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維傳
出版時間：民國81[1992].1 出版社：臺灣日報社 作者：李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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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國士風范 智者行誼——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俞大維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臺北：俞大維紀念專輯編委員會。
作者簡介
李元平《俞大維傳》，臺北：臺灣日報社，1992年1月5日初版，同年1月22日增訂2版。據(jù)作者說，這部傳記主要是根據(jù)他對俞大維所做數(shù)次訪談的記錄，并翻閱有關檔案才辛苦寫成的。但據(jù)某些人士透露（卜少夫《俞大維謂嘆老衰》，載1992年7月1日香港《新聞天地》），《俞大維傳》的出版，并未徵得俞氏本人同意，甚至李元平連俞大維都沒見過，更不用談訪問過什么了。不管李元平本人是否有意“造假”，《俞大維傳》中的敘述確實有很多不實不盡之處。若是這樣的話，我們使用《俞大維傳》時，就不能盲目信從，非自出手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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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談陳寅恪
作者:俞大維等著
ISBN:
價格:4.20
發(fā)行地:臺北
出版社:傳記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民國67[1978]
頁數(shù):148頁
開本:19厘米
火藥原料及成品檢驗法
作者:俞大維著 頁數(shù):85
《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
1935年07月
兵工材料化學檢驗
作者:俞大維著 頁數(shù):206
《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
1935年07月
裝甲與防御
作者:(德)來麟閣(Walther Nihring)著 吳光杰譯 王東原,俞大維?！№摂?shù):86 中華書局 , 1944
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
國防論 俞大維, 1897- 俞大維口述；魏汝霖筆錄
交通部長俞大維先生 現(xiàn)代鐵路1947年第2卷第3期
俞大維 許彥飛 新中華1946年復刊第4卷第14期
俞大維的民主精神 快活林1947年第62期
俞大維的善言 人物雜志1949年第1卷第3、4合期
俞大維還不辭職？ 民主與統(tǒng)一1947年第26期
才猷卓越的俞大維 寄廬 南京中央日報周刊1947-48年第2卷第12期
俞大維先生捐款創(chuàng)設金井羊先生紀念獎學金 新社會1933年第4卷第11期
白崇禧與俞大維 消息半周刊1946年第13期
俞大維 何瑞瑤 新聞天地1946年第14期
交通部長俞大維氏訪問記 李續(xù)勛 交通月刊1947年第1卷第2期
俞大維『趁火打劫』！ 中國新聞1948年第3卷第5期
俞大維不會被人放過 中國新聞1949年第5卷第11期
俞大維與交通部 余滌之 周末觀察1948年第5卷第10期
最近之郵政進步 俞大維著
THE VALUE OF FOOT·BALL GAME By David D.W.Yu 俞大維 復旦第3期
交通部訓令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qū)公路工程管理局1947年周年紀念刊
- 俞大維學習數(shù)理邏輯和梵文一事的背景
──哈佛大學哲學系“黃金時代”的一段學術因緣
高山杉/文
提 要： 俞大維生于官宦世家，是晚清名臣曾國藩的曾外孫，民國時期先后擔任駐德商務調(diào)查部主任﹑軍政部兵公署署長﹑交通部長諸要職，對中國國防建設貢獻極多，被尊為“兵工之父”。1949年后，他出任臺灣當局“國防部長”，退職后任“總統(tǒng)府資政”，一生為官清廉，生活儉樸，深受世人尊敬。他去世前皈依佛門，振動一時。本文根據(jù)中外文新舊材料，對俞大維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數(shù)理邏輯﹑梵文﹑印度學和佛學的經(jīng)歷，做了一個比較可信的敘述，又對俞大維入學之前哈佛大學哲學系師生熱心研究數(shù)理邏輯和梵文的學術傳統(tǒng)做了一番考辨，以紀念我國近代史上這位不忮不求的國士和智者。
關鍵詞：俞大維（Yu Ta-wei, David Yule）；數(shù)理邏輯；梵文；印度學；哈佛大學哲學系；黃金時代；魯一士；蘭曼；霍金；謝佛；路易士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近代中西歷史名人當中，以哲學研究者之身份，改投軍政界而能獲得成功的著名事例，英國有霍爾登子爵（Richard Burdon Haldane,1st Viscount of Cloan, 1856—1928）①，中國則有浙江山陰的俞大維先生（英文名David Yule②，1897～1993）。關于俞大維的生平事跡，目前最詳盡的記述,應屬臺灣記者李元平編寫的《俞大維傳》③，以及臺灣俞大維紀念專輯編委會在他去世十周年時出版的《國士風范 智者行誼——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④。不過，這些書中所包含的史料，都是詳于俞大維中晚年在軍政界的活動，而略于他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時的經(jīng)歷⑤。所以，對后一方面情況感興趣的專業(yè)學人和普通讀者，每有材料不足之感。
幸好，大陸近些年來出版的《吳宓自編年譜》⑥和《吳宓日記》⑦，補充了臺灣方面材料的不足?！秴清底跃幠曜V》對俞大維在哈佛的學習情況有很生動的描述：“宓去秋（本文作者按：指1918年秋）到波城（本文作者按：指美國麻省波士頓城）后，得識初來之自費留學生俞大維君（David Yule）……俞大維君，畢業(yè)于圣約翰大學，短小精悍，治學極聰明。其來美國為專習哲學，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兩月，已盡通當時哲學最新穎而為時趨之部門曰數(shù)理邏輯學。Lewis教授亟稱許之。然于哲學其他部門，亦精熟，考試成績均優(yōu)。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并由哈佛大學給與公費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俞大維君始探尋、發(fā)見而往受學焉。其后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雹鄥清邓f俞大維“由哈佛大學給與公費送往德國留學進修”，時間是在1921年。俞大維在德國時是否還在繼續(xù)研究哲學、數(shù)理邏輯甚至梵文，《吳宓自編年譜》和《吳宓日記》都沒有給出下文。在這方面，李元平的《俞大維傳》反過來正好又可以補吳宓記錄的不足。按照李氏的記述，俞大維從哈佛獲得“希爾頓旅行獎學金”⑨（即吳宓所說“公費”）而游學德國，在柏林大學繼續(xù)攻讀數(shù)學和哲學。在此期間，他曾聽愛因斯坦講相對論⑩，并隨當時已近暮年的新康德派老宿李耳（Alois Riehl,1844—1924）11讀《純粹理性批判》12。我們知道，哲學家蒯因（Willard Van O. Quine, 1908—2000）后來也是靠哈佛大學這個“希爾頓旅行獎學金”才能游學歐洲，從而有機會參加了維也納學派和華沙小組的哲學活動13。
吳宓所提俞大維在哈佛大學哲學系同時學習數(shù)理邏輯和梵文這件事14，給后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家可能會說，當時的一個中國留學生，能夠?qū)W習其中一門功課，已經(jīng)是很不平凡的事了，而俞大維竟然能“兼而治之”，這證明了他具備一般人所沒有的天才，并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特有的對“通才教育理想”的向往15。這是一種很正常的反應。不過，事情似乎還沒有這么簡單。依我平日里讀近現(xiàn)代西方哲學史類書刊積下的經(jīng)驗，一直覺得這件事背后包含著很深的歷史文化內(nèi)容，絕不是俞大維單方面的“天才”或“強烈求知欲”就能夠解釋得了的。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這件事實在牽涉到俞大維赴美留學之前哈佛大學哲學系所謂“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之中，哲學系師生學習數(shù)理邏輯、梵文和印度哲學的一段學術傳統(tǒng)。沒有這段學術傳統(tǒng)的因緣聚合和歷史積淀，就是俞大維主觀上學習能力再強，對學術的好奇心再大，也沒有客觀條件允許他在哈佛同時選修數(shù)理邏輯和梵文這兩門看上去好象沒有任何關系的課程。在本篇文章里，我就來依據(jù)過去幾年間搜集到的中外文獻材料，特別是德裔美籍學者、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印度學家萊德克爾（Kurt F. Leidecker，1902—1991）和美國哲學家、印度哲學史家黎佩（Dale M. Riepe，1918年生）考證印度哲學和美國現(xiàn)代哲學史關系的一些論文16和專著17，以及美國文史家克蘭登寧（John Clendenning）的《魯一士大傳》18，把這一段學術因緣敘述一下，并且盡可能比《吳宓自編年譜》（包括《吳宓日記》）和《俞大維傳》更詳細地描述一下俞大維在美國和德國留學的經(jīng)過。這種工作，或許能為對西洋哲學史、西洋哲學東漸史和俞大維生平事跡有興趣的專業(yè)學人和普通讀者提供一點兒幫助。至于俞大維對哲學、數(shù)理邏輯乃至軍事學的具體貢獻， 還有待于專門人士的評量，作者限于學力，在本文內(nèi)只好省去了。
