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局舊蹤

內容概要

　　中國現代的出版家，往往與作家、學者、教授一身數任。一個人，可以在創(chuàng)作、研究、教學和編輯出版經營領域里全面出擊，縱橫馳騁，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tǒng)。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yè)，既是一個文化產業(yè)，也是知識分子履行自己社會角色的基本方式。這些故事，在本世紀上半葉是有聲有色地上演過的，輝煌過的。只是到了50年代，在計劃經濟格局里，這個傳統(tǒng)中斷了，教師就是教師，作家就是作家，編輯就是編輯，出版工作者就是出版工作者，每個知識分子都隸屬于一個具體的工作單位而別無選擇，那種一身數任的文化背景不復存在，出版大家也不復產生了。當你回首那一代大家的時候，有時竟會驚訝，他們的生命哪來這么大的能量？其實，人是有那么大的能量的，知識分子是能起那么多作用的，關鍵是要有一個讓人盡其才、大家輩出的環(huán)境。不久前，商務印務館在紀念百年華誕的時候，印了兩本書目，前五十年是厚厚的一本，后五十年是薄薄的一本。兩相比較，不能不令人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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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人王韜不要太丟中國的臉《新潮》的涌起新湖社的輝煌創(chuàng)辦北新書局的李小峰施存統(tǒng)的怪圈老舍之死蔡元培來耆不拒熱烈的高夢旦一顆巨星的升起掮木梢精神兩大書局的競爭嚴復的“八大名譯”“自繇”與自由張元濟的圣人氣象張元濟的芻蕘之言胡適舉賢薦師王云五害怕工潮胡愈之的夢永在的復社胡愈之的長處和煩惱老“商務”一個最特別的人胡適與“商務”茅盾與“商務”東方圖書館祭“商務”開架售書世界書局與沈知方的經營術老書局的幾個絕招不開明中出“開明”“開明”的三大扛鼎之作開明人開明風顧頡剛下海想起張靜廬   《譯文》風波……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王云五害怕工潮    商務印書館的老板王云五聲名赫赫，有一個故事說：    “王老板咳嗽，聲宏氣充。有名叫做：‘平升三級’。咳時合罕，合罕，合罕，必定連咳三聲，真如黃鐘大呂似的。他每天到館，只消咳嗽一凹，能使300多位職員鴉雀無聲。”(《秋齋筆譚》)    不過也有讓王老板氣短的。王云五先是出任編輯所所長，“在編譯所方面。應付二三百位的讀書人還不感任何困難”，然而，“自從民國十五年以來，上海的勞資糾紛迭起，商務印書館的工會是在企業(yè)界中最具勢力者之一”，陳云便是該館發(fā)行所職工會的執(zhí)行委員?！吧虅铡眲谫Y糾紛，也漸由印刷所、發(fā)行所、總務處而編譯所。“商務”總經理鮑氏年事高，不善言辭，其他經理、協理也惹不起工潮，于是王云五不能不挺身而出，“此后一遇勞資糾紛，資方都一致推我出馬交涉，竟使不應負責的我，轉而負了全面的責任”(王云五《蔡孑民先生與我》)。    王在“商務”赫赫炎炎，連綿迭起的“工潮”卻使之棘手，因為“這些消極的事，偶而擔負尚無不可，若漸漸變成家常便飯，那就對于一位需用腦力以應付出版計劃和學術研究的人，未免是近乎殘酷了?！?同上)王云五便做辭職之想，后來找了一個“替死鬼”何炳松接任其所長之職，自己便去了蔡元培“中研院”的“社科研究所”去研究犯罪問題了。    不久，“商務“老板鮑氏辭世，董事會亟請王云五接任總經理一職，王討價實行“總經理負責制”，“商務”老板遂姓“王”矣。    五卅運動之后，上海工人運動進入低潮，黨組織遂發(fā)動“商務”罷工，以此重振工人運動，領導人則是徐梅坤、茅盾、楊賢江、陳云、鄭振鐸等，他們大多就是“商務”的館內或館外編輯，有的則是“商務”工友，最具戲劇性的是鄭搌鐸，他面對的談判對手，也就是資方代表，其中之一即其岳父高夢旦，兩人說好公事公辦，談判場各不相認，回了家再稱翁婿。    