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十字門

內(nèi)容概要

評《過十字門》
普塔克（Roderich Ptak）
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
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466頁。
金國平和吳志良大概是澳門古代史與中葡關(guān)係研究領(lǐng)域中，最多產(chǎn)的中國學者?！稏|方》曾介紹過他們系列文集的前兩部（2002年第三期，第118-122頁；2004年第八期，第119-123頁），《過十字門》是本欄第三次推介二人的合著。這並不尋常，也許會令讀者訝異。但是，在研究澳門歷史問題的諸多中國學者中，極少有人具備如此深厚的葡語功底，能對各種來源的資料旁徵博引、融會貫通。這方面專家爲數(shù)不多，金、吳二人又是其中翹楚。
本書以一長篇代序開篇、一精悍後記收尾，中葡文目錄分列，中間收錄學術(shù)論文和筆記或曰隨筆共32篇，其中一些帶有史實品評的意味，而篇幅較長的文章中有一部份已見諸學術(shù)期刊，經(jīng)些許改動收入此集。
代序言承上啓下，既體現(xiàn)本書是二人早前著述的延續(xù)與發(fā)展，又爲本書的主體部份奠定了基調(diào)。該文提出將1511年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征服滿剌加作爲亞洲歷史的轉(zhuǎn)折點，葡萄牙從此成爲中國海域的主導力量，明朝政府在東南亞的勢力日漸衰微。該文還剖析了中葡第一輪交往的過程，探討了澳門開埠的確切時間和逐步繁榮的某些基本“謎團的七巧板”；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全書結(jié)構(gòu)的縮影。本書與前二卷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再局限於“單純的”中葡關(guān)係問題，而是擴展到了十五世紀早期的一些論題，彼時鄭和西洋艦隊正馳騁於東南亞和印度洋，可以説他們是葡人的“先行者”。
限於篇幅，此處只對意義尤其重大的篇章加以簡評。全書第一篇是關(guān)於注定失敗的皮萊資(Tomé Pires)使團的研究，作者著重利用了中文史料，引用了更多的第一手資料，對伯希和關(guān)於這一問題的著名分析加以補充，其中包括朝鮮的《李朝實錄》，並由此牽出了對江彬、陳金等關(guān)鍵人物的考證。 這些史料已被收入金、吳二人常引用的近期出版的《明清時期澳門檔案文獻彙編》（1999年）的第五卷。
隨後一篇文章辨析了多種對“南澳”、“東粵”、“粵東”等地名的不同解釋，意在爲汪柏與萊奧內(nèi)爾?德?索札（Leonel de Sousa）議和一事提供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中國地方當局允許葡人以商人、合作者身份進入廣州貿(mào)易，極可能是因爲廣東期望葡人的先進武器成爲他們的制勝法寶，幫助鞏固海防、征討鎮(zhèn)壓何亞八等海上匪盜，這是無法否認的。更早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建議派使團到中國與明廷建立正式關(guān)係一事的始末也得以釐清。值得注意的是，行文之中的一些注釋非常詳盡，尤其是注釋76，細緻完整地討論了所謂“（守）澳官”一職可能的職責和作用。
第三文考查伊比利亞人早期作品中提及的“天妃”信仰，及這種信仰與“Macao”一名來源的聯(lián)係，其中引用了迪亞斯（Pero Diaz）、卡斯塔聶達(Fern?o Lopes de Castanheda)、戈伊斯Damin?o de Góis)、埃斯科爾巴(Jo?o de Escobar)、克魯斯(Gaspar da Cruz)、拉達(Martín de Rada)、門多薩(Juan de Mendoza)、桑切斯(Alonso Sanchez)等多人的記述，證明“媽閣廟”及“媽祖閣”（Templo da Barra）的叫法在明朝已很普遍。文章還介紹了一些與“Macau”(或其他拼寫)同名的地方或事物的有趣知識?？偠灾?，在澳門開埠之前，媽祖廟（Barra temple）已經(jīng)存在，這一點也得到了所引章文欽較早研究成果的印證。
第四文討論了霍韜與其子霍與瑕在中國對葡政策中發(fā)揮的作用。在一些朝廷重臣上疏建議驅(qū)逐葡人之際，另一些人主張將澳門視爲抵禦外敵入侵的防綫和商貿(mào)重鎮(zhèn)。這與地方利益不無關(guān)係，林富就曾抱怨如果廣東閉關(guān)自守，福建就會從海上貿(mào)易中大牟其利。
第五文試圖解釋《明實錄》裏一中文名“啞喏唎歸氏”之含義。包括語音綫索在內(nèi)的種種證據(jù)説明，這有可能是Gil Toscano de Góis或Gil de Góis的音譯。羅理路在《澳門尋根》(1997年) 中對此人有更多介紹。
