越寫越短?！皥蠹埜笨瘜诨螅磺ё忠陨系碾s文就不多了。觸目的框框，多半在五百字上下，而短到一二百字的也不稀奇”，“各欄的字數(shù)是少了，文章是短了。朝小挺進無疑是專欄文章二十年來的大勢”。，方塊日小，欄目日多，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大家都只爭朝夕，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做最多的事情，香港人在忙碌倥傯之際，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閱讀長篇大論，而短小的框框雜文，則成了他們尋求資訊、調劑精神、獲得情趣的最佳途徑。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人越來越接受思想與風格的多元化，喜歡傾聽不同的聲音，因此，報紙編輯想容納較多作家的作品，使副刊雜文陣容更為鼎盛，便把版面越分越細，越劃越小。對于框框雜文的短小形式，專欄作家和學者都談到了它的利弊。阿濃認為：“文章短的好處是開門見山，一針見血，簡潔明快，沒有那么多的轉彎抹角、婆婆媽媽?！薄拔恼露痰膲奶幨侨鄙倭思氈碌拿鑼憽⑷鄙倭私承牡慕?jīng)營，往往有骨而無肉，容易流于干枯；一覽無遺，談不上委曲多姿。”梁錫華則指出：“雜文的短化，往往意味雜文的劣化，因為說到底（識淺才疏的作者不論），即使翰墨高手，也難以在三四百字之間做到濃縮意念而能暢盡所懷。過短的文章會困鎖才情是不爭的事實；一個人長期處身文字小圈，到一天，習慣了，惰下來了，筋骨松了，頭腦鈍了，要再大展身手就難乎其難。這是對作者的大不利。對讀者來說，短文像糖果，長期吞吃，營養(yǎng)是不足的，更無所謂欣賞力的提高了?！币虼?，香港專欄雜文雖然篇幅短小，如果要求它簡練精悍，輕盈靈動，內容豐富生動，別開生面，寫作的時候，作家必須要有“大獅搏象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的精神，一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的藝術境界。書摘1                               第二節(jié)  散文革命與雜文變革    60年代伴隨著臺灣社會的對外開放，大量的外國資本涌人，使臺灣的經(jīng)濟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在強勁的歐風美雨的侵蝕和熏染下，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思潮開始全面登陸臺灣文壇。以現(xiàn)代詩為發(fā)端的臺灣現(xiàn)代主義文藝運動，由現(xiàn)代派小說的發(fā)生發(fā)展將其推向高潮，造成60年代臺灣文壇現(xiàn)代派文學居主流的局面。現(xiàn)代主義對于散文的影響，相對要微弱一些。這是因為臺灣散文的發(fā)展接受“五四”散文傳統(tǒng)的影響較大。而且主要以報紙副刊為園地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讀者始終保持十分緊密、貼近的聯(lián)系，不容作者有過多游離讀者之外的奇思異想，所以散文界沒能形成一股如現(xiàn)代詩和現(xiàn)代派小說那樣強大的潮流。但是，“右手寫詩左手寫文”的余光中，還是在臺灣文壇上第一個喊出了“散文革命”的口號。他把矛頭對準了保守的散文現(xiàn)狀：    十幾年來，我們在散文的創(chuàng)作上，不能說沒有成就，可是成就究竟在哪里，最高的成就究竟屬于哪些作家，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一般說來，目前最流行的散文，在本質上，仍為五四新文學的延伸。也就是說，冰心的衣裙，朱自清的背影，仍是一般散文作家夢寐以求的境界。某些副刊與國文課本的編者，數(shù)十年如一日，仍然以為那樣子的散文才是新散文的至高境界。淺顯的文義，對仗的句法，松懈的節(jié)奏，僵硬的主題，不假思索的形容詞，四平八穩(wěn)的成語，表現(xiàn)的無非是一些酸文人的孤芳自賞，假名士的自命風流，或者小市民的什么人生哲學，婆婆媽媽的什么邏輯。這一切，距離現(xiàn)代人的氣質和生活，實在太遠太遠了。    于是，余光中主張“下‘五。四’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辮子”，發(fā)出邁向“現(xiàn)代散文”的宣言。余光中心目中的“現(xiàn)代散文”，是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的一種新散文”。所謂“彈性”。是指散文對于各種文體各種語氣能夠兼容并包融和無間的高度適應能力，是采用各種其他文類的手法及西方句式、古典句式與方言俚語的生動口吻，將其重新熔鑄后產(chǎn)生的一種活力；所謂“密度”，是指散文在一定的篇幅或字數(shù)內滿足讀者對于美感要求的分量；所謂“質料”，是指作家在遣詞用字方面對文字的精心錘煉與選用。    余光中不但從理論上規(guī)范了“現(xiàn)代散文”的三要素，而且以自己的散文創(chuàng)作實踐了“現(xiàn)代散文”的理論主張。在《鬼雨》、《逍遙游》、《咦呵西部》、《登樓賦》、《地圖》、《伐桂的前夕》、《蒲公英的歲月》等充分體現(xiàn)他那感情充沛、汪洋恣肆創(chuàng)作特色的散文代表作里，余光中“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使他的散文不僅“有聲，有色，有光”，而且“有木簫的甜味，釜形大銅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更有一種“奇幻的光”“明滅閃爍于字里行間”。