此前五卅運動，“商務”進步人士辦起中共《熱血日報》的姊妹刊《公理日報》。這份反帝報紙即得“商務”諸老板的暗中支持。辦刊用的是公司的公款，三老板的張元濟、王云五、高夢旦各捐百元。在反帝反封建的時代洪流面前，民族資本家本來就是可以團結的力量么。及“五卅”后這次罷工，因職工獲悉當局有裁減職員之議，乃秘密集會，秘謀罷工及要求加薪?！吧虅铡碑斁謧上?。開出布告：懇望職工體諒“商務”之艱難竭蹶，敦請勘勉從公，以同舟共濟、共渡難關云云。職工不能滿意，開會議決罷工，陳云為委員長，叉吁請“商務”各地：30余分館職工罷工以聲援總館之罷工?？傪^三館(發(fā)行、印刷、編譯)以及總務處實行罷工，勞資雙方談判，工會要求承認工會代表全體職工權利、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廢除包工制、優(yōu)待女工等等；公司則要求先開工再說。事不諧，引起軍方注意，某日忽有淞滬鎮(zhèn)守使派一營長帶士兵闖入談判會場，名日奉命調解。這位“丘八”倒也公正，先責公司有的是錢，為什么不給工人加薪，又斥職工成立工會為大膽，這樣一來勞資雙方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看來是要有一家率先表示姿態(tài)了。這邊還楞著，那邊卻等不及了，營長突然拍案而起，威脅說：“明天我派兵來，一定要復工”，說罷就走人，“這時候，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拉住了營長，撲地跪在地上哀求道：營長請息怒，寬限一二天，我們自己解決，千萬不要派兵來”，營長不置可否就走了。王云五回身對大家痛哭道：“我們雙方都讓步一點，免得外邊人來干涉?！?茅盾《回憶錄》)于是談判無法進行了，大家退席了之。從工會這方來看，不可思議的是“此事真怪，莫非所謂營長是公司勾結來演出武戲的?”但是王云五一副驚懼之色，決非造作，則又不像是勾結來的。這真是如墜五里霧中、目迷五色的活劇。工會還在思忖時，資方突然表示讓步，首肯了罷工中央執(zhí)委的復條件。然而這方始罷，那方又起，繼“商務”罷工勝利后，“中華”也鬧開了罷工……    我們看慣了電影、小說里資本家如何如何剝削、兇殘，如何如何絞盡腦汁破壞工人運動，想不到讀了茅盾晚年的“五卅運動與商務印書館罷工”這節(jié)，對罷工，情在理中，即便今天還不是要求“友情下崗”嘛，從王云五那個角度看，書局要營利牟利沒的話說，但那不同尋常的一“跪”一“哭”，一個資本家能這樣做，也不全在誆詐職工，而是亟圖保全“商務”這個中國出版業(yè)的重鎮(zhèn)的。    王云五壓制“工潮”，竟成“社會公敵”。其實，辦一個大書局不容易，今天看王云五，文化之功畢竟是不可沒的。他畢竟在“商務”于日軍焚火后收拾余燼，維持了不絕如縷的文化事業(yè)。即便當時編輯們大為光火的王氏“科學管理法”(給編輯們規(guī)定的工作定額)，也不乏現代企業(yè)制度的火花呢。胡愈之的夢    周越然回憶“商務”編譯所內：“民十左右，薪水最大者，每月銀三百兩(鄺富灼)；最小者，每月四元(胡愈之)”(《我與商務》)。就是這個胡愈之，以學徒身份在商務刻苦學習，后來主編了“商務”最重要的期刊《東方雜志》。這個雜志從1904年辦到1948年，匯輯了半個世紀中國的時事與學術、文學。不過，胡愈之卻因為一個“夢”打掉了他在“商務”的飯碗。    1933年元旦，鑒于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國策以及文化界毫無言論自由可言，胡愈之在《東方雜志》搞了一個《新年的夢想》的專欄。在征稿函中，胡愈之皮里陽秋地說：“在這昏黑的年代，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沉悶的空氣窒塞住每一個人，大家只是皺眉嘆氣挨磨各自的生命?！?，我們真的就沒有出路了嗎?我們絕不作如此想。固然，我們對現局不愉快，我們卻還有將來。