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前言

那是2006年4月底的一個周末，為了給《魯迅和他的紹興》一書尋找靈感，我和幾位合作者來到了紹興。就是那一次，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帶著我們走上了魯迅故居二樓的房間。這是魯迅和朱安當年成婚的新房，平時一般不開放。我之前也不止一回來過魯迅故居，但從來沒有進入過二樓的房間，而且還是魯迅成親的洞房，可以說是懷著一種十分好奇的心情走上樓梯的。臺門里的老屋子大多光線昏暗，但二樓的這個房間更幽暗。也許是因為多年空關(guān)的緣故，感覺有些陰森。仔細打量室內(nèi)的陳設(shè)，舊式的雕花木床、衣櫥、桌椅等不多的幾件家具在黑暗中只有一個輪廓，相形之下，貼在墻壁和家具上的大紅囍字格外醒目。我們問：這是原來就有的嗎？工作人員回答說：是劇組拍電影留下的。是啊，隔了這么多年紅紙怎么可能還存在？當年的大紅菇字早已從墻上剝落了，當年的新人也早已消殞了。環(huán)顧這間洞房，并沒有因為貼了鮮艷的囍字而呈現(xiàn)出喜慶的氣氛，相反，紅色的囍字讓屋內(nèi)顯得更壓抑慘淡。特別是想到魯迅成婚后第二天就住到了別處，只留下朱安獨守空房，這大紅囍字也就分外刺眼了。其實，說這是魯迅當年的新房并不完全準確。1919年，周家新臺門賣給了城內(nèi)的富豪朱閬仙，魯迅攜全家遷往北京。直到1949年后，周家新臺門才被政府收回，成為魯迅故居。因此，我們看到的這所謂魯迅的新房，也只是一種歷史場景的復(fù)原，不可能是朱安當年生活的真實還原。但即便如此，走進這間屋子，還是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個被拋在暗處的影子，感受到在魯迅身邊，還有朱安這樣一個人物存在著，徘徊著。作為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在無愛的婚姻中度過了苦澀的一生。這是個一提起來就令人感到窒息的話題，魯迅本人也很少提到朱安，他的緘口不語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當然，關(guān)于魯迅的這段婚姻，在他同時代親友撰寫的回憶錄中還是有所反映的。許壽裳、孫伏園、郁達夫、荊有麟、許羨蘇、俞芳等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大多根據(jù)自己的所見所聞，對魯迅與朱安名存實亡的夫妻關(guān)系做了描述。從這些描述來看，魯迅的確只是把這位夫人看作“母親送給的禮物”，對她僅僅是盡到供養(yǎng)的責任而已。朱安在婚后的幾十年里，始終處于“棄婦”這一可悲的地位。魯迅對朱安沒有感情，二人形同陌路。但這是否意味著他能夠忘記身邊這樣一種凄慘的存在呢？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二集的序言中提到凌叔華的小說，稱贊她“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寫出了“世態(tài)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我不知道，他寫到這里，腦海中是否會浮現(xiàn)出朱安的身影？每次讀《傷逝》，我都會被那些冰冷尖銳的詞句深深觸動：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于無愛的人們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從這沉痛的文字中，我仿佛聽見了魯迅內(nèi)心的聲音。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忘記那些“死于無愛的人們”，忘記朱安們的不幸。就算這是一個令他痛苦的問題，他也要把這個問題揭示出來，而不是繞開，甚至遮掩。固然，在魯迅的文字中很少提及這位夫人，但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一刻也不曾忘記“無愛的人們”與“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而這聲音中定然包括了朱安這樣一個與他有特殊關(guān)系的舊女性。可是，翻開魯迅研究的歷史，朱安卻始終是個無法安置的人物。當年魯迅去世后許壽裳等著手起草年譜時，就討論到了要不要把“朱女士”寫進去的問題。1937年5月3日許壽裳致函許廣平，信中提出：“年譜上與朱女士結(jié)婚一層，不可不提，希弟諒察。”對此，許廣平的回答是：“至于朱女士的寫出，許先生再三聲明，其實我絕不會那么氣量小，難道歷史家的眼光，會把陳跡洗去嗎？”因此，在許壽裳編的《魯迅先生年譜》中，留下了這樣一條現(xiàn)在看起來十分可貴的記載：三十二年丙午前六年二十六歲一九○六年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jié)婚。同月，復(fù)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xué)醫(yī)。新中國成立后，當魯迅被定性為“文學(xué)家、思想家、革命家”，朱安的地位就很尷尬了。魯迅是文學(xué)革命的先驅(qū)、吶喊者，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然而他的婚姻卻是包辦婚姻。包辦婚姻對魯迅那一代人而言是很普遍的，但許多人卻認為這有損魯迅形象。因此，1949年后魯迅研究得到空前重視，研究者在資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力氣，唯獨朱安被排除在外，乏人問津。特別是在極“左”的年代里，當魯迅被抬上神壇，封為偶像，朱安更成了一個忌諱，成為魯迅研究的禁區(qū)之一。