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蛇

用戶評論 (總計40條)

•   　　對于初學者來說，本書確實拓展了關于明清天主教史的視野。然而，對于不熟悉明清思想文化的人來說，不容易理清書中的人物關系。而且，書中的考證邏輯也需要靜下心來思考。最好結合方豪先生的著作來讀，才容易疏通書中的學術史。
•   　　這本書確實寫地很不錯，黃一農(nóng)的學術涵養(yǎng)確實很不錯。第一次聽到這書名時完全不知這是寫有關天主教傳教史的書籍。當自己看到三分之一時覺得黃一農(nóng)給這書取的名字真好，兩頭蛇這個稱呼把當時的天主教徒們的處境和信仰上的掙扎表述地淋漓盡致。但為什么是蛇而不是其他的動物呢？我不清楚，也許是取自圣經(jīng)舊約中創(chuàng)世紀中蛇的意象吧？
  　　這本書讓我體會到歷史考證，史料考據(jù)的學術魅力，所以花了大概四天的時間一口氣就讀完了，讀完后確實感慨頗多。這是寫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在接觸信仰和信仰的掙扎的歷程。原以為這本書會出現(xiàn)把信仰單純化的錯誤僅停留在外在的歷史考據(jù)，會對天主教信仰本身的表述會出現(xiàn)偏差。但這本書卻無這樣的偏差，書中作者自己也謙虛地指出自己可能會把信仰單純化，在寫作上會有錯誤，但我覺得作者在這點的把握上還是很恰當?shù)?。通過分析，作者認為娶妾是阻礙第一批天主教徒受洗歸入天主教的主要障礙。我認為而這婚姻的問題影響到這批士大夫們受洗的問題，但并不影響他們信仰建立的問題，反而會對他們信仰的建立有促進作用。因為也許通過這樣的處境會讓他們更加尋求天主的幫助，會拉近他們和上帝的關系。天主教的信仰注重的是個人和上帝的關系，與上帝建立一對一的關系，接受上帝做自己個人的救主。 因此娶妾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會給其信仰的建立帶來幫助，但是會影響其受洗的問題。
  　　在娶妾的婚姻問題上也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沖突，作者認為中西文化的沖突是影響這批天主教徒們建立信仰的關鍵原因。這是站在人自身的角度去看待信仰建立問題，但如果是站在信仰自身（神）角度，那么文化的沖突就根本不是問題了。因為基督教認為信仰的建立與否的主權完全在上帝的手里。但現(xiàn)在我們姑且只談論為我們?nèi)俗约核苊靼缀涂匆姷脑颍ň褪钦驹谌俗约旱慕嵌龋┱J為阻礙信仰的建立十分關鍵的原因。書中提到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如祭祀等文化現(xiàn)象在對天主教的傳播上有很大的阻礙，如后來康熙帝的禁教的直接原因就是當時的濟方會傳教士認為中國人這用祭祀等現(xiàn)象是違背天主教信仰要求完全禁止，這讓康熙帝十分憤怒，認為這些傳教士都不了解中國的文化無需再在中國傳教。中西文化的沖突確實是影響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重要原因。這種文化的沖突不僅影響到最初在信仰接觸上的認識問題，建立信仰過程中的掙扎還有最后能否在這條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問題，此外還會影響到來華傳教士在華的傳教策略，甚至還會會讓傳教士不得不彎曲有些教義。如利瑪竇最初來華傳教采取知識傳教的策略，用西方的天文等的知識和技術來吸引當時的士大夫，也就是這份好奇心讓這些士大夫愿意接觸天主教。利瑪竇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采取十分寬容的態(tài)度并且把天主教和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融合趨同，遂有后來的西學中源。把西方天主教的上帝，創(chuàng)世說等和中國的儒家的上帝以及對世界的起源的看法等同起來是對天主教信仰的曲解。所以才會有后來的傳教士對其態(tài)度的反對。
  　　在這段歷史中我們也明顯看到中國人的實用理性，其實讓國人建立信仰并不比想象中的難。因為實用理性中的“實用”對信仰的建立有促進作用，這作用體現(xiàn)在最初信仰的接觸上。當然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不是僅靠理性，走信仰之路也不是只靠理性就可的，明末清初的有些士大夫中最終沒有在這條信仰的路上走下去也說明了這一點。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傳教史確實讓人感慨頗深 。
  　　
•   　　總體來說，今天已經(jīng)看到倒數(shù)第二章，不過總體來說呢，大部分類似于爬格子以及收羅資料。不虧是得自于胡適之先生的臺灣代理人傅老板的真?zhèn)?。訓詁啊，考據(jù)啊，實在是太像了！
•   　　很好的書，不知道用“又是一個黃仁宇”的評價是否得體。在教會和火器專題方面，作者的研究很強大，研究的成功可能和作者的耶穌會身份以及物理學出身帶來的優(yōu)勢有巨大關系。
  　　國內(nèi)無出此人，國情原因...
•   　　黃一農(nóng)的學識還是不錯的。這本書倡導的是“e考據(jù)”，其中的一些資料之前我沒有看到過，覺得很寶貴。這本書很大的成績在于觀念上的糾正，那就是言及天主教必講利瑪竇、徐光啟、南懷仁、湯若望的老思路，轉(zhuǎn)而關注包括韓霖在內(nèi)的小人物。但事實上這些人物的作用實在是不小的。
•   　　 2007-9-24 11:17:55 張國剛 　 來源：博覽群書
  　　 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個熱門課題，中外學者論著頗多。就西學東漸這個方面而言，以往的研究著作最多的關注是傳教史以及與此相關的西方科技和物質(zhì)文明對中國的影響，比如數(shù)學、物理、天文等科學的傳人，西洋的測量儀器、鐘表火炮的傳人；其次也很關注西方建筑藝術、繪畫藝術(透視法之類)的傳入及其影響。這些領域的研究不僅有歷史學者在做，更有科技史和美術史研究者在做。
  　　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在科技和文藝層面是爭議最少的領域。連康熙皇帝都對西方科技青眼相加，何況其他士大大。鐘表儀器火炮之屬大多服務于宮廷和國家，引進吸收，即使并非毫無分歧，但是像“歷獄”一案那樣演變成政治事件者，畢竟屬于例外。
  　　
  　　　　其實，東西文明的碰撞在中國這一側，主要表現(xiàn)在思想和宗教層面。關于此—一時期西方宗教思想對中國之影響的研究，就迄今發(fā)表的一些作品看，或從思想層面討論西學與佛學的沖突，或從哲學層面討論晚明儒學思想的變化。但是，士人才是思想和宗教的承載體，對于士人如何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沖擊，尤其是對于西學給明清之際奉教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帶來的困擾，卻鮮有研究，即使有少數(shù)論文涉及于此，也未見深入，或者僅僅停留在明末三大士(徐光啟、李之藻、楊延筠)的一般討論上。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nóng)教授最近出版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則以豐富精彩的內(nèi)容和引人入勝的文字彌補了這一缺失，成為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力作。
  　　
  　　　“兩頭蛇”為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孫元化所親見，并因此撰就一詩曰：“吾聞兩頭蛇，其怪不可弭……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孫元化官至登萊巡撫，寫此濤后不久，曾因吳橋兵變而企圖以違反天主教教規(guī)的方式自刎，以堅守儒家的名節(jié)。入教受洗而違反教規(guī)，身為儒生而不能從容地堅守名節(jié)，這就是兩頭蛇的困境!也許不待重大考驗來臨，孫元化就已經(jīng)感受到了夾縫中的尷尬，所寫兩頭蛇詩就有自況的味道(詩中有“以我行藏似”之句)。黃一農(nóng)的著作以兩頭蛇“首鼠兩端”、“猶豫一身”的怪狀形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兩難困境。無論是因為他們選擇天主教的初衷即為融和儒耶，還是因為人教后身處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都注定了明清奉行天主教的士大夫會碰到一些特殊的難題，其在文化沖突中的艱難抉擇是我們今日難以想象的。
  　　
