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的洋務新政(全二卷)
出版時間：2003年4月1日 出版社：第1版 (2003年4月1日) 作者：樊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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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國門被堅船利炮打開以來，中國社會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局面，如何擺脫被動挨打，走向自強之路。中國社會各階層——地主，官僚，知識分子以及農民都開始了艱苦地探索。太平天國被絞殺，宣布農民理想化的道路在強大的封建地主勢力下無法實現，但這一農民運動給了統(tǒng)治階級沉重打擊，不得不使他們反省如何振興以求挽救統(tǒng)治。于是借著這通亂子，中國近代以“自強”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步履蹣跚的邁開了步子。
這步子剛邁出便受到重重阻礙，洋務派與守舊派之間不斷發(fā)生激烈的爭論，雖然洋務亦步亦趨的展開了，但在邊疆地區(qū)及鄰近國家普遍，連續(xù)地發(fā)生被侵略以至被滅亡的危機的形式下，地主階級中又出現了一個既與洋務派和守舊派不同，又與這兩派脈脈相通的第三者。這就是以“清流派”著稱于近代中國歷史的士大夫政治集團與派別。
清議和清流最早是出自《楚辭?漁夫》中屈原的一句感概：舉世皆濁我獨清，到了《孟子》里也有類似的語句，可是依然換成孺子和孔子了：“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鬃釉唬骸∽勇犞Ｇ逅瑰t，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保ǎ骸睹献?離婁上》）。因此最早所謂的“清”字容易讓人聯(lián)系到品德高尚操守嚴明以及直言敢諫忠君愛國等。所以，晚清的清流派最初也是一群翰林因上疏言事而互相結援形成的集團。最初出現于19世紀70年代后期，活躍于80年代前期。（ 清季的洋務新政?466）。他們以“平章國故,摩勵群僚為己任”,在清廷內外評議時政, 上疏言事, 彈劾權貴,指斥弊政,對外倡言反對侵略,對內要求整頓紀綱,他們每當遇到應言之事,相互呼應,一拍而起,聲討糾彈,“幾乎有宋元祐之風,一時遂有清流黨之目” （ 陳夔龍. 夢蕉亭雜記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一般認為，清流派以軍機大臣且為帝師的李鴻藻為領袖，所謂“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為重（清史稿 卷四百三十六 中華書局 1977年 12368頁）。惲毓鼎也說：“高陽李文正公當國，寶為之魁，疏人多報可，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墼帶夕褫，舉朝為之震竦?！?（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清代野史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其下有所謂“翰林四諫”等名目，中心人物就是張佩綸，張之洞，陳寶琛等人。尤以張佩綸一直在京任職，后來又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為最活躍。當時有些京官“呼李鴻藻為青牛(即“清流”諧音)頭，張之洞、張佩綸為青牛角，用以觸人，陳寶琛為青牛尾，寶廷為青牛鞭，??其余牛皮牛毛甚多?！?br /> 對于清流派，存在有以下幾種觀點，角度不同，皆有片面之嫌。一是認為清流派就是由慈禧太后用以牽制和打擊奕等洋務派，而培養(yǎng)出來的一批打手。二是認為是一群上疏言事邀功，沽名釣譽之徒。三是把清流派堅持抵抗侵略，視同守舊派的盲目排外，把他們反對和要求罷斥對外妥協(xié)的大臣的行動，看作是打壓洋務人才。最后一點，尤其為人們所誤解，其實清流派與洋務派之爭，主要是反對洋務派對外妥協(xié)的方針，而對于引進西方技術，開辦近代軍工，則是大力支持的。這點，我們可以從清流派的反對者口中知曉，李慈銘曾以謾罵口吻道“妄人張佩綸議設海師，廣購鐵甲輪船，分扼各海口。……其愚已甚。然張之洞等群邪交煽，并為一談。國家不悉誅此輩，禍未已也?！保ɡ畲茹? 《越縵堂日記》 42冊 荀學齋日記乙集上，第48頁）。所以，清流派主張的既不與洋務派一致，又與守舊派有很大區(qū)別，他們堅持的實際是地主階級的第三條道路。以下從清流派的產生，主要思想，結果和評價等方面，對晚清清流一派作簡單的探討和分析。