如《登樓賦》開頭一段，作者就以雄偉的氣勢和動感。以震撼的節(jié)奏和意象扣人心弦：    湯湯堂堂。湯湯堂堂。當頂?shù)拇舐窐撕蘸招迹骸凹~約3哩”。該有一面定音大銅鼓，直徑16里，透著威脅和恫嚇。從漸漸加緊、加強的快板撞起。湯堂儻湯。湯堂儻湯。F大調鋼琴協(xié)奏曲的第一主題。敲打樂的敲打敲打，大紐約的入城式鏘鏘鏗鏗，猶未過赫德遜河，四周的空氣，已經(jīng)震出心臟病來了。1500哩的東征，9個州的車塵，也闖過克利夫蘭、匹茨堡、華盛頓、巴鐵摩爾，那緊張，那心悸，那種本世紀高速的神經(jīng)戰(zhàn)，總不像紐約這樣凌人。比起來，臺北是嬰孩，華盛頓是一支輕松的牧歌。紐約就不同，紐約是一只詭譎的蜘蛛，一匹貪婪無饜的食蟻獸，一盤糾糾纏纏敏感的千肢章魚。進紐約，有一種同電腦挑戰(zhàn)的意味。夜以繼日，800萬人和同一個繁復的電腦斗智，勝的少，敗的多，總是。    可以說，余光中的“現(xiàn)代散文”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是當代漢語散文發(fā)展史上一次頗具創(chuàng)新意味的“革命”，奠定了臺灣新散文的構架。此外，詩人楊牧、葉維廉、洛夫等人也從各自不同側面豐富和深化了“現(xiàn)代散文”。    在余光中等人發(fā)動“散文革命”的同時，柏楊和李敖則以他們充滿現(xiàn)實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的雜文一掃“反共雜文”的陳套，為臺灣當代雜文發(fā)展史寫下了熠熠生輝的一頁。    柏楊從1960年開始在《自立晚報》上撰寫“倚夢閑話”專欄，這是他雜文創(chuàng)作之始。1962年，他又在《公論報》上寫作“西窗隨筆”專欄。柏楊的雜文內容極其廣泛，歷史、文化、社會、生活，無所不談。在他犀利的筆鋒下，那些強奸民意、“各刮鈔票幾十年”的“闊(國)大代表”和“立發(fā)(法)委員”，一抓權、二抓錢的特權人物，只為有錢有勢的人服務、對窮苦老百姓則消極地不理和積極地修理的警察，喪失民族自尊心、一味媚外的“官崽”和“西崽”等可憎可鄙的對象，以及墮落的社會道德、落伍的政治觀念、萎縮的學術文化和勢利眼、奴性心理、權詐、諂諛、泥古、保守、作偽等國民劣根性，都得到有力的諷刺和無情的攻擊。由于柏楊在雜文中敢于針砭時弊，揭露官場黑暗，痛斥傳統(tǒng)文化中的病態(tài)部分，使他為當局所忌恨。1968年3月7日，臺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借口“大力水手漫畫”事件，以“挑撥人民與政府間感情”、“共諜”和“侮辱元首”罪，判處柏楊有期徒刑12年。經(jīng)海內外人士和國際特赦組織多方營救，柏楊才于1977年4月1日被釋放。    “憤怒青年”李敖也崛起于60年代初期，他和《文星》雜志發(fā)動了一場中西文化論戰(zhàn)。李敖在《文星》上發(fā)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繼續(xù)給人看看病》、《中國思想趨向的一個答案》等文章，以“全盤西化”的觀點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消極面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列舉三百年來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事實后，集中批評了中國文化的保守性和狹隘性導致了中國人落后的群體性集體意識。李敖在抨擊傳統(tǒng)文化弊端的同時，借古喻今，指斥國民黨政治上的保守性，他從否定傳統(tǒng)繼而發(fā)展到否定“道統(tǒng)”，隱隱發(fā)出“換馬”的呼聲。顯然，李敖的這些言論已觸及到國民黨統(tǒng)治的敏感部分。1965年12月，李敖在《文星》發(fā)表《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后，臺灣當局終于下令封閉了《文星》雜志。1967年，李敖以“妨害公務”罪名被提起公訴。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捕入獄。1972年以“叛亂”罪被判刑10年。1976年11月李敖刑滿出獄。    柏楊和李敖開始寫作雜文的時代，正是臺灣處于軍事戒嚴的特殊歲月。“(臺灣)當代散文在這個過程中受害尤其嚴重，柏楊、李敖的批判性散文(雜文)曾經(jīng)具有足夠的呼喚力量，改變散文與大時代隔絕的機會，但是他們抨擊時政、與魯迅一樣尖銳的吶喊不僅被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所抑壓，同樣也被當時的文壇權力關系所排斥；尤有甚者，他們后來先后以文字書寫賈禍、啷當入獄，更是形成散文圈作者心頭的重壓，從而只能以身邊瑣事、性靈、小我情感作為書寫題材。久而久之，抒情小品在錯誤的時代中，也扭曲形貌，成為散文書寫的中心，而可能借古諷今的歷史散文、可能啟發(fā)思想的批判散文、可能抵觸三民主義的哲學散文。都因而絕塵”?！?/pre>



媒體關注與評論