我們先來細說一下俞大維學習數(shù)理邏輯的事。在國內(nèi)時，俞大維曾在復旦大學預科跟王寵惠（著名法學家，字亮疇，廣東東莞人，1881-1958）念過邏輯，并隨薛仙祖念過經(jīng)濟學和德文，還跟預科的同學一起花錢買過化學儀器做實驗。他在十九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南洋公學（即后來的交通大學）電機科，半年后因肺病休學在家，除繼續(xù)跟薛仙祖念德文之外，還隨剛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yè)返國的表哥曾昭權學習數(shù)學。在此期間，他曾演算完格蘭維爾（Granville）微積分教科書19里所有的習題。在他插班考進圣約翰大學三年級之前，俞大維的興趣可以說全在數(shù)理科學上面。圣約翰大學是美國圣公會在上海辦的教會學校，有“東方哈佛”之稱20，課程全采美制，三年級學生必須修學邏輯、社會學、歷史、心理學和英國文學等人文課程，四年級學生必須念國際法和政治學。俞大維除了修完這些課程之外，還曾選修過一門東亞歷史。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博士（F. L. Hawks Pott, 1864～1947）的為人和他講授的哲學史，對俞大維影響很大，把他的興趣一下子從電機科學拉到人文科學。所以，當他在1918年去哈佛大學留學時，就選擇了讀哲學專業(yè)21。
俞大維入學時，正好趕上哈佛大學哲學系的“黃金時代”進入尾聲。所謂“黃金時代”者，就是帕爾瑪（George H. Palmer,1842～1933）、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和魯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三人任教哈佛哲學系的整個時期。在這個時期的最后十幾年中，主要是靠魯一士的遠見和努力，以及他對數(shù)理科學的長期接觸和理解，哈佛大學開始正式開設數(shù)理邏輯課程。美國人研習從歐洲輸入的數(shù)理邏輯，始于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22，繼之以魯一士，最后光大于“魯門三大士”，也就是霍金（William E. Hocking,1873～1966）、謝佛（Henry M. Sheffer,1883～1964）和路易士（Clarence I. Lewis,1883～1964）。哲學家懷特（Morton White）在《分析的時代》里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邏輯實證論和分析哲學之所以能夠風靡全美，主要就是靠這個時期幾個哈佛師生（特指魯一士、謝佛和路易士）辛苦經(jīng)營數(shù)理邏輯23，已經(jīng)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俞大維人到哈佛時，魯一士雖然剛剛?cè)ナ?，可是他生前帶起來的這股研究數(shù)理邏輯的熱潮，卻是方興未艾。關于魯一士、霍金、謝佛和路易士師弟四人和數(shù)理邏輯的關系，我們可以引用俞大維的朋友、哲學家張申府（菘年）24的一些話來說明一下。
霍金不是數(shù)理邏輯專家，不過他自幼就喜歡學習數(shù)理科學，在哈佛又隨魯一士聽講過數(shù)理邏輯。他自己說過這么一句話，我雖是學哲學的，但數(shù)學學得還不賴，碰上專愛拿高等數(shù)學唬我們這科的人，卻也拿我沒有辦法25。他的《哲學大綱》26，曾經(jīng)被他的學生哲學家、教育學家瞿世英（菊農(nóng)）翻譯成中文27。張申府為此譯本寫序時，談到過霍金的數(shù)理邏輯知識：“他的見地是屬于唯心論的。但這也無妨。你讀時，但凡遇到稱揚唯心論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國哲學中心──是美國唯心派泰斗羅依士的及門弟子。但羅依士卻很有一個好處，就是曾聽過查理?裴士的講，極提倡，而且頗有貢獻于記號邏輯。凡是學過記號邏輯的，頭腦大體清楚。著者本書之有條理，不但因為曾在哈佛講過多少遍，學過記號邏輯也許是一因吧?！?8這里提到的“羅依士”就是魯一士，“查理?裴士”即皮爾士，而記號邏輯則是符號邏輯（即數(shù)理邏輯）的異譯。
謝佛是俞大維的老師，這一點吳宓的年譜和日記沒有提到，《俞大維傳》更沒有提。倒是張申府在他的《所思》中有過一個清楚的交代（大概是得自俞氏本人）：“自余后起數(shù)理名家數(shù)美人蛇斐（Dr. H. M. Sheffer）最有成就，也久不見其新著?！讶擞岽缶S博士，昔在美學于蛇斐。前歲在德著名的《數(shù)學紀錄》雜志，曾一見其新著，精進不息，必是足為中國光的?！?9這里的“蛇斐”就是謝佛。謝佛生于烏克蘭，為猶太人，幼年隨父母移民美國。他1905年得哈佛學士學位，1908年得哲學博士學位，1916年任哈佛哲學系助理教授，1938年到1952年任正教授。他身體不好，再加上惜墨如金，所以一輩子也沒有寫出一本哲學專著來，留下來的只有不多幾篇發(fā)明數(shù)理邏輯新義的專業(yè)論文和哲學新書的書評而已。數(shù)理邏輯學里的重要概念、邏輯算子“謝佛束”（Sheffer Stroke）就是出于他之手，羅素為他和懷特海合寫的《算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 維特根斯坦的《名理論》（即《邏輯哲學論》，有張申府、牟宗三譯本）寫序時，也曾提到謝佛的這個貢獻。謝佛雖然沒有寫出大部頭兒的“專著”，但是他在哈佛精心培養(yǎng)出來的整整一代數(shù)理哲學人才就是他最好的“專著”30。
路易士就是《吳宓自編年譜》里所說對俞大維“亟稱許之”的那個Lewis教授，他是俞大維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嚴格些說，他那時還不是一個真正的教授。張申府在《一九二九年的哲學界》一文中說：“（路易士）1883年生人，以前在西美加利佛尼亞大學，近年遷到為美國哲學中心的哈佛大學，現(xiàn)已由協(xié)教授而為正教授了。本是研究數(shù)理邏輯的，受有美國數(shù)理邏輯家前輩查理裴士與羅依士的影響，除零文外曾作有《記號邏輯通覽》（A Survey of Symbolic Logic,1918）一大本，論述歷來各派記號邏輯家及著者自己之說。美國現(xiàn)存新起的數(shù)理邏輯家應推蛇斐（出身哈佛，現(xiàn)已為母校協(xié)教授）第一，其次便數(shù)路易士了。路易士近年本其記號邏輯上的成就而治知識論，期有所建設，于是遂成一嶄新之說，發(fā)皇張大之，或者遂在知識論中開一新紀元，也未可知。同時還可見數(shù)理邏輯對于哲學效用是怎樣的重大。無怪羅素說哲學問題非得數(shù)理邏輯不能解決。”31這里的“協(xié)教授”就是助理教授。據(jù)路易士自述32，他在1910到1911年間，曾任魯一士所開兩門高等邏輯課的助教。羅素和懷特海的《算理》第一卷（1910）傳到哈佛后，魯一士親手把它交在他手里。路易士花了一年時間來讀這本大書，從而通曉了數(shù)理邏輯。此后，路易士在伯克萊的加州大學（魯一士的母校）首次開設高等邏輯學課，可以說是第一個把數(shù)理邏輯從美國東部帶到西部的人。張申府所說路易士“以前在西美加利佛尼亞大學”，指的就是這個時期。1920年，路易士重返哈佛任教，俞大維見到他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那時的路易士剛剛創(chuàng)立他的“模態(tài)邏輯”，提出“嚴格蘊涵系統(tǒng)”，編出了巨著《記號邏輯通覽》33，他的哲學體系“概念的實用論”34也初露端倪。
中國學人前后隨魯一士、霍金、謝佛和路易士治數(shù)理邏輯和哲學的人，除俞大維之外，還有趙元任35、金岳霖36、沈有鼎37、沈有乾38、任華39等。關于這些人學習的詳細情況，因為與本文主旨無關，此處就不多講了。俞大維受學于謝佛和路易士，又得哲學博士學位，那么他一定有一篇博士論文。這篇論文是講什么的呢？翻檢《中國留美學生畢業(yè)論文目錄》40，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俞大維的論文叫“Theories of Abstract Implication”，是1922年完成的。在袁同禮（Tung-li Yuan）編寫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上41，這篇論文還有個副題叫“A Constructive Study”，完成的年代也是1922年。按照《俞大維傳》的說法，俞大維是在1921年離美赴德留學，他的論文怎么是在1922年完成的呢？哲學家席耳璞（Paul A. Schilpp）曾經(jīng)邀集一批哲學和數(shù)理邏輯界的名家，為路易士編過一本《路易士學記》42。在此書一個不起眼的腳注里43，也曾提到俞大維學位論文的題目：“David Yule: Theories of Abstract Implication (unpublished thesis, 1921)?！薄堵芬资繉W記》里所記的1921年，倒是和《俞大維傳》的記述相合。那么，這個矛盾怎么解釋呢？我覺得，《路易士學記》里的1921年，記的是論文完成及答辯通過的時間，而1922年則是論文上交存檔和頒發(fā)博士證書的時間。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想，詳細情況尚需做進一步調(diào)查44。從論文題目中可以看出，俞大維當時研究的，正是路易士最拿手、最有心得的關于“蘊涵”（implication）的邏輯問題。
