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

前言

　　1945年7月，訪問延安的黃炎培，曾經向毛澤東提出“天下興亡周期率 ” 的問題。 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 也淳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 單位 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 辱’的 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 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據黃炎培的回憶，毛澤東對黃所征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異常地 簡 略：這便是“民主”。 而上述著名的問答，當然是根據黃炎培個人的回憶，卻并未見諸于毛 澤 東的文稿。 今天，鑒于“民主”非常的普適、永遠地正確，而又絕對的抽象，時 賢 紛紛然以“黃金周期率”相標榜，此固不能說是借黃老之酒杯，澆自己“ 胸 中之塊壘”，但也恰恰表明：正是根據黃炎培老人這著名的回憶，從此之 后， 所謂“民主”，便成為跳出“天下興亡周期率”的萬金油，成為“普天下 最好 的東西”，似乎只要一朝“民主”，從此后便天下太平，萬事大吉了。 其實，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上述“天下興亡 周期率”的問題，做了極其著名的解釋和回答，這就見諸于毛澤東那篇著 名 的講話：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之所以能夠興旺發(fā)達 ， 這就是因為它對現狀和自己有所不滿，而所謂“不滿”者，也就是“批評 和 自我批評”，將批評和自我批評日?；蝗?，一家，一團體，一地方， 乃至 一國，方才會埋頭苦干、奮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 ， 乃至一國，之所以會停滯不前、“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那就 是由 于它驕傲自滿，如此，就必然會喪失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偉大的武器，從 而 也就會失掉了艱苦奮斗、埋頭苦干的意志： 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 慎、 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 評 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yōu) 良 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 ， 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這句毛主席語錄，我以為比一切 民主 教條都更為具體，比一切“普適價值”都更為切中文明的積弊，它直指人 心 的深處，簡明扼要地回應了“天下興亡周期率”這個問題。 “不滿”是一國、一族、一人、一家前進的動力，而“自大”則是其 墮落 的開始，魯迅也說過類似的話，但他以為更加不幸的卻是：由于中國開化 最 早，號稱文明天下第一，自滿、自負、自足便是我們文明的常態(tài)，而所謂 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某些中國聰明人的眼睛里，經常反倒是無事生非 、乃 至犯上作亂了。 宮崎市定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所抱的‘不滿之感’，顯著地表現于 三個 方面：一是野蠻民族接觸文明社會時所產生的、對己對人的不滿之感；其 次 是貧困者接觸富裕者時所抱的不滿之感；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現狀 而 感到的不滿之感”。 他的言下之意是說：夷狄、年輕人和窮人(無產階級），乃是人間“不 滿”的三大源泉，因此，他們也便是歷史進步的動力。 而這似乎又不甚適合于中國歷史的情況：我們自古便是一長幼有序的 社 會，德行以“忠孝”為先，而儒家學說的厲害，便在它自源頭上就剝奪了 年 輕人“不滿”的資格。加之我們長期又是一發(fā)展較均衡之社會，“不患寡 而患 不均”，貧富的差距相對較小，以至于1 800年歐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 無 產階級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還占不到人口的10％。 何況階級、階層一經長期固定，貧困者也只能認命而已，所謂“不滿 ” 亦無法泄露，比如今日之中國，所謂“仇富”，竟被視為天字第一號的原 罪， 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 如此一來，上述“三大動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邊存在的夷狄，或 者 可以多少提醒和喚起文明社會被麻痹了的“不滿之感”了。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區(qū)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東夷、西戎、南 蠻、 北狄來稱呼周圍的部落(當然，這種稱呼不是固定不變的，亦有西狄和北胡 這樣的說法）。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夷狄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對自己表示 “不滿”一一即進行“自我批評”，這自然就是因為他們的落后，現實迫 使他 們正視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為重要的卻是：在接觸和觀察中 原 文明、與之往來角逐之際，夷狄們亦善于分析、觀察、透視中原文明的弱 點， 特別是發(fā)現其迷信教條、華而不實、倚強凌弱、好說不練(即今人所謂“誰 打我我便罵誰”的嘴硬）等深刻缺陷一一而這恰恰是“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的文明核心區(qū)成員們，自己所最難以覺察得到的事實。 