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三十題

前言

簡論人物與人物傳記    眾所周知，“歷史是人的歷史”，然而如何理解這種共識，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xiàn)在，人們的見解多有差異，就“人”的內涵、主體講，即有個人與群體、社團、民族、種族、社會、國家之別；就人對歷史的作用講，即誰是歷史的創(chuàng)作者、主宰者，是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物質條件規(guī)定人的行為，還是人的行為的主動性起作用？這些問題學者間的認識是頗有差異的。看來，人的歷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個人、群體與社會與歷史的關系問題，而后才能進一步明了史書中人物傳記的社會作用。    一、個人(人物)·群體·歷史    文學家林語堂于1935年在《吾國與吾民》里的相關論述，給了我們一個關于個人與歷史的明確說明和富有啟發(fā)性的見解。他說：“研究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shù)牧私?。因為文學創(chuàng)作和歷史事跡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蔻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筆者按：2世紀時羅馬帝國皇帝，著有《沉思錄》，被譽為哲學家皇帝。)和呂善(Lucia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維龍(Francois Villon；筆者按：15世紀法國抒情詩人，著有《遺囑集》，被稱為市民知識分子。)便知適當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了?！?黃嘉德漢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年，第15頁)撇去關于文學的陳述，僅就歷史研究而言，林氏在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歷史最終、最高的目的是認識人物；歷史事實，歸根結底表現(xiàn)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個時代，令人熟悉那個時代。對他的第一點說法可能會有異議，也即對史學研究的目標如何規(guī)范得更準確些，但總的來講，歷史研究主要是落實在對歷史人物的認知上理解上說明上，這正是筆者贊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這里。研究歷史，必定會涉及歷史事件、社會制度、社會組織、社會群體、民族國家，但是又必然會尋覓事件、制度和群體、民族活動與個人行為的關系，事實上，先有一個個“個人”，也即人物的活動，也才有群體的動作，才會有有計劃的組織行動，個人行為是群體活動的先聲，是群體活動的基礎。所以研究人的歷史，研究群體史、社會史、民族史、國家史，都是與人物史分不開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礎上的。    史學研究以人物為主要對象，有時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蓋，有時還被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說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個人，是極少數(shù)人，它離不開人物，制度又是由人來執(zhí)行的，實現(xiàn)的，或破壞的?？磥?，制度會起到制約、束縛人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是人來決定制度，是人物決定制度。事件史重點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視個人(人物)，則會被詬病為見物不見人，不是成功地研究歷史。至于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說，將人在社會面前看成是被動的，無能為力的，幾乎成了機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違背歷史是人的歷史根本事實的，自然無視人物的作為了。制度史、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說，不以人物為根基的史學研究，往往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為線索，則將會是成功之作，如史景遷著《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以康有為、魯迅、丁玲三個人物為主線，穿插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們?yōu)榇硖接懼R分子與革命的關系史，反映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精神面貌。歸根結底，成功的史學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礎上的。    我們還可以從個人的社會、歷史作用來看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個人為生存而奮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有個時期過于強調人的共性，猛烈批判所謂個人主義，抹殺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及至改革開放之后，人們思想解放，重新認識個人的社會能量。