  　　　比如，奉教士大夫經(jīng)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納妾的問題。天主教“首禁二色”，明朝雖然在法律上對納妾有所約束，但形同具文，清朝更是放棄了這種限定。于是，究竟是服從上帝，還是要納妾以接續(xù)香火，成為明末士人王徵遇到的重大難題。
  　　
  　　　王徵(1571～1644)是最早學習拉丁文的中國士人之一，曾經(jīng)幫助金尼閣刊行拉漢字典《西儒耳目資》。王徵于天啟二年五十二歲時登進士第，恰在此前一年入教，深信此乃“天主之賜”。由于原配尚氏所生諸男盡天，膝下無兒，家族的壓力和妻女的勸諫，使他被迫納年方十五歲的申氏為妾。納妾的行為嚴重違反天主教“十誡”，王徵自知罪孽深重，多次請金尼閣等神父為之解罪，均被嚴詞拒絕：“非去犯罪之端，罪難解也?！贝撕笸踽绫闵钤谧载煹拿苄那橹?。崇禎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歲的王徵下決心要解決他的婚姻問題，乃與妾申氏斷絕婚姻關系，并撰寫《乞請解罪啟稿》請求寬恕。類似王徵的士大夫還有不少。根據(jù)黃一農(nóng)對明末清初十二位曾奉教士人的統(tǒng)計，除了許樂善、徐光啟、孫元化和魏學濂之外，其余八人都曾經(jīng)納妾。楊廷筠、李之藻和韓霖選擇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待將妾扶正后受洗；張賡和王徵則在受洗后娶妾，瞿式耜和金聲更因傳嗣納妾而最終選擇出教。
  　　
  　　　明清鼎革之際，一些奉教士人在面對應否殉節(jié)時，也與其天主教信仰發(fā)生沖突。例如王徵曾被李自成北京政權征人為官，王徵絕粒而死，這是違反天主教規(guī)的行為，因為天主教十誡中第五戒為反對殺人，也不許自殺。另外——位天主教徒魏學濂則于北京城破后投款降闖，因其父大中乃社會上極受人尊崇的東林黨忠臣，故其失節(jié)行為大受清議撻伐。李自成自北京敗退后，學濂的下落竟然成謎，有說自殺殉難的，有說隱居埋名的，前者合乎儒家的邏輯，后者則無違于天主教的戒條，這樣兩極的觀點，與后世對學濂晚節(jié)的評價一樣，往往因?qū)ξ鲗W、西教的態(tài)度不同而涇渭分明。本書《忠節(jié)牌坊與十字架：魏學濂其人其事考》一章則從同情了解的心態(tài)出發(fā)，予以條分縷析，試圖還原歷史的真相，可謂知世論人，故余英時先生謂其合乎史家之史德。
  　　 類似的命運還見于一位鄉(xiāng)紳人物——山西絳州人韓霖。韓霖曾從徐光啟學習炮學和兵法，雖然科場失意但家境富裕。大約是在山西開教的艾儒略和金尼閣為韓霖及其家人施洗的。作為鄉(xiāng)紳，韓霖在地方上有很好的人脈關系，曾經(jīng)受絳州知州孫順之托撰成《鐸書》，以演繹明太祖之《圣諭六言》。他利用此一良機撰成的《鐸書》，不著痕跡地于鄉(xiāng)約宣導中融入天主教的教義。韓霖一家以其雄厚的財力在地方上多有義舉，闖軍起事時，韓霖曾組織民兵保衛(wèi)鄉(xiāng)里，及見明朝大勢已去，韓霖乃降闖，被授大順政權的“參謀”。此舉有悖于儒家價值觀念，故絳州地方志為賢者諱，于韓霖降闖之事隱削不書。咸、同之際，反教情緒高漲，韓霖或因是天主教在當?shù)匕l(fā)展史上的首要人物，即有人忿而將乾隆本方志中涉及韓霖的39處記載加以改刪。本書“鼎革世變中的天主教徒”、“《鐸書》：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鄉(xiāng)約”兩章對此進行了細致深入的討論，不僅揭示出明清第一代天主教徒的“兩頭蛇”命運，也折射出西教在明清社會所遭遇的復雜困境。
  　　
  　　　從以上略舉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黃一農(nóng)的《兩頭蛇》挖掘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的“隱私”，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幅新奇的歷史畫卷。不管西方挑起的禮儀之爭如何發(fā)展，在中國奉教士大夫心靈和生活世界中，始終都在經(jīng)歷著一場文化沖突的煎熬。
  　　
  　　　《兩頭蛇》不僅在內(nèi)容上于許多史實有獨到的發(fā)明，而且在研究方法、寫作手法上也有諸多創(chuàng)新之處。全書十三章。除了首尾兩章比較多的背景鋪墊、歸納概括外，其余各章大都主要以人物為中心進行考察。注重各個當事人的人脈關系和吐會網(wǎng)絡，始終把人及其內(nèi)心世界的沖突作為探討的重心所在，是《兩頭蛇》的一大特色。
  　　
  　　　黃一農(nóng)教授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筆下的文字飽蘸感情。其論瞿汝夔家難的故事，謂瞿汝夔是利瑪竇最親近的教友，曾經(jīng)幫助利瑪竇制訂棄佛親儒的傳教策略。瞿汝夔之所以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在于他年青時因為叔嫂通問之奸而落魄之際，意外地結識了利瑪竇。天主教告訴信教者說：“無論十惡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這樣一種寬宏慷慨的西來宗教被瞿汝夔當作了洗刷自己心靈的救命藥方，終至成為利瑪竇傳教的干城之倚。此為黃氏的又一發(fā)明。
  　　
  　　　其論述王徵之妾申氏命運，謂當初申氏十五歲時以妾的身份嫁給王徵，本來是擔負著為王家生子，接續(xù)家族香火之任。天主教徒王徵為奉教而離異之，申氏悲慘地在王家毫無名分地虛度青春，二十年間僻居在魯橋鎮(zhèn)王家大院的一間小屋，默默承受中歐文化所產(chǎn)生之沖突。明清鼎革之際，王徵絕粒殉國之后，申氏本欲尋短見，只因受病重中的主母尚氏之請，鞠養(yǎng)王徵過繼的兒孫。申氏的名分似乎得到承認，但是代價卻是此后三十五年間的含辛茹苦。當申氏將兩個孫子(兒子此前已死)拉扯成人后，卻以七十高齡不食而死。申氏行為的壯烈與內(nèi)心的凄苦，“聞之令人動容”。又，其論魏學濂與閹黨阮大鋮一生的恩怨，謂最后阮大鋮所訓家伶，竟然在與魏學濂同為復社同志的冒襄家擔綱主唱，作者頗生感慨地寫道：“明清鼎革之變對中國社會的沖擊，雖有形容為天崩地解者，但戲臺依舊佇立。戲夢人生，真真幻幻。這些伶人在演唱《燕子箋》或《清忠譜》等劇的同時，或也冷眼看盡政壇的險惡以及戲臺下眾士大夫的百態(tài)?！?
  　　
  　　　前新竹清華大學校長、著名物理學家沈君山教授夸贊該書“雅俗咸宜、別出蹊徑”。所謂“雅俗共賞”應該就是稱贊該書引人入勝的人性化寫作方式，作為學術著作既得其雅正之品質(zhì)，又不失其通俗的魅力，用以評價該書在內(nèi)容上、文字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是十分允當?shù)?。歷史是“人”的歷史，如果我們的歷史著作能夠有更多的人情味，則不僅僅是增加了歷史書的可讀性，更重要的是能夠更好地體現(xiàn)歷史學的價值和真諦。讓廣大的歷史家之外的讀書人也能夠讀，喜歡讀。黃一農(nóng)的《兩頭蛇》在這方面堪稱典范。
  　　
  　　　《兩頭蛇》一書在寫作目的上就有方法論的訴求，尤其是作者一再提出的“e考據(jù)時代”的概念，在本書中表現(xiàn)非常突出。一農(nóng)認為電子技術的發(fā)展和因特網(wǎng)的普及對歷史學研究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作為現(xiàn)代的歷史工作者，必須要學會熟練使用各種數(shù)據(jù)庫及其他網(wǎng)絡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精度收集資料進行研究，而不是繼續(xù)沿襲傳統(tǒng)的考證方式。他認為大量典籍被整理成電子資料，為學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作者在瞿汝夔家族人脈關系的考證中就提到數(shù)據(jù)庫的使用方法技巧等問題。
  　　
  　　　應該說，本書在具體考證上依然是使用非常傳統(tǒng)的考據(jù)方法，并且表現(xiàn)了作者非凡的學術功力和獨到眼力。一農(nóng)所強調(diào)的“e考據(jù)時代”區(qū)別于傳統(tǒng)考據(jù)學在于，現(xiàn)代檢索手段給史學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樣的天地，通過電子資料庫和正確的檢索方法，e時代的歷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傳統(tǒng)時代做不到的事。誠然，“e考據(jù)”是搜集材料的一個現(xiàn)代手段，但是這個現(xiàn)代手段是以傳統(tǒng)史學的積累為基礎，以對現(xiàn)代技術的掌握為前提的，而只有兩種能力兼?zhèn)?，才能夠在e時代進行考據(jù)，并取得相當?shù)某晒Ｒ晦r(nóng)強調(diào)e時代的來臨，是因為目前大多數(shù)的學者還不能意識到電子技術等對史學研究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極其深遠的緣故吧!