當著夷狄進入華夏、成為華夏的一部分，他們對于華夏的批評，于是 就 變成了華夏文明的自我批評、成為華夏自我更新的動力，而在漫長的中國 歷 史上，華夏文明倘若能夠包納夷狄的視野，從而對自己展開不留情面的批 評 和自我批評，那便會興旺發(fā)達，推陳出新；而如果僅將夷狄們看作野蠻人 、 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那就不免要陷入“求榮 取 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環(huán)。 這可謂是一條歷史的規(guī)律。 華夏文明第一次系統、深刻地進行自我批評、從而展開一場文明自我 更 新的思想大解放運動，這主要就體現在戰(zhàn)國時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 法 學說，可謂此后一切中國改革、變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兩家，成于魏、流于楚，墨翟、孟勝、衛(wèi)鞅、韓非這些人之所以 艱． 辛輾轉，四處碰壁，這主要就是由于當時“魏康楚富，齊淫吳巧”，即發(fā) 達地 區(qū)民風奢華，文明積習太深，聽不進批評意見，更不愿展開自我批評，特 別 是墨子所倡導的“艱苦奮斗”(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這一條，在文明發(fā)達 的 地區(qū)，非但難行，而且難聽(極不悅耳）；而這便是莊周對于墨子命運的感 嘆：“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 …… 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能夠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終證明是被文明核心區(qū)視為“戎狄”的秦。 正 因為秦在七國之中開化最遲，尚不存在六國那樣龐大的既得利益階層、貴 族 世家集團，因此，墨法“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為則上，無能則 下” 的平等政治主張，方才能夠在秦地得以實行。正因為貴族、世家的力量還 沒 有形成，正因為“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乃是秦的民風，以至 “王亦不愛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的戶 籍一連坐制度，亦方才能夠在秦地順利推進；而更為重要的是：正因為秦 開 化最遲，百姓極其不善言辭文飾，不存在一個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發(fā)達 起 來的智識階級，故商鞅那一套以“農戰(zhàn)”立國的思想，方唯獨在秦地能夠 大 受歡迎。 墨家子弟自魏赴楚，又去楚入秦，而商鞅亦自中原最發(fā)達的魏亡命人 秦， 他們所獻出的強國之策，首先就是對華而不實、只說不練的中原文明弊端 的 診斷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礎上，他們方才轉而倡導一種埋頭苦干、只 練 不說的新文化品質一一于是，開化最遲、民風純樸的戎狄秦地，便這樣成 為 他們培植新文明的試驗田。 這便是秦入艱苦奮斗精神的起源，這更是秦走向富強的動力。 商鞅在《商君書·農戰(zhàn)》中，曾這樣比較“境外”的秦地，與“境內 ” 的中原文明說： 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 作 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利；多利，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 “農 戰(zhàn)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變業(yè)，務學《詩》、《書》，隨 從外權， 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zhàn)。具備， 國 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這就是說：由于中原地區(qū)文明發(fā)達，方才養(yǎng)成了盤根錯節(jié)的貴族世家 勢 力，方才鑄成了導致階級分化的富豪大賈集團，正因為文明發(fā)達，方才重 用 巧言令色、只說不練的智識階層，而此三者具備，固可謂文明之成就，但 也 卻正是“求榮取辱”、“政怠宦成”的開端，是“人亡政息”一一即國家 危亡 的征兆，是文明走向異化的開始。 作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最終統 攝 四海，掃蕩群雄，這就是秦人的生活樸素、務實使然，秦人正是以樸素的 “又戰(zhàn)斗來又生產”、以南泥灣開荒般的“農戰(zhàn)”精神，最終戰(zhàn)勝了中原 文明 之驕奢淫逸。 秦的改革藍圖，其實就來自中原精英對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評， 這 種自我批評，最終演化成“西戎”之秦對于中原文明所進行的“武器的批 判”。 秦王掃六合，乃是中國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中華民族第一次自我 更 新。 《荀子·疆國》亦曾贊美秦的樸素民風說： 應侯(范睢）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日：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谷川秀，天才之利多，是形勝也 。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 古 之術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不楛，古之吏 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歸其家，無有私事也；不周 比， 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 百 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文中所謂“四世”者，是指秦獻公以來百年，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 推 行新政的時代。茍子所觀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華文明在秦的甦生， 這 個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實現。