文藝美學家王元化在1986年寫道：“真正活的創(chuàng)造力是存在于組成群體的個體之中。沒有個體的主體性，就沒有創(chuàng)造力。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沒有個性對共性的突破，就沒有發(fā)展和變化。片面強調共性制約個性，以致壓抑個性取消個性，就會摧殘創(chuàng)造力?！?《思辨發(fā)微·重共性輕個性》，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第89頁)唯有研究個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個人與群體作用的關系。    個人是群體的一分子，若干個群體組成社會、民族(或多民族)國家，檢視個人在群體中以及群體的活動，可以明了社會的狀況、動向，因此人們說個人(人物)的歷史反映社會的歷史，即林語堂所說的人物代表了時代。我在《雍正傳·序言》中說：“把個人放到時代社會中考察，既可以闡明個人的歷史地位，還可以揭示那個社會的發(fā)展狀況。這就是從一個人看一個時代，這是進行歷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種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人物代表、反映時代，能夠讓人認識時代，應該說是人們的共識，我這里還愿意引出一位文藝評論家的表述。李輝論說研討當代奇人聶紺弩的必要性：“……不去認識這樣一個特別的存在，對現(xiàn)代文人甚至現(xiàn)代社會的認識，顯然會是殘缺的。當我們花費那么多的時間與精力去追求共性、認識同一性之后，對于那些最具個人色彩的人物，應該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許在注視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異時，對人、對歷史的理解才能真正豐富起來?！?《滄?？丛啤?，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頁)他從人物反映社會的角度，倡言重視人物個性，從而與王元化有相同的認識。    文學家的小說、戲劇無一不是創(chuàng)造人物，特別是創(chuàng)造富有個性的人物，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重點之一是人物，人文學者共同關注人物，是學術使命之所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歷史學家通過研究人物，認識歷史，描述歷史，介紹歷史，反映歷史，使人讀史明世，知人論世，予人智慧的啟迪。我就是以此為目的，寫出《雍正傳》專著以及好幾十篇古代人物傳記和有關人物事跡的論文、隨筆，甚至為人們的人物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譜牒學愛好者提供借鑒資料，出版《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重視、加強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是以檢出有關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結成本書。    二、古代史書重點撰寫人物傳記    今天人們認識到個人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變遷的最為活潑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論、英雄史觀的支配、影響，編寫史書就將撰寫帝王將相等大人物的傳記放在重點位置，所以在素稱史學發(fā)達的中國，傳統(tǒng)史書以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對此，不妨從史籍體裁中傳記文的地位、傳記文體、傳記對象三個方面作點簡單的分析。    (一)史籍體裁中傳記文的凸顯地位    傳統(tǒng)史書的體裁，大體上是紀傳體(如“二十四史”)、典志體(如“十通”)、編年體(如《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如《明史紀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統(tǒng)志及省府州縣志)和族譜(玉牒、家譜)等類型。紀傳體，即以人物傳記為主要體裁，“二十四史”的開山之作《史記》，包含本紀、世家、列傳、八書、表(世表、年表)幾種體例，本紀實際是帝王傳記，司馬遷說“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在《史通·本紀》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道出本紀是帝王傳記特質。世家是以家族成員為范圍的個人傳記，列傳是一個個的個人傳記，表中的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傳記，因此所謂紀傳體，基本上是人物傳記史書。地方志的體例為記(地方大事記)、傳(職官傳、鄉(xiāng)宦傳)、志(風土志)、表(選舉表、科舉表)、圖(地圖、衙署圖)，它向紀傳體史書體例靠攏，人物傳及人物史料占據(jù)了圖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體史書，是敘述王朝典章制度的，雖亦記錄人物活動，不過缺少傳記，唯鄭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傳、載記諸種類型，全書二百卷，列傳就多達一百三十卷。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史書記載事件，有人物活動，然非人物傳記。族譜，主體是宗族成員的譜系和個人傳記。