所有的魯迅傳記中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朱安幾乎就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朱安浮出水面是在“文革”后。隨著魯迅研究回歸“人性化”，不少研究者對過去那種洗去歷史陳跡的做法提出了質(zhì)疑，并對有關(guān)魯迅與朱安的一些事實做了鉤沉和探討。如裘士雄《魯迅和朱安女士以及他倆的婚姻問題》(《紹興師專學(xué)報》1981年第2期，署名稽山)、楊志華《朱吉人與朱安及魯迅》(《上海魯迅研究》第4期，1991年6月)、段國超《魯迅與朱安》(《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1983年第3期)、余一卒《朱安女士》(《魯迅研究資料》第13期)、張自強《魯迅與朱安舊式婚姻締定年代考》(《紀念與研究》第9期，1986年12月)等都是發(fā)表于這一時期的力作。特別是1981年出版的《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一輯，反映了“文革”后魯迅生平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在“魯迅家庭成員及主要親屬”的條目下列出了“朱安”一條，突破了很大的阻力和干擾。此條目雖僅有400余字，且基本維護了舊有的觀點，但終究承認了朱安的存在。至此，朱安已不再是一個禁區(q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承認，朱安是魯迅情感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注解，在魯迅的一生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然而，像朱安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是否值得更深入的探討？這一點恐怕很多研究者心里至今還是存有疑慮的。迄今為止尚無一本有關(guān)于她的傳記，這也足以說明了一切。當然，追溯朱安在魯迅研究中的歷史地位，也不能無視日本學(xué)者在這方面的探討。早在1944年出版的傳記《魯迅》中，竹內(nèi)好就對魯迅留學(xué)時代回國結(jié)婚的問題提出疑問。他指出，比起與許廣平的戀愛，與朱安結(jié)婚這條線索卻十分模糊不清，從魯迅本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解釋，對于魯迅是“如何處理事實的”，盡管“可以通過《隨感錄四十》等材料去構(gòu)制空想，但有個很大的不安卻不肯離我而去，那就是這個空想會不會大錯而特錯呢”？自竹內(nèi)好開始，一些日本學(xué)者也對魯迅與朱安的婚姻提出種種揣測。尾崎秀樹《圍繞著魯迅的舊式婚姻——架空的戀人們》(日本1960年5月號《文學(xué)》)、丸尾常喜《朱安與子君》、高木壽江《魯迅的結(jié)婚和情》(日本《魯迅之友會會報》第13期)、岸陽子《超越愛與憎——魯迅逝世后的朱安與許廣平》(《魯迅世界》2001年第4期)、山田敬三《我也是魯迅的遺物——關(guān)于朱安女士》(收入《南腔北調(diào)論集——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等論文，均對魯迅背后的這樣一位女性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guān)注，其中既不乏敏銳的發(fā)現(xiàn)，也不乏主觀的論斷，由此不難看出朱安帶給人們的困惑之深。和竹內(nèi)好等人相同，我在研讀魯迅的過程中，也對朱安這個人物產(chǎn)生了某種強烈的好奇，迫切地想要弄個明白。如果說魯迅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我們的關(guān)注之內(nèi)，那么朱安作為魯迅身邊的一個女性，一個典型的家庭婦女，我們對她的了解實在太少！正如《故鄉(xiāng)》中的“我”和閏土之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我們和她之間也有著深深的隔膜。有不少人向我指出，朱安這個題目難寫。確實，和同時代的精英女性不同，朱安只是一個目不識丁、足不出戶的舊式婦女，既沒有秋瑾那樣的豪舉載入史冊，也沒有留下吐露心曲的閏閣詩文，供后人唏噓回味。有關(guān)于她的材料少得可憐，我自己的準備也遠不能說充分，但她可悲的、扭曲的一生始終壓在我的胸口。朱安曾開口說：“我也是魯迅的遺物！”這聲吶喊始終停留在我的心底，揮之不去。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尋味。有研究者指出：“我覺得朱安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將來如果誰去研究中國女性歷史的話，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對象。朱安她是被舊社會和新權(quán)威同時拋棄了的一個女人，同時她在舊道德和新道德上又都努力調(diào)試過自己?！边@也道出了我的想法：朱安不應(yīng)該僅僅是魯迅研究當中的一個配角、一個陪襯。無論是站在魯迅研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女性研究的立場上，她都是一個不該被遺忘的對象。朱安不僅長期以來在魯迅研究中沒有地位，在近現(xiàn)代的女性史上也沒有她應(yīng)該有的位置。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去對待這樣一個“他者”：所謂的舊女性。她是不折不扣的“舊女性”，是包辦婚姻的犧牲者，而且至死也沒有覺悟。自“五四”以來，新女性“娜拉”一躍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朱安這樣的“小腳女人”、“舊式太太”則成了落伍者的代名詞，處于尷尬失語的境地。