  　　 運用e考據(jù)，還涉及到研究課題的拓展問題。本書所研究的諸人物，作者特別重視人際關系的考察。一農(nóng)總是強調(diào)“有感情的歷史”，也就是有血有肉的歷史，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總是關注到制度的層面之后那個人的層畫、具體運作的層面。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運作模式恰恰需要這種研究思路。因此，在對傳統(tǒng)社會的事件進行關注時，要關注到事件本身之外的人物關系、人物心態(tài)。這種做歷史的方法在傳統(tǒng)研究方式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需要大量分散的信息，但是e考據(jù)時代的搜索技術和大量材料作基礎，為在短時間內(nèi)有效深入梳理歷史人物的人．脈網(wǎng)絡提供可操作性。該書中關于韓霖的一章談到韓霖如何對《鐸書》進行推廣，即是這種研究思路的漂亮例證。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該書別開生面的“附錄”。全書還有44個附錄，56幅圖表。與一般著作末尾的附錄不同(該書末尾附有大事年表、傳教士姓名對照表、參考文獻和名詞索引)，該書的44個附錄是作者匠心獨運的安排。這些附錄大都對正文論述有所補充、解釋或考證。比如，在論及瞿汝夔與嫂子發(fā)生通問之奸時，插入一段“瞿汝稷的外貌”，廣引文獻考證苦主汝稷五短身材而貌寢，與同父異母的濁夔氣宇軒昂頗為不同。又如，“明代社會有關娶妾的規(guī)定”是理解正文中關于士大夫出身的天主教徒娶妾問題的必要背景資料，且超越該題材先前的研究水平。此外，作者還在這些無所不包的附錄中展現(xiàn)了自己觀察問題的角度、思路，談到了很多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也將一些正文中難以布局的考證結果、背景知識等單獨列出，不僅呈現(xiàn)作者的研究功力，并可提供年輕治史者絕佳的學習指引，使該書在嚴謹?shù)膶W術論著風格之外，還具有提供方法指導的意義。這些創(chuàng)舉都是在其他學術著作中見不到的。
  　　
  　　
•   　　黃一農(nóng)《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書，曾受到許多著名學者的贊譽，有的稱其為“世界水平的”專題研究，有稱其對史料的搜求及考證，是同行的海內(nèi)外學者很難企及的”，不過，隨手翻閱該書，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在此略記幾條
  　　1、該書5頁附錄天主教傳教會部分，說馬丁路德成立新教，似乎不妥，因為新教的名稱乃教外之人所稱，路德從沒有稱自己的教派為新教，況且所謂新教從來不是統(tǒng)一的組織，用成立一詞不合適。同時外方傳教會的法文名稱外方多了一個s。遣使會、耶穌會、外方傳教會的外文名稱有的用英文，有的用法文，有的用拉丁文，應該統(tǒng)一語種。2、該書10頁在談到中國教區(qū)沿革時，用了趙慶源的一份年表，其實，應該可以使用更為原始的資料，如圣教雜志上的材料或者是馬德賚的《中國、朝鮮、日本的天主教會體制.》3、該書8頁稱教宗為爾本八世，通用譯名為烏爾班八世4、該書9頁在談到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活動區(qū)域時引用湯開建《明清之際方濟各會在中國的傳教》，似乎不合適。4、該書37頁注釋引裴化行有關利瑪竇的傳記《利瑪竇評傳》、《利瑪竇司鐸和中國當代社會》，兩書實為一書的不同譯本，應該予以說明，以避免讀者誤會。5、378頁稱《永歷實錄》嚴起恒曾進太子太傅，以前則為禮部尚書，但《殘明宰輔年表》上的記載為進太子少傅和戶部尚書。
  　　
•   　　“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yǎng)起來。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薄茉绲臅r候，讀某個版本的魯迅傳時，知道了課本上沒有講的故事：魯迅遷就母親，接受下一樁包辦婚姻，禮物的名字叫朱安。
  　　“做一世的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凈，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魯迅原本打算犧牲感情生活，然而，遇見許廣平后，經(jīng)受了痛苦與矛盾，魯迅這個戰(zhàn)士終于擁有了屬于個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贖罪之心甘做舊世界的殉葬品。
  　　這是否說明，魯迅的血液就不干凈了，聲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魯迅不必這樣要求自己，我們也不應這樣要求他。人就是人，尤其是在個人無法承擔的重負面前。盡管初時兩人的結合惹起過一些風言風語，但人們能夠理解尊重，即使是論敵，也很少以此攻擊魯迅。
  　　提起這段，與臺灣史學家黃一農(nóng)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書有關。作者以“兩頭蛇”為喻，形容夾在中西兩大傳統(tǒng)之間、徘徊抉擇“首鼠兩端”的第一代中國天主教徒的矛盾與掙扎。這與以往人們對徐光啟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評價——“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云云，反差甚大?！皟深^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內(nèi)心世界之后畫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憐可嘆之感：好端端的讀書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這本書怎么可能與朱安扯上聯(lián)系？且容我慢慢道來。
  　　“史學研究有時還得要追索人的內(nèi)心世界，并嘗試融入更多的人文關懷，甚至也容許撰寫者個人情感的適當抒發(fā)?！秉S一農(nóng)的自序，充分體現(xiàn)在該書《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為例》一節(jié)中。
  　　在晚明一片烏煙瘴氣之中，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們，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驗。天主教要求教徒嚴守一夫一妻制，斷不可“大紅燈籠高高掛”，幾個老婆輪流睡。但納妾的行為，在富貴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戒家人，勿為其娶妾，但終因膝下無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黃一農(nóng)并未輕易放過此節(jié)，他寫道：“諷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動且每日置于床頭把讀的《七克》，卻有大量篇幅批判納妾制度以及‘為孝而多娶’的行為。”（注：《七克》是傳教士刊印的關于如何克服驕傲、嫉妒、好色等毛病的書）
  　　不久，王徵因為信仰漸深，決定出妾，但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痛下悔改之心，視申氏“一如賓友，自矢斷色，以斷此邪淫之罪”，將其“異處”而非休棄（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離婚），結束了夫妻關系。
  　　后，清兵入關，國破家亡，王徵絕食盡節(jié)，違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殺之律。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勸留，替王家料理喪葬、支撐生計。歷盡艱苦將孫兒撫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壽時仿效王徵，絕食而死，不可不謂悲??！
  　　黃一農(nóng)在此做出了“個人情感的抒發(fā)”，他認為，“王徵為了自身的罪贖，犧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讓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稱明末反教人士對出妾行為的抨擊，是“從人道的立場”表達的批判。納妾是否人道，或許因為今日看來屬于基本常識，書中因此未置一語，出妾則是不顧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為，因信仰而克服肉欲，則被視為自私。
  　　其實，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王徵之所以與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終結陋習的同時盡可能照顧女性生計，負擔女方的生活。不知為何，黃未將這一做法視為更人道。而將滿腹激憤與同情，盡付申氏，進而構思出一部電影腳本《天主與妾》。
  　　回到本文開頭，魯迅將原配朱安“異處”而非休棄，也是考慮到當時鄉(xiāng)下的習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處境會變得不堪設想。許廣平與魯迅交往之初，亦曾試探性地將魯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魯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見，按照黃一農(nóng)的標準，魯迅無疑也犯下了讓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過。
  　　仿效《天主與妾》，或可寫一出《新文化運動與朱安》。這一視角顯然是女權的，同時是左翼的，因為如果僅是女權主義的視角，也可選許廣平為主角，與許廣平相比，選擇朱安顯然更同情勞苦大眾。
  　　在隨感錄中，魯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xiàn)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辈恢獌砂俣嗄昵暗耐踽?，內(nèi)心掙扎之際是否曾泛起點滴同感。
  　　而黃一農(nóng)堅定地為王徵蓋棺定論：“王徵……很無奈地失落在中國傳統(tǒng)和天主教文化之間，黯然承受作為一個‘兩頭蛇族’在會通天、儒的嘗試中所產(chǎn)生的尷尬?！薄皟深^蛇”一詞暗含的諷喻意味，至此毫無遮掩。