大家可能還會問，張申府在《所思》里提到的俞大維“前歲”發(fā)表在德國《數(shù)學紀錄》雜志上的“新作”指的是什么呢？《所思》這本小書，是張申府在雜志上發(fā)表過的一些哲理格言的結(jié)集。上面引的那段話，據(jù)他在文后所記，大概寫于1927年底到1928年初之間。從1927年或1928年往前推，所謂“前歲”者，應該是1925年或1926年。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這篇“新作”應該就是指發(fā)表于德國《算學年刊》（Mathematische Annalen，張申府譯為《數(shù)學紀錄》）1926年第95卷第446到452頁上面署名“中國浙江俞大維”（David Yule in Che—Kiang 〈China〉）的論文《類演算之基礎》（“Zur Grundlegung des Klassenkalkuels”）45。據(jù)《俞大維傳》說：“俞大維發(fā)表論文的的這一年，有位日本學者，根據(jù)他對該雜志作者背景的研究，肯定俞大維是這份知名雜志作者群中的第一位東方人。當然，他也是第一位中國人。”46在《俞大維傳》圖片集錦的第17頁上，還有這篇論文抽印單行本封面和正文首頁的書影47。
有一點還要特別提一下，就是俞大維曾經(jīng)先后兩次赴德留學。第一次是在1921年到1929年6月48，這一次留德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算學年刊》上發(fā)表了《類演算之基礎》。據(jù)說，柏林大學在他畢業(yè)時請他留校教書，清華大學哲學系也給他發(fā)出聘書，都被他婉謝49。第二次留德是在1930年5月到1932年6月，此次俞大維在陳儀的勸說下“投筆從戎”學起了軍事，尤其是兵工制造和參謀作戰(zhàn)方面的學問50。雖說如此，他對數(shù)理邏輯和哲學發(fā)展的最新現(xiàn)況還是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關注。有可靠材料告訴我們，這個時期的俞大維還在購閱剛剛出版不久的一些德文邏輯學類書刊。2004年年底，北京的藏書愛好者周運先生在地壇舊書市上以5元錢的價格買到了一冊有俞大維簽名蓋章的德國大哲學家說爾次（Heinrich Scholz，1884—1956）的經(jīng)典作品《邏輯小史》（Geschichte der Logik，Berlin：Junker und Dünnhaupt，1931）51。簽名日期是1932年，購書地點是柏林。周先生把這本書送給了他的朋友崔慶杰先生（內(nèi)蒙古赤峰人，廈門大學畢業(yè)）。2006年4月19號，由于極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這件事。和崔先生輾轉(zhuǎn)聯(lián)系上之后，他看到我正在寫關于俞大維的考證文章，正苦于資料的缺乏，于是就在4月20日這一天非常慷慨地把這本書轉(zhuǎn)讓給了我。這本原屬俞大維所有的說爾次的《邏輯小史》，在四分之三世紀后居然還能留存在世間，并為對收藏西文舊書有興趣的周、崔二位先生所得，為我們今天考證俞大維當年的求學歷程提供了最生動的史料證據(jù)，這中間的因緣真是教人覺得不可思議。
現(xiàn)在我們明白了，俞大維能學到當時數(shù)理哲學中最先進的數(shù)理邏輯，是因為哈佛大學哲學系有謝佛和路易士，而謝佛和路易士又是從魯一士那里接觸到數(shù)理邏輯。由此可見，魯一士這個人，在美國近現(xiàn)代哲學史和教育史上實在是站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的。魯一士的哲學、倫理和宗教思想，民國時有很多學者作過譯介，比較有名的作品如賀麟選譯的《黑格爾學述》52、樊星南譯述、馮文潛（字柳猗，天津人，1896—1963）53校閱的《近代哲學的精神》54、謝幼偉譯的《忠之哲學》55和謝扶雅譯的《宗教哲學》56。這些譯介者據(jù)我了解都沒有專門修學過數(shù)理邏輯，對自然科學似乎也比較隔膜。所以，他們對于魯一士在數(shù)理哲學和科學方法57方面的工作就不大熟悉，因此也就不太強調(diào)這些方面58。只有哈佛大學畢業(yè)的心理學家唐鉞（字擘黃）翻譯過魯一士的一冊《邏輯底原理》59，這是魯一士為當時德國人編的《哲學大百科?邏輯學卷》寫的一個專條60。但是，這本書好像從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刊行的《唐鉞文集》，在著譯書目中也沒把這本書列進去。其實這種情況在美國也是一樣的。魯一士在數(shù)理邏輯和科學哲學方面的作品（包括唐鉞譯的那冊《邏輯底原理》），也是到他去世很久以后，在分析哲學壓得傳統(tǒng)唯心哲學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才經(jīng)他的后學羅賓遜（Daniel S. Robinson，1888—1977）整理出版61，特別替他表彰出來?？梢哉f，沒有魯一士打下的基業(yè)，沒有謝佛和路易士的講學，也就不會發(fā)生俞大維學習數(shù)理邏輯這件事。
俞大維學習數(shù)理邏輯的事，以上算是大體描述了一個背景?，F(xiàn)在，我們來看看俞大維求學時期哈佛大學古印度語文學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的情況?！秴清底跃幠曜V》提到的“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是指以著名梵文學家蘭曼（Charles R. Lanman, 1850～1941）為首的哈佛古印度語文學系的一班學者們。關于蘭曼的詳細生平，大家可以去參考《美國國家傳記辭典》、《美國東方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1年9月號）、《美國哲學學會年報》（Year Book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1年）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1941年2月21日）等書刊62。我這里只稍微提一下蘭曼的求學經(jīng)歷。蘭曼本來是準備學化學的，后來因為更喜愛比較語言學，經(jīng)過一番權衡才決定去耶魯大學，跟隨當時美國最有名的梵文學家、比較語言學家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 1827～1894）讀東方語言學。他在1873年得到博士學位以后，就仿效惠特尼年輕時留學德國的先例，奔赴柏林、萊比錫、圖賓根等地，跟隨梵文學家馮?羅特（Rudolph von Roth）、比較語言學家?guī)鞝柼釣跛梗‥rnst Curtius）等人研究《吠陀》、《波斯古經(jīng)》（Zend-Avesta）和比較語言學。蘭曼1876年從德國回到美國，最初在馬里蘭州巴爾第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梵文，1880年接掌哈佛大學為他特別設立的梵文教席（Wales Professor of Sanskrit），直到1925年退休。蘭曼初掌哈佛教席之時，古印度語文學系還叫“古印度——伊朗語言系”（The Department of Indo—Iranian Languages）。到了1902年，才去掉阿維斯陀語（Avestan，即《波斯古經(jīng)》所用古伊朗文），另外加進巴利文（Pali）和俗語（Prakrit），改稱古印度語文學系。1952年，該系又改為今名“梵文及印度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蘭曼在美國東方學上的地位，大體上和魯一士在哲學和數(shù)理邏輯上是一樣的。在他們兩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人文科學研究，經(jīng)過19世紀下半期的一番模仿學習和奮斗掙扎的艱苦過程，逐漸在步調(diào)上趕上了歐洲，并且有在某些方面獲得獨立發(fā)展、甚至超越歐洲的趨勢。
