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覺醒

出版時間:2008/8/27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作者:丁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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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1916年),美國北長老會派至中國的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62年(1850年—1916年,期間有4年時間不在中國),曾任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學貫中西古今,對晚清中國社會有微細的觀察和獨到的見解;著有《漢學菁華》(The Lore of Cathay)和《花甲憶記》(A Cycle of Cathay)等。

作者簡介

介紹了滿清帝國的全貌 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
著重描述了作者所親身經(jīng)歷的1902至1907年間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並試圖解釋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潛在力量,表達了作者對於中國光明未來的極大期盼。
丁韙良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要遠比其他的西方漢學家們更爲深刻,對於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絕大部分西方人都更爲深厚,因此,此書是研究漢學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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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19條)

 
 

  •     P142
      【俄國人貪婪的眼睛盯上了朝鮮,從一個貧窮的朝廷那里榨取利益,并且獲得了在鴨綠江中的通航權,以及鴨綠江兩岸的伐木權?!?br />   
      資本主義精神就是永不滿足的胃口和欲望,從十九世紀晚期的全球擴張,到一戰(zhàn)后的個人欲求,再到今天我們自己的精神饑渴:難道我們還不足以認清這個一脈相承的線索嗎?
      
      基督教(作者)與資本主義(史實)之間的確存在親和力。當代國際秩序的本質(zhì)既是西方秩序,也是基督教秩序,并非什么超現(xiàn)實主義的普世真理。
      
      
      P149
      俄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大打出口。美國人出手相勸,于是,【自從本文寫完之后,諾貝爾和平獎最近剛剛被授予羅斯??偨y(tǒng)】。
      
      這也顯得很搞笑。越是自認為虔誠而篤定的事情,在價值體系之外的人看來卻很有嘲諷的味道。劉禾說,近現(xiàn)代西方人觀看東方的方式說到底還是康德【主-客體二分】的對立視角,即【我vs.他者】的二分。但越是在這種出自傳教士之手的、虔誠肺腑的自傳性文體里,這種只朝前看的視閾才會愈發(fā)愚蠢地暴露無遺。
      
      人的眼睛都長在自己臉上,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看,沒人能把眼珠子挖出來,用手拿著,舉在天上看。而且眼睛也只長在前面,所以只能往前看,看不到背后,更看不到自己的后腦勺。
      
      
      丁韙良的自傳很可以拿來作比較閱讀,比如《老殘游記》和吳研人的小說。但這還不夠。
  •     比如對于關稅司,課本上講的是我朝被剝削,沒有權力什么的,可作者就說清政府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清廉的機構。
      
      還有滿人,沒想到作者竟用諾曼人來進行比喻,這確實是想不到的。盡管總覺得不妥,但確實是令人耳目一新。
      
      但要注意作者是美國人,游走于天朝的高層之中,對于事情的看法自然和底層的不一樣。
      
      或許這就是他將滿清的未來完全預計相反的原因?這本是幾乎是剛出版沒幾年,歷史就和這位“滿清的老朋友”開了一個玩笑——辛亥革命了。
      
      所以我們可以自然地聯(lián)想到現(xiàn)在不同階層的人對于中國的看法是不一樣的。究竟哪一種才算是“符合歷史大方向”的呢?不得而知。
      
      這就需要多多了解了,畢竟自己眼中的世界只是自己身邊的人的感覺。不同的人,生活在相同的社會中,卻感受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所以,千萬不可夜郎自大或妄自菲薄,貽笑于大方之家。
      
      
      
  •     ——讀《中國覺醒:國家地理、歷史與炮火硝煙中的變革》
      
      在個人的記憶里,我總是無法忽略一個事實,即在今天我的家鄉(xiāng),晉南、晉東南的一些地方,曾經(jīng)有很多新教世家,有些地方,整個自然村落里幾乎家家都是這樣的世家,現(xiàn)在的后輩中也還有人信教,——就在這個現(xiàn)代中國。我曾經(jīng)有幾次就此詢問過家里的長輩,特別提到,這種極具地域特色的改良性質(zhì)的信仰的來歷,是否當年有傳教士來到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向我講述了或者說轉(zhuǎn)述了更老輩人的記憶。我問的時候?qū)W⒂谌藗兊谋砬楹蛿⑹龇绞剑驗橹浪麄兌喟氩粫v清楚對這件事的具體看法,但是表情會表現(xiàn)出一個人潛意識下的態(tài)度,純乎自然。我并不想搞清楚一種宗教信仰的傳播對授予者有怎樣的影響,而對當?shù)厝巳绾慰创@些傳福音的人和他們所做的事情更有興趣。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傳教士的選擇,他們當年來到一個“新世界”的理由,也同樣值得注意。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國印第安納州人,基督教新教教會長老派傳教士)先生在《中國覺醒——國家地理、歷史與炮火硝煙中的變革》一書曾經(jīng)說道:
      