  　　奈何這種中西文化交匯中的“兩頭蛇族”，三百年來只多不少。倒是當代，因為傳統(tǒng)文化被折損殆盡，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氫胺猛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從來就不是輕松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否在不“會通”、不“尷尬”的過程里，自行發(fā)展出男女平權的思想與人道主義，已無從證實。以梵二會議為標志，作為當年中華禮儀之爭主角的羅馬教廷，對基督信仰與本地文化的態(tài)度，乃至對多元文化的態(tài)度，亦發(fā)生了相當大的改變。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朱安與魯迅，各有痛苦，王徵與申氏，各懷幽情。人難免因個人好惡，同情其一而諷刺其二。
  　　人不記念的，自有記念者。
  　　
•   　　 明末清初，隨著歐洲國家在大航海時代海權的擴張，天主教逐步進入中國，并導致中西方文化的首次全面撞擊，這一過程已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領域。然而，相當數(shù)量的研究或側重于文化層面的橫向考察，或側重于傳播過程的縱向追述，對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除了被稱為“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卻缺乏足夠的重視，往往只是視其為歷史過程的注腳。其實，作為教義和思想的直接承載者，出生于中國本土的奉教士人，其奉教的因緣、心態(tài)與歷程乃是該領域研究無法忽視的問題，而黃一農(nóng)先生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正是在這一方面有所突破。該書無意于宏觀的敘事，也盡力避開了早已成為學界熱點的“三大柱石”，卻以瞿汝夔、王徵、魏學濂、韓霖等奉教士人以及南明的皇親內(nèi)臣為個案，就歷史疑點做一一梳理，成果斐然。
  　　
  　　 娶妾與殉國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孫元化曾見一條兩頭蛇，有感其進退之時兩頭的相互掣肘而口占一詩。在黃一農(nóng)看來，身處兩種文化沖突之鋒面的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其困頓恰如詩中所謂“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畢生難共趨，終朝不離咫”，故而稱之為“兩頭蛇族”。
  　　 在中國宗法制社會的傳統(tǒng)中，傳宗接代為孝道之本，為廣嗣而娶妾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西來的天主教士卻視娶妾為違犯“十戒”中“毋行淫邪”規(guī)條的重罪，并拒絕為娶妾者施洗。通過對奉教、友教以及出教士人的生平尤其是婚姻、子嗣狀況的考察，作者指出，娶妾問題乃是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面臨的最大困境，如徐光啟所言：“十戒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為難”。其他，如楊廷筠、李之藻、韓霖、佟國器等選擇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和魏裔介到晚年其妾因正室過世而扶正之后才受洗，瞿式耜和金聲則因納妾傳嗣而出教。
  　　 兩頭蛇族本已在天主教義與儒家傳統(tǒng)禮俗之間掙扎徘徊，而明清鼎革之際的社會現(xiàn)實又往往迫使其迅速做艱難抉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殉節(jié)問題。與娶妾這種尚可以從長計議的問題不同，殉節(jié)與否事關大節(jié)，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此，雖然自殺與天主教義相沖突，但在國亡或城破之際，孫元化、王徴、陳于階、焦璉等明末奉教士人，仍試圖自殺殉國。
  　　 兩頭蛇族生存與文化與歷史的雙重夾縫之中，兩種文化的交融與沖突集于一身，其中最典型的當屬王徵。王徴后半生傾心于西學西教并受洗，但年逾五十之后，由于艱于子嗣，在“妻女跽肯、弟侄環(huán)泣、父命嚴諭”的情形下，心意松動，納年僅十五的申氏為妾。但因自覺罪孽深重而又不獲解罪，終于在立侄為嗣后，于六十六歲之時公開發(fā)表《祈請解罪啟稿》，將申氏“異處”，重歸天主教。然而，八年之后的崇禎十七年，王徴竟因不愿降闖而絕食殉國，終于還是背離了正統(tǒng)教義的規(guī)條。
  　　
  　　 史實的厘清
  　　 《兩頭蛇》一書最用力之處在于其對史實的厘清。作者廣征博引中、日、西文的原始資料和近代著述，數(shù)量竟達1099種之多（何炳棣語）；而在如此蕪雜的資料中，其抽絲剝繭的梳理、考證之功亦讓人嘆服。如瞿汝夔，這位中國士人中最早跟隨利瑪竇學習西學之人，曾力勸利瑪竇改僧服為儒服并積極引介其進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但是，瞿汝夔的生平一直隱而不彰，甚至其是否真如傳教士所言，為尚書瞿景淳之子都大有可疑。作者通過對相關的族譜、傳記、筆記、書信乃致行狀、墓表細致梳理，終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即瞿汝夔卻為瞿景淳之子，只是由于發(fā)生與長嫂“通問之奸”的丑聞而被家族除名。
  　　 另外，作者在考證的同時，對資料并不只是引征，而是“努力去追索撰寫者或編輯者的主觀意識或人脈網(wǎng)絡”，挖掘文本表象之下隱晦、刪節(jié)甚至虛妄之處。這就為后繼者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事實上，對史料的梳理與考證既是該書的特點，也是其基礎與核心。作者正是通過對奉教群體的家族、姻親、師生、同鄉(xiāng)、同年等社會關系的梳理，才展現(xiàn)出西教與西學在中國傳播脈絡，也體現(xiàn)出中國本土教徒在這一過程中的歷史地位；而通過對韓霖及其《鐸書》相關問題的考證，也揭示了天主教在局部地區(qū)的滲透方式。
  　　 但是，或許是出于對“自序”中所提到的傅斯年“史學便史料學”觀點的認同，全書明顯的重史料而輕史觀、重考據(jù)而輕思辨。雖然作者在具體史實上成績顯著，但對資料一味的博采窮搜卻使行文枝丫蔓延，又往往陷入繁瑣細碎的考證之中，于史觀則讓人茫然無得。而一離開史料，作者的論斷就頗有臆測的成分，如魏學濂死節(jié)事、王徴后人疏離天主教的緣故之類，甚至在推測許纘曾晚年出妾的緣由時，居然前后矛盾。
  　　
  　　 e-考據(jù)與學風
  　　 總體而言，《兩頭蛇》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著作，而就治學的具體方法和學風而言，更當?shù)媒炭茣频姆独Ｗ髡咴跁幸辉偬峒安⒆龀鍪痉兜摹癳-考據(jù)”無疑給習慣于傳統(tǒng)媒介和獲取渠道的文史研究者指出了更為廣闊的資料來源，同時，也指出了考據(jù)學派新的發(fā)展可能——“e-考據(jù)學派”。此外，作者還將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以附錄或后記的形式穿插于行文中隨時介紹，這對于后學顯然大有裨益；而作者在前言中對目前史學界學風直言不諱的批評，對于日漸平庸甚至腐敗不斷的學界，亦堪稱逆耳諍言，作者之良苦用心，不由得讓人感佩不已。
  　　
•   　　在南開聽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黃一農(nóng)教授的講座，分兩天一共講了三個題目。黃教授的個人經(jīng)歷頗為奇異：起初為物理學博士，之后研究天文歷法，后期轉(zhuǎn)向天主教及中西方文化研究，從物理學家跳躍為歷史學家，其手筆之大實在嘆為觀止。也許正因為此，他對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非常獨特，比如強調(diào)e時代的考據(jù)、抓住歷史轉(zhuǎn)折上重要的細節(jié)來解剖社會演變等等，特別是將自己對明末清初這一關鍵歷史時期的思考以一部電影劇本的形式展現(xiàn)，獨特的史學方法之精彩和吸引人是前所未聞的。而且他可以從理工技術的角度來解讀歷史，尤其高屋建瓴。他說，所有的歷史愛好者都應當成為story teller，用著來形容他本人的研究是恰如其分的。黃教授只講了概括的研究成果，具體的可以參考他新出版的《兩頭蛇》一書。這里把聽講做的一點筆記做一整理，比較零散，基本是梗概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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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講：天主·火炮·妾——當孔子遇到耶穌（東藝演播廳）
  　　
  　　兩條主軸線：物質(zhì)文明接觸——火炮；精神文明接觸：天主教
  　　
  　　歐洲最南端海角羅卡角的航海紀念碑上文字：“陸，之于此；海，始于斯?！薄獤|西方對海認識的差異
  　　
  　　天主十誡，Manila，1593年與儒家思想的沖突：五常與十誡
  　　“惜僚氏勝過各眾物”與傳統(tǒng)觀念的沖突
  　　傳教士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娶妾問題
  　　
  　　天主Vs妾：呂留良之妻的故事
  　　
  　　西方火炮與中國炮第一次交鋒：興城。寧遠大捷，袁崇煥打死一萬七千滿洲人
  　?。▓D片）北京·袁崇煥墓；軍事博物館門口的炮是東印度公司的船炮
  　　鄧士亮：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好的打撈專家《心月軒稿》：天啟2年
  　　福建泉州古交通博物館外的炮：中國開始自己制造西方火炮：天啟4年
  　　煉鐵：北方用煤，南方用木炭
  　　
  　　明朝末年幾何學傳入，由此設計了炮尺（用三角函數(shù)來計算射程的工具，有圖）
  　　
  　　天主教與軍事改革：
  　　吳橋之變，兵士偷了王象春家一只雞，造成孔有德叛變，由渤海海峽渡至遼東，將炮術傳給滿人，造成明朝覆滅。
  　　（圖·神威大將軍炮，故宮外）但此重大發(fā)明，35年后清代奪取江山后再未制造過，中國軍事由此停滯
  　　金庸小說《碧血劍》附錄《袁崇煥評傳》
  　　
  　　精神文明方面： 天主教Vs妾
  　　陜西涇陽縣魯橋鎮(zhèn)王家村，王徵的后人（第一個學拉丁文的人）
  　　王徵：萬歷44年在京師認識傳教士，當時西方七千冊書運進北京
  　　申氏：中西文明交流的悲劇
  　　
  　　南開副校長點評：此事與911周年紀念的聯(lián)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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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講：龍與獅的對話（范孫樓章閣廳）
  　　
  　　歷史不是只讀文本的表面，而要了解文本下層的意義