清流派的產生
拋棄統(tǒng)治階級內部黨爭不說，清流派的產生，乃時局的產物?！扒辶髋傻呐d起，實際是由外國在七八十年代的新的侵略所造成的邊疆地區(qū)與鄰國存亡危機，和洋務派在外國侵略面前所表現的怯懦退讓與屈辱，及守舊派一味盲目排外與無所為，而激蕩起來的?！保ㄇ寮镜难髣招抡?70）
這點可以從清流派諸人所述可見：陳寶成在1881年總結數十年外國侵略形勢說“臣維道光中葉，夷患始著……咸豐季年，其禍遂不可收拾……總理衙門之設，二十年矣，卻日講自強，而未見有若何實際。”張佩綸也說“時艱日亟，斷非安坐所能圖存，亦非主和所能弭耳?！彼J為外國侵略者之所以敢放肆在邊疆地區(qū)和鄰近國家步步緊逼，蠶食吞并，主要是因為清政府只知道妥協(xié)茍安，不事自強的結果。
在時局危亡的情況下，清流派認為洋務派與守舊派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張佩綸就說“近日不明洋務者固執(zhí)不通，而所謂明洋務者，亦是固執(zhí)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國之理，在彼以為大通，而自鄙人觀之，正是固執(zhí)不通也”“過操迂儒之論，佩綸不屑，徒循島人之求，佩綸亦不屑。……夫任天下之大事，須曲盡人情。不知洋人之情，誠不能辦洋務，不知中國君民之情，獨能辦洋務乎？”（張佩綸 《致李肅毅師相》 《澗于集》 書牘第1卷第28頁）
于是，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中一些既反對守舊，又不滿洋務的人由于政見相和而走到了一起來，互為支援，針砭時政，形成清流派。
清流派的主張及其與洋務派之爭
清流派的主張：對外力主抗戰(zhàn)，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壯大軍事力量，用武力抗擊外國侵略者對邊疆地區(qū)和鄰近國家的蠶食和吞并，是謂“攘外莫亟于經武”。對內反對貪污腐敗和不知振作，希望起用作所所為的人，所以又叫做“修內莫亟于用人”。
清流派與洋務派之爭集中體現在對外方針上，就在于對外國侵略者敢不敢以武力抗爭。當時李鴻章實行的是“以夷制夷，外須和戎”的外交方針，而清流派則主張強硬的外交。早在伊犁事件發(fā)生的時候，張之洞就針對李鴻章不敢抗擊俄國戰(zhàn)爭的恫嚇，一味主張妥協(xié)投降的態(tài)度作出批評說“李鴻章高勛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yǎng)淮軍，正為今日，若并不能一戰(zhàn)，安用重臣？”（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卷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第41頁）。清流派與洋務派對外方針之爭，典型的表現在中法戰(zhàn)爭和朝鮮事變上。
光緒八年(1882年)二月，法國侵占越南河內，企圖沿紅河進犯中國云南。清朝統(tǒng)治階級內部形成了主戰(zhàn)與主和兩大派，李鴻藻為代表的清流派是主戰(zhàn)派的中堅，李鴻章則是主和派的首領。李鴻章認為中國一向“兵單餉匱”，決不可與歐洲列強輕言戰(zhàn)事。若開仗，即使“一時戰(zhàn)勝未必歷久不敗，一處戰(zhàn)勝，未必各口皆守”，法國吞并了越南，也不過是“伏邊患于將來”，假若因援越得罪了法國，就將“兵連禍結”，動搖全局。李鴻藻反對主和派不作積極抵抗，單純強調維持和局的政策。他堅持存越抗法，保衛(wèi)中國邊疆不受侵擾，積極支持吏部主事唐景崧赴越，并聯(lián)絡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義師保衛(wèi)越南。李鴻藻又與張佩綸先后提議，舉薦唐炯任云南巡撫、徐延旭任廣西巡撫，統(tǒng)帥清軍開赴中越邊境地區(qū)備戰(zhàn)應敵。在戰(zhàn)爭期間，李鴻章認為“對法越事無良法，中國實力不足，應早結束?！