后記我之所以走上散文研究的道路，深深得益于福建師范大學俞元桂教授創(chuàng)建的中國現(xiàn)代散文研究這一群體。眾所周知，散文研究一直是當代文學研究中較為薄弱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俞元桂教授以他高度的學術敏感和人才培養(yǎng)的戰(zhàn)略，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國內率先組建了中國現(xiàn)代散文研究的學術梯隊，以散文為主干，雜文和報告文學為兩翼，分工協(xié)作從事現(xiàn)代散文的系列性研究。我有幸于1987年考上雜文史家姚春樹教授的研究生，也加入了這一研究群體。    經(jīng)過十幾年的艱苦努力，這個學術梯隊完成了《中國現(xiàn)代散文史》、《中國現(xiàn)代散文十六家綜論》、《現(xiàn)代散文史論》、《中國現(xiàn)代雜文史綱》、《20世紀中國雜文史》、《中外雜文散文綜論》、《中國現(xiàn)代散文理論》、《中國現(xiàn)代散文詩選》、《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散文卷》、《中國現(xiàn)代散文精粹類編》、《中國當代散文精粹類編》、《中國雜文大觀》、《外國雜文大觀》、《中國現(xiàn)代文學總書目·散文卷》、《中國現(xiàn)代文學詞典·散文卷》等數(shù)十本散文圖書的編著工作，涉及史、論、作家研究、作品選和工具書五個密切相關的不同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研究的系列性和整體性。這些成果的出版，填補了國內外學術界多項研究空白。因此，散文家郭風先生在評價這個研究群體時指出：“對于我國現(xiàn)當代的散文藝術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進行了開拓性的、系統(tǒng)的、規(guī)模宏偉的而又極其扎實的研究、整理、編著工作，其成果得未曾有，其貢獻在目前尚無出其右者?！?   當我在這個群體良師的引路和提攜下，慢慢步人散文學的門徑后，他們又出于人才培養(yǎng)的長遠計劃，鼓勵我不要滿足于已有的成績，要走向外面更廣闊的學術天地。他們深知，一個學術流派的形成，固然需要薪火相傳，但更需要兼收并蓄，轉益多師，兼攝眾長，只有這樣，才可能有出藍之望。因此，在我碩士畢業(yè)留校工作四年后，姚春樹教授和汪文頂教授極力推薦我報考蘇州大學范伯群教授的博土生，姚先生并且與范先生聯(lián)合指導我的博士論文寫作。這種結合兩校傳統(tǒng)優(yōu)勢的培養(yǎng)方式，使我開拓了思路，獲益匪淺。    為了進一步拓寬學術視野，范伯群教授和姚春樹教授聯(lián)合推薦我進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后流動站，于是我在1997年至1999年間，得以師從潘旭瀾先生。博士后兩年期間，在潘先生悉心指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我首先修改出版了博士學位論文《20世紀中國雜文史》(下冊，當代部分)，這是國內外第一部全面研究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和臺灣雜文的學術論著，在學術界和雜文界引起較大反響。    潘先生不僅長期從事當代文學研究，而且也是一位享有盛譽的散文作家，他在學術界最早提出涵蓋中國大陸、臺港澳和海外華文散文的“漢語散文”這一命題，并對此作了精辟的闡述。他的這些觀點不僅對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而且也大量被我吸收進出站報告《當代漢語散文整體觀》的寫作中，正是得益于潘先生的具體指導和福建師范大學散文研究群體的學術積累。    回顧十幾年來的治學歷程，在碩士、博士和博士后三個階段，姚春樹教授、范伯群教授和潘旭瀾教授三位導師給予我最嚴格而系統(tǒng)的訓練，才使我一步步走上學術研究的正路。    目前，我正主持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散文的現(xiàn)代化與民族化”和教育部高等學校優(yōu)秀青年教師教學和科研獎勵基金項目“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是其中系列成果之一，擬開展的研究課題還有“當代漢語散文文體論”、“當代漢語散文現(xiàn)象論”、“當代漢語散文作家論”等，懇請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    盡管我的治學和探索是初步的淺陋的，但我始終都會以屈原的名言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最后，特別感謝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本書得到國家“十五”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高等學校優(yōu)秀青年教師教學和科研獎勵基金”的資助。                                                  袁勇麟                                           2002年5月4日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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