這不僅僅是朱安一個人的悲劇，在她身后，乃是新舊交替時代中被歷史拋棄的女性群像，她們在歷史洪流中淪為喑啞的一群，“并無詞的言語也沉默盡絕”。對這樣一個女性群體，我們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似乎很難找到一種傾聽她們心聲的方式，也很少有人去這樣做。然而，把她們排除在外的歷史書寫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沒有厚度的。或許正因為如此，魯迅對凌叔華小說中所發(fā)出的舊女性的苦悶之聲產(chǎn)生了共鳴，盡管這聲音是如此微弱。我想為她寫一本傳記的想法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我不知道現(xiàn)在開始寫究竟是太早還是太晚。我覺得是太晚了。朱安去世距今已經(jīng)60多年，與她有過接觸的人絕大多數(shù)已不在人世。特別是當我走在紹興的街頭卻發(fā)現(xiàn)許多地方已是面目全非時，當我費盡力氣找到朱家后人卻空手而歸時，當我面對一些語焉不詳?shù)馁Y料一籌莫展找不到任何見證人時……我感到自己著手得太晚了！但另一方面，或許也只有現(xiàn)在，我們才能夠讓她從暗處走出來，才能夠平心靜氣地看待魯迅身邊的這樣一個“多余人”。

內(nèi)容概要

“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shù)摹?   “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尋味。她凄風(fēng)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本書系魯迅元配夫人朱安的傳記，作者通過走訪朱氏后人，實地勘查采訪，鉤沉相關(guān)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等，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作者簡介

喬麗華，女，1969年生，上海人，2001年畢業(yè)于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獲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現(xiàn)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副研究員。多年來從事魯迅研究，并在報刊雜志上發(fā)表小說、散文、讀書隨筆若干，主要著作有《吳朗西畫傳》、《魯迅和他的紹興》、《藏家魯迅》(與人合編)等。

書籍目錄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上篇：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1899年前后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后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下篇：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家　棄婦——落地的蝸?！〖矣觅~——真實的重擔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附錄一  朱安家世簡表附錄二  魯迅家用賬（1923年8月至1926年2月）附錄三  抗戰(zhàn)后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版有關(guān)朱安的報道主要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朱安的娘家在紹興城里的丁家弄。為此，我特意去尋訪了這條過去從來沒有留意過的街。從地圖上看，丁家弄位于紹興城的西面。民國前，紹興府城內(nèi)以南北向的府河為界，東屬會稽，西為山陰，丁家弄即屬山陰縣地界。而不遠處的魯迅家的周家臺門屬于會稽縣。過去的紹興城四面筑有城墻，四周共有十個城門，丁家弄就在水偏門一帶，東臨水溝營大街，因此從前紹興人提到它，往往稱為“水溝營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紹興人的記憶里，它還有一個土名，叫作“竹園里”。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紹興魯迅紀念館的老館長裘土雄先生打聽了一下。他告訴我，朱家臺門靠近紹興文理學(xué)院那里，他曾去過兩次。1979年，從朱家的房客陳文煥先生那里得知朱家臺門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趕在拆掉前去看過。他記得朱安的遠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當好，石蕭墻，棟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說明家里相當富裕。當時還有人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上КF(xiàn)在已經(jīng)統(tǒng)統(tǒng)拆掉了，變成了丁香小區(qū)。不過，泥墻弄旁邊的那條河還在。丁家弄現(xiàn)在叫丁向弄，因為紹興有兩個丁家弄，所以改了名。我住的賓館恰好是在紹興文理學(xué)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過校區(qū)，從東大門出來，步行約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已改名為丁向弄。這是一條長約一二百米的東西向的街，約三四米寬的水泥路，兩邊都是四五層樓的新式住宅小區(qū)，街道兩邊零星開著一些小店鋪，周遭的環(huán)境顯得有些雜亂。