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1-7 出版社:巴蜀書社 作者:毛迅,李怡 主編 頁數:407
內容概要
本書為《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9輯),分為文學的“民國機制”研究,延安傳統與當代經驗,拾遺與探微,學術史研究,文學史新論,中國文學檔案,現代作家與基礎教育等九大部分,主要收錄了《文藝與政治的合縱連橫——關于抗戰(zhàn)時期“文藝政策”的論戰(zhàn)及其他》,《文革“地下詩歌”的研究及其問題》,《羅青的嬉游詩》,《茅盾的戰(zhàn)爭文學觀》,《詩人顧城與畫家米羅》,《中學教材中魯迅文章刪留及教學淺見》等文章,供學者朋友們參考、學習。
書籍目錄
卷首語
學術增長的“點”與“蛻”
文學的“民國機制”研究
最后的“士大夫”
文藝與政治的合縱連橫——關于抗戰(zhàn)時期“文藝政策”的論戰(zhàn)及其他
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系發(fā)微
延安傳統與當代經驗
重讀《李自成》的意義與方法
何其芳后期與“何其芳現象”(1942—1977)
延安時期(1936—1948)集體創(chuàng)作的形式與功能
文革“地下詩歌”的研究及其問題
從《我的父親》與《獻給鄉(xiāng)村的詩》看艾青在延安整風中的“突變”
拾遺與探微
歌頌與諷喻——武漢抗戰(zhàn)文藝之一瞥
羅青的嬉游詩
老川大的《工作》和《半月文藝》
“師山”不是巴金是梁冰弦——與周黎庵先生商榷
試論李劫人歷史小說的語言特質
被圍與突圍——試比較穆旦和魯迅的精神求索
吳宓與梁實秋對白璧德人文主義解讀之異同
“革命文學”論爭中的“現實主義”問題再評述
茅盾的戰(zhàn)爭文學觀
學術史研究
“找成分”:論李何林20世紀50年代的學術研究
斯文、儒士、天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讀記
文學史新論
中國節(jié)奏與精神秘密——古詩的遺傳基因和新詩的遭遇
去性別敘述——解讀張愛玲《小團圓》的新視點
“性的煩悶”對高長虹創(chuàng)作的影響
廬隱、馮沅君、丁玲作品中的情感書寫、啟蒙困境及女性思考
陳染小說的孤獨感研究——以《另一只耳朵的敲擊聲》為例
詩人顧城與畫家米羅
當代中國奇幻小說中“人”的隱退:人類形象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
文學的民族主義與文化軟實力——以對“戰(zhàn)國策派”的反思為中心
農民·作家:“身份認同”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以趙樹理、賈平凹為例
中國文學檔案
中國新詩:1957(上)
穆旦年譜長編(1942—1945)
現代作家與基礎教育
中學教材中魯迅文章刪留及教學淺見
中學生心中的魯迅觀調查及其教學反思
新作薦評
就《高長虹全集》出版答客問
清末民初文學語言的過渡性——評鄧偉著《分裂與建構:清末民初文學語言新變研究(1898—1917)》
創(chuàng)造社翻譯研究的新拓——評成立強《譯壇異軍——創(chuàng)造社翻譯研究》
稿約與稿例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一)身份的轉變何其芳早期原本是一個不關心政治的唯美主義詩人,他是怎樣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宣傳家的呢?事物往往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就會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化。何其芳正是這樣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轉化得相當徹底,可以說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何其芳到延安后,深感過去思想落后,又出身剝削階級家庭,非常自卑,于是就拼命地學習革命理論,態(tài)度十分誠懇。他結識了毛澤東,被這位革命領袖改造世界的偉大氣魄和智慧深深吸引,產生了極大的崇拜心理,終生不渝。1942年5月,他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傾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受到平生最大的教育,從此深信不疑。他銘記著“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只能做“工農兵的代言人”而不能“自我表現”這些根本的創(chuàng)作原則;銘記著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徹底轉變自己的思想立場,通過“改造自己”而“改造藝術”的教誨;銘記著“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批評標準”;他將這些話語視為千古不變的教條,隨著“政治”在后來的歷史發(fā)展中異化為“政治運動”,“工農兵代言人”身份異化為“政策代言人”,這就不能不發(fā)生問題了。這是迷信領袖權威和盲從“政治”的何其芳所始料未及的?!拔乃囌L”后,在“魯藝”工作的何其芳,其個人思想和個人話語權完全被領袖話語和主流意識所取代。他一面不斷地檢討自己,對過去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進行徹底否定,一面積極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他的這種虔誠而積極的表現,令毛澤東十分賞識,獲得了“其芳同志很認真”的嘉獎,這是何其芳終生引以為榮的。在1944-1947年間,何其芳兩次被黨中央派往重慶充當文化使者,成為向國統區(qū)文藝界宣講“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代言人,這些言論收入他的第一本論文集《關于現實主義》(1950年出版)。從此,何其芳的身份就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從一個主體性很強、個人抒情色彩很濃的詩人作家,一變而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和主流話語的代言人。這種變化既是革命政治的需要,也是他參加“文藝整風”后的一種自覺的選擇。然而,這次身份轉變的代價是頗為沉重的——這便是個人話語權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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