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0-01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作者:何平 頁數(shù):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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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史學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形成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據(jù)認為是在三個學派的影響下誕生的,即意大利克羅齊學派、馬克思主義和新史學學派。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使歷史學家們?nèi)ニ伎际穼W研究的歷史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和新史學學派都看到歷史上的歷史著述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當代社會問題做出回答,歷史探討和歷史寫作表現(xiàn)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20世紀初興起的“批判歷史哲學流派”突出地表現(xiàn)了西方歷史意識的高漲和思想界對歷史作為一門知識領域的發(fā)展形態(tài)的高度關注。早期幾本重要的通史性史學史著作都出現(xiàn)在20世紀上半葉,如福特的《近代史學史》(1911年)、古奇的《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學家》(1913年)、里特爾的《歷史科學的發(fā)展》(1919年)、班茲的《歷史著作史》(1937年)、邵特維爾的《史學史》(1939年)和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1942年)。 20世紀下半葉,歷史學普遍成為各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歷史理論和歷史意識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日益顯著,馬克思主義對20世紀的巨大影響就是一例。學術界和社會對歷史寫作的意義和性質以及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fā)展過程和形式的關注增強。
書籍目錄
前言第一章 古希臘羅馬的史學 一、希臘史學 二、希臘化時期和羅馬統(tǒng)治時期的希臘史學 三、古代羅馬的史學第二章 中世紀的歷史編撰 一、基督教歷史觀念和教會史學 二、中世紀西歐各國的歷史編撰 三、中世紀編年史的發(fā)展第三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 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 二、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文主義史學第四章 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史學 一、新舊教之爭與宗教改革時期的史學 二、宗教改革和宗教戰(zhàn)爭期間歐洲其他國家的史學 三、博學派的史料考訂和文獻編撰 四、博緒埃 五、十七世紀歷史認識論的變革第五章 十八世紀:史學觀念的更新 一、歷史進步觀念 二、理性主義史學第六章 十八世紀的歷史哲學 一、維科 二、孟德斯鳩 三、杜谷 四、孔多塞 五、康德 結語第七章 十九世紀史學:民族主義、浪漫主義和政治革命 一、德國的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史學 二、法國的浪漫主義史學 三、英國的浪漫主義流派 四、英國史學:憲政、革命及其他 五、19世紀法國史學:詮釋法國大革命第八章 十九世紀:實證主義與客觀史學 一、柏林大學 二、朗克與客觀主義史學 三、朗克學派與普魯士學派 四、實證主義史學第九章 十九世紀史學:專門史研究 一、制度史研究 二、中世紀歐洲城市起源研究 三、古代埃及、近東、希臘、羅馬和拜占庭歷史研究第十章 十九世紀以來的經(jīng)濟史編纂 一、早期經(jīng)濟史研究 二、德國的經(jīng)濟史學派 三、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的經(jīng)濟史編纂 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的經(jīng)濟史第十一章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念的形成 一、馬克思歷史觀念的三大來源 二、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和發(fā)展 三、結語第十二章 美國史學的發(fā)展 一、美國的早期史學 二、十九世紀:歐洲史學觀念影響下的歷史寫作 三、美國本土的史學觀念和流派的創(chuàng)始 四、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新史學第十三章 批判歷史哲學:歷史事實、歷史知識和歷史客觀性的限度 一、對客觀史學觀念的解構 二、對歷史事實和歷史客觀性的再探討第十四章 二十世紀:歷史觀念和寫作范式的變遷 一、文明形態(tài)論 二、現(xiàn)代化歷史研究 三、法國年鑒學派 四、歷史社會學 五、歷史人類學 六、后年鑒史學第十五章 分析歷史哲學:對歷史解釋的探討 一、歷史思維中的概念 二、一般概念在歷史解釋中的意義 三、作為歷史解釋的敘事情節(jié)第十六章 二十世紀下半葉:史學理論的后現(xiàn)代化 一、語義學轉向的背景 二、結構主義語言學視野下的歷史著述及其文化 三、后現(xiàn)代主義的顛覆性理論創(chuàng)新 四、詮釋學與文獻研究第十七章 新的歷史編纂理論和方法 一、比較史學研究 二、全球化時代的歷史反思 三、全球化對傳統(tǒng)歷史編纂主體——國家及其文化的影響第十八章 全球化時代的新歷史編纂模式 一、全球史的編纂模式 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及其影響 三、全球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和話語特征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此外,在歷史視野上,他們的歷史在本質上始終是一個特殊社會單位在一個特定時間里的歷史,即使他們的著作也能認識人類世界,但這僅是一種地理的而非歷史的概念性,他們還未能發(fā)現(xiàn)各民族的歷史的整體性,這就使他們的歷史著述不能達到對人類整體的認識。希羅多德的客觀主義精神有時變成對矛盾的說法不加考證。希羅多德聲稱他的職責是把他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但他并不相信在每一件事件上別人的說法。在另一處地方,他又寫道:這便是人們用來解釋波律克拉特斯的死亡的兩個原因,隨你相信哪一個好了。在談到伊奧事件的原因時,他也注意到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說法,但哪一種說法符合事實,他不能論證。①總的來說,希羅多德認為戰(zhàn)爭的原因是由于人的動機引起的,但它還不能擺脫神支配人的命運的觀點,即“神的嫉妒”——神“不容許過分高大的東西存在”,他認為神是公平的,不讓幸福久駐一地,這是歷史的法則,其書提到“神兆”達35次之多。神在希羅多德的著作中占有顯著的位置。當人們過于自滿、傲慢、耽于享樂,神總是要采取行動懲罰的。對修昔底德來說,神從來不直接影響人類進程,盡管他在提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時,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戰(zhàn)爭,征兆是地震、旱澇、日食等,但他在解釋戰(zhàn)爭和帝國的成敗時,認為這是植根于人類生活的結構、情欲、野心、錯誤的算計。談到戰(zhàn)爭的原因時,荷馬認為特洛伊戰(zhàn)爭根源于帕瑞斯(Paris)愚蠢的決定以及赫拉(Hera)和雅典娜的復仇愿望。在希羅多德的著作中,戰(zhàn)爭是由于波斯人錯誤地流放薛西斯(Xerxes),擄掠財富。神嫉妒波斯人的權傾一時,使雅典支持愛奧尼亞人反叛波斯。
后記
本書得到北京首都師范大學的出版資助,我在此對首都師范大學許源祥校長、劉新城校長和歷史系前系主任宋杰教授表示感謝。我還以此書來紀念北京大學張芝聯(lián)教授和四川大學的譚英華教授。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研究西方史學史的學者寥寥無幾,張先生和譚先生更是這個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們后來分別成為1985年教育部委派的《西方史學史》教材的正副主編。1985年夏天在成都金牛賓館召開的編委會會議上,我有幸在那次會議上擔任記錄之類的秘書工作。張先生和譚先生對我碩士階段的學習以及后來我到牛津的留學等方面都給予了我永生難忘的幫助。光陰荏苒,我的恩師譚英華先生早已于1997年去世,而張芝聯(lián)先生也在2008年5月辭世,我當時在巴黎開會,競無法向張先生表示最后的祭奠。如今,我的研究生中許多人也早已是教授和副教授,和我同屆攻讀西方史學史碩士學位的王晴佳同他的恩師伊格爾斯一道在美國已出版多本西方史學史著作。與我年齡相差不多的郭小凌教授、楊豫教授,以及稍微年長的張廣智教授均早已出版他們在西方史學史研究方面的成果。長江后浪推前浪,我在這里以出版我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的成果來向他們學習,并紀念指導和幫助了我的老一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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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歷史編纂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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