聽路邊小店的老板講，在他小的時候，丁家弄的路還沒有現(xiàn)在寬，是用六尺的石板橫鋪的，差不多就兩米寬。但是他不知道這里有個朱家臺門，也不知道魯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這里。丁香小區(qū)在丁向弄23號，是一個頗為高檔的住宅小區(qū)，絲毫也看不出當年朱家臺門的影子了。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還是有點悵然若失——為了那消失的臺門，也為了臺門里那些湮沒無聞的故事。從出生到出嫁，薺不多有28年的時間，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臺門厚厚的圍墻里度過的。這個大宅院里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有過哪些悲歡？她后來酸澀的人生、乖蹇的命運是否與此有著某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對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諸如此類的疑問有很多，但看來都已無從追尋了。本以為對朱家臺門的尋訪只能獲得這樣一點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紹興文理學(xué)院舉辦的魯迅研究30年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我遇到了《鄉(xiāng)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經(jīng)81歲了，但精神矍鑠，思路清晰。當年他對魯迅親友做了許多采訪，還做了大量的筆記，也曾親自去踏訪過朱家臺門。當我對他說了自己想寫關(guān)于朱安的傳記，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戶，做些調(diào)查訪問。周老先生上次來朱家臺門是2000年，時隔8年，丁家弄一帶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我們先來到附近的居委會，希望能打聽到朱家后人的一些線索。因為是周末，居委會要到下午兩點半才上班，但從宣傳欄櫥窗里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見朱姓在這一區(qū)域占了不小的比例。周老先生于是非常耐心地向一些看起來上了歲數(shù)的住戶打聽情況，這里的房子雖然拆遷重建過了，但問下來，居民們不少都是老住戶。一位熱心的俞先生，今年67歲，他從小聽說過魯迅夫人是這一帶的人。在他的記憶中，當時靠南面丁家弄的臺門比較高大，而靠北面泥墻弄，即靠近河埠頭的都是破臺門，房子都很淺，只有一進。這里很多住戶是做錫箔生意的。俞先生所知的也就是這些，但他帶我們?nèi)チ艘粋€地方，是原先的河埠頭，也稱為魚閘，是丁向弄經(jīng)歷了種種改造后唯一留下來的遺跡。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獲。原來，在高富中心小區(qū)和丁香小區(qū)之間有一條不太起眼的通道，走進去，有一個臺階，下去就是河埠頭?？匆娺@臺階，喚起了周老先生的記憶，他記得2000年他來到朱家臺門時，大門就在這個位置，在泥墻弄上。他記得臺門里有弄堂、小天井、花窗、花瓶，還有一口井，雖然已不記得里面有幾進，但房子古色古香，臺階很高，一看就是大戶人家。我們在這幾乎被鏟平的石板臺階前查看了許久。以此為界，它西面的臺門大約在1992年前后被拆掉了，現(xiàn)在是高富小區(qū)。而它的東面，就是原來朱家臺門所在的地方，據(jù)當年朱家房客陳文煥的回憶：“魯迅到朱家做姑爺住過的房子，一直保留到七九年年底，后來紹興地區(qū)運糧汽車修理廠擴建，把它和朱宅的多數(shù)房子拆去了?！蔽蚁耄@應(yīng)該是丁家弄老宅最終被徹底拆掉的主要原因吧？連魯迅住過的房間都拆去了，則其余的就更不值得保留了。朱宅最后全部拆除是在2003年、2004年前后，變成了現(xiàn)在的丁香小區(qū)。至于朱家臺門后門口的泥墻弄，現(xiàn)在也已經(jīng)被新建的小區(qū)所隔斷，僅剩下東頭的一小段通道，連路名也不存在了。就只有這個河埠頭依舊。當所有高大的建筑都被拆除，惟有它還默默地講述著當年的風(fēng)景。從前紹興人出行，大多是以船代步，河埠頭是船?？康牡胤?，也是洗菜浣衣的地方。俞先生指給我們看，緊貼河岸的一堵石墻，下面是空的，水可以通到蓋著的房子里，因為從前的大戶人家河埠頭是在房子里面的。他還告訴我們，最下面的石板上有一個圓圓的洞，那是用來鎖船的。我們仔細查看，果然看見石板上的圓孔。站在河埠頭的石階上，但見河水暗沉，幾個婦女蹲在青石板上埋頭浣衣。河的對面是凰儀橋，紹興隨處可見的石橋，橫臥在如今的魯迅路上。再向北是倉橋直街，那里還保留著一大片老臺門……俞先生是個熱心人，他又為我們找到了住在高富小區(qū)的80多歲的周阿婆。周阿婆說，丁家弄原來住著王家、朱家、金家。朱家過去是有官職的，原來房子好大，大門朝北，有兩進三層樓，房子都是石頭墻，里面住著一個老太婆。朱家主人叫朱鹿琴，朱家原來是清白的，土改時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了“三九類”，房子被國家收去歸公了。朱家后代到農(nóng)村去了。這里拆遷時，朱家的孫子，還有兩個姐妹都來過，想要房子，但戶名也已經(jīng)沒有了，所以分不到房子了。拄著手杖的周阿婆上了歲數(shù)，說一口讓我這外鄉(xiāng)人難懂的紹興話，靠俞先生的翻譯才勉強了解大意，因此也沒能向她追問清楚一些細節(jié)。周阿婆見我們對朱家的事感興趣，向我們介紹一個人，就是住在旁邊一幢樓的王嘉瑜。他是當時朱家的住戶，今年虛歲77，原在茶場工作，1959年時住到這里，原來是向朱家租房的，后來房產(chǎn)公有化，國家分配給了他。王先生的妻子章國英1960年嫁過來，當時才24歲，她還記得朱家的房主名叫朱鹿琴。他們兩人都是這里的老住戶了，且有一定的文化。他們現(xiàn)在的住房看起來很擁擠，想來在朱家臺門時的住房更狹小吧？