      “……對此我懷有一種個人的興趣,因為正是鴉片戰(zhàn)爭中英國人的隆隆炮聲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國,從此便認定它是一個傳教的好場所?!保▍⒁姳緯?24頁)
      
      這樣的話語對于現(xiàn)代普通中國人來說在感情是很難接受的,因為兩次鴉片戰(zhàn)爭不僅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濃重的筆墨,而且是來自歷史教科書的關于民族最深刻的創(chuàng)傷,劃出長長的刻痕,有人把它看作是國家歷史中屈辱的肇始。但是,丁韙良畢竟是一個已經(jīng)成為歷史人物的早期考察近代中國的西方人,如果我們不再在宏大國家敘事的層面來看待問題,可觀上來說,倒是可以看出一個歷史上有趣現(xiàn)象之所以產(chǎn)生的端倪,即當年大量的、不同派別的西方新教傳教士選擇他們傳福音的目的地,確實存在著明確的遴選標準,甚至,即便在中國境內(nèi),選擇哪個行省、哪個地區(qū)來開展他們領自上帝的使命,也是先有自己的判斷的。
      
      丁韙良無意間透露出來的標準,我覺得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傳教事業(yè)究其本質(zhì)來說,是一種價值觀的輸出過程。在今天,對外輸出價值觀這樣性質(zhì)的事業(yè),或者說可以向外輸出價值觀并且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是一種國家榮譽,也即總是社會中強有力的資源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歷史上的西方傳教士,顯然沒有這樣的機遇,他們更多時候是民間組織,甚至,往往是個人面對不可預見的困難和危險;同時,既然是價值觀的輸出,一定是尋求認可和繼承,就絕非一日之功,需要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更需要時間。對于世界上一些具有長期“排外”歷史和民族性格的國家和地區(qū),傳教士尋求一線“開放”的機遇,或許要比要求開放通商口岸的商人心情更為迫切。在西方人看來,近代中國給他們的更多的是一種蠻荒的印象,這時,所謂鴉片戰(zhàn)爭的“隆隆炮聲”,敲開了閉關鎖國的近代中國的大門,雖然我們聽起來不舒服,但是確實對“丁韙良們”是一個重要的消息,從此,這塊古老的土地一天天走進了他們的視野,決定了他們行色匆匆的旅程。歷史的沉痛和機遇,總是糾結在一起。
      
      對于丁韙良來說,這個旅程或許過于漫長了一點,這位美國人,作為美國北長老會派至中國的傳教士,竟然在中國前后生活了62年?!m然看起來這個遵循“笨拙精神”的歷史人物或許是“愛你所選擇的”那種人,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和帶著感情工作畢竟不是沒有原因的。從原著中來看,我們?nèi)绻f他“始終”對開始變革的中國社會充滿信心,對這個古老國家接受西方文明的前途充滿信心,未免言過其實,但他在文字里確實表達出了這一顯著的傾向。也即,他認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已經(jīng)開始變革,而且這個國度一但開始變革,就會有接受世界文明的成功歷史。有趣的是,他認為當時最有能力使古老中國及早進入這一偉大進程的是“清政府”。即便這個統(tǒng)治階層充其量是曾經(jīng)鼎盛王朝的沒落階段,雖然有了外交衙門、派遣大臣留洋考察,新興海軍,但其實根本不能冠以“政府”這樣的現(xiàn)代政治概念。
      丁韙良把促使當時中國社會自上而下而起改革的原因,概括為“五幕正劇”,即清末從鴉片戰(zhàn)爭到義和團運動的被認為劃分為五個階段。這一段歷史,相信人們可以容易接觸到的史料已多,現(xiàn)成的專業(yè)研究材料汗牛充棟,個人心中自有定見,無需贅言。只是其中關于太平天國的敘述頗值得審視。在丁韙良的敘事中,洪秀全只是初步和當年設在廣州的美國浸禮會的分支進行了接觸,“在并未得到正式洗禮和尚未獲得傳道者信任的情況下”,這個“風度翩翩”的年輕人就創(chuàng)建了自己的本土宗教組織,并且進而通過這種形式最終在廣西“起事”,從而造成了現(xiàn)代中國史學界形成共識的所謂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規(guī)模的兵荒和歷史的“倒退”。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想見,那些星星點點的孤獨于古國各處的基督教派系下的分支,對于這樣一個公開宣稱信仰基督教的臨時政權,一定會有一個被吸引到認識的過程。丁韙良的記錄中,有幾個批次的傳教士代表,曾經(jīng)試圖進入“天國”內(nèi)部進行一番考察,他本人也進行過這種努力,結果以失敗告終。他對太平天國的正式評價并不是很多,他做出過一個積極的考察報告,盡量以善意理解這場本質(zhì)上不過是把神圣的信仰當作幌子的封建農(nóng)民起義。
      
