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出版時間：2008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嚴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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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夏天，中學畢業(yè)的嚴耕望與同學結伴來到武漢，向三大學（中央、武漢、浙江）聯(lián)合招生會及中山大學招生會報考。希望從人類學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他本以人類民族學方面見長的中山大學為第一目標，卻不想一到珞珈山便為武漢大學宏偉的校舍與幽靜的自然之美所吸引，遂改變意志，以武大歷史系為首選，并獲錄取。
日后嚴耕望每讀中國史，常生感慨。秦始皇大興土木，建筑咸陽；蕭何創(chuàng)建未央宮，極盡壯麗；隋文帝筑新都大興城（即唐之長安），規(guī)模宏大。蕭何隋文帝都是節(jié)儉之人，卻仍與始皇一樣不惜民力，只因秦、漢、隋均為分裂后的初次統(tǒng)一之時，宏偉的建筑有凝聚四方的作用。而大學作為國家的最高學府，建筑上的宏偉壯麗，也可以增強青年學子的責任感與信心。以當時的建筑標準而言，武漢大學無疑已接近最高標準。武漢大學當年建校之款并非全系教育部撥款，王世杰校長亦奔走呼吁，多方籌款，足見建校的艱難與建校者遠見。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武漢大學西遷樂山。嚴耕望那一班歷史系同學，讀書頗多，對老師要求也更為嚴苛，時常挑剔老師的講課，指出他們的錯誤，不少老師深以為怵?？箲?zhàn)軍興，教師有些流動，李劍農(nóng)教授離校，郭斌佳教授只教了一學期課便去從政，教師陣容較弱，同學常要求學校聘請后方學養(yǎng)深厚的學者前來任教，時任校長的王星拱先生總是盡量滿足。日后錢穆先生便應邀來武大做短期講學，影響了嚴耕望日后一生治學。校長做事如此為學生考慮，如今是很難見到的。
高年級時嚴耕望與同學錢樹棠因覺得高階層人事不理想，將來畢業(yè)證書由他們簽字不理想，遂拿著呈文去王校長寓所晉謁，要求讓朱光潛先生擔任教務長。王校長看后大怒，呵斥道：“這是學校行政，你們管什么？你們要請某人擔任謀職，人家就聽你們安排么？”把二人一起趕出大門。但讓人意外的是，后來朱光潛先生果真擔任了教務長。嚴耕望日后念及此事說，王校長當時可能已有此意，他與錢樹棠不過加強其決心罷了。回憶起這樣的荒唐事，嚴耕望自己都不禁感慨，當時只知書事，不懂世事！
1941年，錢穆先生來校，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秦漢史”兩課。開講之初，秦先生便強調(diào)歷史學有兩只腳，一只腳是歷史地理，一只腳是制度。中國史內(nèi)容豐富，講者可自行發(fā)揮，惟這兩門學問專門而具體，不能隨便講。這另當時正對這兩門學問產(chǎn)生濃厚興趣的嚴耕望更加堅定了研究的方向，日后嚴耕望的研究多是圍繞這兩大方面展開的。
畢業(yè)后，嚴耕望應錢穆先生之邀到其所在的齊魯研究院擔任助理員。齊魯大學國學研究院系哈佛燕京學社支持興辦，顧頡剛先生任主任，實際負行政責任。這里有段關于錢、顧二人性格差異的趣事。顧先生當時規(guī)定房門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每到顧先生值班時，他便在房門書桌前工作，有客人來，親自傳呼，錢先生則從來都懶得值班。顧先生將所里一切人員視為同事，平時稱先生，錢先生則將所有助理員、書記視為學生，平時直呼姓名。日后去史語所，里面的高級研究員除極少數(shù)與錢先生同輩，其余多為傅斯年先生的學生，其時嚴耕望雖為最低級的助理員，卻與同事以同輩看待，以免對錢先生有所傷害。開始頗顯倨傲，日后大家了然才不以為忤。這是后話。
錢先生好游山玩水，在北大任教之時，已幾乎走遍半個中國。研究所周邊風光秀麗，錢先生定期攜諸生出游，期間隨意閑談，請教問題，天高海闊，無拘無束，錢先生那一副好口才常給學生頗多啟發(fā)。研究所每周定期開討論會，研究員各談自己的研究所得，大家一起討論，錢先生會在最后加以引申，點出它在宏觀歷史中的意義，這對鼓勵后進，開闊研究者的視野有極大的意義。每讀到此類情景另后生羨慕不已。
1944年，嚴耕望因雙親年事已高，需回家照顧，結束了在研究院的生活。但到重慶之后，聽聞湖北老河口戰(zhàn)事復起，歸途受阻，只能暫留重慶。當時王星拱校長來到北碚，嚴耕望帶著《兩漢郡縣屬吏考》去見他，他高興地告訴嚴下年度計劃每系設立一“研究助理”名額，屆時嚴可回母校專心讀書。不想王校長回校不久后便辭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便成為當時嚴耕望可選擇的最佳去處。當時的嚴耕望還頗有些異想天開，選了三篇論文便寄給傅斯年先生去毛遂自薦，哪知傅先生當即回電應允。傅先生在信中提到，王星拱校長前日曾寫信推薦他，但因沒附著作，所以他無從考慮。王校長百忙之中還不忘推薦學生和傅先生的不憑關系，唯才是舉無不讓現(xiàn)今的我輩感慨頗多。
日后在史語所期間，嚴耕望雖與傅先生接觸不多，但傅先生對其卻異常照顧。知道嚴先生經(jīng)濟狀況不佳，曾送去一筆錢，并囑咐嚴先生寫一份妻子的履歷表，他親自為其多處奔走，謀求一職。研究所南遷臺灣時，因對以后的生活毫無把握，傅斯年未安排任何人的直系長輩親屬同來，而嚴先生則是唯一的例外，因為他知道嚴先生的岳母別無依靠。嚴先生行筆至此涕淚交流，不能成字。
齊魯研究所求學期間，錢先生常告誡嚴耕望求學不要貪圖捷徑，成大名，日后成名也要把持住自己，如能埋頭苦學，遲些成名最好。這些教誨嚴耕望一生銘記，在史語所的二十多年間，他不問升遷，一心求學。在擔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期間，他亦不問世事，甚至迂到有些不懂人情世故，但扎實的研究卻贏得學人的贊譽。他所著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無一不是厚積薄發(fā)，精良扎實的學術巨著。
錢穆一生治學講究視野高遠宏大，且偏重學術思想史研究，在這方面余英時最承其衣缽。制度與地理只是他治學的旁枝，而嚴耕望卻自思才力有限，將所有精力專于這兩個領域，就其日后豐厚的著作看，這未嘗不是錢穆宏大治學之外的有益補充。嚴耕望一生專于治學，不好名利，人際交往都頗為簡單，但涵養(yǎng)學識卻為學界敬仰。他的成就故與其自身的努力分不開，但其間所得眾師長的幫助也使他受益良多。嚴耕望平生訥于言，回憶諸師諸事言簡意賅，不尚浮夸。但寥寥數(shù)語，情真意切，讓人為之動容。
回望一生求學路，嚴耕望無疑是幸運的，而他的幸運如今想來多已成奢望。紀念不過為留下一點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