蘭曼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梵文時，碰巧魯一士也剛從德國游學回來在那里教哲學。他們兩人以前并不認識，但都很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第一任校長、著名教育改革家吉爾曼（Daniel C. Gilman,1831～1908）器重。他們都是被吉爾曼特意招來充實師資力量的。蘭曼和魯一士在吉爾曼家里相識后就經(jīng)常往來。他們還聯(lián)合其他三個德國留學生成立了一個“留德同學會”，相約每周在飯館聚餐一次，一邊喝喝啤酒，一邊用德語聊聊天。魯一士先前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和哥廷根大學游學時，已經(jīng)跟隨古印度伊朗語名家許伯士曼（Heinrich Hubschmann）和梵文學家貝岑貝格（Adalberg Bezzenberger）學過一點兒梵文文法，至此又參加蘭曼的梵文班繼續(xù)學習。與此同時，蘭曼也旁聽魯一士開的一門哲學課，內(nèi)容講的是曾受古印度《奧義書》吠檀多哲學和佛教影響的叔本華。到了第二學年，魯一士繼續(xù)跟著蘭曼學梵文，受蘭曼特別指導，讀了原文的《薄伽梵歌》和四《吠陀》（《吠陀》可能是選讀）。魯一士是一個嚴肅苦學的人，在時流中能得他推許的也沒有幾個。在這不多的幾個人中，除了皮爾士和詹姆士之外，就要屬印度學的蘭曼了。魯一士寫給蘭曼的信，現(xiàn)在還保留在哈佛大學檔案館。一般人覺得魯一士神情肅穆，壁立千仞，好象很不易接近似的。直到后人讀了他寫給蘭曼的信，才發(fā)現(xiàn)這個大哲學家原來是“外冷內(nèi)熱”，把他所有的幽默感和親密話兒，都留給了大印度學家了。他給別人寫信，都是規(guī)規(guī)矩矩地署上“魯一士”，只在給蘭曼寫的信中用“約西雅”（Josiah）。魯一士自己曾借用梵語說過，蘭曼是他的“親教師”（Dearest Guru）63。蘭曼去哈佛不久，魯一士也在詹姆士的幫助下，得到哈佛大學的聘書。當他攜家?guī)Э趤淼饺说厣璧墓饡r，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到波士頓火車站接他一家，又為他們熱心找房子的人還是蘭曼。魯一士的成名作，就是謝扶雅漢譯的那本《宗教哲學》（原名叫 The Religious Aspects of Philosophy, 1885），原是從一系列講演整理成書的。哈佛大學檔案館所藏《蘭曼日記》，記錄了蘭曼當時一場不落地聽完魯一士的演講，還在講演結(jié)束當天的一頁上寫下“大獲成功”幾個字，歡喜之情躍然紙上。蘭曼和魯一士這段淵源，是我看了克蘭登寧的《魯一士大傳》之后才知道的。克蘭登寧為了寫書，花了很大功夫搜集材料，其中就有哈佛大學檔案館收藏的蘭曼日記，以及蘭曼和魯一士的通信64。在蘭曼的影響下，印度哲學和佛教成了魯一士思想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關于魯一士哲學思想與梵文、印度哲學和佛教的關系65，最早有萊德克爾專門考證過。他在《魯一士與印度思想》一書里，把魯一士著作中所有提到印度哲學和佛教的地方搜集起來，一一作了評論。從他搜集的材料里，除了一般的義理上的相互印證以外，我們還知道魯一士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里說過，在一所現(xiàn)代大學里，梵文應該與地質(zhì)學、拉丁文法和數(shù)學一起開設。此外，魯一士作他的“吉福德宗教學講演”（后來集為他的代表作《世界與個體》66兩卷）時，曾請?zhí)m曼為他臨時譯過梵文《歌者奧義書》的一些片斷67。不過，萊德克爾那時還沒有一本詳實的魯一士傳，《蘭曼日記》的材料也還沒披露，所以克蘭登寧后來調(diào)查出來的那一切珍貴史料，特別是魯一士在德國和美國學習梵語的經(jīng)歷，以及魯一士和蘭曼之間的特殊關系，他一點兒都沒提，好像全不知道似的。黎佩的論文和書出版于克蘭登寧《魯一士大傳》之前，所以他也不知道這些事。
從我掌握的謝佛和路易士的傳記材料來看，他們好像和蘭曼沒有特別的關系，似乎也未曾受魯一士影響，對梵文、印度哲學和佛教發(fā)生過特別的興趣。謝佛在他的一篇著名論文68里，曾經(jīng)引用魯一士的《世界與個體》，間接談到古印度教“梵我一如”的哲學，對于《奧義書》哲學“不落言詮”的主張，他是批評多于贊賞。路易士在論述自己的倫理學說時曾經(jīng)舉例說過，人在一件暖和的外套、一本梵文字典和一筆款子之間，難以作出最佳的選擇69。我們是不是僅靠這一句話，就推斷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曾經(jīng)一度為了學習梵文，對買不買梵文字典發(fā)過愁呢？大概不能。另外，吳宓在他《日記》“1920年12月5日”條曾記曰：“近日聽演說二次：（一）教員Dr. Sheffer講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二）Rabindranath Tagore講The Poet’s Religion。”70吳宓在哈佛聽謝佛和泰戈爾先后演說，我們能不能據(jù)此推論謝佛有可能也會和吳宓一樣，是泰戈爾“法會中人”呢？71大概也不能。但是，我想有一點基本上還是可能的，就是謝佛和路易士一定知道蘭曼（甚至很熟悉），知道他與魯一士之間的親密關系。可能就是在跟隨謝佛和路易士學習邏輯和哲學的過程中，俞大維逐漸了解到這些關系和事跡，激起了他對新學問的好奇心，從而“闖到”印度學系，跟蘭曼學起了梵文72。吳宓說的“探尋、發(fā)見而往受學焉”，就是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俞大維發(fā)現(xiàn)蘭曼和古印度語文學系的這個心理過程。當然，不管我上面說的這些聽上去有多合“情理”，到底還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假設。因為目前我掌握的關于俞大維的生平材料里面，不論他自己還是旁人，都沒有對這件事做過任何明確的交代。
不過，在哈佛哲學系“黃金時代”跟隨帕爾瑪、詹姆士和魯一士學習的其他學生里，卻有很明確的材料說他們非常注意印度哲學，他們當中甚至還有人干脆就改學了梵文，成為著名的東方學家。本文前面提到的黎佩的書，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很多材料73。哈佛哲學系學生學習梵文有大成的，前后有沃倫（Henry C. Warren,1854～1899）和伍茲（James H. Woods, 1864～1935）這兩個人。沃倫生于美國的一個名商大賈的家庭，因為童年時不慎從馬車上摔下來跌傷了脊骨，導致他終生殘廢。根據(jù)蘭曼為他寫的小傳74，在哈佛大學哲學系讀書時，沃倫很受帕爾瑪關照。他曾潛心研究哲學史，對柏拉圖和康德的哲學很有偏好。此外，他對植物學、化學等自然科學也都有第一手的了解。蘭曼來哈佛任教之前，沃倫曾隨古典語文學家格林諾（James B. Greenough, 1833～1901）學過一些梵文，此后又轉(zhuǎn)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蘭曼門下深造。沃倫特別擅長巴利文，是美國本土的第一位巴利文學者和佛學家，曾經(jīng)發(fā)起?？卑屠恼摰洹肚鍍舻勒摗罚ㄓX音論師造，上座部佛教教理學的百科全書）。他掏巨資贊助蘭曼編輯刊行《哈佛東方叢書》（Harvard Oriental Series），叢書中收有他的代表作《巴利文佛典選譯》（Buddhism in Translations,1896）75。這本書是特意題獻給蘭曼的，在沃倫生前和身后發(fā)行了很多版，對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佛教發(fā)生過很深的影響。伍茲從1890年開始在哈佛教書，最初在歷史系，后來轉(zhuǎn)到哲學系76。他受魯一士和詹姆士影響開始關注印度哲學，并隨蘭曼學梵文，先后到印度、德國和英國深造，校譯出缽顛奢利（Patanjali）的《瑜伽哲學本經(jīng)》（Yoga-Sutra）和后人所寫瑜伽派注釋書，繼續(xù)沃倫校譯《清凈道論》的未竟事業(yè)。在他擔任哈佛大學哲學系主任期間，影響過當時很多青年哲學才俊留心印度哲學，比如我們已經(jīng)提過的霍金和編輯魯一士數(shù)理邏輯作品的羅賓遜，還有哲學家塞福理（William Savery,黎佩的老師）和批評實在論哲學家普拉特（James B. Pratt）。伍茲于1935年在日本去世，當時他正在研究天臺宗。此外，從魯一士習哲學的，尚有一位不太出名的柏登（S. B. Burton）。他的論文《謙謨、康德明我論》有漢譯77，文內(nèi)多引印度佛說詮釋休謨（即謙謨）和康德哲學78。