  　　圖像與文本間的關聯(lián)
  　　
  　　以英王喬治三世的畫像為例：黃先生從ebay.com上找到并買下馬戈爾尼畫的版畫，可輔助研究
  　　abebooks——全世界最大的賣書網(wǎng)，七千冊書，價格合理，輔助研究
  　　例：意大利佛羅倫薩中國書院有英國人讀書，可找到翻譯原稿
  　　
  　　進入正題：馬戈爾尼訪華的禮儀之爭
  　　
  　　明朝：五拜三叩禮；清朝：三跪九叩禮
  　　
  　　萬樹園接見的圖畫中的破綻：皇族衣服是圓補，大臣是方補。太陽方向錯。
  　　
  　　有時歷史發(fā)展的真相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印象！
  　　馬戈爾尼使團中的小斯當東是第二次英國訪華特使的副使，后來成為英國議員。早年在中國發(fā)生的禮儀之爭帶來的不快記憶使小斯當東在議會力主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
  　　
  　　總結：禮儀之爭發(fā)生的24小時，中英雙方文獻均沒有具體記載到底真相如何，一片空白。雙方在記錄上妥協(xié)，擇取歷史的片段各自表述，維護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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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講：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蓄妾Vs十誡：“舜降二，文娶九”
  　　徐光啟：“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為難”——天主教要求的不娶妾與中國舊禮制的深刻沖突
  　　
  　　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有幾百個進士都與天主教會有接觸（有考證）
  　　
  　　有關史學方法：
  　　歷史的知識不要想當然，要以為自己不知道，要切實下功夫
  　　
  　　老蚌生珠
  　　汝稷，汝夔，汝益，汝説（一個極其精彩的故事，沒來得及記，待查書）
  　　
  　　構建知識地圖，什么樣的文獻有可能查到我所需要的信息
•   　　
  　　西閃/文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是黃一農(nóng)先生探究明末清初之際中國天主教歷史的專著，余英時曾以“體大思精”四個字評價此書?？爱斔@四字評價的當代歷史著作委實不多。
  　　異質(zhì)文明間的糅合與沖突往往相當復雜，明末清初的在華天主教史正是如此。20年前，黃一農(nóng)從一個無線電天文學家轉(zhuǎn)行進入史學領域，本只想專研天文學史，可當他因研究古代天象紀錄接觸到清初“歷獄”事件時，他才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邁入了天主教史的范疇。曾經(jīng)仰望星空的眼睛，一旦轉(zhuǎn)向歷史也有非凡目力。當年黃一農(nóng)二十余篇考證論文使得不少學者慨嘆康熙歷獄的研究已經(jīng)是“題無剩義”，其力作《兩頭蛇》獲“體大思精”的贊譽似乎又是情理中事。
  　　“兩頭蛇”之喻出自明末天主教徒孫元化的詩歌。孫在家中看見一條兩頭蛇，于是口占一詩。詩中寫道：“昔賢對之泣，而吾反獨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睂O元化以兩頭蛇自況自嘲。兩頭蛇在決定行止時“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耳”的矛盾掙扎，正是當時許多奉教人士徘徊在天主教與儒家道德之間難以取舍的真實心境。
  　　可是，像孫元化這樣的中國士大夫，為什么會讓自己置身于這種取舍艱難的痛苦當中呢？
  　　
  　　為什么中國人會遭遇“上帝”？
  　　
  　　準確地說，是航海家和傳教士一起給中華帝國帶來了“福音”。16世紀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揚威海上的世紀，也是天主教迅速擴大傳播范圍的世紀。但在亞洲，天主教的傳播一開始困難重重。在印度，葡萄牙人吃牛肉、飲酒的習俗均屬印度教的禁忌，傳教士的信眾只能局限在低賤的種姓中。在日本，教區(qū)長將教會中的日本人視作二等公民，禁止他們學習拉丁文和葡萄牙文，引發(fā)了激烈的內(nèi)部爭論。1583年，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首度成功在廣東設立教堂，標志著天主教正式進入中國，但其傳播同樣不順利。中國人把天主教誤會為佛教分支，傳教士則誤以為中國和尚的政治和社會地位與歐洲教會的僧侶相當，也就默認了這種誤會，剃了頭發(fā)，穿上僧衣。像羅明堅更是自稱“天竺國僧”?？芍钡?592年利瑪竇在門生的勸說下蓄須留發(fā)，脫掉僧服改著儒裝，努力融入中國士大夫的交游圈，天主教的在華事業(yè)才打開了局面。
  　　一方面是天主教奉行的文化調(diào)適策略起了作用。另一方面，明帝國內(nèi)外交困的政治和社會現(xiàn)實也迫使中國士大夫在傳統(tǒng)之外尋求經(jīng)世濟民的良策。就像對天主教持友善態(tài)度的陳子龍所說：“明興二百七十年……蓋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 士大夫中不少有識之士認同這個觀點。他們不滿提倡虛無的佛教以及空談心性的陽明之學，轉(zhuǎn)而相信天主教能夠為風雨飄搖的時局帶來開物成務、經(jīng)世致用之學。可以這么說，利瑪竇等教中人士大力推動的“天儒合一”的策略正好與士大夫希翼天主教“合儒補儒”的心理渴求兩相匯流，讓中國人遭遇了“上帝”。
  　　用“遭遇”一詞來描述明末清初在華天主教的情形大概是恰當?shù)?。因為很快，那些親近“上帝”的士大夫們就感受到了理念分裂的痛苦。
  　　
  　　死節(jié)與納妾
  　　
  　　不是所有的中國士大夫都接納或親近天主教的教義。以徐光啟為首的奉教人士打出的“補儒易佛”的旗幟引發(fā)了天主教與佛教的緊張關系，也使一些堅持“華夷之辨”的士大夫提高了警覺。萬歷年間爆發(fā)的“南京教案”即是典型例證。更有敏銳如王啟元者意識到了天主教與儒家根本不是同路人。他指出：“天主之教首先辟佛，然后得入其門；次亦辟老，亦辟后儒；尚未及孔子者，彼方欲交于薦紳，使其教伸于中國，特隱忍而未發(fā)耳！愚以為佛氏之說易知，而天主之教難測，有識之士不可不預為之防也！然其旨以天主即中國所謂上帝，則未然矣！”他的觀點不可謂不超前。大約一個世紀后，羅馬教廷堅持欲將天主凌駕于中國的上帝，“禮儀之爭”引發(fā)，最終康熙禁教，中歐文明的第一波接觸畫上了休止符。這讓人不由得想起劉小楓在《圣靈降臨的敘事》中所談到的所謂“漢語神學”的問題。為了給“漢語神學”開道，他排除了“漢語神學”修改自身，以迎合儒家成仁、道家得道、佛家圓融的可能。他對“上帝”的超拔高標，其實與王啟元的思路并無二致，只不過一個要揚的是天主，另一個要保的是儒家。
  　　那些反對者對天主教的傳播憂心忡忡，而那些信奉天主的人內(nèi)心更加憂懼。世代浸潤在儒家傳統(tǒng)中的奉教人士，他們往往要經(jīng)受信仰交戰(zhàn)和道德分裂所帶來的巨大痛苦。在《兩頭蛇》中，黃一農(nóng)以王徵為例，翔盡而體貼地展示了一個儒家化的天主教徒在歷史境遇中的深切痛苦。
  　　王徵精研機械水利，希望力挽國勢衰頹，故由西學而入西教?？稍诜罱讨?，卻面臨“無后為大”的困窘之境，只好私違“十誡”秘密納妾。沒過多久，王徵自覺罪孽深重，心生悔意，想請神父為其解罪，卻因納妾為天主教重罪而遭到神父拒絕。為此王徵痛苦不已，多年來潛心清修，希望彌補納妾之罪。六十六歲時，他終于痛下決心，公開發(fā)表《祈請解罪啟稿》，自承曾嚴重違反“十誡”，羞愧悔恨，現(xiàn)將妾“異處”，視為“賓友”。斷色以求解罪。決定之后，王徵在給表弟的信中說“百無一事于心，三碗飽飯后，一枕黑甜……”，心情大為開朗。可好景不長，李闖攻陷西安，要王徵出來做官。王徵再次違反“十誡”，絕食七日而死。
  　　黃一農(nóng)對王徵等奉教人士的精細研讀，將明末清初的中國天主教徒的兩難境地刻畫得極其充分。
  　　
  　　仍在困境中的“上帝”
  　　
  　　現(xiàn)在的基督徒可能已經(jīng)不再面對像明末清初天主教徒那樣特別尖銳對立的道德困境了。但是否困境徹底消弭？答案卻未可知。
  　　劉小楓說景教（早期基督教會分支）為什么在唐代沒有成為國教，像俄羅斯當年那樣皈依，純屬歷史的隨意性。他如此說法無非是想將沉重的歷史拋開，為基督神學拓出一片不沾灰塵的凈土?？墒牵退闾拼蚋綍兰沂甲胬献佣暤澜虨閲棠藢贇v史的隨意性，也不可能將“上帝”從中國的歷史中超拔出來。就像黃一農(nóng)揭示的那樣，孫元化、王徵們的痛苦是真實的，沾滿了歷史的塵埃。
  　　其實，聯(lián)想到佛教之于魏晉，天主教之于明清，可知新思想、新道德和新信仰無不產(chǎn)生于歷史動蕩之中，也無不在歷史動蕩之中經(jīng)受磨礪考驗。以此審視今日，應無大錯。
  　　《兩頭蛇》的精妙之處豈是一篇書評可以道盡？余英時說此作“必可傳世”，我覺得實在是持平之論?？鋸埖刂v，寧讀一本黃一農(nóng)，不讀十本劉小楓也！
  　　
•   　　元亡后，西歐有兩世紀之久，無人提及中國，這種沉默化為一種神秘。當利瑪竇來到大明，聽從瞿汝夔蓄須留發(fā)，脫去僧服改穿儒服的建議，更采用“補儒易佛”的傳教策略，自稱“西儒”，與釋家多有論戰(zhàn)。即有相當數(shù)量的儒家士大夫相信自己找到了祛除晚明心學末流狂禪對儒學正統(tǒng)造成侵害的解決方案。對他們來說，信仰天主教不僅僅是拯救個人的靈魂，更是他們救國之術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后者對他們而言更為重要：西儒正可以用來補完儒家思想，并將北宋以來釋氏對儒家侵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瀝清。明謝肇淛《五雜組》中即有：又有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琍瑪竇者，自其國來，經(jīng)佛國而東，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fā)，而于佛、老一切虛無苦空之說皆深詆之，是亦逃楊之類耳?，P瑪竇常言：“彼佛教者竊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輪回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為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則墮地獄，永無懺度，永無輪回，亦不須面壁苦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庇嗌跸财湔f為近于儒，而勸世較為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卷之四 地部二，82頁）利瑪竇撰寫《天與地》一書，進呈《世界全圖》，中國即從那時起不再像以前那樣被當做一個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西歐經(jīng)由耶穌會士之手也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狂熱的迷戀，瓷器、繪畫、園林、哲學、政體，一切的中國文化都由于剛剛從霧靄中顯現(xiàn)，而變得令人追捧和迷狂。孟德斯鳩、伏爾泰、魁奈、沃爾夫、萊布尼茨、歌德都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利用西歐對中國的推崇，竭力推動著社會的變革。然而，一切的美好意象都在兩件事情中結束了：一是歐洲對中國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急速發(fā)展，中國對西方不再是朦朦朧朧的身影；二是明朝的覆亡，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奉教士大夫紛紛在崇禎皇帝龍馭上賓后自殺殉國，先前已因納妾之事抵牾十戒，此番更犯下自殺之重罪，足見入天主教實原為補儒爾。此身既沒，補儒合儒并以西方科學實學開拓儒家新理路和新進境的愿景自然亦付之流水。朝代覆沒的悲劇使許多遺民文化領袖開始思考明代滅亡的原因，“禮儀之爭”加之清廷官方提倡朱學，暗藏不滿的他們只得將注意力轉(zhuǎn)向經(jīng)史的研究，以期獲得對古代典籍和歷史更為準確的理解。