統(tǒng)觀各種體裁的史書，敘事體例、內容，在典志體之外，人物傳記占據(jù)突出地位，尤其是人們講到傳統(tǒng)史書，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書幾乎等同于人物傳記的感覺。    (二)傳記文體與傳記內容豐富    傳記以及片段傳記有很多類型，因體裁、題材之異，大致可以分為六類：傳記、碑傳文、年譜、序記、自撰文、其他體裁，每類之中仍因體例關系，還有不同。    傳記類，有所謂正傳和附傳之分。正傳，敘述傳主的全面歷史，形成個人的完整或較為完整的歷史，因此人們說到人物傳記時，往往是指這一類型的。附傳，正史在書寫傳主之后，有時附帶為其家屬、下級、同僚，或同類、同氣質的人寫小傳，側重其人歷史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面陳述。一般來講，正傳、附傳是正史的寫法，但是也出現(xiàn)在其他載籍中，在學術筆記體書籍之中常有這種情形，雖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樣多，而義例是相近的，如《世說新語》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傳和傳記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實錄》，在敘事中，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傳，而《清實錄》則沒有采取這種做法。    碑傳文的文字，亦有多種體裁。有墓志銘，寫傳主全傳，常是傳主家屬請人所作；行述、行實、行略、事略，多屬于家屬之筆，為求人寫墓志銘，給人家提供傳主素材而作；家傳，本家所書；哀辭、誄文，是在上者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從體裁可知，碑傳文中，有的已經形成正式傳記，有的則是傳記素材。    年譜，傳記之一種，或者說是傳記的資料長編。年譜也有多種體裁，有文(文字)、表(表格式)、圖(圖畫)、詩(詩詞)等類別。年譜有自撰和他撰兩種。年譜有簡略的，有詳備的，年譜不僅可以讓人得知譜主生平梗概，或詳細歷史，更可以為他人寫作譜主詳細傳記提供翔實材料。    “序記”?！靶颉边@種文體，通常人們不會將它同傳記聯(lián)系起來，其實有的“序”在記事時，有很大部分的傳記成分。因為它同人物傳記密切相聯(lián)，故而筆者以“序記”為名，用以研討傳記文?！妒酚洝贰稘h書》《宋書》的作者司馬遷、班固、沈約各自為他們的書寫序，敘說自家家史和家族人物史，有家傳和自傳成分。古人做官赴任，親朋好友或為他寫“之官序”，會述及他的生平要事。為人做壽所寫慶賀文字——壽序，在贊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動歷史。    自撰。在年譜部分說到有自撰年譜者，亦有寫自傳的，清代地方官員大計、武官軍政、中央官員京察，要寫自家履歷。官員被引見(受皇帝接見)應自陳履歷，他的主管衙門要為他寫出引見履歷。人們寫日記，寫書信(尺牘)，他人記錄他的談話形成的“語錄”，都是個人自撰的歷史資料，不過多系片段的，而非完整的傳記。    其他。一些著作的注釋，為人作小傳或記錄人物片段活動，比如“詩話”“詞話”，評論詩詞創(chuàng)作與藝術價值，同時講述其作者的為人行事，有著傳記研究不可忽視的資料。    體裁表現(xiàn)內容，史書及人物傳記體裁的多樣性，能夠容納各種傳記內容，能夠記錄完整的傳記及其資料。我國史書多種多樣的傳記體裁，令人物傳記豐富多彩，更為后世學術研究者撰寫歷史人物傳記提供了巨量的史料。    傳統(tǒng)社會觀念在多種體裁中，以為正史里的傳記才是真正的傳記，其他形式的是寫作傳記的資料，即傳記素材。筆者將成文的傳記和傳記資料統(tǒng)統(tǒng)歸為傳記類，是泛泛而言，這是需要明確的。    (三)傳記對象    歷史人物因為社會地位的差異，不同的人、人群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影響力有差別，官修史書為歷史人物寫作傳記，是根據(jù)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來決定取舍的，在清朝乾隆年間，國史館對立傳按照官職、品級作了規(guī)定，那是極端化了，不過也反映了官修史書的準則。    史書人物傳記究竟寫了些什么樣的人，不妨以記載人物傳記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譜來說明。正史寫皇帝及其家族成員，為他們作傳記，在本紀之外，有宗室傳、皇子傳、公主傳、后妃傳；皇室外的貴族有外戚傳、公侯傳、大臣傳；高等文士有儒林傳、文苑傳；忠義人士有忠義傳；反面人物有貳臣傳；官方倫理主導下的楷模人物有義士傳、列女傳。由這些傳記名目不難看出，正史書寫的人物是達官貴人和官方認定的平民義夫節(jié)婦，且大多數(shù)是社會上層人物，社會下層則少得可憐，被淹沒在貴胄官僚之中。方志寫當?shù)毓芾碚摺胤焦?，本地名賢，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員，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讀書人——真正意義的處士、名士、紳衿，表現(xiàn)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寫的官員，雖有高官，不過以中下級官員為主，在級別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紳衿也多系進不了正史儒林傳、文苑傳的，節(jié)義男女亦復如此。當然，他們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譜，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譜的人物傳記，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營生有成而重義者、苦節(jié)的孝道男女?？偲饋砜矗?