倍铠櫾鍎t積極主張?zhí)肀眇A，同時與樞臣商定致北洋書，“將檄各國，明告以來侵北圻定當開仗也?！狈ㄜ姄魵яR尾船廠后，李鴻章即建議總理衙門與法國講和，如進行戰(zhàn)爭，“一開釁即不可收拾。與之戰(zhàn)，法始必負，繼必勝，終必款?！?（顧廷龍，葉亞廉．李鴻章全集(電稿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0頁）拒絕乘勝追擊，匆匆與法國簽定條約，喪失大量主權。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2年，朝鮮發(fā)生“壬午兵變”，日本圖謀控制朝鮮。是時，李鴻章丁憂，張樹聲署直隸總督，派兵平定了戰(zhàn)亂。事后清流派評議到“上年高麗一役，李鴻章謂張樹聲不宜救援，恐日人向我開釁。迄今日本就我范圍，并無動靜。若使李鴻章在任，高麗必為琉球之續(xù)矣”黃體芳抨擊李鴻章說：“議和則李鴻章必與人先，義戰(zhàn)則李鴻章必落人后?！?br /> 從這兩例便可看出，在對待外國侵略的態(tài)度上，清流派與洋務派有著根本不同的立場。不過，清流派的主戰(zhàn)，并不是盲目好斗，這點又不同于守舊派的以戰(zhàn)爭作孤注一擲。他們既反對守舊派那種以為只要清政府下詔聲罪致討，布告中外，就可以鼓舞士氣，把侵略者打退的狂妄論調，又反對守舊派那種強求前敵將帥每戰(zhàn)必勝，一有敗挫，輕易將帥的張皇作法。他們積極主張仿效西法，購置新式武器。張佩綸就說他從光緒八年初到十年春間，為了抗擊法國侵略越南和反對日本吞并琉球，“先后十一疏，無一不以水師，火器與將才并論”。擔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后，更是“幾于每飯不忘增購軍火”。以此可以看出清流派對于仿效西法，興辦新式海陸軍的重視。從這個方面看，清流派似乎于洋務派立場一致，但其實還有少許不同，就在如何管理新式軍隊和軍工上面——清流派主張全國統(tǒng)籌規(guī)劃，例如辦海防和水師，清流派要求清政府專設機構統(tǒng)一經營和指揮，就與洋務派各集團把他們所掌握的各項洋務事業(yè)視為本集團私有財產相矛盾。
對內方面，清流派主要抨擊洋務派的腐敗行徑上。洋務運動利潤豐腴，許多官員借辦洋務之機中飽私囊，各種腐化現象也層出不窮，這是遭到清流派批評的主要地方。陳寶琛在奏折中指出：“近來派駐各口之輪船，操演多不合法，設靶試炮中者決絕少，管駕牟攜眷自隨，往往舍船往岸，倡樓酒館，征逐嬉游，大二副一下，相率效尤，漫無紀律，以致技藝生疏，船械銹蝕，駕駛遲緩，遠遜洋人?！彼蚯逭岢鼍妫骸耙坏┯芯?，我以荒惰弛蘼之將，當彼精銳嚴肅之師，不待戰(zhàn)而勝負決矣?！保?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第515頁）張佩綸則指責福州船政學堂“十余年來，考較生徙，不無徇濫”，陳寶琛則強調“慎重洋務”，對講求洋務的人員“嚴加查核，必其品其才皆足勝人，方可優(yōu)保破格錄用，以免浮囂輕薄者，濫廁其聞”。在批評當政官員腐敗的同時，清流派也注意培養(yǎng)和提拔人才，他們反對那些老臣以未經歷練為由阻撓新進的做法，說“人才不索何獲，不學何能？如李鴻章，左宗棠等，若非中原多事，久歷兵間，其才何由而成？何由而現？他們要求給予新人歷練的機會，而不是一遇挫敗就貶斥，如此則“數年之后安不更有駕李鴻章，左宗棠之上者！”（張之洞 張之洞集 第二卷 奏議2 第10—11頁）
清流派的結果及評價
清流派是從守舊和洋務中冒出的第三者，因此也常常受到兩方面的攻擊。李鴻章因為洋務事務常常被請流派掣肘，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批評力度最大，曾寫信給朋友說：“清議之禍，于明季如出一轍”，更將請流派稱為“窮京官爛名士”。如果說作為當事人的李鴻章之言有失偏頗的話，那立場相對中立的曾紀澤的話應該更有說服力。曾紀澤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今世所謂清議之流，不外三種：上焉磧磧自守之士，除高頭講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書，井田學校必欲遵行，秦漢以來遂無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識不足，其心無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會理學之余緒，發(fā)為虛懸無薄之莊言。