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契約與組織

出版時間:2003-1  出版社:經濟科學出版社  作者:科斯 諾思  頁數: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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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制度、契約與組織: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的透視》展示了該研究綱領的基本緯度,它強調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因素與組織交易的不同制度安排的績效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檢驗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并紀念羅納德·科斯在該領域的貢獻后,它還展現了關于增長源泉的一些互相沖突和矛盾的觀點。它尤其強調了組織和交易,集中分析了信任、腐敗、契約的執(zhí)行以及組織模式。由于參與編寫該書的都是一群顯赫的經濟學家,因此,《制度、契約與組織》已經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書籍目錄

撰稿人致謝導論第一部分 基礎第二部分 對羅納德·H·科斯的敬意第三部分 增長的源泉:技術、自然稟賦還是制度?第四部分 信任、不信任與腐敗第五部分 規(guī)則的實施第六部分 制度和組織模型第七部分 模型與測量索引譯后記

編輯推薦

  這本杰出的著作展現了當今世界一些一流經濟學家的新的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這些經濟學家包括國納德·科斯、道格拉斯·諾思、青木昌彥、奧利弗·威廉姆森以及哈羅德·德姆塞茨。它展示了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綱領的廣度和深度,該綱領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學專業(y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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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1條)

 
 

  •     制度變革的經驗研究 2008-05-08 10:32:58
      
      經濟體制績效的關鍵:
      1 行動主體擁有的信息
      2 主體的激勵。
      前蘇聯績效惡化的三個普遍因素:
      1 新的生產方式和產業(yè)結構的引入急劇地增加了監(jiān)督,實施和協調成本。
      2 體制沒有能力去創(chuàng)新。
      3 隨時間推移,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被累積。
      為何蘇聯地經濟體制改革會失敗:一個以產權為依據地分析方法 Jan Winiecki
      Olson :在關鍵的當事人中誰有激勵產生經濟增長和促進經濟均衡。
      對蘇聯的分析中忽視了統治階層之間財富的分配,而在激勵導向的分析中,財富的分配權力和特權被看成是獲得財富的手段,獲得財富的欲望成為統治階層采取行動的動機。
      蘇聯型國家掠奪理論:
      1 提供一系列公共產品和服務,這些公共產品和服務被設計為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增加預期的財富增長效率。
      2 以流向統治者和統治階層的租金最大化的方式,確定產權結構,也就是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的所有權結構的基本規(guī)則。
      蘇聯改革的失?。?br />   “在前蘇聯中沒有政治變革,至少沒有從極權主義向“普通的”獨裁政治轉變,真正的經濟改革就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經濟改革完全改變了產權結構,消除了任命制作風,因為急劇地減少最大化租金的可能性,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也降低了許多特權的價值?!?br />   
      現代增長制度的演進
      North的統治者悖論:統治者可以超越國民們的生存需求集中他們的資源,并在短期內最大化他們的財富。他可以擴展他的知識視野,降低稅率,給國民留下資源,擴大稅基。盡管一個絕對的統治者可以立法保護個人的人力資產和有形資產,但他也有權改變這些法律,控制司法體系并且事后重新寫合約,一個絕對的統治者如何才能給他的國民作出可信的承諾?
      1 建立公平游戲的聲譽機制。
      2 自愿約束。
      對那些把持國家權力的人的行為進行約束,基本規(guī)則包含在憲法中。
      憲法與承諾:17世紀英格蘭治理公共選擇制度的演進
      D.C.North and Barry R.Weingast
      《經濟史雜志》1989-12
      統治者可用兩種方法建立承諾:
      1 建立“承擔責任的行為”。將一致實施的一套規(guī)則公開承擔義務。
      2 服從一套規(guī)則的約束,這套規(guī)則沒有違反承諾的回旋余地。
      1688年的光榮革命
      政治制度和憲法的作用
      憲法和其他政治制度的關鍵作用就是要對國家或最高統治者行為進行約束。憲法必須提供在國家和選民之間談判的背景,談判的主要當事人必須有某種激勵,服從談判后形成的協議,憲法必須具備自我實施力。
      自由市場的發(fā)展一定伴隨著對國家能力的某些可信的限制,這種能力就是操縱對其自身及其選民有利的經濟規(guī)則。
      成功的經濟績效一定伴隨著限制經濟干涉,并讓私人權力和市場在大部分經濟中獲利的制度。
      光榮革命中:
      1可信的廢黜威脅限制了王國政府忽視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2 作為在政府中有更大發(fā)言權的交換,議會的利益相關者同意向政府提供堅實的財務基礎。
      在斯圖亞特王朝,議會對市場的廣泛管制已經導致與普通法法院的嚴密沖突。法院的政治獨立性限制了議會濫用權力的潛力。
      政治上獨立的司法體系的創(chuàng)建,大大擴大了政府可信地許諾遵守其協議的能力。政府也約束自身。
      制度創(chuàng)新:有利于公共財政的規(guī)范化。
      1 政府開始作為一種規(guī)則的實踐安排新的稅收。
      2 1694年,政府借貸產生了英格蘭銀行,但也限制了國王權力,沒有議會同意,不能借給王國政府錢或購買土地。
      政府借貸(1688-1740)
      對私人資本市場的意義:政府遵守財政協議的可信承諾是確保私有權力的更大承諾的一部分。
      財政約束和尋求稅入的王國政府造成了一種權力不穩(wěn)定的局面。
      光榮革命帶來了各個方面的制度變革:
      1 消除了自身利害關系考慮的根本源頭。
      2 通過限制王國政府的立法和裁決權,限制了王國政府在沒有得到議會的同意就改變規(guī)則的能力。
      3 議會利益相關者重申了其對稅收問題的控制,消除了王國政府單方面改變稅收水平的能力。
      4 議會利益相關者確立了其在配置資金和監(jiān)督資金開支方面的作用。
      5 通過在議會與國王之間造成一種平衡排除了國王和議會利益集團保證限制其自身專斷行動的可能性。
      財富持有通過議會的代表具有了發(fā)言權,才能建立遵守其協議的政府承諾――這種承諾是不沒收財富或不能拒不償付債務。
      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緊密聯系,政治自由的保護是作為經濟權力的政治保護的一種成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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