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揮鞭

前言

在中國歷史上，曹操可以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位傳奇人物。由于小說和戲曲的宣傳，曹操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往往是“奸雄”，歪曲了曹操在歷史上的真實面目。可喜的是，曹操的真實形象并沒有完全被他的戲劇形象和文學形象所掩蓋，有識之士還是能夠在讀史時領略他的風采。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就曾經說過：“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政治家的霸權理論之所以說曹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原因便在于他對于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他在這些改造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大家風范。在社會層面上，兩漢(西漢與東漢)是一個貴族與豪強共治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出身是鐵定的標準：如果出身于名門望族，就會擁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權；如果出身于平民家庭，即使有非凡的才能，在起跑線上也落后貴族子弟一大截，也許一生拼搏的結果也只是成為政壇上的次要人物。到了東漢后期，這種平民與貴族豪強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十分突出，很多政治上的反暴政、反外戚事件，都包含了平民與貴族斗爭的內容。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進行有效的調整，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不同階層之間的長期對立與斗爭之中。東漢末年的一些士大夫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但是他們找不出解決的方案。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的人，就是曹操。曹操以“求賢三令”確定了不以出身、門第、道德而以才能作為做官標準的原則。這一原則，打破了出身的壁壘，讓不同階層的人都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干。他解決了當時最重大的社會問題，解決的辦法是和平的，而不需要通過流血的革命與屠殺。在世界歷史上，歐洲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的歷程中，往往要通過革命或戰(zhàn)爭才能實現平民與貴族的對等權利。然而，在公元3世紀前后的中國，曹操就已經實現了這一點，而且損失極小，受到的阻力也不大。在政治層面上，東漢王朝一直強調道德的榜樣力量，可是政治家的整體道德水平卻并不很高，相反，卻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沽名釣譽、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有的人號稱孝子，但事實上不侍奉雙親；有的人號稱秀才，卻斗大的字不識一筐。東漢末年的一首童謠中就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正是因為政壇存在著這種“名不副實”的問題，使東漢后期的政治風氣日益腐朽。這種情況長久得不到改善，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很多大臣只關心個人的地位而無心考慮國家的興亡。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扭轉政壇的風氣，如何使官員廉潔奉公、守法自律，就成為政治上要解決的大問題。此類問題在西漢末年也出現過，當時的一位理想主義者王莽試圖用道德的感召力來影響官員們，卻遭到了慘敗。事實上，政壇中的行為規(guī)范，就是以他律為基礎的自律，靠道德搞自律，是行不通的。曹操洞悉了這一切，他大刀闊斧地推行“法治”。強調法律的重要性，一切以法律為裁定原則，取消自律的合法性，強調他律的神圣性。于是，一大批“假冒偽劣”官員紛紛落馬，一時間怨聲載道，但曹操不為所動。結果，曹操的“法治”原則使北方地區(qū)的政風政紀得到改善，各項政策與法令順利地推行，政治逐漸變得清明起來。政治梟雄的文人風骨在文化層面上，特別是文化心理層面，兩漢由于儒學的發(fā)達，士大夫對一些行為方式比較抗拒，比如“言利”、“陰謀”、“法家”。言利，就是不談道德教化，只講如何獲得利益，特別是經濟與個人政治地位；陰謀，就是不按照社會上通行的、公開的原則辦事，而是使用一些政治手腕；法家，就是強調法律的重要性，將其凌駕于儒家的思想原則之上。曹操的身上，集中了這些被漢朝士大夫所抗拒的各種行為方式。他不是空談家，空談不是他的愛好；他崇尚實干，因此也就沒有那么多的繁文縟節(jié)與條條框框；他好言利，而且開誠布公地表現出來；他耍手腕，對一些用常規(guī)辦法無法解決的問題，借助于暗箱操作與陰謀手段；他是一個被視為“法家”人物的人，對儒家思想中一些不切實際的內容，不僅以法律來規(guī)范，而且以法律的形式來貫徹、保證。更為重要的是，曹操不但親身實踐著這些行為方式，而且以他手中的權力，倡導這些行為方式，使之成為社會上的主流，從而改變了幾代人的文化心理。在曹操所生活的時代，出現了一大批崇尚法治、重視實干、好談利益的人，他們成為三國時期幾個政權的中堅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諸葛亮、周瑜和司馬懿。他改變了一個時代，同時也成為這個時代的標志。談到三國時代，人們馬上就會想起諸葛亮和曹操，而不會想到漢獻帝和劉禪。毛澤東的《浪淘沙·北戴河》中有如下的詞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痹谒男哪恐?，曹操是一個指揮若定的詩人，一個舉重若輕的領袖，一個雷厲風行的英雄。確實，他以獨特的氣質和魄力，成為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代表，也成為藝術家們競相塑造的人物。不過，因為他違反儒家行為規(guī)范的一系列表現，使他受到歷代文人的詬病，這不僅是他的不幸，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更是整個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困境。關于曹操對于文學、藝術的改造以及相關的評論，就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內容了。

