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和人都吃雞

內容概要

《鷹和人都吃雞:經濟學觀察》所收論文約60篇。其中有：從經濟學科看社會科學對改革開放的貢獻；經濟學家為什么傾向于奉行“經濟學帝國主義”？等。

作者簡介

蔡昉(1956～)生于北京。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室主任，現任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所長。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等。

書籍目錄

自序經濟學與經濟學家  從經濟學科看社會科學對改革開放的貢獻  從澳大利亞在膊弈論中“失局”所想到的  改革以來經濟學的分化及學術規(guī)范的適應性  沉悶的科學”辯    ——漫談經濟學與文學藝術相通之處  經濟學家為什么傾向于奉行“經濟學帝國主義”?  經濟學家的性格會影響他們的結論嗎？  經濟學研究的結論和過程  經濟學思維與經濟學寫作  經濟學家與“阿堵之物”閱讀與思考  達利繪畫與古典主義包容性    ——漫談巴羅和薩拉伊馬丁的《經濟增長》  小藥片反射的歷史與邏輯    ——讀《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的藥物傳奇》  鷹和人都吃雞”    ——為什么經濟學家改變了對人口問題的看法?  提高社會經濟研究質量的“梯子”    ——喜讀《社會統(tǒng)計分析方法一SPSS軟件應用》  由華盛頓榆樹想到經濟學發(fā)展的南北互補  為中國城鄉(xiāng)發(fā)展尋找一個多元化的理論支點  為改革開放先行者立照    ——讀楊春南新著《南中國的昭示》  對《在職失業(yè)、第二職業(yè)與體制轉軌》的評論  對羅潤東博士《轉軌期國有企業(yè)隱性失業(yè)顯化的條件、途徑及后果  ——天津市東亞毛紡廠減員增效案例》的評論勞動力市場  中國的遷移：原因、現狀與政策含義  勞動力市場上規(guī)制太多是好事嗎?  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yè)問題靠什么    ——反思現行失業(yè)治理政策  如何克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障礙?  拆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  為什么城市政府持續(xù)歧視外地民工(7  治理失業(yè)要避免誤區(qū)  加快城市化，培養(yǎng)新的消費群體  當代中國的“出埃及記”  勞動力市場發(fā)育的障礙在哪里?  雙城記    ——戶口“含金量”和戶籍制度改革……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楊春南同志這本《南中國的昭示》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憾。作者以一個見證人和參與者的身份，全面介紹了廣東省改革開放的整體過程和具體做法，以及相應的理論思考。這本書十分值得一讀之處在于以下幾點：首先，作者提供了豐富多彩改革實踐的第一手資料。從東莞所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的發(fā)展，到深圳所代表的經濟特區(qū)試驗；從珠海的土地管理體制改革，到廣州的城市發(fā)展新路數；從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解決了“食魚難”，到放開物價取得發(fā)育市場的效果……其次，作者從相當廣闊的視角全方位地觀察了廣東省經驗。作為一名記者，作者接觸了社會備個層次人物并反映了他們的觀點。這些人中既包括省長、市長等官員，也包括農民、外地民工和經濟學家。不僅從廣東一個省的角度，而且從全國發(fā)展態(tài)勢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來評價和詮釋南中國的改革開放，構成一幅立體多方位的圖畫。第三，作者并沒有回避廣東省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全書的敘述、論理中表現出的飽含熱情的筆觸，讀者不難看出作者對廣東省的感情，以及對其經濟實踐的贊賞。然而，這本書也充滿理性和邏輯，客觀而中肯地揭示了這個南中國省份改革開放中存在的癥結和面臨的挑戰(zhàn)。例如，面對其他省市正在迎頭趕上的勢頭，廣東省如何保持其競爭優(yōu)勢；如何理性地克服“經濟建設腿長，人口控制腿短”的不足，以及解決日益高漲的“民工潮”問題；如何使農業(yè)與其他產業(yè)齊頭并進，等等。提出并討論這些問題十分重要，使得這本書得以區(qū)別于人們常?？吹降哪欠N樹碑立傳性的作品。    ……書摘1    ——讀《避孕藥片——一個改變世界的    藥物傳奇》①   《避孕藥片》這個書名很可能使這本書失去許多讀者。在讀這本書之前，我也僅僅把它作為一種技術性的闋讀對象。