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武帝棄“農戰(zhàn)”而重“商戰(zhàn)”，終使國庫足而 帝室 富，且帝室的財富尤勝于國庫，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產愈大、 宮 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則愈強，如此一來，國家勢必要以宮延為中心 ， 形成一個奢侈腐敗的淵藪，外戚與宦官之間的混戰(zhàn)只是表現，漢文明重新 陷 入“文明與腐敗循環(huán)”的辯證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對自己”的文 明 異化——這卻是歷史的必然。 漢廢秦法，剖海內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實行自治。立宗國便是裂 土 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實質，則是聽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終其兩漢，中 央 “貴族”與地方“豪族”這兩大勢力紛爭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 封制 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惡性發(fā)展。 故柳宗元《封建論》抨擊封建土地所有制說：“封建者，必私其土， 子其 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wèi)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其 為制，公之大也?！?這就是說：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極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 ； 相反，秦的土地國有制，則是天下之大公。 漢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也便是土地問題。貴族、豪族圈占 土 地，造成農民流離失所，于是，誰掌握了失地流民，誰就能夠實現霸業(yè)、 掌 握政權，而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的，便是漢末的豪族曹操。 西晉貴族，可謂將中原文明“只說不練”的積弊發(fā)展至登峰造極地步 ， 此即所謂“清談”。因此，將西晉的滅亡，歸之于所謂“五胡亂華”，這 其實 便是古往今來最大的扯淡：自晉惠帝以來，司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 五 人，自相殘殺的結果，僅剩下了三人，西晉二世而亡，不聞延祚，這就是 因 為文明日益發(fā)達，精英和統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脹，為了爭奪“私有產權 ”， 最終竟連自己的親兄弟都要殺絕，這便是典型的“求榮取辱”、文明異化 之慘 ??；而起身于今山西長治武鄉(xiāng)縣的后趙羯族統治者石勒，只不過是個胡人 奴 隸，但他卻如此鄙視司馬氏王朝說：“大丈夫行事，當光明磊落，如日月 之皎 然。不應如曹操、司馬懿父子，欺孤兒寡母而取天下”。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堅持這一底線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 而 不是華夏一方的大貴族司馬氏。 “天子失政，道在四夷”這句話，正好可以用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漢代的亂源，便是貴族和豪族，而構成門閥集團的貴族和豪族，便是 一 個“官產學一體化”的強大利益集團，而其中的“產”一一即大土地莊園 ， 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場資源的基礎，因此，救天下蒼生于水火、 挽 華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徑，便是實行“土地改革”。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肩負起土地改革大業(yè)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 拓 跋宏，而他就是那個遷都洛陽，修建了龍門石窟的鮮卑族皇帝。魏孝文帝 拓 跋宏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統治土 地， 它一方面默認富民的土地所有權，但另一方面則按照土地國有的原則，不 分 貧富，皆課以相同的國稅，正是這項法令，成為唐代均田制的依據。 將兩漢和魏晉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貴族和豪族，而毀滅了這個文 明 的，同樣是貴族和豪族，他們爾虞我詐、驕奢淫佚一一自己打敗了自己， 而 這就叫做“文明異化”的道理。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將 均 田制與府兵制結合起來，使唐代制度的基礎，得以重新建立在“農戰(zhàn)”一 一 即樸素的農民士兵身上，隋唐兩個王朝都脫胎于鮮卑西魏，相對于中原貴 族 制度而言，北國的制度顯然更為平民化，夷狄的生活顯然更為樸素，夷狄 的 人格顯然更為自然、健全，漢以來日益貴族化的中國社會，正是因為夷狄 的 加入，方才獲得了偉大復興。 宋代建國，始終面臨著遼、金、西夏的強大壓力，而這就不能不迫使 中 原的精英們，對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樂、濫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 自 我批評中，以王安石、葉適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為夷狄愚昧 迷 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實則比夷狄尤甚，夷狄不過迷信鬼神，而中原 則 迷信文詞，正是這種對于文飾、文詞的形式主義迷信，使得科舉考試成為 制 造大量廢物的荒謬儀式，而宋人竟以為憑借口誦經文，妙手文章，便可退 遼 金十萬鐵騎一一這與其說是文明，倒不如說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創(chuàng)辦學校，命學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觀其才德，并于校內建 立 操場，供學生練習騎射。