在黎佩的書里，沒有提當時在哈佛哲學系讀書的著名詩人、文論家艾略特（T.S. Eliot, 1885～1965）。艾略特隨蘭曼學梵文和印度哲學兩年，隨伍茲讀《瑜伽哲學本經(jīng)》一年，還聽過日本巴利文專家、宗教學家姊崎正治（Masaharu Anezaki, 1873—1949）所開佛教和日本宗教史課，甚至給當時來哈佛訪問的羅素留下很深印象。艾略特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受魯一士啟發(fā)，研究的對象是英國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布拉德雷（Francis H. Bradley, 1846～1924）。這件事經(jīng)過艾略特研究家和傳記家考證79，早已為人所熟知。布拉德雷的哲學，在思想上有很多地方非常接近印度哲學和佛學。他的代表作《現(xiàn)象與實在》，被哲學家、史學家張蔭麟（在斯坦佛大學留學時專修過數(shù)理邏輯）評為“最好利用佛經(jīng)上的名辭去譯它”80 。艾略特學習梵文的動力來自他的老師，“新人文主義運動”思想家、文論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833）。白璧德是蘭曼梵文和巴利文課的熱心參加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蘭曼的梵文和巴利文班上，只有白璧德和他的朋友，“新人文主義”的另一位代表穆爾（Paul E. More,1864～1937）。白璧德翻譯過巴利文的《法句經(jīng)》（死后由其夫人出版），穆爾更“厲害”，翻譯過梵語大詩人伐致訶利的《三百詠》。他們兩個人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之事，在他們的學生梅光迪、胡先骕和吳宓編輯的《學衡》上都有提及。至于其中詳細的情況，特別是關于白璧德與蘭曼、魯一士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穆爾和蘭曼之間不同尋常的交往，請大家去參看白璧德和穆爾的有關傳記和紀念文集81，此處礙于篇幅，不再徵引。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哈佛哲學系畢業(yè)生眼里，不僅魯一士是大哲學家，就連梵文學的蘭曼也可以算是一個哲學家。比如哈佛哲學博士、著名文化傳記作家托馬斯（Henry Thomas）在他編寫的《哲學傳記辭典》里82，就把蘭曼也算進去了。另外，我深覺賀麟記謝佛、路易士弟子沈有鼎“古典的語言，他亦無一不學，希臘文、拉丁文或梵文的書笈，他隨時總帶有一兩冊在身邊”的話83，也可以在我們前面鋪陳的這個大背景下，獲得它的新意義84。至于蘭曼梵文講座的隔代傳人、哈佛梵文教授英高思（Daniel H. H. Ingalls, 1916-1999）曾隨蒯因?qū)W習數(shù)理邏輯，又用數(shù)理邏輯的技術來闡發(fā)印度“新正理學”，更是這個傳統(tǒng)中最著名的事例85。
以上我們已經(jīng)講完俞大維在哈佛大學學習數(shù)理邏輯和梵文一事的背景。那么，俞大維中晚年的活動，和他早年這段學術經(jīng)歷之間，還保持著什么樣的聯(lián)系呢？先說數(shù)理邏輯。1987年2月18日,旅美數(shù)理邏輯學家王浩寫信給俞大維說：“1946年我到哈佛哲學系作研究生，就發(fā)現(xiàn)先生多年前是同行（趙元任先生更早，但論文不算數(shù)理邏輯）86，也看過先生在德國發(fā)表的這一方面的文章?！蓖?月，王浩趁赴臺講學之機，前去拜會了俞大維。王浩自謙學習數(shù)理邏輯沒有用，俞大維說：“經(jīng)過多少年的經(jīng)驗，習數(shù)理邏輯往往會具有一股敏銳的分析能力，特別是非常狀況時，愈顯得它的效用，它將會慢慢變成哲學。你不用謙虛客氣，你才是最有用的。真正太久太久沒有接觸數(shù)理邏輯的是我；我已經(jīng)是外行了。……數(shù)理邏輯如刀，愈磨愈利，愈磨愈亮；我一生事業(yè)，腦中都有這把無往不利的刀?！?7在俞大維贈給臺灣大學的無數(shù)書籍中，也有數(shù)理邏輯的專門著作88。
那么，梵文和印度的學問呢？在《談陳寅恪先生》一文里，俞大維說到陳寅恪學梵文和巴利文，“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和思想的一般影響。至于印度的因明學及辯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本人還記得在抗戰(zhàn)勝利后他回清華，路過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將Stcherbatsky所著書內(nèi)關于法稱Dharmakirti的因明學之部及Tucci由藏文所譯龍樹《廻諍論》（梵文本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念給他聽，他都不特別感覺興趣”89。把這段話翻轉(zhuǎn)過來看，我們大概可以推測俞大維對佛學的主要興趣所在，即“印度的因明學和辯證學”（古印度邏輯）。在陳寅恪借住南京俞宅的這個時期（1946年夏），俞大維竟然還在讀蘇聯(lián)史撤跋茲基（F. Stcherbatsky）的書90，以及意大利圖奇（Guiseppe Tucci）的《漢文藏經(jīng)中陳那之前佛家因明論典》91（內(nèi)收藏文《廻諍論》原文拉丁字轉(zhuǎn)寫本和英譯），甚至關注《廻諍論》梵本的發(fā)現(xiàn)92，可見他早年在哈佛對吳宓說的“欲圖中國根本至計，則惟當復興佛教，昌明佛學”93，不是一時興起脫口而出的。對邏輯之外的玄學，俞大維則是“不很相契”。他晚年和羅光主教（1911—2004）論學94，對方東美的著作，曾評為“印象是太玄虛”，“唐君毅則過于瑣碎，徐復觀沒有研究哲學的底子”。他從謝佛和路易士那里所受的名理訓練，以及他的數(shù)理科學背景，使他的思想更接近于二十世紀英美哲學的分析傳統(tǒng)。佛家的因明學和辨證學，因為近于這個分析傳統(tǒng)，所以也獲得了他的關注。還不僅僅是“關注”，俞大維臨終前不久更是皈依佛教，法名凈維，以佛教居士之身告終95。他在身后留給子孫的，只有一屋子佛書和史籍96。有人會問：佛教不是老百姓的迷信嗎，俞大維怎么也信呢？他自己曾經(jīng)自述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卜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為什么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為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胫牢业恼軐W，到西門町去隨便問個路人，就會得到答案?！?7這真是飽經(jīng)滄桑遍歷世事之人“絢爛歸于平淡”的有得之言。
講到這里，我們有理由說，哈佛大學哲學系“黃金時代”那一段兼治數(shù)理邏輯、梵文、印度哲學和佛學的學術因緣，在俞大維身上徹始徹終得到了體現(xiàn)。
?。ㄔ诒疚臉嬎己蛯懽鞯那昂?，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呂大年先生為我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復印過萊德克爾的一些論文，北京大學英文系高峰楓老師為我在國內(nèi)外辛苦購置并復印惠特尼、蘭曼、謝佛等人的著作和論文多種，并代為借閱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國士風范 智者行誼》一書，在此向他們兩位表示感謝。社科院哲學所書庫的張敏老師經(jīng)常不厭其煩地跑上跑下幫我查找資料，謝謝她對我工作的一貫支持。最后，我要特別感謝轉(zhuǎn)贈我俞大維簽名蓋章本《邏輯小史》的崔慶杰先生，感謝他對我的信任。）
?、?霍爾登是新黑格爾主義者，翻譯（和J. Kemp合作）過叔本華的《意志與觀念之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 3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883）。王國維《靜庵文集》里引用的，就是這個英譯本?；魻柕堑牡艿埽↗ohn Scott Haldane, 1860—1936）和侄子（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都是英國近代著名的生物學家、生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他的妹妹（Elizabeth Sanderson Haldane, 1862—1937）是著名的文史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翻譯過笛卡兒的《哲學作品集》（與G. R. T. Ross合作）和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與Frances H. Simson合作）。
?、?俞大維英文名里的“Yule”（諧“俞”的音）是一個蘇格蘭的姓，帶這個姓氏的著名人物，有國人比較熟悉的譯注《馬可孛羅游記》的Sir Henry Yule（玉爾爵士）。
?、?李元平《俞大維傳》，臺北：臺灣日報社，1992年1月5日初版，同年1月22日增訂2版（本文引用的是增訂2版，此書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有收藏）。據(jù)作者說，這部傳記主要是根據(jù)他對俞大維所做數(shù)次訪談的記錄，并翻閱有關檔案才辛苦寫成的。但據(jù)某些人士透露（卜少夫《俞大維謂嘆老衰》，載1992年7月1日香港《新聞天地》），《俞大維傳》的出版，并未徵得俞氏本人同意，甚至李元平連俞大維都沒見過，更不用談訪問過什么了。不管李元平本人是否有意“造假”，《俞大維傳》中的敘述確實有很多不實不盡之處。若是這樣的話，我們使用《俞大維傳》時，就不能盲目信從，非自出手眼不可。
?、?《國士風范 智者行誼——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俞大維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臺北：俞大維紀念專輯編委員會，2003年7月（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收藏）。
?、?《俞大維傳》的第二章《治學心法》，雖然對俞氏留德時師從何人有所介紹，卻只字未提他留美時的師承及所習科目。
?、?《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5年。
?、?《吳宓日記》第2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