      這本書在今天的史料價值,更多時候并不是作者致力最深的對當時中國的地域考察和改革考察,而是記錄了傳教士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教育投入,附錄中的一篇《在中國傳播世俗只是的傳教士機構》個人認為極有意義,通過史實透露出來的精神世界的東西,值得今天的讀者詳加體察和思考。除了傳布福音,在當?shù)剡M行所謂世俗知識的普及,一直是西方傳教士千百年來的又一項重要的使命。在這時,往往在教育和醫(yī)療兩個領域形成一個交匯點。在朝廷的庇護和資助下,1906在北京創(chuàng)建了“協(xié)和醫(yī)學院”(現(xiàn)在多稱為“協(xié)和醫(yī)學堂”,協(xié)和的前身。名為Union,即聯(lián)合之意)現(xiàn)在看起來是一個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顯示出各個教會合作在中國致力教育投入的成就。醫(yī)療本身是一種現(xiàn)實解決,教育則是一種長效機制,通過丁韙良的表述,我感覺當時的教會工作還是以教育為軸心。他的記錄中還表述了當時自己如何為中國社會編著國際法和政治經(jīng)濟學方面的教課書,另外一些教士還編著出很多種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材和讀物,將宗教精神融匯進這些書籍之中。盡管在我看來,這些教材和書籍的起點遠在當年它們的受眾接受能力和審美之上,但還是覺得應該對這樣的良苦用心表示相當?shù)木匆狻倪@篇提綱式的文章來看,更佐證了我對西方傳教士對近代中國教育的投入和貢獻的一貫看法。盡管近年來,專業(yè)研究者對西方傳教士在華歷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許多足以改變?nèi)藗児逃锌捶ǖ某晒?,但是對于在很長久的時間里,中國社會沒有對這種投入和貢獻予以客觀的認可,作為一個普通中國讀者,應該感到慚愧。
      
      丁韙良寫于1906年的本書的序言中,曾經(jīng)說道:“我們是否可以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確信中國將成為基督教國家中的一員?”這個設問,對于今天很多皈依的青壯年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歷史的契合,他的問題或許也是后者的問題。更多的時候,這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是關乎文明。
      
      2010-1-31
      
  •     我不知道該怎樣開始我的評論,首先,因為這本書我不得不回顧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這必將是龐雜和不堪的。其次,此書采用的常見的西方記者式的文體,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讀者的眼光。再有,無論丁韙良比其他同時代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更有好感,更有同情心,以及在向中國傳播西方文明的貢獻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仍然對他抱有警惕。
      
      有學者否定存在“歐洲文明中心”的事實,但這并不妨礙西方殖民者以此作為殖民世界的借口。當他們遇見“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的中華帝國時,不像在其他大洲那樣順理成章、理直氣壯。以堅船利炮取勝后,他們甚至把禁止使用“夷”來稱呼自己的要求堂而皇之地寫進《南京條約》,這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外交條款,其時,“德、刑”的對象已顛倒了位置。丁韙良參加了中美《天津條約》的翻譯和起草工作,不知當時丁的心情如何。期望中國基督化的丁韙良,逐漸偏離了傳教士的身份,在他的著作里,不難看出文化使者和政治謀士的味道濃烈起來。美國不是當時西方列強的老大,抱著你們(葡萄牙西班牙英法日俄)吃肉,我跟在屁后也絕不喝湯的心態(tài)。
      