  　　這一事例表明了，即使是遠邦他國于我無涉，透射于彼的烏托邦形象也不只是單純、不帶有意圖的。士大夫利用“西儒”補儒，而歐洲人利用中國的美好來設計新的社會體制。著眼點也只是自己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常對與自身不符之處頗多指摘，互相所作出的評價完全取決于自身捍衛(wèi)的論點和立場之需要，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一旦世界聯(lián)結地更加緊密，雙方的身影在互相的視界中漸漸清晰，烏托邦的美好就急速轉(zhuǎn)變成他者的丑陋。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參看黃一農(nóng)《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嚴建強《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孟德衛(wèi)《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閻宗臨《中西交通史》，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卜正民《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利瑪竇中國札記》等著作。
  　　
•   　　章可
  　　
  　　什么行當里待久了，都難保生出點職業(yè)病，搞歷史的也是。傅斯年先生當年高呼“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時候，可能不會預料到今天說中文的職業(yè)史家們，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些“史料敏感癥”：拿到一本著作，正文還沒瞅上幾行，就睜大眼睛低頭看下面的注釋，作者的觀點尚未了然，先關心的是他都用到了哪些材料，看到自己沒見過的就忙不迭地抄在小本本上。在發(fā)現(xiàn)一堆小資料就立面旗子標明自己在某領域“搶攤”成功的今天，史家們看同行的著作，往往失卻了平心靜氣的從容，成了異常閱讀習慣的犧牲品。
  　　
  　　如此這般的人們，若是讀過黃一農(nóng)先生的這部新著《兩頭蛇》，恐怕就不僅僅是“敏感”，而且要“癲狂”了。用何炳棣先生的話說，此書所引用到的資料著述，達到了1099種，其數(shù)量之多，大概要創(chuàng)國史研究的一個紀錄。當然，《兩頭蛇》并不是一本簡單排比的資料長編，也不是作者刻意炫耀自己學識淹博的牌坊，它要講述的，是一群人的故事，這就是“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中西文化的交流，近十幾年來已成“顯學”，而明末清初的這一撥天主教傳教士和本土教徒，作為近代中西接觸的“先驅(qū)式人物”，更是為人所津津樂道，以至三句話不離“利瑪竇”的大有人在。和許多領域一樣，表面看上去再“繁榮”再“熱鬧”，卻往往是內(nèi)里單薄貧乏、步入瓶頸的一種征兆。提到傳教士，常常集中于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說及本土的奉教人士，又往往逃不開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這“三大柱石”，這已經(jīng)不是稀奇的現(xiàn)象。拿幾個著名人物就來概括為數(shù)相當之大的群體，并不是明智的敘述態(tài)度，“以小見大”終究只是暫時的策略，而不是讓人滿意的終點。黃一農(nóng)先生多年搜采資料，以陳垣老所謂“竭澤而漁”的方式寫就此書，正是要挖掘充分個案來作一真正“全景式”的展現(xiàn)。
  　　
  　　書名“兩頭蛇”，容易讓人想到春秋時孫叔敖的傳說，而作者在這里則是受到了明末天主教徒孫元化一首詩的啟發(fā)：元化某日在家中見到一條兩頭蛇，見其“首鼠兩端”，一頭向南一頭又欲向北，互相掣肘的情形，突然感同身受而賦詩。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們，就正是這樣一批“兩頭蛇族”，徘徊在耶、儒之間，不時地步入矛盾和困境。盡管就耶穌會傳教士一方，不可謂不盡力，比如利瑪竇，初入中國時先穿僧袍，后來改作儒生打扮，以圖增加親和，又著述大量文字解釋兩方經(jīng)典，減少天主教與本土的儒、釋觀念的沖突，加之機緣恰巧，明末正是天崩地裂、思想活躍的時代，天主教一時間確實頗吸引了一些士人，但隨之遭遇的問題和阻力，卻越來越大。中西文明殊途已久，連器物慣習之類的交流都舉步維艱，更何況是排他性極強的宗教。到了后來，連西來的傳教士們自己，也陷于“兩頭蛇”的焦慮之中，一方面，一些理知意識上的沖突不但調(diào)和得不成功，反而逐漸尖銳凸現(xiàn)，比如頗有市場的孟子性善說和天主教原罪理念的背道而馳，更如明人習以為常、奉之甚切的祭祖祭孔與天主教反對偶像崇拜的激烈交鋒；另一方面，羅馬教廷內(nèi)部為統(tǒng)一傳教事業(yè)的純潔性嚴格性，一直極力反對此種調(diào)和妥協(xié)的立場。兩面力量的夾攻，終于在康熙年間的“禮儀之爭”里全面爆發(fā)，隨即禁教令下發(fā)，曾經(jīng)無往不利的天主教，在中國還是弄了個灰頭土臉。
  　　
  　　大敘事已然確立，一農(nóng)先生考據(jù)精密，對人物的挖掘力求詳盡到底，卻也沒有改變上述的這些線索，但一人一生，素來都有很多面相，大敘事倒往往只強調(diào)其一?！秲深^蛇》最吸引人，或者也最具貢獻的地方，就是展現(xiàn)了天主教徒們生活的更多面，于敘說“理知的困局”之外，揭示出很多更具體，有時卻會更有決定意義的矛盾難處，比如納妾。
  　　
  　　在傳統(tǒng)觀念之中，“廣子嗣”為孝道之本，納妾則是最直接的“廣子嗣”的手段，盡管明律中規(guī)定“其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才可以娶妾，但在官員士人階層里不守此條者比比皆是，甚至納妾已入社會俗習，官員們到外地任職，因為寂寞無聊而買妾的都大有人在。但依照天主教的教規(guī)，納妾卻并不被允許且被視為重罪，乃觸犯了“十誡”第六。徐光啟在受洗入教之前，便對教士羅儒望直稱“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為難”，因其當時只有獨子而無孫，后在羅的勸說下放棄了納妾的念頭而入教。徐的情況還算理想，“三大柱石”的另外兩位李之藻和楊廷筠，產(chǎn)生入教的愿望之后都沒有隨即受洗，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兩人均已納妾，最后只好與妾“異處”以行教戒。當然，遭遇納妾難題的遠不止這三位，他們只是其中信仰最為堅定虔誠的代表，其余既有如許纘曾這般受洗之后依然娶妾而飽受責難的，也有像馮應京、熊明遇此等頗通西學的親教人士因為先前有妾而終生沒有入教的。而堅定心志入教的人，如何處理已娶之妾則又不同，有給予銀兩直接遣出的，有從此分地而居以禮相待的，更有將其寄于親友處，待元配之妻出世后扶正的。本來士人圈子里重情之人很是不少，前后的悲歡離合，真是無法一語道盡。
  　　遣妾雖難，終究還是私務，而士大夫引為根本的家國情懷，也逃不開天主教的審誡。明亡之際，有的奉教官員意欲表明忠君心跡而自殺殉國，而自殺一條，卻也是天主教教規(guī)所不允許的。也難怪著名教徒王徵在絕食自盡之后，友人要為之曲筆而稱其為被殺。死了都不能留個清楚的名聲，“兩頭蛇族”們?nèi)羰钦嫔肓颂焯?，也不知嘴角掛的是笑容還是苦澀。
  　　
  　　讀出色的考據(jù)文章，有時感覺如讀偵探小說一般，層層推進，抽絲剝繭，扣人心弦。當然，這背后少不了有考據(jù)者深厚的功力來支撐。前人諸多含糊其詞或懸而未解的關節(jié)，到了一農(nóng)先生筆下卻往往能豁然開朗條理分明。比如利瑪竇的摯友瞿汝夔，年輕時曾因與長嫂發(fā)生“通問之奸”而被逐出家門，此事在諸家記載中或諱言或含混，惟《兩頭蛇》一書辟出專章，詳盡敘述瞿的家族世襲，生平和“家難”的前因后果，讀來不由讓人嘆服。當然作者要提到，此處能作出這樣精彩的考證，實在與利用了“中央研究院”網(wǎng)站的“明人文集篇目索引”資料庫有莫大的關系。今天，在信息數(shù)據(jù)不斷電子化和網(wǎng)絡連接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敘寫歷史的條件和前人們已經(jīng)有了極大的不同，探究同樣的問題，老輩學人們經(jīng)年累月翻檢成堆的線裝書才能抄錄條列的結果，我們或許只需在既有電子資料庫中輸入名稱按一下“檢索”就可得到。這也正是一農(nóng)先生在書中提出“e－考據(jù)時代即將到來”的理由。雖然看起來，在這個“e－考據(jù)時代”里，學者們的工作量要減少許多，但實際上，在材料逐步完備的情形下，怎樣才能講出如《兩頭蛇》一般精彩的故事，史家身上的擔子，卻一點也沒有輕下去。
  　　
  　　黃一農(nóng)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58元。
  　　
•   　　 最近看了幾本有關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的書——《徐光啟評傳》《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徐光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兩頭蛇》。前兩本感覺一般般，后一本臺灣黃一農(nóng)的書很有意思，去年簡體版剛出后，《讀品》上有人做了書評，當時正是我對徐光啟感興趣的時候，卻直到2周前才在2688網(wǎng)站上尋到這3本，雖折扣不如其他網(wǎng)店，仍覺甚喜。
  　?。牐狘S書回避了徐光啟等被稱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點人物，因為關于這些人的研究已經(jīng)很多，所以幾本書正可互補，大體可窺全貌。但問題隨之出現(xiàn)，黃的見識與功夫顯然非前2本書所及（第2本為紀念文集匯編），所以讀起來感覺很不對等，好象不那么重要的被抓了典型，焦點人物反被蒙混過關，呵呵，這是本組閱讀的小小意外。
