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各斯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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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濤：《邏各斯與空間——古代希臘政治哲學研究》 
  2000年第2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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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對西方學術、制度的研究、吸納向來有重歐陸輕英美的傾向。近年來，隨著人們對“自由主義”問題的重新關注，相關的政治哲學探討則出現(xiàn)了相反的態(tài)勢：對英美政治傳統(tǒng)的認真挖掘以及對歐陸政治傳統(tǒng)的相應批評。然而，我國西學研究的另一種不良傾向也許仍未引起足夠注意：即更為注重近、現(xiàn)代，對古代及中世紀大都僅有一些浮泛的了解。這種傾向為目前的政治哲學探討預先設定了一些盲區(qū)。因為無論英美背景抑或歐陸傳統(tǒng)，都分享著文藝復興以來（即德語所謂Neuzeit——新時代）的若干基本前設。如果對這些前設沒有足夠的注意與充分的反省，如果不能在人類政治生活的本源中把握政治學基本問題，那么政治哲學的許多爭辯始終只能在近代框架下的這些二元對立中打轉(zhuǎn)：例如社會/國家、自然/契約、自由/專制、個體/集體、權利/義務、消極自由/積極自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洪濤的《邏各斯與空間》也許能夠彌補這一缺憾。 
   這部著作旨在考察從氏族時期直到亞里士多德的希臘政治思想的演變。全書分五大部分：一、前城邦時期希臘政治傳統(tǒng)；二、城邦制度的建立與早期智者的出現(xiàn)；三、前蘇格拉底哲學家與智者學派的政治思想；四、希臘政治哲學的頂峰：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五、亞里士多德：希臘政治哲學的終結(jié)。 
   對于近代政治哲學來說，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間的關系可能是特別重要的。對此，此書的立論相當鮮明。作者一方面努力將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從近現(xiàn)代的“極權主義”、“反烏托邦”等誤解下拯救出來；另一方面，在公允地指出亞里士多德在“理想主義”、“經(jīng)驗主義”之間的搖擺及其根源的同時，特別批評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中的“智術之師”傾向。作者在這里隱涵了對近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深深關切，因為正如此著所說，以“經(jīng)驗主義”、“常識感”、“目的——手段模式”等為特征的近代化運動實際上是從亞里士多德開始的。 
   在目前國內(nèi)的政治理論語境下，作者關于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討論勢必引起爭議。在邏輯地位上，這些部分（作為結(jié)論）無疑也是最重要的。但從本書的線索看，作者先前的論述似乎更為豐滿、精采。尤其是對前城邦時期希臘政治傳統(tǒng)的鉤沉，甚見功力。實際上，這一部分既是作者立論的主要根據(jù)所在（例如對“邏各斯”與“本源空間”的領會式考證），更表述了作者考察政治——哲學乃至政治生活本身的全部視域。所謂知本末源流、所謂在人類整個精神史（而非僅在近代西方精神史）的視野中理解城邦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這些都要求對出現(xiàn)文字史料之前的那個“本源”有所體會、印證。獲得這種體證的方法實質(zhì)上只能是釋義學的（書中按外延稱之為“神話的”與“哲學的”）而非實證的（書中稱為“考古的”）。書中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結(jié)論固然值得研究、爭議，但得到這些結(jié)論的方法似乎更堪玩味、揣摩。 
   至于該書的瑕疵，撇開立論本身的可爭議之處不談，在論述上，有些極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似可更充實一些（這里倒不妨暫時撇開材料，多做一點抽象理智的概念游戲）。例如，人在其中共有神的那個本源空間是如何“閉合”的；“有神”與“共同”如何分離、“有神”但不“共同”的海德格爾式世界與“共同”但“無神”的阿倫特式領域如何分離——這個問題影響至深至遠，尤須線索突出、濃墨重彩。另外，書中不時敲打近代自由主義與中國古代政治，其理論勇氣固然可嘉，但與其旁敲側(cè)擊，似乎不如專辟數(shù)節(jié)附錄，正面展開比較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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