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像一片多棱鏡，折射出的竟是整整一部人類現代史及其背后的邏輯。整個人類發(fā)展史，無非就是人們克服人口再生產與人類賴以生存、繁衍和發(fā)展的物質再生產關系的奮斗歷史。例如，大名鼎鼎的英國牧師馬爾薩斯(Malthus)的經濟史觀，幾乎就可以等同于人口發(fā)展史觀。從他的理論演變來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說”，認為任何經濟增長及其所導致的人均收入提高，都只會為因此刺激而增加的人口消耗掉，結果人均收入會跌回到最初的水平，經濟增長最終被陷在低水平均衡上面。與避孕藥相關的是人們的生育行為，從而人口增長方式。按照以馬爾薩斯為傳統(tǒng)的經濟理論，說避孕藥的發(fā)明歷史折射出人類發(fā)展史，也不算牽強。然而，我說這本書通過避孕藥片寫了整整一部人類現代史，同時體現了清晰的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卻有更多的理由。    由于人們的生育行為受到與經濟發(fā)展水平有關的備種變量的影響，所以，人口增長類型可以看作是經濟發(fā)展階段的表征。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Eastedill)把影響生育行為的各種因素，分別歸入(對孩子的)需求、(對孩子的)供給和(決定孩子數量的)控制成本三大類。在經濟發(fā)展的早期階段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農業(yè)生產方式是以手工勞動為主，生產經驗也主要依靠代代桕傳得以積累，這時人們對孩子數量的需求較高；但營養(yǎng)不足和醫(yī)藥技術不發(fā)達、不普及，使得孩子的成活率較低，即孩子供給不足；囿于避孕技術、傳統(tǒng)觀念的約束，控制成本幾乎是無窮大?；仡欉@個時期的人口增長類型，我們發(fā)現對生育的需求要大于可能的供給，而且人們沒有自我控制的余地和愿望。供給能力決定著人們的生育行為和人口總數量。人們把這種狀態(tài)概括為以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轉變類型。    不過，這個歷史階段并非像“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說”所預言的那樣，會循環(huán)往復地持續(xù)下去。終于有一天，最初是從歐洲開始，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了，并且把上述人口轉變類型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說由于經濟發(fā)展水平提高，特別是人們營養(yǎng)狀況和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的改善，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影響生育的供給能力相應地提高了。由于過去制約孩子數量的瓶頸被打破了，生育率迅速地按照需求水平向供給水平靠近的方式提高，以致形成第二個人口轉變類型，表現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至少在一定的時間內，人們把這種人口轉變類型，看作是經濟進步的標志。例如，庫茲涅茨(Kllzneb)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做了一個演講，把人均收入和人口的高增長率，列為“現代經濟增長”六大特征之首，認為是一個國家加入現代經濟增長的最富特征的表現。    然而很快地，這個階段顯示出它的矛盾。人們需要更多的孩子，是因為孩子作為增加家庭收入的勞動力，在較早階段上的生產方式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現代經濟增長則意味著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被新的生產方式所替代。人們突然發(fā)現，原來所期望的孩子數量，現在并不能為他們帶來福利。年復一年的懷孕、生育、撫養(yǎng)，為家庭帶來的成本，慢慢地超過了孩子作為勞動力可能為家庭帶來的收益。應用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Becker)關于孩子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我們不難想象，人們開始有了控制生育的愿望。《避孕藥片》一書中援引了大量的例證，表明美國的母親們已經深深地感到生育之累。正像邊際效用理論所闡釋的，如果說父母對第一個、第二個孩子的降臨，還充滿了喜悅和期待的話，一旦生育更多的孩子，乃至第八個、第九個，母親們則“擔心再這樣下去她們會感到孩子們可恨，而不是可愛了”。    對于那些貧困的家庭，低水平均衡陷阱終于出現了。