、方志、族譜傳記傳主的社會身份，是貴胄大小官員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較這三種體裁的史書，可知正史記錄全國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傳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屬于社會上層，族譜傳主則多系社會下層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認可的，是史書的主體，所以說史書的人物傳記是社會上層人物的傳記，是因為他們有傳記。至于筆者說族譜有社會下層的傳記，是今日的認識，在傳統(tǒng)社會里，下層人物不配有傳記，乾隆朝國史館立傳標準就是明證。再說，自撰年譜者有之，而不敢寫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認為不配有年譜，更不必說有傳記。如今觀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傳記，族譜中普通人的歷史記錄，自然可以視作傳記或傳記資料。    總之，官修史書和方志中，立傳的多為上層社會成員，平民很少，而族譜、筆記、碑傳文中平民傳記和傳記資料則頗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傳記。    有一部《中國通史》說：“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是可取的?！睏壷迷u論古代史書的史觀不談，指出傳統(tǒng)史書關注人物傳記寫作，是反映史書實際的。寫人物傳記是好傳統(tǒng)，應當繼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傳統(tǒng)史書寫人物傳記的，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內含敘論、紀年、表、志、傳五部分，自認為就是一部《太平天國人物志》(《太平天國史·自序》)。當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故今人依然重視人物傳記的寫作、出版與閱讀。    三、人物傳記與知人論世予人智慧    傳統(tǒng)社會寫史，是為史鑒，統(tǒng)治者用以借鑒歷史經驗，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眾的作用，不過這是史學的次要功能?，F(xiàn)代社會，也曾出現(xiàn)類似情況，但這種功能越來越小。再則，傳統(tǒng)時代社會變化緩慢，歷史經驗用途廣泛，現(xiàn)代社會變動急劇，經驗運用價值也相應變小了。    在傳統(tǒng)社會中，由于社會封閉，歷史知識多由社會上層掌握，下層人士對其所知甚少，而對傳聞、演義了解較多?，F(xiàn)代社會開放，人們可以較為容易地獲得歷史知識，因此筆者認為，現(xiàn)代的歷史功能，主要在于民眾的運用。它的價值，總的來說是知人論世，予人智慧，以便走向、實現(xiàn)美好人生。就中人物傳記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稍微具體一點地講，我想有下列兩點：    讀史明理。明白人倫之理，懂得做什么樣的人，如何做人。傳統(tǒng)社會責罵不懂事、不講倫理道德的人為“畜生”，人們講人獸之別，就在于講不講、有沒有社會道德，有沒有良心，沒有就“不是人”。今人又很痛心地說到“人”變“獸”的問題。老舍創(chuàng)造的藝術形象《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前后期性格不同，最終讓祥子的完整形象是：“人不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現(xiàn)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里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駱駝祥子》第二十三節(jié))祥子在生活中，從淳樸、勤勞奮斗的人生，轉變成損人利己茍且偷生之人，回到“獸”的狀態(tài)，當然責任不在他，而是惡劣社會生活環(huán)境造成的。王元化在《思辨發(fā)微》中說，“文革”“最大的悲劇扭曲人性，使人發(fā)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異化——一方面使少數(shù)人異化為神仙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數(shù)人異化為獸?！?《思辨發(fā)微》第28頁，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92年。)人異化為獸，多么令人痛心！二十年前，筆者一位同事游學日本歸來，對筆者說：“某某國人是經濟動物，中國人向獸性發(fā)展?！比藗儜n慮的是社會公德的建立，讓人成為有教養(yǎng)的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關愛寬容他人的人，遵守社會公德的人，受人尊敬的人，不是“打砸搶”式的暴徒，不是不講誠信、不顧公德的無賴之徒。出境旅行，不遵守人家社會規(guī)范，還說人家搞歧視，其實是自身行為舉止不文明，不作反思，配稱大國公民嗎？人怎么能沒有過失？重要的是能夠聞過知恥，折節(jié)礪行，以堅毅不拔的精神，除掉不文明的行為，做文明的人。讀人物傳記，用心的讀者會從歷史人物身上看清人世的美丑善惡，懂得愛什么，憎什么，去做真正的人。    讀史明智。筆者曾經泛論過學習對于“開發(fā)智力”的作用：“人的一生是學習的一生，致力于學的人將會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書本知識和實踐知識。天分高的人聰明，即使天資平常的人也會逐漸聰明起來。