      事實上,傳播西方文化知識是傳播福音的無法避免的手段和副產(chǎn)品,也是逼迫“中國開放”的必要途徑之一。在傳教士看來,基督化才是這個衰老帝國的唯一救命稻草。丁韙良一廂情愿地說:“我們是否可以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確信中國將成為基督教國家的一員?”今天所謂全球一體化的理論,有沒有與其相似之處呢?丁韙良的愿望落空了。大清帝國的決策者也辜負了他。他贊美“慈禧的統(tǒng)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革新”,稱與他私交甚好的張之洞為“長弓武士”,他大聲疾呼也于事無補,這位“19世紀的利瑪竇”眼睜睜地看到,沒過太久,大清帝國就駕崩了。
      
      丁韙良在其著作《天道溯源》中說:“闡圣教使人共歸圣域也,非一日矣?!倍≡谥袊嗄辏耙魺o不正,字無不酌,義無不搜”地寫下了大量有關于中國的著作,《中國覺醒》是其中影響深遠的一部。丁韙良介紹中國歷史和地理,具有簡約紀事的性質(zhì)。也許他并沒完全理解中國文化,比如他在《中國覺醒》十七章解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也”時說:“如果學過《易經(jīng)》,孔子就可以通過計算隨機概率來調(diào)節(jié)他的行為舉止了?!币苍S他急于使基督教傳入中國,不得不勉強基督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融合,使他的文字前后矛盾,——毋寧說是他的心態(tài)吧,一面對中國贊賞有加,一面認為中國亟待拯救。他天真地認為,中國若能改變服飾,剪掉辮子,就“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本書的封底引用丁韙良的話“只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中國人民將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據(jù)一個重要位置。”是的,我們已經(jīng)有了位置,但我想,這不是丁韙良的原意,本書的設計落了丁的狀語:“在完美科學和真正宗教的激勵下”。所謂“真正宗教”,才是丁的真正用意。在論及中國婚姻制度時,丁認為“一個能容忍上述兩者(指儒家和佛教)之一或兼能包容的民族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文明的民族。”恰恰相反,中國文明之所以薪盡火傳,就在于她的包容性,這是世界其他文明所不擅長之處(記錄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的“景教碑”碑文在傳教士名前都加了個“僧”字)。另一方面,丁韙良用基督文化作為唯一衡量標準來觀察中國,的確起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作用。丁敏銳地發(fā)現(xiàn)中國“部分和整體之間以及各個不同地方之間的連接存在缺陷”,中國人“缺乏共同感,地方觀念往往高于國家利益”。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利益沖突和行政制度的缺陷是造成中國積弱的原因之一,這種觀點,已被當代史學家論證和承認。當丁韙良得知乾隆退位是因為“乾隆不愿意在皇位待的時間比他的祖父更長”時,他諷刺道:“中國為什么不頒布法律,規(guī)定每個人的壽命不能超過其父親呢?”這其實是兩種文化不同的具體表現(xiàn),正如丁的“辮子思想”,不能理解傳教士羅孝全在剪了辮子,號稱“拜上帝教”的太平軍中居然有性命之虞一樣。他不知道,假受于天是中國起義者慣用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他很遺憾:“假如英法聯(lián)軍支持太平天國反對滿人統(tǒng)治的話,中國的未來將會是多么的不同啊?!?br />   
      盡管丁韙良在中國生活了六十余年,他對中國的認知仍帶有獵奇和淺顯的性質(zhì)?!吨袊X醒》有一半的篇幅是傳教士眼中的“帝國的全貌”和“歷史綱要”,就本書而言,一個津津樂道于東方古國風度的傳教士,他怎能觸及到底層社會呢?我不確定丁韙良是否知曉,到1840年時,信奉天主教的30萬中國人絕大數(shù)都是最偏僻、吃不上飯的窮人,但他的確很少有描述中國勞苦人民的文字。他刻意回避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侵害,只看到“傳教士們被燒焦的尸體就躺在焚毀的住所中”,當侵略者前來報復時,丁是這樣寫的:“一個傳教士乞求軍隊放過他們,當?shù)鼐用駥τ谒那笄楦屑とf分,所以向傳教使團捐贈了大片土地。”如果這算隱晦的話,那么丁在紐約出版社聯(lián)盟會上的致辭就再明顯不過了:“假如我們表示愿意公平地對待中國人,中國及其人民將前所未有地敞開大門。美中貿(mào)易將大幅增長,美國國旗將在所有保護中國領土完整的國旗中鶴立雞群。”此時,誰還會相信他是個傳教士呢?
      