六至八文論及在澳日本人（尤其是1608年之亂時）、王綽的功績等問題。而第九篇則再現(xiàn)了有關(guān)“議事亭”（澳門議事亭）的歷史。多位西方學者對議事會所在建築有過研究，但本文是目前爲止第一篇有關(guān)此論題的重要學術(shù)論文?！白h事亭”一詞的使用可追溯至明代，入清後，各種記載中出現(xiàn)了更多有關(guān)內(nèi)容，其中張汝霖、印光任的《澳門記略》（1751年）多有描述，書中有展現(xiàn)1780年擴建前議事亭華式風格的著名插圖。本文另有關(guān)於荷蘭人布利（Theodore de Bry）所制之圖的説明。
緊隨議事亭考證的一文探討了中國官員臨澳駐節(jié)地，其後是關(guān)於禮儀之爭的研究，另有一文泛論葡語在亞洲的傳播、以語言為紐帶的國際機構(gòu)以及現(xiàn)今各種旨在加強葡語世界全球聯(lián)係的組織。顯然，澳門在其中可以發(fā)揮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也取決於中國領(lǐng)導的態(tài)度和他們支持以葡國文化對抗美國文化霸權(quán)的意願。
其後一文是對一舊主題所作的新嘗試，即所謂中國與美洲之間經(jīng)由澳門的“苦力貿(mào)易”。儘管當?shù)卣吞熘鹘虝吡ψ柚古按袪?，許多早期研究仍將譴責的矛頭對準葡萄牙當局和企業(yè)家無盡的貪婪和種種惡行。一些文章甚至將整個悲劇歸罪於澳門。本文的觀點卻大相徑庭，首先，它論證了葡人在苦力貿(mào)易中所佔份額的有限性，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本文明確提出英國乃是真兇主使，因此對英方的論斷應加以審慎細緻的解讀。事實上，在這場爭論中，英方（其利益常與葡國不一致）應對不擇手段嚴重歪曲歷史真相負責。本文無疑極具啓發(fā)意義，闡述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包括英語世紀中的葡萄牙形象，以及這些形象如何詆毀了葡人先前的所作所爲。
其他有關(guān)澳門的文章主要圍繞教會活動史。其中篇幅最長的一文涉及湯若望及其私生活，討論集中在一些既微妙又頗具爭議的論點上，此處不多轉(zhuǎn)述，其結(jié)論則可見仁見智。
其後一文又回到16世紀中葉，比較了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中國事物及其特點詳論》和朱紈的《甓餘雜集》。兩者均常為當代學者研習，尤其是其中關(guān)於葡人在浙江、福建一帶的活動內(nèi)容，以及澳門開埠前Liampó（或雙嶼港）的曲折原委。本篇對一些事務名稱提出了新看法並有所評論。
有關(guān)“葡萄牙部份”的末一文評述了早期西方出現(xiàn)的中國地圖，這至少象徵性地引出了“中國部份”，其中首篇文章就直接針對孟席斯（Gavin Menzies）新近大熱的作品，該書的論斷令人瞠目，中國期刊雜誌及互聯(lián)網(wǎng)一時間充斥著相關(guān)評論。但迄今只有少許作者拿出了詳細論據(jù)駁斥其荒謬觀點，金國平是其中最有發(fā)言權(quán)的專家。他已有幾篇相關(guān)作品發(fā)表於《鄭和研究》等處，其中一些成果也為本書所用。
這一篇（將近50頁）檄文嚴辭批評、全面駁斥了孟氏的論述。1428年地圖、1459年毛羅地圖、“junk（中國式帆船）”一詞、以及所謂Pizzigano地圖上的四個名稱的考證等成爲證僞的切入點，作者動用了大量資料，尤其是伊比利亞人的有關(guān)史料及一些中文資料，對孟氏之說釜底抽薪，將其荒謬可笑暴露無遺。最終結(jié)論是：這一作品毫無科學價值，學術(shù)界不應坐視，否則將對“鄭和研究造成傷害，產(chǎn)生更多的誤區(qū)?！保ū緯?69頁）
此文（第二十七篇）及其後幾篇多為文字考證，其中有關(guān)神鳥“鵬”——古書中的巨鳥——以及伯希和曾著文探討過的所謂“女人國”的文章，都可看作是此類研究的佳作範例。
餘篇涉及明代船艦之大小、裝備、以及龍涎香是否可用以塗抹船體（《西洋朝貢典錄，1520年》中觀點）等，另有比剌、孫剌、木蘭皮等地名考證。其間引用了韓振華關(guān)於鄭和寳船的觀點，即船可能是3桅的福船，但由於史料不足，仍不能得出最終論斷。對此問題之探討勢必繼續(xù)，但若不能通過考古工作發(fā)掘新的証據(jù)，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就仍遙遙無期。
有關(guān)Sunla（孫剌）和Bila(比剌)的考查得自一系列複雜的語言比對和推導。最終，作者認爲B(tài)ila代表Bilad-al-Sufala，即莫桑比克島，而Sunla則指索法拉（Sofala）地區(qū)，這一帶是鄭和航海的極西點，與隋唐史料中所言“僧祇”（Zanj）西方邊際一致。沈福偉等人也持相似觀點。
（原載葡萄牙東方基金會《東方》雜志，2005年第十一期，第120-124頁，臧小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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