?、?《吳宓自編年譜》，第187頁。
?、?《俞大維傳》作“Sheldon Travel Grant”,當為“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之誤。參看羅順德《俞大維先生補述》一文（臺灣《傳記文學》雜志，1984年1月第44卷第1期，第23頁）。羅順德為俞大維的侍從參謀，在俞大維晚年一直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此事在鄭天杰《大老風儀瑣記》一文中亦有述及，《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第39頁。
11 原文僅作Dr. Riehl。中國學術界熟悉的有兩個Riehl，一個是哲學家Alois Riehl，另一個是文史家Wilhelm Heinrich Riehl（1823-1897，譯為黎耳，其《論德國民族性》一書有楊丙辰漢譯本，“中德文化叢書”第8種，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俞大維師從的，當為Alois Riehl。他是新康德派中的實證主義者，很重視數(shù)理科學，認為“哲學是常時結(jié)合科學，依從科學，把科學所認識底原理，越發(fā)精密完成底認識論”（黃懺華《現(xiàn)代哲學概觀》，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2年11月初版，第10頁）。我個人收藏有他的代表作、專門闡發(fā)康德哲學精義的《哲學之批判論》（Der Philosophische Kritizismus: Geschichte und System）第1卷的第3版（1924年）。
12 《俞大維傳》，第19—22頁。此說應該是得自于俞大維自述文《超以象外，得其環(huán)中》，《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第10—11頁。
13 Hao Wang（王浩）, 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 Doing Justice to What We Know,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6, p.154.
14 重點在于“同時”二字。
15 比如羅家倫在《元氣淋漓的傅孟真》（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號）一文中回憶傅斯年周圍友人“那種旁徵側(cè)挈，以求先博后專的風氣”時，間接談到俞氏說：“俞大維則天才橫溢，觸手成春；他從數(shù)學、數(shù)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的研究（即希臘、羅馬學術思想的典籍所謂Classical Studies）；從歷史、法理，到音樂，再從音樂到開槍放炮的彈道學，和再進而研究戰(zhàn)略戰(zhàn)術。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國大哲學家萊白尼茲是不見得十分冤他的?！保ㄊ者M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傳記文學》叢書第14種，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5月1日再版本，第165—186頁）
16 Kurt F. Leidecker,“Oriental Philosophy in America”, in American Philosophy, ed. by Ralph B. Winn,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 pp.211-220； Dale M. Riepe,“The Indian Influence in American Philosophy: Emerson to Moore”，from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17 No. 1/4,1967, pp.125～137.
17 Kurt F. Leidecker, Josiah Royce and Indian Thought, New York: Kailas Press, 1931；Dale M.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s, 1970.
18 J. Clendenni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osiah Royc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19 即數(shù)學家William Anthony Granville（1863—1943）的Elements of 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20 關于圣約翰大學，參看徐以驊、韓信昌編著《海上梵王渡——圣約翰大學》（章開沅主編“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第一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1 《俞大維傳》，第17—18頁?！冻韵笸猓闷洵h(huán)中》，《俞大維先生紀念專輯》第10—11頁。
22 關于皮爾士對數(shù)理邏輯的貢獻，參看倪里崎（P. H. Nidditch）著、劉福增譯《數(shù)理邏輯發(fā)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Logic），“水牛文庫”第118種，水牛出版社，1968年12月20日初版，1974年8月20日再版，第56—64頁。
23 Morton White, The Age of Analysis, A Mentor Book,1958,4th printing,p.205；Albert E. Avey, “Recent Schools of Logic”, in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ed. By Vergilius Ferm,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p.504-515, especially pp. 512-514; John Passmore, 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 Penguin Books, 1984, pp.168—9；Morton White,“Harvard’s Philosophical Heritage”,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Higher Learn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49-60.
24 張申府在《所憶》一書中，回憶他1922年和1923年在德國游學時所識中國留學生，特別提到“記得的還有在柏林逢見過弄數(shù)理邏輯、從美國轉(zhuǎn)來的俞大維，他在柏林又在搞音樂，學制樂譜了。還有陳寅恪，是俞的表兄弟”（《張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初版，第545頁）。
25 William E. Hocking,“Some Second Thoughts”，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Personal Statements, Vol.1,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0,pp.383～400.
26 Type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9.
27 《哲學大綱》，上海:神州國光社，民國20年11月。
28 張“序”，第4—5頁。
29 《所思》，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年初版，第51頁。
30 關于謝佛的生平學術，參看Irving H. Anellis為John Shook主編的《美國現(xiàn)代哲學家詞典》（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American Philosopherss, 4 Vols., Bristol: Thoemmes,2005，pp.2202—2205）寫的字條。關于謝佛晚年在哈佛的情況，參看Morton White的自傳A Philosopher's Sto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0—101，104—5，108—9，154，221，256，284—85.
31 《張申府學術論文集》，齊魯書社，1985年，第34頁。
32 Clarence I. Lewis,“Logic and Pragmatism”，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Personal Statements,Vol.2, pp.29～51.