  　?。牐犗挛缱x罷《兩頭蛇》掩卷，一時頗為惆悵，卻搜不出一語可以形容。作者最具創(chuàng)意的寫作，是在書中提供了一個史詩大片的電影腳本《天主與妾》，可見黃讀史真正是讀出自己的樂子了，只是個別考據(jù)之樂讓我這不求甚解的讀者略感瑣碎。無論士大夫在繁殖子嗣的壓力下納妾，還是以死殉國（兩者均違反十戒，黃得出結論，認為妾的問題是困擾當時士大夫是否入教的主要矛盾），都凸顯了中西文化的沖突。明末文化紛亂、家國巨變，其間信仰天主教的中國兩頭蛇族難免首鼠兩端、進進出出，更上演了種種靈肉掙扎。文化沖突的高潮最終爆發(fā)于康熙朝的禮儀之爭（是否允許中國天主教徒祭祖拜孔），并導致原本不無親教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鴉片戰(zhàn)爭后神甫與炮艦結伴重來。
  　?。牐犗肫饎⑿髂硶?，對利馬竇的文化調(diào)適策略頗不以為然，大體上似乎秉持基本教義派的立場，認為天主教入華不需要調(diào)和當?shù)仫L俗文化，聽不進上帝的話是中國人自己沒福氣，對上帝沒啥損失。“補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陳寅恪在談及佛教入華時曾說，中華歷史昭示，任一外來宗教必與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莫不成，這只是俺們的一廂情愿？
  　?。牐狘S亦有意宕開視野，結尾甚至提及2001年教宗若望保祿2世在紀念利馬竇到達北京400年的活動上主動就天主教在華有關行為致歉的講話。
  　?。牐牰瘢褡逯髁x的社會主義在感情上拒絕外國教會勢力的指點介入，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無法忘記1989東歐之變背后的宗教推手、注意吸取波蘭的教訓，文化上的社會主義卻在1949年以來的教育中以馬克思的全盤西化自宮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儒道釋全都灰頭土臉，這也是現(xiàn)在基督教天主教在華發(fā)展勢頭極其迅猛的重要原因。共產(chǎn)主義為基督降臨清場。許多西方神學思想家早就清理出馬克思理論中的神學成分，卻沒料想，原來“異端”的發(fā)生在中國能起到這般曲折的推進作用。就象“新教異端”為主贏得了北美，“一性派異端”為主贏得了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亞；或許共產(chǎn)主義將為主贏得中國，當然，在世俗層面上，也為資本主義贏得了市場。從來，異端都是特別能戰(zhàn)斗的一群。而安身立命之道，屬于人的基本需求，“我們不占領，帝國主義就會占領”。
  　?。牐牪蛔鲋R性的、歷史性的探究，僅從個體的立場出發(fā)，與基督相遇將發(fā)生什么？這種抽離能否可能？正對著案頭一本也是去年上市的書《這個世界會好嗎》，翻了幾頁，梁漱溟說，“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
  　?。牐犖疑磉叺娜?，在信仰的路上已將我拋下，漸行漸遠，一時間我苦于沒有辦法，任由自己隨波逐流，不知前方將贏得什么？
•   　　 從10月初拿到《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黃一農(nóng)，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斷斷續(xù)續(xù)地每天在臨睡前讀一點，一直到11月底才讀完。最后一章幾乎就是16*速度快進的。
  　　 剛開始讀的時候，就想著要寫一個讀后心得。因為我從很早開始就一直瀏覽黃一農(nóng)先生的網(wǎng)站，很多章節(jié)原本都是論文，在網(wǎng)站上提供下載，我也都曾經(jīng)下載閱讀。雖然我本身并不做明末這一段，大炮的性能與歷法也完全看不懂，不過通常興趣在晚清時期中西交流的人，都需要回溯到晚明，才能看清許多問題。而大炮呢？至少去年我去故宮參觀時，對于那些小型的炮都有相當興趣，而這在之前是不太能想像的。
  　　 此書原于2005年由（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06年8月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簡體字本，收入“社會·經(jīng)濟·觀念史叢書”，速度相當之快，當然應該與黃本人即是這套“社會·經(jīng)濟·觀念史叢書”編委有關。上古的裝幀相當不錯，唯有一點——當然是我苛求了——封面上書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都集中于右側，在封面上因為有勒口，邊緣的圓潤減低了這種“險”感，但在內(nèi)封上，因為是直接copy了封面的位置，“上海古籍出版社”幾個字看上去馬上就要掉出邊緣了，讓人產(chǎn)生一種不安感。500多頁的書賣58塊，仔細想來也不算很貴，而且這類書自有針對讀者。當初我和朋友開玩笑，這本書的價錢里是不是還折進了請名人寫推介的費用呢？看封底的推介人名單真是熠熠生輝，何炳棣與余英時當然大名鼎鼎，古偉瀛與張國剛雖然稍遜一籌，但在本行當內(nèi)自然也是十分知名的。突然產(chǎn)生惡毒的想法：雖然何炳棣是老一輩學者，自然該尊老，但要是預知余英時先生不久后會獲得克魯格獎，是不是會把兩個人的次序換一換呢？小人之心，小人之心。
  　　 全書分十三章，除頭尾之外，看起來更像一本論文集，因為各章內(nèi)容基本上都可找到相關題目的論文，當然在收入書中時又已有了大量補充。除正文外，本書還有一種在陰影框內(nèi)的“附錄”，乃是為“理出相關的歷史背景或研究方法，以提供讀者參考”，我讀書淺少，不知道這種做法是否很多（在西文書中），不過在中文的學術著作中應可稱少見，但不是不好的。無論是過于體貼低程度讀者不厭其煩地介紹背景知識，或是過于不體貼讀者，完全一副“看不懂別看”的樣子都會大大降低書本的可讀性，而這樣的附錄可以讓想看的人看，不想看的跳過，就比較人性化了?？勺x和嚴謹有時候不可避免地會起沖突，也是很多作者苦惱的一個方面，雖然我也經(jīng)常變態(tài)地愛讀那種“正文一行字，其余都是注釋”的文章，在注釋里挖文章，不過說實話那種東西的確不太是人看的，至少就不能像我現(xiàn)在一樣坐在床上裹著被子讀……
  　　 黃一農(nóng)在「自序」中說，他自天文學轉(zhuǎn)向史學，自“內(nèi)史取向”的天文學史轉(zhuǎn)向“社會天文學史”，再進入天主教史后，“日益感受到史學與科學的分際：雖然兩者均強調(diào)客觀理性的推論過程，但史學研究有時還得要追索人的內(nèi)心世界，并嘗試融入更多的人文關懷，甚至也容許撰寫者個人感情的適當抒發(fā)”。
  　　 這一點心得，我在讀「自序」時就感受到了。例如頁6注1：“鐘鳴旦已替中國天主教史編纂出一本厚近千頁的研究回顧工具書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 1: 635-1800，相信應是此領域?qū)W者案頭所不可或缺的，惟此書定價高達US＄265，恐將大減其普及性?！蔽易x到這條注釋當下就忍不住笑起來，在注釋中哀嘆工具書定價太高，真的不很常見呢！雖然他說的真的是赤裸裸的大實話。每一章的「后記」也是抒發(fā)個人感情的好范本，赴山西追尋高一志的葬身之處，或者是讀書時的個人感觸，都出現(xiàn)在后記中。如在第三章 「“泰西儒士”與中國士大夫的對話」的后記中，他提到在翻檢郭子章的文集時，本來疑心他與其他士大夫一樣因有妾而未考慮入教，卻讀到《自銘蕭夫人墓》一文，郭氏提到自己不納妾以報答共貧賤的妻子，使他“頗受感動”。最有趣的是第五章「忠孝牌坊與十字架：魏學濂其人其事考」的后記，他回顧自己的學史歷程，“十八年前，當筆者決定該行從事歷史研究時，第一本完讀的書就是余英時先生的《方以智晚節(jié)考》，并首度領略到歷史考據(jù)的獨特魅力”，而此章即是“效顰之作”，這樣的坦白實在可愛。這本書是我所見的“個人感情的適當抒發(fā)”最多的一本著作，他的個人感情不是某些作者那樣憤世嫉俗的宣泄，或者大而無當?shù)臑E情，卻處處可見從學問中獲得的快樂，能有這樣的心態(tài)真是好。友人zzpaper君說“近讀黃一農(nóng)新著，常嘆其資料蓃集之繁浩，以及對學術研究興趣之濃厚，學者得此足矣”。極贊同——尤其是當你見過太多痛苦而麻木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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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業(yè)業(yè)：兩頭蛇的行止
  　　
  　　兩頭蛇，大惡之物，在中國古代以兇兆視之。楚令尹孫叔敖，幼年嘗勇而弒之，后世遂以“有陰德者，天報之以?！毕鄠黜灐｜S一農(nóng)筆下的“兩頭蛇”族，并非著有這般傳奇的顏色，而是出自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孫元化信口所占之詩，更多的是從動物學特性上考量，以取其譬喻。兩頭蛇，屬于爬行綱、游蛇科，尾端圓鈍，上有黃色錦文，驟看頗類頭部，且習性相投，故名。該蛇兩頭俱能進退，善倒行以自保。官至萊陽巡撫的孫元化緣其首鼠兩端之特異，喜而賦詩，不虞草蛇灰線，成為了其在朝代鼎革之際，深陷抉擇（儒家倫理與嚴守教義）之困頓的自況。
  　　明末清初天下多故，一方面思想界眾聲喧嘩，心學的余波，理學內(nèi)部程朱與陸王之爭，以及儒釋道三教競逐，使得眾多士大夫逡巡于混亂的道德坐標上，舉步維艱；另外一方面，由大航海時代開啟的傳教風尚，已將普濟主義的目光投向了中華帝國。在利瑪竇“文化調(diào)適”和“知識傳教”政策的籠絡下，中國士紳階層多有受洗入教，以異邦之信仰為精神寄托者。然中西文化殊途久矣，無論“補耶合儒”還是“體用二分”，均限于對異質(zhì)文明的表層沖突進行裱褙，終究難逃“禮儀之爭”的劫數(shù)。事實上，從這場聲勢浩大的矛盾運動一開始，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就首當其沖，被推到了“廣子嗣”與“禁絕二色”，“盡忠殉國”與“勿殺人”等詰難面前，產(chǎn)生了深刻的身份焦慮，甚或雙重人格。
  　　
  　　一農(nóng)先生以允持闕中之筆書寫“兩頭蛇”族的行止，治史而有間，在大敘事的框架中，綿密地爬梳出小人物的心理脈絡，多向度探究“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的可能成因，于細部讀解歷史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可謂探驪取珠，深孚眾望。余雖才力不逮，無當覆瓿，試舉隅大端以淺嘗之，遙表對作者愷切之情的敬意。
  　　