      傳教士在“西學東漸”中起到的歷史性的作用與丁韙良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作出的貢獻,不是本文議論的范圍。我們不能因為他是一位對中國的情感相對而言是友好的傳教士、漢學家,就喪失了理智的批評。從細節(jié)來說,我們一向缺乏這種正確的心態(tài)。想一想你自己或你的親人朋友有了錯誤時,你的態(tài)度吧,至少,你不會直截了當?shù)爻姓J和指出。
      
      1855年,丁韙良在杭州布道,一位中國縉紳邀請他做客喝茶??N紳表示如果西方學者經(jīng)過他的城市,如果無人表示敬意的話,他將感到羞恥。丁為此贊嘆說,“希伯來人或阿拉伯人能有這么熱情好客嗎?” 時間快進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政府還號召市民“不要圍觀老外”?,F(xiàn)在我們終于能平等地看待老外了,可對待西方文化上就不是那么簡單了。老外早已不是在皇家宴會上偷走青花瓷餐具的老外了,我們卻還有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大中國主義泥沼的危險。剔除《中國覺醒》的一些偏見容易,但我仍然擔心它所帶來的“中國已經(jīng)徹底覺醒了”的虛幻。
      
      
  •     還沒看完,光是本書的序言就讓我振奮不已。原來它是這么堅強,沉睡的雄獅醒來原來是這么強大。看它的發(fā)展讓我更覺得是一種奮斗;憤斗。一個民族的不屈和上進創(chuàng)造了如此奇跡,那一個人勒。會怎樣。這讓我想起了亮劍精神,迎難而上;回頭想想,我有嗎,這種精神我有嗎。話說回來,百年之間發(fā)生了如此大的變化,百年之后勒,會怎樣。期待期待
  •     (《中國圖書商報》特稿)
      1834年,英國人律勞卑被任命為駐中國商務監(jiān)督一職,將上任的公函送至廣州城門外,卻吃了兩廣總督的閉門羹,理由是信封上沒有標注“稟帖”字樣,以示“謙卑地請愿”之誠意;25年后,已淪為亡國奴的咸豐皇帝頤指氣使,要求美國特使華若翰像附庸國的進貢者一般向他行三叩九拜的大禮,惹得一直以溫文爾雅為榮的美國人也氣急敗壞起來:“我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
      一個“天朝大國”居高臨下的倨傲引起了西方列強的反感,這甚至成了西方學者用來解釋鴉片戰(zhàn)爭何以爆發(fā)的借口,在丁韙良的詭辯里,英國人大動干戈并非保護鴉片走私貿(mào)易,而是出離憤怒下,為了使傲慢中國(清王朝)俯首稱臣,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
      在另外一個外國人馬士所著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清政府的自大昭然若揭:“天朝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勝于雷霆;光天之下,誰敢不服!”中國人之所以表現(xiàn)得如此傲慢,甚至到觸犯眾怒的程度,是因為他們背后有一段長達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在丁韙良看來,“一個具有無窮精力之民族的故鄉(xiāng)”怎會不擁有偉大和繁榮的未來呢?與其說,他在“帝國的全貌”里展陳的是一個國土疆域和人文風情的地理中國,毋寧說,他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個東方大國浩浩蕩蕩的歷史圖景,以及這副圖景里隱含著的中國人的大國意志和天子雄心??陀^的說,就像房龍勾描世界地理版圖的眾多作品一樣,這部分的文字充分表達了丁韙良對于中國的友善和熱愛,盡管北京的景色粗野又光彩照人,生活便利條件甚至還不如西方的一個鄉(xiāng)村,但是,他仍然覺得“這里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像我的家,我很可能會在這里結束自己的朝圣之旅。”另外,在陳述中國的朝代更迭時,他善于用西方歷史和神話故事中的實例來進行對比和比喻,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加深西方讀者對相對于他們來說略顯古老而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認識和理解,從此也可以看出丁韙良的的確確是個“中國通”,在促進中西文化交融的過程里,他發(fā)揮的作用不可輕視低估。
