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文獻學·文獻學家

出版時間:2009-7  出版社:岳麓書社  作者:周國林  頁數(shù):352  字數(shù):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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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屈指算來,從事歷史文獻學的研習已經(jīng)三十年了。時光如流,青春不再。論文選編之際,回首往事,思緒萬千,浮想聯(lián)翩?! ?979年,我從拉薩考回母校華中師范學院,師從國學大師張舜徽先生學習文獻學。從此親聆先生教誨十多年,得到先生學習、生活上的悉心指導和幫助。茫茫學海中,獲名師指點而終生受益,實人生一大幸事也。先生治學主博通,研治四部各有佳作,而以文獻學為根柢。我們首屆研究生同學六人,耳濡目染,深受影響。為了完成畢業(yè)論文,六人于博涉之外,各取一部古籍重點攻讀。大約是早年喜愛三國人物與故事之故,且貪求簡便,我選定的是《三國志》。對《三國志》諸版本的異同、文字訓詁,剛開始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所以對全書篇目和內容比較熟悉。這次所收論文,關于《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文章有四篇,便緣于此。后來,卻由于《三國志》個別文字的考證,研究興趣轉到了經(jīng)濟史上,這是我始料不及的。對于我的“偏離文獻”,先生不以為忤。先生的文獻學,本不畫地為牢,將人限定在文獻整理和考訂范圍內,他是鼓勵大家研究一些歷史問題,提倡文獻整理與研究相結合的。所以,我其后的碩士、博士論文以經(jīng)濟史為研究對象,先生是首肯的?! ?990年之后,由所在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的工作性質所決定,我的精力主要放到了文獻整理上。整理過程中有所感想,或為參加一些學術會議,因而有一些文獻探索的文章發(fā)表出來。最近二十年中的文章,成為這次選編論文的主要來源?! ∵x編出來的論文,大體上分為四組。第一組側重于文獻學理論方面的探討。對于“文獻學”學科上的名目之爭,我不擬卷入,卻希望在“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的現(xiàn)有框架內加以建設,故有《歷史文獻學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二十世紀中國古文獻學檢論》兩篇概論性文章。有感于古籍整理需要求真務實、高瞻遠矚的領導者,故有二文總結李一氓、周林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第二組是對張舜徽先生學術成就的總結。先生逝世后,我寫過十多篇關于先生學術的文章,這次選了五篇。關于先生學術成果的分類與評述,《張舜徽先生的國學研究與重大貢獻》一文代表了我較為成型的認識。第三組文章側重于幾部古代名著和幾位古代學者的探討,《試論(三國志)的質直筆法》、《袁宏玄學化史論初探》或許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第四組皆為古籍校點、注譯前言,卑之無甚高論。

內容概要

《文獻·文獻學·文獻學家》第一部分主要探討文獻學理論,回顧20世紀文獻學的發(fā)展歷程,對歷史文獻學理論中的若干問題略抒己見。第二部分重點總結張舜徽先生的罔學成就和貢獻,并探討其治學觀和治學方法。第三部分是對《三國志》等典籍的文獻學研究,對史學理論和出土文獻考證也有所涉及。第四部分收錄了若干種古籍校點、注詳?shù)那把裕瑢λ碚技膬热莺蛢r值有較深入的論述。

作者簡介

周國林,1953年生,湖北枝江人,歷史學博士,現(xiàn)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圍歷史文獻研究會名譽會長。已出版《戰(zhàn)國迄唐田租制度研究》、《神仙傳全譯》、《大唐西域記注譯》等著述多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中華文史論叢》、《

書籍目錄

自序歷史文獻學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二十世紀中國古文獻學檢論關于古籍今譯的幾點思考李一氓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周林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張舜徽先生的國學研究與重大貢獻《清人筆記條辨》所見張舜徽先生之治學觀張舜徽先生之纂輯觀及其實踐張舜徽先生擬議編撰之作綴述居延出土部分無紀年漢簡書寫年代的探討陳壽對文質辨洽風格的執(zhí)著追求試論《三國志》的質直筆法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簡論裴松之的考史原則與方法袁宏玄學化史論初探蘇頌對古籍整理的貢獻《神仙傳全譯》前言《大唐西域記》注譯前言《白話資治通鑒》前言《宋書》校點前言《南齊書》校點前言《梁書》《陳書》校點前言《南史》校點前言

章節(jié)摘錄

  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大談國學,國學大師叢書出了不少,這對繼承前輩學術成就,推動國學研究,發(fā)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當然,其中不無缺憾,張舜徽先生未被收入?yún)矔?,就是其中之一。這無疑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失職,是我們對張舜徽先生學術成就與思想研究滯后的結果??磥?,對張舜徽先生的國學成就加以總結,是迫在眉睫了?! 〔躺兴枷壬?jīng)提出過國學大師的標準,他認為,國學大師應該“是指舊時所謂經(jīng)、史、子、集等部圖書都讀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見解的。這同時也可以叫做‘通人”’。按照這個標準,他認為解放后能稱得上國學大師的,“似乎也只有柳詒徵、錢穆和張先生等少數(shù)人”。事實上,張先生自己也曾經(jīng)按照經(jīng)史子集四部總結自己的學術成就。他在《八十自敘》中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為,潛研于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后乃進而治經(jīng),于鄭氏一家之義,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jīng)學為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群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為《說文解字約注》;集錄治經(jīng)學所得者,為《鄭學叢著》;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為《周秦道論發(fā)微》、《周秦政論類要》;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為《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镎f書,則于《史通》、《文史通義》皆有《平議》;創(chuàng)立新體,則晚年嘗獨撰《中華人民通史》,以誘啟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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