后記

我用蝸牛一樣的速度爬行到現(xiàn)在，才終于完稿。總算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了，回首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不是巧婦，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寫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時我又感覺非常值得，因為這是我心里醞釀已久的一本書。我選擇寫朱安這樣一個人物的傳記，決不是偶然。多年前，還在復(fù)旦讀書的時候，就關(guān)注女性文學(xué)，自然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的女性主義經(jīng)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鄉(xiāng)——底層女性史序章》(即電影《望鄉(xiāng)》的原作，中譯本于1998年出版)，這本薄薄的小書，讓我看到自己應(yīng)該努力的方向。我暗暗決定，今后要像山崎朋子那樣，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對女性的命運加以關(guān)注和思考。畢業(yè)后，從事魯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這個領(lǐng)域里努力著。一晃好幾年過去了，我似乎已經(jīng)把讀書時的志愿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個女性始終盤旋在我心頭，那就是朱安。毋庸諱言，眼下名人的婚戀成為一大熱點，魯迅與朱安的包辦婚姻也難免成為眾說紛紜的話題，但我之所以打算寫朱安，并不是想湊這個熱鬧，更不是為了爭論魯迅與朱安在這樁婚姻中究竟孰對孰錯。向來我們只把朱安看成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悲劇符號，認為她的一生是極為單薄的，黯淡無光的。真的是這樣嗎？有人說，“黑暗也能發(fā)出強烈的光”，朱安在暗處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但構(gòu)想歸構(gòu)想，真正動筆時，我還是感到不小的壓力。首先，我想一定會有人質(zhì)疑：為什么要為這樣一個毫無光彩的女性寫一本傳記？會不會影響到魯迅的高大形象？對此，我確實也有過猶疑，讓我感到欣喜的是，當我說出自己的打算時，無論是一些魯研界的前輩，還是我的同行們，都很鼓勵我、認同我，并給予我許多建議和幫助。這使我信心倍增，同時，也使自己沒了退路——總不能“雷聲大雨點小”，讓大家對我失望。其次，我也知道寫朱安的傳記，資料是個難題。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資料很匱乏，有關(guān)于她的種種細節(jié)絕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種各樣的回憶或說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過，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陳，沒什么好寫。其實，朱安69年的人生也經(jīng)歷了許許多多，在魯迅去世后，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戰(zhàn)結(jié)束，現(xiàn)在留存下來的當年的報道，讓我看到了一個飽經(jīng)滄桑的老婦人。她生前托人代筆的一封封書信，讀來只覺得凄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閱這些舊資料的過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動著，她的一生在我的腦海里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傾聽這樣一位女性的心聲。雖然山崎朋子的《望鄉(xiāng)》被我奉為典范，但其實，它走的“口述歷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傳記，都是精英知識女性的傳記，起碼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從中可以解讀她們的內(nèi)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個不識字的女人，我們連弄清她的生平細節(jié)都有很多障礙，更不用說對她的處境“同情之理解”，進入到她的內(nèi)心深處。由于以上原因，寫到半當中時，我有過動搖，也有過自我懷疑。不過，更有許多可回味的片斷。這兩年，為了鉤沉有關(guān)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種機會，去踏訪朱安足跡所到的地方，向紹興和北京兩地的魯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我漸漸地體會到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工作的好處，就是可以經(jīng)常與紹興和北京兄弟館的同行進行交流。每次去這兩個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們討教，從而不至于多走彎路。