這樣在做人行事上，在從事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文藝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方面，就會有較強或很強的本領，自然會做出成績，以至能貢獻社會?！?《砥礪篇》，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頁)學習使人聰明，具體到閱讀歷史人物傳記，會從古人身上得到智慧，拓寬人生之路。古人的謀生、處世、處理各種人際關系等方面，都有睿智的經驗，后人學習借鑒，特別是關于勵志向學、精研技藝、勤勉敬業(yè)、生活儉約、誠信待人等方面，人們將會得到無可估量的教益，更好地去創(chuàng)造美好人生。    讀史明世。認識社會現(xiàn)狀、走向，明辨善惡美丑，作出正確的處世選擇。    四、本書編選原則    這是我論述清代人物文章的選集。我撰述的古代歷史人物的文論，有傳記，有人物片段史事的，有僅及人物某個側面歷史的，有敘事而兼論人的，還有人物年譜，其中有純學術論文，有普及讀物的隨筆。這種大大小小的文章有好幾十篇，屬于清代的人物也有幾十篇。這些文章不必要全部收入集子里，只想選取清代人物傳記文的一部分，文字不要太多，形成一部三十萬字左右的不厚不薄的書即好，于是就有選篇的問題。我是按照三個原則進行選目的。這就是：(一)學術性和隨筆之文皆有，希望有學術性的研究之作，而又不讓那些枯燥乏味的考證文字占滿篇幅；(二)鑒于有關雍正皇帝的文章較多，遂作適量選擇，并且多系近二三年寫作的，早年的《論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康熙朝的儲位之爭與胤禛的勝利》《曾靜投書案與呂留良文字獄論述》《査嗣庭案緣由與性質》《康熙十四子允題改名考實》等皆不作考慮。(三)業(yè)已選入《顧真齋文叢》者，本應不再選入，《清代官員出使琉球的情趣》《清代官紳的晚年生活》即是如此。做出這樣的思考是因為，在《文叢》之外，匯編的文集有《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宗族制度和譜牒編纂》，三部書均不作論文的重復選刊，故然。不過，這里出現(xiàn)例外的情形，就是由《文叢》中選出袁機、袁杼、袁棠小傳及《清代節(jié)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四篇，原因是事關女性史，文字也不多，從權錄入而已。    收入本集的篇章有的是三十年前撰寫的，不少篇章也問世二十多年了，如今重閱一過，見解一仍其舊，唯有的篇章略作增加，為的是突出人物傳記成分，如《施瑯外海邊防觀念的提出和實踐》，加寫了他的生平；有的作了刪減，以免在不同的篇目中出現(xiàn)重復敘述的史事，如《論“模范督撫”田文鏡治豫》，刪除田文鏡政事與雍正帝革新內容重出的部分；更有將論述一人的兩篇文字糅合成一篇文章的，如將《鄂爾泰》《鄂爾泰與改土歸流》合為《雍正朝重臣鄂爾泰》，《清代名臣阮元》《阮元》合為《嘉道名臣阮元》等。人物歷史，一般的理解，是一個個的個人歷史，本集所收的《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淺談》《清代節(jié)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則是多人的歷史組合，故排列在集子相應類別的最后部分。集子里的傳主傅山、黃宗羲、章太炎等是跨朝代的人物，尤其是章氏，以其主要是議論清朝事，故行收入。    本集有兩篇文章需要特作說明。一篇是撰寫于 1991年12月18日的《試論17世紀中法史學思想之異同——以白晉〈康熙帝傳〉為例》，出席澳門哲學會召開的學術研討會時提交，如今改寫，以“白晉的史學觀——兼及17世紀中法史學思想的異同”為題，匯輯于此。二十年后回過頭看當年文字，心頗不安：當時未免大膽，不通法國史，居然敢寫這樣的文章，不知道說的是否有一點切合邊際，今天仍然懵懂，將之收進來，聊作一種紀念吧。還有，把法國人白晉的歷史匯入清代中國人歷史中合適嗎？李天綱翻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寫出《康乾中法交往及其世界史意義：〈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回憶錄〉導言》，認為“16世紀以后不斷來華的傳教士，他們的所作所為，所記所載，客觀上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第26頁)。同意此說，來華傳教士的歷史，在客觀上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何況白晉大半生生活在中國，后來死在中國。新寫的《康熙與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一文，為與白晉匹配，亦行收入。    本書的匯編，惠清樓副研究員協(xié)助做了許多工作，如將半數(shù)左右的文字輸入電腦，找到許多圖片，特此致謝。本書編輯出版過程中，與責任編輯胡寶亮先生合作十分愉快，他雖然年輕，但責任心強，業(yè)務水平令我佩服。    馮爾康    2011年7月7日初稿，12月2日修改于南開大學顧真齋

內容概要

　　岳麓書社出版的《清代人物三十題》為著名清史、社會史專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馮爾康先生數(shù)十年來所撰論述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作者對原文進行了修訂補充，并配以插圖53幅，全書共37萬字。書中論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道光帝、咸豐帝、鄂爾泰、田文鏡、阮元、傅山、黃宗羲、曹雪芹、吳汝綸、白晉、袁氏三妹等清代人物，文筆流暢，分析深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并兼顧了可讀性。

作者簡介