又制訂保甲、保馬之法，叫農民學習馬術武藝， 先 以自衛(wèi)，終以服役宮府，以期逐步恢復唐的“府兵”、秦的“農戰(zhàn)”。但 是， 宋代的疆域處于中原和江南最為富裕地區(qū)，宋更是歷史上商品、市場經濟 最 發(fā)達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任職江南東路的見聞 ， 使他認識到“舉國奢靡，全民腐敗”的現實，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文明， 幾 乎徹底喪失了自我批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 失 敗在教育，嘆息“變成法易，變世風難”，這就是因為在“文明發(fā)達到了 糜 爛程度”的地區(qū)實行變法和改革，他遇到了當年商鞅在魏時所遭遇的同樣 的 問題：改革者不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還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運， 自 然也就難免要重復墨子式的悲?。骸捌涞来箪?，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 為 也一一雖獨任，奈天下何！” 中原文明令人向往，但也使人墮落，正是對這種文明／野蠻辯證法的 洞 悉，正是對“文明異化”的自覺，方才使得遼朝設立了“南面”和“北面 ” 兩種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勵契丹人中原化，而這種措 施 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的腐敗，從而消磨了英勇斗爭 的 志氣，而這里的深意，則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明代的思想家，同樣是從鐵木真子孫的墮落中，看到了對文明的迷信 ， 于人心誘惑之甚，他們對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評，尤其集中于對言辭 、 文飾的迷信這一點上，口誦蓮花的士大夫，絕對不可能打得過不善言辭、 甚 至沒有文字的夷狄。文飾是虛偽的淵藪，實干才是誠實的品格。而華夏文 明 的悲劇，正可概括為“只說不練”、眼高手低的悲劇。張居正《陳六事疏 》， 其首在“省議論”，其次在“核名實”；王陽明《傳習錄》：“知者行之 始，行 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這些痛切反省都 表明： 陷入束縛人的斗爭意志、行動意志的所謂“文明”，等于墮入“溫水煮青 蛙” 的慘境，而那正是一種天大的愚昧。 王朝中國最后一個偉大的夷狄政治家，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他深刻 地 指出：“打天下”固然是殘酷的斗爭，而“坐天下”則是更為殘酷、更為 艱苦、 更為持久的斗爭，政治作為一項空前艱苦的事業(yè)，它絕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得 起。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遺囑中，康熙皇帝這樣感慨道： 古帝王享年不永，書生每致譏評。不知天下事煩，不勝其勞慮也。人 臣可仕 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仕而歸，猶得抱子弄孫，優(yōu)游自適。帝王仔戶無 可旁委， 舜歿蒼梧，禹殂會稽，不遑寧處，終鮮止息。洪范五福，終于考終命，以 壽考之 難得也。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無退藏之地也。豈當與臣民較安逸哉 ！ 康熙是偉大的政治家，更因為他懂得政治的實質就是權力，甚至就是 武 力，政治說穿了，便是如何正確、合法地使用武力?？上В谒纳砗蟛?久， 八旗精兵卻不可遏制地退化了，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被列強的武力所擊潰 ， 而這就再一次、然而卻并非最后一次說明：古老而燦爛的華夏文明，她的 長 處是“文治”，而作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它的政治神經卻不夠發(fā)達。因為 所謂 政治，最終也就是武力，也就是專政，而文明的中國人卻經常忘懷“愚蠢 的 夷狄”也明白的那個簡單道理一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宰制中國，又是由于它所發(fā)明的資本 一 金融體制，正是這個發(fā)明決定了：即使列強人口稀少、萬般匱乏，但唯有 “錢”和資本這一條，他們從來就是“天然過剩”的，而對于華夏文明中 最短 視的那一部分人來說，“過好日子”乃人生唯一追求，而錢之幻象便是過 好日 子的唯一基礎，而他們對所謂“西方文明”之向往，無非就是對于錢的向 往 而已。 但是，他們又總是忘記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所謂招商引資，無非 等 于給自己招來個債主，因為猶太人的錢，那從來就不是好拿的。 丟掉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底線抵押給了別 人， 使人可“不戰(zhàn)而分吾國，定約而制中華”。 戊戌變法之際，嚴復在《上皇帝萬言書中》曾這樣感慨說： 國之富強，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悅耳之言欺陛下，竊 以 為無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虛實故耳。故 中 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之不能有為，而陰相約，以不戰(zhàn)而分吾國 。 使其約既定，雖有圣者，不能為陛下謀也。 