  　　梁啟超書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民國十三年）有言，明末歐洲歷算學的輸入，應該為中國學術史“大筆特書者”。近年來，這一段公案在學術界儼然已成“顯學”，研究者的觸角已經(jīng)從天文輿地，擴展到史學、哲學、音韻、建筑等各個領域，著書論說一派荼糜。然就綜合研究的史料豐瞻程度而言，則尚無人能與方豪神父的《中西交通史》（1967-1973）相頡頏。《兩頭蛇》一書在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注重史學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上，提倡實地考察、新資訊工具的運用（E-考據(jù)學）以及對知識分科和地域界限的突破，發(fā)掘出許多前人未曾寓目的新資料。史料數(shù)量之巨，據(jù)何炳棣教授統(tǒng)計，已達1099種之多，且考據(jù)精當，詮釋充分，將明清天主教入華史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全書共有十三章節(jié)，以背景鋪設（“大航海時代的十字架”）為開首，以人物為媒觸勾勒歷史發(fā)展脈絡，并通過系統(tǒng)闡述“兩頭蛇族”的宿命作結，結構頗為整飭。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強調(diào)的，“天主教入華是近代歐洲海權擴張的一支插曲”，則他筆下的儒耶對話，始終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史這個廓大的場域里，不僅分別探討了兩個文化主體內(nèi)部的分裂，而且從列位教徒龐大的關系網(wǎng)絡（包括家族、姻親、同鄉(xiāng)、同年以及通家之好等）綿延開去，論述中西各層人物關系之間存在互涉影響的或然性，立體地還原了人物思想的發(fā)展軌跡。
  　　
  　　黃一農(nóng)素來推崇“有情感的歷史”，即關注史料背后人物心態(tài)的變化，這與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結構”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就像后者在《漫長的革命》中所探討的，這一貫穿生活世界的“感情結構”正是我們研究過去的瓶頸所在。如何用硬性的史料來講述軟性的情感？《兩頭蛇》中的歷史敘事技巧確可資借鑒。黃一農(nóng)不愧為講故事的高手，他對瞿汝夔、王徵、韓霖、魏學濂等個案的研究始終將人物置于錯綜的人際關系中。其中，歷史覆蓋的廣度溯源了其“理知的困局”的來龍去脈，倫理探究的深度則為人物心理活動提供了合乎國人思維習慣的語境，同時，對文獻資料不單單滯留于機械摘引，而是努力追索撰寫或編輯者的主觀意志和人際交往。此三者互補互鏡，把集合了宗教、科學、倫理、權力機制等方方面面的大歷史，投影到小人物的生活中，并以作者體驗式的想象入乎其內(nèi)，語豐意贍，勾畫生動。例如王徵。
  　　
  　　鑒于過去對王徵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學、西教，一農(nóng)先生別出機杼，考其娶妾與殉國二事，以明前人或避諱、或含糊、或者出于揚教心態(tài)的曲筆之誣。教徒王徵不僅“欽崇一主，唯上帝尊”，而且在具體宣教行為上，成績卓異。無奈艱于子嗣，在“妻女跽肯、弟侄環(huán)泣、父命嚴諭”的情形下，被迫納申氏為妾。后屏妾異處，啟請解罪，以示信教篤深。不意在明亡之際，乃以不仕二姓之貞自絕，有“以忠孝死，甘如飴”之語遺世。由于“自殺”是逆天主之誡的行為，王徵是否擇其為自初之道，文獻歷來頗多齟齬。黃一農(nóng)反對“傳信存疑，以別史料”的做法，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對矛盾之處一一辨析，并臚列其兩位好友死節(jié)的事實，得出“絕粒自殺”的結論?？陀^把握王徵的個人命運，盡管對整體的歷史解讀裨益甚微，我們至少可以確鑿地發(fā)現(xiàn)他對于具體教義分而治之的態(tài)度?？梢哉f，王徵的個案不僅為儒耶從表面沖突到體系對抗提供了絕佳的范本，而且可以窺見矛盾雙方從推動“天儒合一”到“肯定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基本分歧”的完整縮影。正是黃一農(nóng)教授出色的考據(jù)成果，為學界在哲學和思想層面的進一步研究開啟了廣闊的空間。
  　　
  　　此外，通過中西文史料的辨讀、匯通，作者更為全面地還原了歷史的情境，在對前人斷章取義式的闡發(fā)和移情式的教史研究進行勘誤的同時，發(fā)現(xiàn)了許多被學界長期忽視的問題。耶穌會自創(chuàng)始人羅耀拉始，就將“走上層路線”定為傳教策略之一，并在耶穌會憲章中將“歸化統(tǒng)治階層”列為第一位政策。因而，利瑪竇以前的東方傳教士，包括沙勿略和范禮安在內(nèi)，都把親近甚至歸化中國皇帝列為傳教政策至關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對中國形勢有著深刻洞察的利瑪竇對此舉甚為存疑，乃在來華傳教七年之后始入京覲見，足見中國傳統(tǒng)政權機制對“異端”的防范。孰料明清鼎革之間，各個政權分立并雄，給了耶穌會士以可乘之機，出現(xiàn)了位至朝廷重臣的奉教士大夫?！秲深^蛇》的九、十兩章，即對該時期進行了點面結合的展示。舉瞿式耜為例，不僅從瞿氏整個家族譜系為原點，考奉教族親對其的影響以及后代的入教受洗情況，而且通過《瞿式耜集》中對術語的應用、言行的紀略，窺其入教的真相。至于永歷朝廷通信羅馬教宗這一段公案，作者疑前人多次轉(zhuǎn)錄所得或有訛誤，遂據(jù)原始文獻照片重新辨讀文字，藉助網(wǎng)路強大功能廣泛網(wǎng)羅資料，并做了音韻、時間、真?zhèn)蔚榷喾矫娴目紦?jù)工作，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用一農(nóng)先生自謙的話來說，就是“不至于讓這一段漁樵閑話繼續(xù)以訛傳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被作者評價為“語多逾格”的書寫方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黃一農(nóng)教授非正統(tǒng)史學研究出身，因而在寫作體例及風格上，不拘泥陳式，做出了許多新鮮活潑的創(chuàng)新。臺灣中研院的祝平一將這一精心營造的風格歸納為對“視覺性”的強調(diào)，頗是吊詭。全書附錄圖表凡四十四種，包括世系家譜十五例，若干歷史背景介紹以及作者治史心得。盡管枝蔓太多，難免蕪雜，作者對研究過程中學科方法的探討，和深入歷史時內(nèi)心情感的抒發(fā)，使讀者在故紙堆里看見了一位活潑潑的史學家。從“有情感的歷史”到“有情感的歷史書”，難怪一農(nóng)先生的著作在臺灣出版時，曾引發(fā)了一書難求的盛況。
  　　
  　　黃一農(nóng)教授在《兩頭蛇》的序言里，十分坦率地表達了對目前史學界大量存在的重復研究現(xiàn)象的針砭，并懇切提出“E-考據(jù)學”這個術語，號召充分利用網(wǎng)絡資源，縮減資料查找的時間而在邏輯推理的嚴密性上再下功夫。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學，治史當是，它學闕如！
  　　
  　　章可：〈兩頭蛇的前世今生〉，收入【讀品】第十五輯，P.14，Renaissance Team，2006年10月1日發(fā)行。
  　　
  　　黃一農(nóng)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58元。
  　　
  　　【讀品·李業(yè)業(yè)】
•   不虧是得自于胡適之先生的臺灣代理人傅老板的真?zhèn)?----你真的是不知所云，
•   既然小女子不懂，就切莫胡亂思索，您又何曾見到有幾個博士在類似于非誠勿擾這樣的電視相親節(jié)目中成功過的？非圈中人，則所有點面無法形成一片。這種沙洲孤島似的諷刺，其實屬于出了孤島就渴死的那種。
•   是黃仁宇... 麻煩樓主糾正一下。
•   ：）謝謝
•   作者的耶穌會身份?
•   讀得仔細??！
•   “該書9頁在談到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活動區(qū)域時引用湯開建《明清之際方濟各會在中國的傳教》，似乎不合適。”
  愿聞其詳!
•   恩，黃一農(nóng)來我們系做過講座，從天體物理轉(zhuǎn)行做歷史，還是挺有魅力的。。
•   你是廈大的？思明建南芙蓉。。。。啊。。。：）
•   根據(jù)黃一農(nóng)接受廣西某大學專訪（專訪稿后刊載在該大學自然科學版學報上），他是感慨物理天文學競爭太激烈，往往一個重大學術創(chuàng)新五年內(nèi)就被超越，所以轉(zhuǎn)行投身歷史。其實準確說，像黃一農(nóng)這樣的科學史學家們，他們是有別于orthodox historians... 因為這類科學史學家，往往出身自然科學，缺乏史學的正規(guī)訓練，或說對“歷史的關懷”有別于那些orthodox historians.. 不過總而言之，黃一農(nóng)對國內(nèi)火器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天文社會學的開創(chuàng)，確實功不可沒。
•   余英時說此作“必可傳世”，我覺得實在是持平之論?？鋸埖刂v，寧讀一本黃一農(nóng)，不讀十本劉小楓也！----哈哈
•   烏托邦適用阿爾都塞的“他者”概念，像個虛構的琉璃球，來回地旋轉(zhuǎn)。
•   這個是我論文的一個注釋，抽出來亂發(fā)的
•   你一個注釋就這么長？
•   寫的真不錯，贊！
•   這人從天文物理學轉(zhuǎn)型為科技史學，不容易。
•   e-考據(jù)在當前本科、研究生中往往在學習中扮演了太多角色。
•   聽說過這位奇人。
•   他的背景吸引我
•   惟此書定價高達US＄265，恐將大減其普及性。
  有這樣的注釋，真是太可愛了，看來還是應該買一本。
•   我們這種行業(yè)現(xiàn)在都沒有聰明人來了呀
•   黃一農(nóng)能評上中研院院士，大抵也是他在社會天文學領域的開拓貢獻——他并沒有像其他科學史專家一樣，利用自身自然科學領域的優(yōu)勢，從事“內(nèi)史”（比如天文學史）研究，而是致力于開拓“外史”（社會史視野下的天文學史研究，探討社會與天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這也是令大家真正佩服他的一點。故而，只有一本專著（另一本《社會天文學史十講》則為單純的論文自選集）的情況下，黃一農(nóng)照樣當選中研院院士。
•   當然，樓主自己戲謔自己的“誅心之論”，其實我也有一個關于黃一農(nóng)的”誅心想法“。但凡看過他的《社會天文學史十講》的，都應該記得其中第一篇論文〈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這篇論文里，張嘉鳳名列第一，黃一農(nóng)名列第二。如今黃一農(nóng)貴為中研院院士，張嘉鳳卻始終是國立臺灣大學的副教授，黃一農(nóng)也太不幫攜一下老朋友了。要知道，這篇論文，可算是黃一農(nóng)在這領域的名片耶。
•   黃一農(nóng)也太不幫攜一下老朋友了。要知道，這篇論文，可算是黃一農(nóng)在這領域的名片耶。-----這哪跟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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