內容概要

作為軍事家，曹操以一次次成功的戰(zhàn)例，讓人看到了北方統(tǒng)一的來臨、全國統(tǒng)一的可能；作為政治家，曹操勵精圖治、改革弊政，讓僵化的政治體制出現了新的生機；作為文學家，曹操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感嘆著民生的艱辛、戰(zhàn)爭的無情。他希望天下能夠早日從分裂走向統(tǒng)一，而這不但是他個人的愿望，更是百姓的呼聲、時代的趨勢。    曹操不是一個天真的空想家，而是一個十分現實的政治家。為了理想，他可以暫時隱忍；為了信念，他可以低聲下氣。正是用這樣的方式，曹操以他超人的魄力與過人的膽識，大刀闊斧地割除了那個時代的毒瘤，使這個黑暗的年代朝著穩(wěn)定、統(tǒng)一的方向發(fā)展。    曹操是三國時代的驕子，但后人對他頗有微詞。其實，他為人詬病的地方，正是那個時代的缺陷。他改變了那個時代，卻沒能改變自己。

書籍目錄

東漢殘局：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百足之蟲與政治群狼  ●誰把東漢變成瘦死的駱駝  ●吃唐僧肉的“先驅”  ●末日王朝的“終結者”逆境中崛起的霸主  ●宦官家庭的叛逆青年  ●從少年游俠到“亂世之奸雄”  ●借助同盟者壯大自己  ●拉大旗，作虎皮  ●經濟與人才兩手抓高舉皇權大旗的霸權主義者  ●令人垂涎的尊位  ●被虎狼追逐的末代皇帝  ●皇權投資的回報  ●空頭皇帝的現實功效難測的勝負玄機  ●軍事家的“無米之炊”  ●恩怨與利益夾雜的戰(zhàn)爭  ●私欲引發(fā)的恥辱之戰(zhàn)  ●功敗垂成的統(tǒng)一之戰(zhàn)  ●割須棄袍定關中大度與狹隘：亂世造就的雙重性格  ●貴族家風熏陶出的名士  ●背叛友情的無奈  ●走向霸權：與“游俠”好友決裂  ●與對手惺惺相惜  ●時代造就的雙重性格鐵血政治與梟雄胸懷  ●堅決清除負面榜樣  ●輿論底線不容動搖  ●政治路線不容懷疑  ●自傷臂膀的無奈人才攻略與興國戰(zhàn)略  ●不拘一格的人才攻略  ●抓大放小的人才觀  ●才智發(fā)揮最優(yōu)原則  ●人才興國的雙贏戰(zhàn)略  ●才力如何拉動國力無法跨越的時代鴻溝  ●不越雷池的苦衷  ●操縱傀儡的便利  ●理想與現實的沖突  ●充滿疑慮的試探  ●黃袍為何無法加身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百足之蟲與政治群狼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曹操是一個英雄。為什么要說他是英雄呢？與他同時代的人相比，他有什么過人之處可以稱得上是英雄行為？與他生活的時代相比，他有什么對時代有貢獻的英雄壯舉？這就要從曹操所生長的東漢末年說起。這可以說是一個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和虎視眈眈的“政治群狼”對峙的時代——當然，“群狼”中，有貪婪而殘暴的宦官、外戚，也有不那么兇狠但也對政治有著極大影響力的士人階層。為什么要將士人階層和宦官、外戚看做是與東漢王朝對峙的“群狼”的一部分呢？這并不是說士人階層兇狠，而是因為正是士人、宦官、外戚之間的政治斗爭，導致了東漢王朝將最后一點兒元氣徹底耗盡，董卓、袁紹和曹操等豪強、軍閥趁勢而起，各領風騷。東漢自從光武帝劉秀稱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總共經歷了l96年的光景。在這196年中，皇帝能夠做主的日子簡直屈指可數。且不說從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l89年)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從此皇帝便成為軍閥、豪強手中的傀儡，就說之前的l60多年，除去開國皇帝劉秀和明、章二帝能夠做到政由己出，其余的皇帝則因為生活腐化、被宦官謀殺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繼位的皇帝都很幼小，因此政權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