寶愛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熱衷消費，這是文明之花繁盛的基 礎； 但是，這也就是武將畏死、文臣貪財、見利忘義、醉生夢死、舉國腐敗的 淵 藪，而這便是極其殘酷的文明辯證法，是文明異化的殘酷邏輯：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下來不求進步 的 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 謝 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 得 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 在 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 ， 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而所謂“艱苦奮斗”，無非是說：“文明”絕非表面的文飾，君子敏 于行 而訥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語，偉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動中 的 樸素精神。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血的教訓，是醫(yī)治文明衰敗癥的苦藥 ，是 撬動“天下興亡周期率”的杠桿。 而現代科學的精神的實質，也就是批判。一人、一家、一社團、一國 家， 在其生存的道路上，欲求得不斷之進步，那就需不斷自省，就必須一面自 省， 一面批判，如此方才能不斷地進步。 在漫長的歷史上，華夏文明的進步和生存，往往是通過對照夷狄，進 行不斷地批評和自我批評而達到的，歷史上的夷狄，便是中原文明的鏡子 ， 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個兄弟姐妹是一家，沒有夷狄，不成天 下。 而近代以來，我們更有了科學這面鏡子，發(fā)揚科學的精神，就是堅持 批 判的精神，而科學發(fā)展觀的落實，首先就需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日?；?。 本書各篇，雖游歷所記，實憂患之作也。比年疆忿日熾，海警再起， 書 生報國，唯有筆墨；念我列祖列宗，創(chuàng)業(yè)艱難，不考終壽；勵我后輩子孫 ， 行己有恥，居安思危，發(fā)憤圖強。尚定學長不棄淺陋，嘗以“勿悔少作” 加 勉，承其美意，重將原稿粗加刪減，成此新編，再供讀者諸君批判。 原書初版之前，仰仗李二民兄所主持之《書城》雜志逐期刊載，再版 之 際，又賴鄭闖琦兄奔走于寒風之間，校訂于繼晷之時；二兄篤行樸素之志 ， 誨我尤深。 追懷先賢創(chuàng)業(yè)之艱辛，深感后來者之幸運，我感謝造化中存在的一切 機 緣，感謝所有的友人與敵人。 謹以圣王先賢之教誨，與尊敬的讀者諸君相勉： 閉門求學，其學無用；若以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 遍 游四宇尚已。 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 隔 而風力益增其怒號。 世界上一切事業(yè)及文明，固無不起于抵抗而決勝也。 韓毓海，2010年12月12日，于北京。

內容概要

以史為師，重溯中國崛起道路。
　　揭示歷代由富裕引發(fā)奢靡衰敗的歷史怪圈。
　　尋找秦、唐、遼、清等走向強盛的內在規(guī)律。
　　為什么宋代經濟的繁榮卻導致了“舉國奢靡，全民腐敗”？
　　王安石為什么感慨宋代最大的失敗在教育？
　　東北的振興，為何關乎天下興亡？
　　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國發(fā)展模式，對中西部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大意義
　　為什么說李鴻章等“捐西守東”、“重南輕北”的戰(zhàn)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潰
　　“延安道路”為何像“關隴府兵制度”一樣，為大國崛起奠定基礎？
　　《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揭示了包納“內陸”、“邊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國觀”，描述了中國長期歷史運動的構造：以諸夏輔京師，以四夷輔諸夏。作者以慷慨蒼勁的筆觸，從多民族視角，總結了北魏以來歷朝，對祖國統一、多民族融合、區(qū)域協調發(fā)展做出的貢獻，取得的寶貴歷史經驗。

作者簡介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獲選教育部新世紀優(yōu)秀人才計劃、北京市社科理論百人工程、北京大學杰出青年人文學者計劃。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榮獲2010年度全國優(yōu)秀圖書排行榜第一名，《天下·香巴拉的中國》一篇，曾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擔任編劇的電視劇《星火》、《毛岸英》均創(chuàng)中央電視臺年度最高收視率。

書籍目錄

修訂版自序
海國圖志
　重新開眼看日本
　曼哈頓的秘密
　無窮花開鳥致院
北國風光
　盧舍那
　自遠方
　西北旺
　日出西天
　大雨落幽燕
亞細亞的心臟
　這美麗的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國
　消逝的冰川
風雨下江南
　幾度風雨海上花
　嘆江南
　白銀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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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jié)摘錄