　　馮爾康，1934年出生于江蘇儀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2002年退休。中國社會史學會創(chuàng)會會長，現(xiàn)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和史料學的教學和研究，著述主要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顧真齋文叢》、《中國社會史概論》、《乾嘉之際下層社會面貌——以嘉慶朝刑科題本檔案史料為例》、《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xiàn)代轉向》、《雍正帝》、《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們》、《曹雪芹與〈紅樓夢〉》等；主編并主撰《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等。文章二百余篇，發(fā)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

書籍目錄

康熙帝的游獵與避暑山莊的建立
康熙帝與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
康雍兩朝殿試策問之題目與時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
清史疑案再斷——雍正繼位問題考實
釋雍正帝的“為君難”印章
雍正帝自稱“漢子”——解讀一條史料
從歷史長河看雍正帝地位
雍正帝的《悅心集》與曹雪芹的《好了歌》
乾隆初政與乾隆帝性格
從召見臣工看道光帝、咸豐帝的理政與性格——以召見張集馨、段光清為例
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淺談
施瑯外海邊防觀念的提出與實踐
三朝皇子師徐元夢
論“模范督撫”田文鏡治豫
雍正朝重臣鄂爾泰
嘉道名臣阮元
傅山〈霜紅龕集〉中的史論與政論
漫談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觀
白晉的史學觀——兼及17世紀中法史學思想的異同
曹雪芹與《紅樓夢》
黃卬和他的《錫金識小錄》
幕賓許思湄年譜——據(jù)〈秋水軒尺牘〉制作
朱次琦的為人與譜牒學研究
晚清學者吳汝綸的西醫(yī)觀——兼論文化反思的方法論
章太炎清史研究評議
“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一生春”——袁機評傳
《樓居小草》的作者袁抒
女詩人袁棠
母與子
清代節(jié)烈女子的精神世界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插圖：   曹雪芹在書中表現(xiàn)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不滿，對平等方面的某種憧憬，但對君主專制并非持決裂的態(tài)度。他塑造的主人公寶玉，是“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的怪物（第五回）。評論家有說寶玉是貴族階級的叛逆者；有說是社會所不能容納的不著社會集團邊際的“多余人”；有說他是反封建的英雄和主將，是資產階級新人的萌芽。各執(zhí)一詞，雖不無道理，然而不像抓住了要點。曹雪芹筆下的寶玉是不滿現(xiàn)狀，想要改變而又無能為力的人，作者給他八個字定性： “無材補天，幻形入世。”給他的偈語是：“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保ǖ谝换兀┦^（寶玉）是女媧補天不用之物，就是無才的，不可以用作補天的。但既設想過用作補天，也應不是等閑之物，它變幻成人，就非俗物，然而終是徒廢歲月，沒有作為，枉投人生一世。寶玉生活在溫柔富貴之鄉(xiāng)，卻看到人世間的種種不合理，他不滿意的是那些根本性的社會問題，如教育、官僚、宗族、奴仆、婚姻等制度，而不是探春改革的那類具體事物，所以他連試一試的可能都沒有，只能是“無材補天”了。脂批在那偈語和八字旁邊寫道： “書之本旨。”“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慚愧之言，嗚咽如聞?！备嬖V讀者，曹雪芹也是要補天的，并以無能補天為恨。作者的思想融注在他創(chuàng)造的藝術形象里了，可以認為，《紅樓夢》流露了曹雪芹無材補天思想。曹雪芹對君主專制的黑暗統(tǒng)治不滿，對平等的向往非常朦朧，遠未形成新的世界觀，也就是找不到新的出路，是以有無材補天的懊惱。 《紅樓夢》中還有著宿命論、色空觀念。如《好了歌》及其注是宣揚出世觀念的，曹雪芹最終讓賈寶玉出家，反映他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出《紅樓夢》以及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思想傾向，是紅學研究者難以弄清卻又不可回避的問題，筆者只能理解這么一點點，說出來不過是為研討罷了。李澤厚與劉再復討論哲學問題，講到《紅樓夢》，李澤厚認為《紅樓夢》具有哲學智慧，既是文學，又是哲學，《紅樓夢》破壞傳統(tǒng)，但它肯定了真摯的感情，有真性情，認定世界上有美好的東西，美好的生命值得珍惜、肯定和愛戀。劉再復認為《紅樓夢》因為有禪宗哲學支持，所以它就借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與死、色與空、好與了，感悟人從何而來、到哪里去、何處是真正的故鄉(xiāng)等問題，因此全書都滲透著哲學氛圍。他們認識到《紅樓夢》肯定美好的生命值得珍惜。從生命、人性角度感悟《紅樓夢》，不無道理。

編輯推薦

《清代人物三十題》編輯推薦：著名清史學家馮爾康先生數(shù)十年來撰寫的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分為帝王、大臣、文士、婦女四編，文筆流暢，分析精辟，是了解清代歷史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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