      在眾多來到中國從事各種活動的傳教士中,丁韙良無疑是最有爭議的一個。1863年,丁韙良翻譯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一事就同時招致西方人與中國人的反對。法國公使公然叫囂:那個讓中國人知道我們秘密的人是誰?應該絞死他!中國人則以為:這個夷人想當大清的官兒!因此,他一方面被授予中西文化傳播者的美譽,另一方面又被輿論評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百家講壇”《說水滸》的學者鮑鵬批評當今許多用崇拜和留戀的態(tài)度,對乾隆、朱元璋們歌功頌德的電視劇是“歷史觀倒退”的表現(xiàn)。對待一段歷史,以及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一個美國人,尤其需要客觀清醒地為其定位定性。公允地說,盡管他在中國的62年間,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都表現(xiàn)出對于古老中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復雜情感,然而,不是取了一個中國名字,他從血液到靈魂已然就是徹徹底底的華夏兒女了。表面的中國化仍然無法遮掩他身上西方人和傳教士的雙重身份,隨之而來的是,他對于中國之愛的力量和純粹性也必將深受事實的考量。
      1815年,最早一批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們在馬六甲創(chuàng)辦了中國近代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隨后在中國領土上又先后出現(xiàn)了《東西洋考》等中文刊物,這些闡發(fā)基督教義和宣傳西方先進文化的小冊子無疑是對愚昧中國人民的一種思想啟蒙,然而,是不是像丁韙良形容的“難以估量的好處”卻是有待商榷的。在《中國覺醒》中他多次提及傳教士的作用,似乎有為這個群體唱贊歌,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嫌疑。比如,在提到自己的同行倪維思在山東煙臺種植了一個果園,就兀自地認為這果園在中國人眼里正是福音書所預示要造福于人類的一個顯著的象征;由于洪秀全公開宣稱信仰基督教,自己是“耶穌的弟弟”,丁韙良便認定他們是同道中人,在試圖接觸太平軍未果的情況下還用筆為他們進行辯護。在丁韙良的潛意識里,西方人信奉的耶和華也應當是,且必須是中國人的救世主,這都有意無意地表現(xiàn)出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思想。
      一百年前丁韙良的一句“中國是當今世界正在發(fā)生的最偉大運動的舞臺”直到今天仍然在鼓舞著奮發(fā)圖強的中國人;徐中約先生2001年撰寫《中國近代史》時評述中國的覺醒是“一個古老儒家帝國經(jīng)無比艱難,蛻變?yōu)橐粋€近代中國”,從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到共和革命,再到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風潮,一代代的中國人始終沒有忘卻時代賦予他們的神圣使命——復興中華的強國富民夢!可是,凝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國,那是被列強的利槍鋼炮撕裂的亂世,由于階級身份的圈囿帶來視野和態(tài)度的局限,丁韙良期待的《中國覺醒》,只是歸結于少數(shù)幾個君主和官宦如慈禧、光緒、張之洞自上而下的個體覺醒,而非整個中華民族全體國民自下而上的集體覺醒,也沒有帶來整個社會深層次的聚合和裂變,注定只是一出蒼白無力的殘世挽歌。
      
  •     刊發(fā)于《華商報》2010年1月16日
      
      一個經(jīng)營煤炭店鋪的老板讓他的妻子搬到住在鄉(xiāng)下的姨媽家里,以便照顧這位親戚的起居生活。但是,這位姨媽并不滿意這位外甥媳婦的笨手笨腳,并聲稱她無法養(yǎng)活自己。煤炭老板自覺有愧、不孝,于是把這位可憐的媳婦帶到了偏僻之地,并殺死了她。安然無事地回到店鋪之后,這位野蠻的煤炭老板托話給鄉(xiāng)下的姨媽,如果有人來抓他歸案,他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是,后來也并沒有人來抓他,而女人的尸體被掩埋,此事也并不了了之。
      
