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階層的轉型

內容概要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學術文化傳統(tǒng)，兩千年前儒家經(jīng)典《大學》即倡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涵蘊著彰揚學術、探索真理。而《中庸》論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眲t闡釋了學術研究的治學精神以及達到真實無妄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從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審視與洞察，社會發(fā)展、科學昌明、思想進步，從來離不開學術科研力量與成就的滋養(yǎng)與推動。
大學是國家與社會發(fā)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學研究的水平則又體現(xiàn)了大學的辦學水平和綜合實力，是一所現(xiàn)代大學重要的標志。因此，一個大學的學術氣氛，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引導著學校的科研狀態(tài)，而且滲透和浸潤著這個大學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這正如英國教育思想家紐曼所言，大學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與發(fā)展、實驗與思索的高級力量，它態(tài)度自由中立，傳授普遍知識，描繪理智疆域，但絕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學的使命應是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核心是學術和人才。因此，大學應成為理論創(chuàng)新、知識創(chuàng)新和科技創(chuàng)新的重要基地，在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中應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義。上海政法學院是一所正在迅速興起的大學，學院注重內涵建設和綜合協(xié)調發(fā)展，現(xiàn)已有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管理學、語言學等學科專業(yè)。學院以“刻苦、求實、開拓、創(chuàng)新”為校訓。這既是學校辦學理念集中的體現(xiàn)，也是學術精神的象征。這一校訓，不僅大力倡導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注重充分發(fā)揮個性特色與自我價值實現(xiàn)，提供自由選擇學習機，努力使學子們于學業(yè)感悟中啟迪思想、升華精神、與時俱進，而且積極提倡拓展學術創(chuàng)新空間，注重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研究，致力對富有挑戰(zhàn)性的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思考與批評，探求科學與人文的交融與整合。《上海政法學院學術文庫》正是在這一精神理念引領下出版問世的。
《上海政法學院學術文庫》的出版，不僅是《上海政法學院教育事業(yè)“十一五”發(fā)展規(guī)劃》的起跑點，而且是上海政法學院教師展示學術風采、呈現(xiàn)富有創(chuàng)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學平臺。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萬代稀，山川賴爾亦增輝”；“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我相信《學術文庫》的出版，不僅反映了上海政法學院的學術風格和特色，而且將體現(xiàn)上海政法學院教師的學術思想的精粹、氣魄和境界。
法國著名史學家、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院長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學成員和知識分子應該在理性背后有對正義的激情，在科學背后有對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對更美好事物的憧憬。我相信《學術文庫》將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們將從這里看到上政人奮發(fā)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高峰的膽識與艱辛，上政人的學術事業(yè)將從這里升華!

作者簡介

　　楊小輝，男，1978年9月出生，湖南常德人。先后就讀于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上海大學歷史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分獲歷史學學士、歷史學碩士、法學博士（社會學）?，F(xiàn)為上海政法學院講師，在《二十一世紀》、《學術界》等期刊上發(fā)表論文多篇，出版譯著《美國國父們留下了什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一部。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知識階層轉型與近代中國政治

書籍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教育制度的轉換
 一、作為士紳生產(chǎn)機制的科舉
 二、科舉批判與革廢
 三、新式教育的逐步確立：以學制為中心的討論
 四、制度轉軌引起社會失衡
第三章　都市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形成
 一、覺醒與萌芽：“中等社會”
 二、知識自覺：“學術社會”
 三、激進知識分子眼中的“知識階級”
第四章　知識分子棲身的文化建制
 一、大學
 二、研究機構——以中央研究院為例
 三、出版：以商務印書館為中心的探討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一、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二、與政治權力結構的關系
 三、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
 四、知識結構
 五、職業(yè)選擇目標(或機會結構)
 六、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ǘ┥虅沼^所聚集的知識群體　　“商務”（commercial）的中英文名稱，即反映出起初以印刷為主要業(yè)務的定位①。其后，商務印書館能夠實現(xiàn)從印刷到出版的跨越，走上不平凡的發(fā)展道路，主要是因為吸納了知識界大批優(yōu)秀成員的加入，張元濟及王云五是其中的關鍵人物②。前后以兩者為中心，商務印書館周圍聚集起了一大批文化人，形成一個知識群體?！　⊥ㄟ^張元濟的大力延攬，商務印書館這個近代最著名的出版機構周圍所集聚起來的知識人才，可謂濟濟一堂。曾經(jīng)做過浙江大學堂總教習和留日學生監(jiān)督的高夢旦，經(jīng)張元濟邀約進館擔任編譯所國文部主任，后來徐珂（《清稗類鈔》作者）、孟森（明清史專家）、留美的英文學者鄺富灼、辭典專家陸爾奎、主編《少年雜志》的孫毓修、主編《小說月報》的惲鐵樵、主編《教育雜志》的陸費逵等一批學有所長的文化人相繼進入商務印書館任職，商務印書館最初的一批知識分子群體悄然形成。雖然他們具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個性，但均屬于嬗變中的知識階層，正行走在從傳統(tǒng)士人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旅途上。當蔣維喬、莊俞在他們的回憶里所描述的這樣一群知識分子，采用圓桌會議的形式在一起和諧而又坦率地討論教科書，互有切磋與辯駁的時候，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們已經(jīng)跨進了職業(yè)化的門檻。正是在這些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事業(yè)進入空前的發(fā)展階段。這樣一個群體的形成特別是其新舊兼?zhèn)涞呢S厚智識資源，對于商務印書館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一知識群體更是借助商務印書館這一平臺為中國知識與教育的轉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到王云五主持時期，商務印書館依據(jù)現(xiàn)代學科知識門類重組編譯所，更大規(guī)模地引入新式知識分子，先聘朱經(jīng)農（留美、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唐鉞（留美心理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竺可楨（留美地理學博士、東南大學教授）、段育華（留美、北京大學數(shù)學教授）為編輯主任，繼聘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為各部編輯主任，這種以新科學知識為紐帶的人才組合具有相當?shù)哪哿?。這批新式知識分子進館后，或改良商務印書館舊有出版，或協(xié)助引進新思維和西學，令商務印書館可及時緊跟文化潮流，得以光大其對中國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的影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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