33 關于路易士的“嚴格蘊涵”，參看牟宗三《論蘊涵》一文（原刊《文哲月刊》民國25年11月20日第1卷第9期，第1—34頁），及其《理則學》一書（臺北：正中書局，1955年初版，1971年修訂重?。弧独韯t學》后收進《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2卷，臺北：聯(lián)經(jīng)事業(yè)公司，2003年，講“嚴格蘊涵”的部分在第239—279頁）。
34 謝幼偉在《現(xiàn)代哲學名著述評》（正中書局，民國36年4月初版，第46頁）里介紹說：“路易士之實用論，彼自稱為‘概念的實用論’（Conceptualistic Pragmatism），事實上則可名為‘唯心的實用論’。彼于所著《心與宇宙秩序》（Mind and the World Order）一書上，曾力言心之重要，謂吾人知識為兩種成分所成，一為‘概念’，一為‘所與’（the given）。概念屬于內(nèi)界，為心之所有；‘所與’屬于外界，非心之所產(chǎn)。但‘所與’雖非心之所產(chǎn)，然‘所與’之能成為知識對象，‘所與’之一切色相、意義與條理，皆為心之所加。心以‘概念’解釋‘所與’，然后有吾人之知識，有吾人之共同世界?！?br /> 35 魯一士不僅曾向趙元任推薦皮爾士的邏輯，還在遺囑里規(guī)定把有他墨批的麥克斯韋《電氣與磁學》留贈趙元任。此外，趙元任在伯克萊聽過路易士講課，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是謝佛，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是霍金，但論文題目不是數(shù)理邏輯（參看《趙元任早年自傳》，張源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94，102—3，122頁）。
36 金岳霖在1931到1932年間趁休假赴哈佛隨謝佛補習數(shù)理邏輯（參看劉培育主編《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增補第2版，第56頁）。
37 沈有鼎在1929到1931年間學于謝佛和路易士（參看《沈有鼎小傳》，收于《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學之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27—9頁）。
38 沈有乾于20世紀20年代（具體年代不詳）在哈佛學于謝佛，在哥倫比亞大學還聽過女邏輯學家拉特富來克令（Christine Ladd-Franklin）的講課（沈有乾《西游記（八）》，《西風》月刊民國28年第38期，第140—141頁）。沈有乾的小書《現(xiàn)代邏輯》（新月書店，1933年4月出版），在極小的篇幅內(nèi)，用極風趣極簡練的語言，介紹出數(shù)理邏輯的基本內(nèi)容，很值得重印。太虛法師1929年2、3月間赴美講學時，沈有乾曾多次擔任他的譯語（印順法師編著《太虛大師年譜》，《妙云集》中編之六，臺北：正聞出版社，1984年5月第4版，第282， 284-6頁）。
39 任華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是路易士（參見周一良的《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第19頁）。
40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Cit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28, p.18.
41 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pu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Inc., Washington, D.C., 1961, pp.216, 218, 248.
42 The Philosophy of C. I. Lewis,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1968.
43 Ibid., p.149, note 110.
44 本文作者目前局處國內(nèi)，很遺憾未能赴美調(diào)閱俞大維的論文。
45 袁同禮《現(xiàn)代中國數(shù)學研究目錄》（Bibliograph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1918—1960, Washington, D. C., 1963, p.145）上有著錄?！额愌菟阒A》一文，我收藏有復印本。
46 《俞大維傳》，第23頁。繼俞氏之后在《算學年刊》上發(fā)表論文的中國學者是華羅庚。關于華羅庚和俞大維的關系，請參看上引羅順德《俞大維先生補述》，及王元《華羅庚》（修訂本，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書，第132-136頁?！队岽缶S傳》引賀自昭（即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中語，謂俞氏“是我國治數(shù)理邏輯的第一人”。勘賀麟原書（重慶：勝利出版公司，民國34年11月初版，第31頁；我用的是《民國叢書》中的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并無此話，僅在列舉中國近代數(shù)理邏輯研究者時，將俞氏列在第一位。賀麟還說：“俞先生對此學天才特高，惜轉(zhuǎn)變興趣已有多年?！痹凇懂敶袊軐W》的修訂本（即《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書的同一個地方（第29頁），這些關于俞氏的話全被刪掉了。另外，關于俞氏和中國近代數(shù)理邏輯研究的關系，請參看Xu Yi-bao（許義保）, “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thematical Logic in Chin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Vol. 24, No. 3/ September 2003, pp.181-196.
47 這個抽印單行本是1925年出版的，比《算學年刊》中的本子，早出版了一年。按照論文末尾的交代，《算學年刊》收到俞大維提交的論文，是在1925年4月16日（原文是“Eingegangen am 16. 4.1925.”），那么此文的作成，當在這個日期之前。
48 太虛法師在1928年底訪問柏林時，曾“日與留德學生俞大維、趙懋華、周自新、錢子寧、李祖冰、鄧名方等相晤談”（印順法師編著《太虛大師年譜》，第277頁）?！短摯髱熷居斡洝罚ㄡ対M智，釋墨禪編錄，上海：大東書局，民國19年3月，第42頁）記曰：“俞君于各國文學及哲學佛學皆深有根柢。趙懋華女士亦于柏林大學研究哲學?！壁w懋華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名《叔本華學派的倫理學》（參看賀麟《從叔本華到尼采——評趙懋華著〈叔本華學派的倫理學〉》一文，收進其《現(xiàn)代西方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4—418頁）。
49 《俞大維傳》，第26頁。羅家倫（羅志希，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后任清華大學校長，對俞氏之邀請或許是出于他的意思）在德國修改他的《科學與玄學》一書時，曾經(jīng)得到俞大維的幫助。在該書的“自序”（1924年10月12日寫于柏林）第2頁上，羅氏說：“在歐期間，與俞大維先生和傅孟真先生——著者兩位最敬愛的朋友——對于這問題作多次的辯論，被他們喚醒著者好幾處不曾注意的地方，是他很受益處而當感謝的?！边@里說到的“好幾處不曾注意的地方”，只有一處明確提到是俞大維貢獻的。這一處就是俞大維曾經(jīng)告訴羅氏，英國著名數(shù)學家、數(shù)理邏輯學家、《阿麗斯漫游奇境記》的作者Charles Lutwidge Dodgson的化名Lewis Carroll，是分別來自與Charles相應的拉丁名Carroll，以及與Lutwidge這個盎格魯撒克遜名字相應的Lewis（《科學與玄學》，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6年1月初版，第224頁，注1）。
50 此次留學的起因和經(jīng)過，參見《俞大維傳》，第29—38頁。
51 說爾次是德國近代學問最精博的哲學家和數(shù)理邏輯學家。因其學問過于精博，故不為一般人所知。關于說爾次對數(shù)理邏輯的看法，參見他的《數(shù)理邏輯與科學論》一文（胡子華譯，刊于《中德學志》民國30年9月第3卷第3期，第478—487頁；胡子華即數(shù)理邏輯學家胡世華的別名，說爾次為胡氏博士論文指導教師）。另外，《邏輯小史》一書的英文譯本（Concise History of Logic,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1），就是出自本文材料主要來源之一的哲學家Kurt F. Leidecker。
52 魯一士《黑格爾學述》，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
53 馮氏曾經(jīng)留學美國和德國學習哲學和歷史，在德時結(jié)識了陳寅恪和俞大維。
54 魯一士《近代哲學的精神》，重慶：商務印書館，民國34年。
55 《忠之哲學》，重慶：商務印書館，民國32年。
56 《宗教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36年。
57 魯一士曾給自己的學生（George Bruce Halsted）翻譯的彭加勒科學哲學文集（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The Science Press, 1913）寫序。
58 比如賀麟在《約西雅?魯一士》這篇寫得非常好的文章（收于《現(xiàn)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第162—172頁）中，竟然只字未提魯一士研究數(shù)理邏輯的事。
59 邏倚斯《邏輯底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9年。
60 “The Principles of Logic”, in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1. Logic, ed. by Arnold Ruge,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pp.67—135.
61 Royce's Logical Essays, Dubuque, Iowa: Wm. C. Brown Co., 1951（羅賓遜在“編者序”里說，他有幸聽了魯一士生前所開最后一班“高等邏輯課”。另外，唐鉞所譯《邏輯底原理》，收于此書第310—378頁）. 關于羅賓遜的生平學術，參看《美國現(xiàn)代哲學家詞典》中David Justin Hodge寫的字條（第2065—2066頁）。
62 并請參考William Norman Brown的文章“South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etd States”，收于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編輯出版的Indian Studies Abroad，London：Asia Publishing House，1964，pp.104—117.