換句話說，不能控制家庭規(guī)模，導致生育的成本大于收益，對貧困的家庭產生了“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這種現象，在發(fā)達國家的歷史上出現過，在現在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仍然是嚴酷的現實。而正是這種嚴峻的現實，提出了控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長率的要求。然而，有效且成本低廉的避孕方法并不是輕而易舉地便應運而生。在婦女們深受懷孕、生育之苦，開始迫切地尋求一種解脫的那個年代，臂如說20世紀前期，不僅已有的避孕方法大都效果不佳，而且傳統(tǒng)倫理、宗教教規(guī)和法律制度都是嚴禁避孕的。很難想象的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尚有17個州的法律明令禁止避孕藥品的銷售、散發(fā)或廣告宣傳；紐約羅馬天主教區(qū)的大主教仍然援引早期教皇的話，稱避孕行為是“不道德的”，并聲明“教皇所說的話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是正確的，永遠都是正確的”?？梢姡瑢で蠊?jié)育和探索避孕技術，既是違反教規(guī)的，往往還是違法的。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是影響和制約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guī)范。從這個意義上講，從人們發(fā)明、制作出口服避孕藥片，到它成批生產，并為廣大婦女使用，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創(chuàng)新過程，還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無論是技術創(chuàng)新還是制度變遷。首先都產生于人們對一種新技術或一種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如果這種需求足夠大，潛在的技術或制度供給者就會產生。技術的供給者就是那些由商業(yè)目標支配的科學家，而制度的創(chuàng)新者則是那些預見到新的制度必須代替舊制度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從制度創(chuàng)新的角度看，一旦某種潛在的制度表明，其可能帶來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就具備了被社會接受的條件，這種新的制度替代舊的制度的過程就可能開始并最終完成。   《避孕藥片》一書的作者像寫一部小說一樣，不厭其煩叉引人入勝地描述了這些技術供給者和制度創(chuàng)新者的充滿傳奇色彩的創(chuàng)新活動。如果說，經濟學家對于技術和制度變遷的理論概括，僅僅是一種抽象的話，這本書的全部故事為這些抽象的理論作出了最好不過的注釋。具體來說，首先是一批富有同情心且具有政治活動才能的社會活動家，感受到飽受生育、撫養(yǎng)孩子之苦的貧困婦女對于避孕的需求，繼而游說社會、勸說科學家、籌集資金，甚至慷慨解囊，為避孕藥片的需求與供給建立了橋梁。隨后是一批在科學精神和商業(yè)動機雙重激勵之下的科學家、企業(yè)家，投入他們的資金、時間，施展科學才華和企業(yè)家精神，努力為社會需求提供可能的供給。接下來則是社會活動家和科學家、企業(yè)家結盟，共同游說社會，克服制度上的障礙，使技術上成功了的藥片成為廣大育齡婦女的福音。最終，需求方和供給方的共同努力，不僅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避孕技術——避孕藥片，而且誘致出新的社會規(guī)范和法律制度，因而改變了歷史。    避孕藥片的作用，不僅僅在于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低廉的價格提供了一種真正有效的避孕方法，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避孕方法的研制和推廣，最終突破了法律和宗教限制生育控制的最后防線，使人們可以合理、合法地決定自己生育孩子的數量，使家庭決定孩子數量的控制成本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水平。這時，人口轉變類型才可以進入到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為特征的一個新的階段?？v觀世界財富的分布地圖，這種人口增長類型是與經濟發(fā)達、社會發(fā)展呈高度正相關關系的。我不是人口決定論者，不相信那種關于經濟發(fā)展的障礙就是生育率高、人口數量多，解決了人口問題就萬事大吉的說法。但我相信，一旦有了行之有效的避孕技術和制度，當人們自己從切身的利益出發(fā)，需要控制家庭規(guī)模時，那種選擇既是在微觀上合乎理性的，也是在宏觀上有利于社會的。所以，我認為這本關于避孕藥片的書，可以告訴我們的遠遠不是歷史長河中人們控制孩子數量的小小插曲，更是自20世紀以來人類自身發(fā)展的全貌，歷史的和邏輯的。(曾發(fā)表于《讀書》2000年第12期)……