      這個駭人聽聞的故事發(fā)生在20世紀最初幾年的中國。而這個故事的記錄者就是被稱為“19世紀的利瑪竇”的丁韙良先生。丁韙良先生聲稱,這個故事就發(fā)生“在我住處不過一箭之遙的地方”。這是丁韙良為了控訴中國的“家庭奴隸制度”和對于婦女的不公,而舉出的一個見聞。在以道德理想主義著稱的中國,其實這類事件并不鮮見。但是,作為一名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并矢志帶給中國人基督福音的丁韙良,即使已經(jīng)在中國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依然驚訝于自己的所見所聞。他把這些“奇聞”以報紙新聞、游記、歷史隨筆、人物評論和見聞錄等形式一起放在了他所寫的三本關于中國的書籍里,這就是《中國覺醒》、《漢學菁華》和《花甲記憶》。
      
      其實當丁韙良先生睜大了眼睛,并吐出舌頭,目瞪口呆的時候,作為現(xiàn)代的中國人,我們也有著和他一樣的情緒和表情。這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民族,對于厚重的歷史不堪重負,但是對于就發(fā)生在一個世紀前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卻陌生如外星球。在中國人的歷史課本里有太多的政治陰謀、治國教誨和道德訓誡,但偏偏對于日常的生活視而不見。以至我們不得不從暴露官宦私人生活的日記里,描述腐敗和淫逸生活的小說中,搜索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表情。當然還包括那些目瞪口呆之后,以夸張和想象描述中國生活,試圖勾起外國人強烈好奇心的西方傳教士的見聞錄,即使最善于遺忘的人們也不會忘記,當年利瑪竇把中國描述為“遍地黃金”。
      
      對于丁韙良,人們存有爭議,估計和人們對于他所說所寫時候的驚訝的驚訝有關——這些傳教士驚訝于中國古老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我們也不能理解為什么他們有那么夸張的表情。我們很容易就能從這些見聞錄中,發(fā)現(xiàn)那個時代即使最有見地的作家也難以擺脫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幼稚可笑的歷史進化論,這是他們記錄中國生活點滴的基礎。
      
      丁韙良先生把英國處心積慮的鴉片戰(zhàn)爭以及由此造成的苦難說成是中國人“傲慢”的結果,這個缺乏最基本的政治歷史眼光的判斷令人啼笑皆非;他對于列強對中國人的欺凌和領土瓜分的無知和漠然態(tài)度令人愕然;而他對于發(fā)生在中國國土上“日俄戰(zhàn)爭”的評論,更是令有良知的民族汗顏,“以一個不帶偏見的觀測員角度來看,日本人無保留地振興滿洲里的做法可以是一個利害關系的中立國(中國)從中獲得極其巨大的利益”。
      
      我們很難期望一個外國傳教士,即使他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并客死于中國,能為國人的民族主義張目。我只能這么肯定丁韙良的價值:他帶著基督教的普世主義的博愛觀念(如果不是偏見的話)對于處于苦難的中國人投了一眼同情的目光?;谶@樣的立場,他為國人在教育、政治和文化上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
      
      具體到這本《中國覺醒》的書籍,如果著眼于作者價值立場的肯定,只會引來沒完沒了的模糊和爭論。拋開追求永恒性質(zhì)的價值,這本書的歷史參考價值難以忽視。正如開頭所述,通過這些長居于中國的好奇的傳教士的筆觸,為我們留下了眾多的歷史細節(jié)的描述。使得我們對于那些用來抽象地描述中國人的詞語,比如道德理想主義、洋務運動、和太平天國起義以及義和團起義等,具備了有血有肉的報告文學式的性質(zhì),為歷史的細節(jié)提供了個人經(jīng)驗式的人類學描述。比如除了本文開篇所述的例子外,丁韙良還照相般的描述了慈禧太后的長相,“她的臉部特征與其說美麗,倒不如說活潑而賞心悅目;她的臉色并非黃色,而是橄欖色,而且她隱藏在濃眉后面的兩個黑色眼球炯炯有神,隨時會放射出善意的微笑和灼人的寒光”。而他個人和張之洞先生的交往,也使得我們得以深入地了解張先生為了國人的現(xiàn)代化所作出的種種努力,甚至準備為國人籌建“有待成立的”第一所大學等等。還有像蒲安臣(A?Burlinggame)在一次玩笑中,并成為中國首位負責外交事物的“欽差大臣”的故事也頗耐人尋味。
      