或陳一說，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村正之聲而已，次也。下焉者視洋務為終南捷徑，鉆營不得，以媢嫉之心，發(fā)為刻毒之詞?！保ɡ顣r岳 胡濱 《從閉關到開放》 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52頁）很顯然曾紀澤也認為所謂的清流清議不過是動機不同淵源各異的“好名之士”，本想到洋務行列里撈些好處，專營不得就轉而攻擊洋務，以求博得“清“的名聲。歷來對清流派的批評集中于三點：敢于言事，但空話居多。為官清廉，但多非能臣。對外強硬，但紙上談兵。雖然未必全對，也有中肯之語 。他們的失敗，就來源于自身固有的弱點所到導致的各種矛盾使然，一是各方面對清流派的記恨。二是統(tǒng)治集團最高權力之爭，特別是慈禧對奕的不滿。三是對外國侵略者的妥協(xié)和抵抗之爭。
光緒十年二月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軍陷重鎮(zhèn)北寧，形勢十分危急，一時言路大嘩，要求嚴懲敗將，宣戰(zhàn)反擊。三月初八日(4月3日)，左庶子盛昱上奏折彈劾樞臣，矛頭所向主要是李鴻藻和張佩綸，要求奕訴等人振作精神，力圖補救。但一直與奕沂有矛盾的慈禧卻借此大做文章，趁機把奕訴趕下臺，同時驅散清流派。五天后諭旨發(fā)下，對軍機處全班人馬一概否定，協(xié)辦大學士李鴻藻“囿于才識，遂致辦事竭蹶”，被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恭親王“委蛇保榮”，“謬執(zhí)成見”，“開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yǎng)疾”；其他三位成員寶氌、翁同觫、景廉也遭到罷軍機、革職降級的處分。代之而起的是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戶部尚書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左侍郎孫毓汶的新軍機處成員。李慈銘曾評價新舊軍機處人馬是“易中駟以駑產，代蘆服以柴胡”。甲申朝局之變使清流派的靠山李鴻藻下臺了，主戰(zhàn)陣營大不如前。之后不久，清流派另一骨干人物張佩綸赴馬尾督戰(zhàn)，終以慘敗收場，使“怨家得以指摘非議”，加上清流派所保之云南巡撫唐炯、廣西巡撫徐延旭皆獲慘敗。因此張佩綸也下罪被貶，發(fā)往宣化府軍臺效力贖罪。至此，清流派名存實亡，各自散開，有的如張之洞就轉化為了洋務派。
清流派自此成為中國歷史的匆匆過客，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留下了不可消弭的痕跡。他們繼承了中國古代士大夫憂國憂民，直言進諫的傳統(tǒng)，社會風氣為之一振，體現了國難當頭下一個中國士大夫的良知和堅守。在對待外國侵略方面，堅持抵抗，知道采取新法謀求國家和民族獨立，又勇于任事，潔身自好，不避勞苦，這在惟知因循茍安，腐敗糜爛的統(tǒng)治階級中，“確有一股羊群駱駝之概”。另一方面,清流派的諫言有助于消除洋務企業(yè)的官僚化、腐敗化的習氣,有利于洋務企業(yè)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的開展;同時對洋務企業(yè)的支持,也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fā)展和清流派自身的新轉變。
在那個時代，清流派作為地主階級的一派，獨立于守舊和洋務之外，探討了一條自強圖存的道路，如上所述，中心在于對外堅持抵抗，對內修明政治。他們的目的是恢復和重建地主階級的獨立統(tǒng)治。這種無法超脫本階級的“幻想”本身就包含有失敗的因素，因為腐朽衰落的王朝統(tǒng)治階級已經無力恢復自己的獨立統(tǒng)治。另外，在實際過程中，清流派深處黨派之爭的漩渦中，為黨爭所累，自己也缺乏西學的經驗，有些主張過于理想化，終至失敗的結局。這一歷史事實說明，這一獨立于守舊與洋務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在中國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