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圣權力啊!”沒有說話的自由?！白鰤簟笨偪梢园伞：埓蠹以谛履昀铩皝碜鲆换睾脡簟?，即“對于理想的中國、理想的個人生活．各人應該有各人不同的夢”。    不多久，來稿紛紛。僅新年號刊出文章的作者即達142人，這有柳亞子、徐悲鴻、羅文干、鄭振鐸、巴金、郁達夫、老舍、葉圣陶、陳翰笙、金仲華、穆藕初、鄒韜奮、張君勱、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章乃器、茅盾、顧頡剛、周作人、楊杏佛、洪深、傅東華、馬相伯、林語堂、夏丐尊等等．所做的夢形形色色，從不冀望“黃金世界”的魯迅沒有來“做夢”，但是他既明白胡愈之的用心是“想必以為盲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也同情“做夢者”們：“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聽說夢》)?！?/pre>



媒體關注與評論
前言老書局的故事，也可以說是現代出版家的故事。    中國現代的出版家，往往與作家、學者、教授一身數任。一個人，可以在創(chuàng)作、研究、教學和編輯出版經營領域里全面出擊，縱橫馳騁，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tǒng)。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yè)，既是一個文化產業(yè)。也是知識分子履行自己社會角色的基本方式。這些故事，在本世紀上半葉是有聲有色地上演過的，輝煌過的。只是到了50年代，在計劃經濟格局里，這個傳統(tǒng)中斷了，教師就是教師，作家就是作家，編輯就是編輯，出版工作者就是出版工作者，每個知識分子都隸屬于一個具體的工作單位而別無選擇，那種一身數任的文化背景不復存在。出版大家也不復產生了。當你回首那一代大家的時候，有時竟會驚訝，他們的生命哪來這么大的能量?其實．人是有那么大的能量的，知識分子是能起那么多作用的，關鍵是要有一個讓人盡其才、大家輩出的環(huán)境。不久前，商務印務館在紀念百年華誕的時候．印了兩本書目，前五十年是厚厚的一本，后五十年是薄薄的一本。兩相比較，不能不令人深長思之。    如今，中國重新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知識經濟將成為社會發(fā)展的火車頭。出版業(yè)無疑地處于火車頭的位置中。出版家與作家、學者、教師的角色整合的可能性再一次出現。這是中國文化人的一個福音，也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又一次挑戰(zhàn)。市場是一雙刃寶劍，它既給知識分子以廣闊的用武之地，同時也會誘惑知識分子忘掉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放棄自身的角色功能和作用。如何在發(fā)揮自己的知識優(yōu)勢的同時，堅守社會良知，成為中國出版業(yè)走向2l世紀的新課題，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20世紀沒有答完、21世紀還要繼續(xù)回答的老課題。    如果本書追述的現代出版界的這些老故事，能夠對以上問題有所裨益，也算是筆者對這些課題的一份小小的答卷。


編輯推薦
如何在發(fā)揮知識優(yōu)勢的同時，堅守社會良知，成為中國出版業(yè)走向下世紀的新課題，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20世紀沒有答完、21世紀還要繼續(xù)回答的老課題。本書對現代出版業(yè)沉潛于文化創(chuàng)造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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