      當然,也并不能否認本書在除了提供大量的歷史細節(jié)之外的優(yōu)點,比如丁韙良先生對于中國軍隊的判斷就充滿了真知灼見。作為一個外國傳教士,他在那個時代就敏銳地覺察出,中國人的軍隊有著強烈的鄉(xiāng)土觀念,而統(tǒng)一的民族觀念是非常淡薄的,“中國軍隊中還有一種令人不快的錯誤情緒是鄉(xiāng)土觀念,這使得入侵者能夠輕易地雇傭一個省的軍隊征服另一個省的士兵”。而正是這種強烈的鄉(xiāng)土觀念使得曾國藩的“湘勇”能夠戰(zhàn)勝已成燎原之勢的太平軍,也正是這種濃重的鄉(xiāng)土觀念在后來的軍閥混戰(zhàn)中起到了推波助燃的作用。
      
      這本書被作者分為了三個部分,即地理概況,歷史概況,以及中國的變革。這是作者為了向陌生于中國的外國人,介紹中國當下變革歷史的手段。此類敘述和很多傳教士以及漢學研究著作一樣,只是作者這次的目的在于普及關于中國人的歷史和地理文化知識,并沒有如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以研究的目的弄了一個“社會學基礎”,以為作者闡述中國從愚昧無知走向基督教化的“光明”前程而做的鋪墊?!吨袊X醒》的前兩個部分以作者的淺陋的歷史知識和地理游記組成,在任何一本普通的中學歷史和地理課本中都有,甚至還更少偏見。
      
      我從來不懷疑,新聞式的寫作是“現(xiàn)在歷史”的記錄,但也是最幼稚的歷史表達。歷史總是在變化中使得那些著眼于當下的判斷顯得滑稽可笑。但是作為一個歷史階段性的判斷和態(tài)度同時也是人們對于歷史的最真切的看法。我想拋開縈繞在丁韙良身上混亂而沉重的價值立場的爭論而言,丁韙良以及他的《中國覺醒》都為我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類學”材料。
      
  •   審核審核,總是在審核之中。。。
  •   樓主說得挺好!加一分。
  •   首先,跟帖評論的這一句話似乎在1880年以前并不存在:“在西方人看來,近代中國給他們的更多的是一種蠻荒的印象”。
    其次,看了這么好多些評論,竟然沒有人把教育和政治結合起來看待一個問題,或者經(jīng)濟聯(lián)系情況,甚至都沒有考慮社會、人文、歷史、民族、宗教、人種…………。這些看書的人難道真的天真到以為單憑教育、經(jīng)濟、科技等等中的其中一個就能為歷史進程下判斷了?
    這讓我想起了現(xiàn)時那些鼓吹中國自由化、或者鼓吹絕對公平的人,那些以為什么都私有化、小政府大社會,或者什么都共產(chǎn)掉、把腐敗完全杜絕的人,真的是又傻又天真。
  •   “我們是否可以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確信中國將成為基督教國家中的一員?”呵呵,不知道丁韙良的末世論觀點如何。
  •   那個時代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超過80%都是間諜,剩下的20%也許不是,但更多的可能是被那80%利用了。
  •   從傳教目的上來說,他們都是失敗者。這話值得商榷。傳教士對于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還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收獲了很多信眾。今天基督教在中國遍地開花就是明證。家祖父從三十年代信教,歷經(jīng)運動而不悔,基督教之精神對于信仰缺失的中國社會來說不無裨益。
  •   從傳教的目的上講,丁確實不夠成功。。。如果傳福音也可以搞“量化”評估,他的“得分”恐怕要遠低于戴德生、柏格理等人。對于今天遍地開花的局面,后者的貢獻還是更主要吧。
  •   聽著lz的口氣,甚大。
  •   請樓主一定要好好讀一讀這本書,不要戴著歷史眼鏡來讀。
  •   丁韙良諸人要重新審視,他們絕不是屠夫!要用一顆世界大同的心來讀丁的文章。
  •   什么時候才能真正擺脫草芥的命運?
  •   買了書來看,還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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