　　重新開眼看日本 當我們說日本右翼不肯正視、反省其歷史之陰暗的時候，我 們自己其實也對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其中哪些是“陰暗面”不 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歷史”與我們的“不了解日本歷 史”相遇，構成了難以克服的死結，而這種死結，只有通過對于 日本社會“內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開。明治維新在“現代化”和“富強”的意義上．長期被美化了，它從日本的現代史中被孤立出來，受到不加分析的謳歌。這絕不 是說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關化自己的歷史，而是說在所謂“現代 化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整個19世紀以來的殘暴歷史幾乎沒有被 反思過。在這個意義上，美化和拒絕反思日本近代歷史的．當然 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詡為“精英”的中國人。中國的皇權專制畢競是有形的專制，而日本的天皇專制卻是 無形的、精神和法統的專制，中國的皇帝稱“天子”，皇帝的上 面畢竟還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 皇竟然自稱“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歷代的幕府將軍雖 然將天皇虛位，但卻沒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中國的革命 可以打“替天行道”的旗號，但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天”，所以與中國相比，“革命”和改革，在日本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合 法性——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日本當然有比中國更強烈的專 制傳統。近代以來，日本出于種種目的，將中國置于顯微鏡下反復研究解剖，日 積月累，逐漸深入透徹——現代中國最杰出的歷史學家首推郭沫若，而郭 沫 若對于甲骨文、金文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主要竟是在日本作出的，對日 本 “京都史學派”的巨大學術成就，郭沫若是很肯定的。與郭沫若并肩的歷 史學 家是陳寅恪，所謂“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陳先生對國人 之于 自己歷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這一點，認識更是很痛切的。古人常說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而近代以來，中國經常吃日本的虧，恰 恰就是由于對日本準備、估計不足，研究了解不夠所致。日本侵華戰(zhàn)爭爆 發(fā) 后，宮崎市定曾這樣說：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總之，即是所謂“愚蠢莫過于輕敵”這種態(tài)度 。其后明朝滅亡、中國被另一個民族滿洲征服時，當然不能說中國沒有過抵 抗，但大體上，抵抗是無力的，其中有種種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滿了這樣的 想 法：對手不過是極為愚昧落后的夷狄罷了。最近，當日本向中國大陸擴張 之 際，最初中國所采取的態(tài)度，當然也是把日本當成了大傻瓜。歷史證明：那些將日本當成了“小日本”、“大傻瓜”的人，所有的 不過 是自以為是的小聰明罷了，如此下去，中國也只好繼續(xù)吃虧。因此，重新 認 識日本，重新開眼看日本，或者說大一點——建立我們自己的日本觀，乃 是 當務之急。當我們說日本右翼不肯正視、反省其歷史的陰暗的時候，我們自己其 實 對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其中哪些是“陰暗面”也不甚了了。于是，日本 的 “不反省歷史”與我們的“不了解日本歷史”相遇，從而構成了難以克服 的死 結，而這種死結，也只有通過中國對于日本社會“內在矛盾之研究”才能 逐 步打開。而這些所謂“日本內部研究”的課題包括：從日本歷史上看，它 內 部的基本矛盾何在？這種矛盾如何鑄造了日本的傳統？今天的日本社會內 部 又面臨著何種基本矛盾？這些矛盾的走向、可能性后果怎樣？——我認為 只 有這種深入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們正確判斷形勢。而所謂從日本制度的內在矛盾出發(fā)，建立“中國的日本觀”，這里的 基本 方法，說句某些人也許不愛聽的——還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得最為 明 了。他這樣說：“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 事物 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fā)展，即把事物的發(fā)展，看 做 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 事 物互相聯系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fā)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 事 物的內部，在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卑凑彰飨慕虒Э创毡締栴}，我覺得就能比較好地認識到：一，從 歷史上看，正是因為日本內部的社會結構、基本社會矛盾與中國完全不同 ，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國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與中國南轅北轍的道路； 二，日本自近代以來發(fā)動一系列侵略戰(zhàn)爭，首先乃是為了緩解和轉嫁其內部嚴 重 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即對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國內矛盾所決定、促發(fā) 的； 三，所謂外因不過是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基礎，今天的日本如何處 理 和應對其內部深刻的經濟社會矛盾，從根本上決定了中日關系的走向，而 中 日之間的諸問題如何解決，關鍵還是要看日本朋友們治理內部危機的能力 如 何——歷史的教訓告訴人們：一旦日本內部問題失控，則城門失火，殃及 池 魚。中國則不得不未雨綢繆。一、從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 從8世紀起延續(xù)近百年的奈良時代，以及持續(xù)了400年的平安朝時代，這500余年，被稱為日本的古代史。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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