63 梵文guru意為“師”，“親教師”為梵文upadhyaya的意譯，此處故意用“親教師”來譯“Dearest Guru”，是取其形似。
64 J. Clendenning,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osiah Royce, pp.70,72,74,78,81-2,123,130,133 etc；Robert V. Hine, Josiah Royce: From Grass Valley to Harvard,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pp.95,98,113,115,135.
65 關于這個關系最簡明得要的介紹，參看Morton White, Science and Sentiment in America. Philosophical Thought from Jonathan Edwards to John Dew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17-239, 340-345.
66 The World and the Individual, The Gifford Lectures, 2 Volumes, 1900-1901.
67 Josiah Royce and Indian Thought, New York: Kailas Press, 1931，pp.10,13.魯一士的弟子培里（Ralph Barton Perry）評《世界與個體》一書時，說此書表現(xiàn)出作者在黑格爾、印度哲學和經(jīng)院哲學上，學養(yǎng)極為深厚（Philosophy of the Recent Past.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since 186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p.137）。
68 Henry M. Sheffer, “Ineffable Philosophi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6, No.5.(Mar. 4,1909), pp.123-129.
69 The Philosophy of C. I. Lewis, p.528.
70 《吳宓日記》第2冊，第197頁。
71 關于泰戈爾歷次訪美的經(jīng)過，參看Stephen N. Hay的論文“Rabindranath Tagore in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Vol. 14, No.3.(Autunm 1962), pp.439-463。
72 俞大維有沒有堅持學下來，我們現(xiàn)在還不知道。1920年4月6日，美國東方學會在倚色佳舉行會議，蘭曼在會上作主席演講（“India and the West, with a Plea for Team-Work among Schol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40.(1920), pp.225-247）。在這篇講辭中，他曾經(jīng)提到近兩年內(nèi)（1918-1920）在哈佛隨他學梵文的有兩個中國青年學生，尤其其中的一位，前途不可限量（Scores of students from India and the Far East are now listed in the Harvard Catalogue. Within the last two years I have had upon my rolls a recent Harvard graduate who has returned from Burma to complete his preparation for a professorship for Judson College, another American back from a long residence in China, two young Chinese students , one of extraordinary promise, and Hindus to whom it was an especial delight for me to explain the sacred Upanishads. It would be an entirely legitimate use of the Harvard Sheldon Fellowships 〈which are intended for non-resident students〉to award them to men who propose to study in India, and I am glad to make this fact known. “India and the West”, p.235）。這兩個學生，大概是指俞大維（1918年秋到哈佛）和陳寅恪（1919年月1月底2月初到哈佛，見《吳宓自編年譜》第188頁），不包括湯用彤（1919年6月才轉(zhuǎn)學哈佛，見《吳宓日記》第2冊第31-32頁）。那個“前途不可限量”的學生，大概是指陳寅恪說的。
73 D.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Chapter V “Indian Thought in the Golden Age of Philosophy at Harvard”.
74 附于《哈佛東方叢書》第30卷巴利文《法句經(jīng)疏》英譯本第3冊書尾。
75 亨利?克拉克?華倫《原始佛典選譯》，顧法言漢譯，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79年。
76瞿世英在《現(xiàn)代哲學》（上海：神州國光社，1927年，第165—167頁）一書里間接回憶到伍茲：“上了懷悌黑（按即懷特海）教授的課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居然能做他的學生，懼的是我真怕不懂！在‘科學之哲學的假設’一班中最初有好幾十人，后來只存十四五人。此十四五人中有五六位是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有美國唯心派代表霍金教授，以哲學史名的吳茲教授（Woods,按即伍茲），新唯實派巨子培黎教授（按即注65所引培里），精于數(shù)理論理之沙佛博士（Sheffer,按即謝佛），新著《象征與真理》的伊頓博士（按即魯一士弟子、數(shù)理邏輯學家Eaton）。……他非常之謙恭好學。無論誰發(fā)問題他都認為是真問題。有一天他講到亞利士多德，他說‘在座有吳茲教授?；蛘呶业慕忉屖清e的你們?nèi)査?，其實我真不配說話’。吳茲教授講哲學史，他按時上課，竟不大缺課?！?br /> 77 陳樸譯述《謙謨、康德明我論》，原刊《東方雜志》第17卷第2號（民國9年1月25日），后與杜亞泉譯述的叔本華《處世哲學》（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收進《處世哲學》，《東方文庫》第43種，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2年12月初版，13年9月再版，第49-62頁。
78 陳樸在“弁言”里說：“悲夫，眾生沉淪，流轉(zhuǎn)生死，良由未達二空，橫存我執(zhí)；不絕其源，如何超悟；是以東西先覺之儔，咸以破我執(zhí)為第一義。英有謙謨，德有康德，雖詣有淺深，詞有顯晦，比之無著、世親諸尊，固不可同日而語，然類能顯真摧妄，閑邪存誠，洵可謂分途異唱，殊致同歸者矣。曩年與友人共譯狄卡爾《悟言》一書，尋因事輟；今歲客吳，于行篋中，忽得友人柏登君所著《謙謨、康德明我》（“The Self as Treated by Hume and Kant”）一論；柏登曾從哈佛教授羅夜師（Josiah Royce）治哲學，是篇蓋其參承之次所著者；披讀欣喜，不能釋手，輒復忘其鄙陋，遽施鉛槧云爾?！?br /> 79 艾略特1911年上蘭曼的梵文入門課（Indic Philology 1A and 1B），1912年上蘭曼的巴利文課（Indic Philology 4 and 5），從1912年到1913年之間上伍茲的哲學梵語課（Philosophical Sanskrit, Indic Philology 9），1913年9月到1914年5月上魯一士的哲學課（Philosophy 20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rious Types of Scientific Method）。艾略特在哈佛讀書時，曾對柏拉圖《高爾吉亞篇》作過筆記，在筆記簿空白頁上，還有他當時練習梵文天城體字母的筆跡（Jeffry M. Perl and Andrew P. Tuck, "The Hidden Advantage of Tradi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 S. Elliot's Indic Studies", fro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35 No. 2, April 1985, pp.116-131；Peter Ackroyd, T.S. Elliot: A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Chapter 2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1906—1914”）。俞大維、陳寅恪和湯用彤隨蘭曼學梵文和巴利文，大概和艾略特學習時的課程進度是一樣的。
80 參看謝幼偉《張蔭麟先生言行錄》一文，倫偉良編輯《張蔭麟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年，第200頁。
81 特別是 Arthur Hazard Dakin, Paul Elmer Mo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82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5, p.148.
83 《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第40頁。
84 沈有鼎在哈佛的同學、數(shù)理邏輯學家帕里（William T. Parry）對印度邏輯也很關注，參看D.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pp. xv, 240n, 298）。
85 D. Riepe, The Philosophy of India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Thought, pp.239-243；這里應該略提一下，就是沃倫和伍茲未校譯完的《清凈道論》，是在英高思手里完成的。
86 王浩在《從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事》里說：“順便想到，在哈佛大學念完邏輯的中國學生，只有趙元任先生，俞大維先生和我。趙俞兩位很快就改了行，我也總覺得邏輯太狹窄了一些。”（《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增補本，第228-9頁）
87 《俞大維傳》，第23—25頁。一門學問究竟最終有用無用，是很難講的。比如笛卡兒的解析幾何，在一般人眼里顯得“很無用”?？墒牵瑢τ岽缶S研究的彈道學（看上去就很“有用的”學問）來說，笛卡兒幾何卻是它的理論基礎。羅家倫說：“笛卡兒研究拋物線，不過以為其間有種知識的真美。而現(xiàn)在兵工廠的炮師，就要算到發(fā)射品的遠近，攻要塞與攻飛機，在水面發(fā)射與在陸地發(fā)射之區(qū)別及其影響。這何曾是笛卡兒所及料的呢？”（《科學與玄學》，第96頁）
88 成中英回憶他在臺大隨殷海光先生讀書時的經(jīng)歷時說：“在另一次課上，殷先生帶來一本數(shù)理邏輯的書（據(jù)說是俞大維先生及毛子水先生轉(zhuǎn)贈的），告訴大家，他看不懂。這倒不是殷先生的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