媒體關注與評論

自序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 其命題的最重要特征和最低要求是可證偽性。盡管可證偽性并不否定經濟學的價值判斷，但經濟學的出發(fā)點至少比大多數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更加注重回答“是怎樣”的問題，而較不樂于回答“應該怎樣”的問題。經濟學家也比大多數其他社會科學家更加希望自己的職業(yè)代表著一種專用性很強的人力資本。以西方發(fā)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集團，為了壟斷自己的研究領域，而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行業(yè)八股，美其名日“規(guī)范”。因此，經濟學雜志中充斥了復雜的公式和統(tǒng)計，無異于掛起一道“閑人免進”的牌子，讓其他行當的學者，以及普通讀者望而卻步。    但經濟學家畢竟不盡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津津樂道于向經濟學家以夕卜的讀者說教。此時，他們常常露出常人真相，勸說別人相信他們關于“應該怎樣”的說法。這時， 他們也往往講些實在的話。不過，正如弗里德曼教授所希望的，他們希望自己被大眾僅僅作為一個關心時世的公民，或知識分子發(fā)表意見。雖然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自己所擅長的方法論的烙印。    我本人不僅屬于這種經濟學家，還有強烈的表達欲望，樂于就許許多多于我相干或不相干的話題發(fā)表看法。于是就有了本集子中包含的這些文字。這些可以被稱作隨筆的東西，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我把自己從事經濟研究的結果，用相對簡潔的語言，表述給不是經濟學家的讀者，無非是推銷自己學術觀點的一種手段而已；第二類是通過敘述一個身邊發(fā)生的事件，或講一個自認為有趣的故事，闡述某種經濟學道理，也有著明顯的說教性質；第三類是對于學術規(guī)范的看法。因為我不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許多年，而且做著許多科研管理的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腦子里時常在考慮這樣一些問題。寫出來與大范圍的同行一起討論，對自己的工作是一種很有助益的事情。    好像也是弗里德曼講過，一個會議室里一旦開始爭論，不出十分鐘就能分出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陣營。足見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奇立異之處，實在甚于其他社會科學。我寫過的這些短論，也有著明顯的經濟分析痕跡，所以可以稱作經濟學短論。但是，我仍然不愿意那些希望了解我在經濟研究方面成果的人們，以閱讀這些文章代替讀我的其他著作。我把這些短論的代表性限制在它們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特別是，在這些東西里面，我沒有對自己提出的任何觀點作出符合學科規(guī)范的論述。按照純粹的經濟學文章來要求，有不少觀點并非具有可證偽性質。所以，讀者不妨把這些讓人將信將疑的觀點和討論，權當作小兒辯日。    說到這本集子的標題《鷹和人都吃雞》，我要說明的是。我最不擅長的事情莫過于為自己的文章和著作起個好名字，惟一的例夕卜是在為《讀書》寫的一篇短文中，我借用喬治·亨利的這句話作為文章的標題，討論的是為什么經濟學家在長期里都改變了對于人口問題的觀點。由于易于上口，文章的觀點也易于引起爭論，所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我再次使用這篇文章的標題·不僅為了好記、上口，也為了不厭其煩地說明自己對于學術爭論的態(tài)度：隨筆類的東西是很難作為爭論的對象的。既然我思考了這些問題，只要活得足夠長，我終歸要逐一做嚴肅的研究工作的。因此，許多觀點我會回到學術雜志上面去繼續(x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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