后記

人們常說“時勢造英雄”，仿佛任何時代都要等到萬事俱備的時候，才會有英雄人物破土而出，而那些英雄人物也只能消極地順應這個時代的要求，自己不能做越雷池一步的事情。其實不然。所謂時勢與英雄，本就是一體的。時代所能提供給英雄人物的，不過是一個舞臺，而且是一個缺少主角的舞臺；而英雄人物在舞臺上展現自己的風采時，舞臺并不給他們提供現成的劇本，一切都要靠他們自由發(fā)揮。所謂時代，就是一個沒有劇本、沒有編劇、沒有導演的舞臺，如果沒有英雄人物的登場，這個時代將一片混沌。因此，真正體現出一個時代意義與主流的，正是在舞臺上備受矚目的英雄。曹操，就是這樣的一位英雄。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有抱負的人，有成就的人，更是一個真實的人。他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處于崩潰邊緣的東漢王朝可以用“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來形容。官僚機構日趨腐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地方起義此起彼伏，社會矛盾急劇激化。這樣的時代，急需一個能夠使社會從動亂走向安定的主角。然而，董卓、呂布、袁紹這些豪強霸主只想讓自己擁有一個安穩(wěn)的寶座，于是，他們瘋狂地挖著本就十分虛弱的東漢王朝的墻腳，讓這座已經搖搖欲墜的大廈轟然倒塌。在倒塌的廢墟中，曹操走了出來。他最初的志向，就是重建一座大廈。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不得不在現實面前一次次修正自己的理想。最終，他沒能成為治世之能臣，只能成為亂世之奸雄。在成功之路上，他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踐踏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以勝利作為唯一的準則。陰謀、屠殺、非正義戰(zhàn)爭成為他的慣用手段。在稱霸之路上，他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看盡了世間的勝敗得失。徐州、宛城、赤壁、潼關，每一次戰(zhàn)場上的慘敗，在他個人的心中，都要比那些漂亮的勝仗更值得回憶。在志得意滿之時，他也深深知道，自己并沒有建立堅不可摧的基業(yè)，更沒有開創(chuàng)萬世不變的盛世。于是，他對自己，對自己身邊的謀士產生怨恨，他每每自責，更對謀士猜忌。在政治行為中，他不容個人情感的存在。即便是最心愛的兒子、最寵愛的妃子、最貼心的臣子，一旦觸犯了他的政治底線，都要受到嚴厲懲罰，甚至要留下血的教訓。這些，都只不過是他人生中的一些側面，一些零星的外在表現。他孤獨而又神秘的內心，我們無法真正知曉，只能通過這些外在的表現去猜測。究其原因，這雖然是一個需要英雄做主角的時代，但并不是一個真正的英雄時代。所以，如果真正的英雄在這個時代脫穎而出，最后不是會變成堂吉訶德那樣的瘋子，就是會變成李爾王那樣的癡人。曹操很明智，他沒有堅持做英雄，而是蛻變成了霸主，這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編輯推薦

《曹操時代》由哈爾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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