我記得在紹興，跟著周芾棠老先生尋訪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實前一天我也曾去過，可是一無所獲，但是跟著周老先生，一個下午，我們跟當?shù)氐淖袅牧嗽S多。而且打聽著打聽著，最后居然找到了當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后面，才真正地有了實地采訪的感覺。那一次，幸虧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這連紹興話都聽不太懂的外鄉(xiāng)人，是很難和老住戶們隨意攀談的?，F(xiàn)在想想，那回我連照相機都忘了帶，實在是不夠?qū)I(yè)！我決定，等這本書出版后，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們合影留念。我還記得紹興魯迅紀念館裘士雄先生的大辦公室，他每天在這里埋頭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極具紹興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稱是“以書養(yǎng)書”，即拿到某本書的稿費后，再自費出版另外的書。這使我肅然起敬。作為魯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過對朱氏后人及鄰里的走訪，記錄下朱家臺門的情況，搶救了不少資料。聽說我打算寫朱安傳記，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資料提供給我參考，并特別指出，對待魯迅和朱安的包辦婚姻，一定要結(jié)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問題，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結(jié)論。雖然，我未必能達到他的要求，但寫作中始終記著他的告誡。朱安后半生住在北京。去年11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部工作的葉淑穗老師，她向我介紹了許多有關(guān)朱安的情況。葉老師說，朱安是西三條故居的最后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來，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爛的小腳鞋，凡朱安生前用過的，如水煙袋、衣服、新的小腳鞋等，都保存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包括她為魯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魯迅母親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后來也有可能是死于胃癌，她有一個老保姆，原來住在附近，葉老師曾去找過。據(jù)這位老保姆說，臨終前朱安胃很疼。我詢問朱安是否擅長做手工活，葉老師認為，有很多材料表明，朱安不大會繡花之類細致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會做鞋子或鞋墊等。遺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遺物需要很多審批手續(xù)，我雖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罷。葉淑穗老師在資料方面也給了我不少指點，她告訴我，《世界日報》訪問朱安的材料是很好的，真正寫朱安生活的材料很少，但是《世界日報》從保護魯迅文物的角度出發(fā)，去看望了朱安，親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狀況。當時，她特意去圖書館抄錄了下來，她還抄錄了許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覺到，葉老師對于北京時期的朱安不僅很了解，而且也很關(guān)心。我從她這里了解到許多活生生的細節(jié)，也由衷地感到，正如葉老師等所說的，對朱安的問題，要從歷史出發(fā)，看問題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輕率地下結(jié)論。朱安的一生，前40年在紹興，后28年在北京。照理，輪不到我這個外鄉(xiāng)人來寫，多虧有魯迅研究界前輩熱心指點，有許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這本二十多萬字的小書。無論是善意提醒我的人，還是在資料上給予我?guī)椭娜?，我都將一直銘感在心。我要感謝的人很多，尤其要感謝的是王錫榮副館長。當我忐忑不安地把擬就的提綱交給他時，準備著被他潑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們提出個人的研究計劃，而且很鼓勵我們突破成見，發(fā)表自己的想法，在魯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跡。同時，他也給了我許多切實的建議，指點我多向魯研界的前輩虛心求教，盡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觀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還提醒我，過去大多是站在魯迅的角度來敘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內(nèi)心。他的一席話使我有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遺憾的是，我雖然盡力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但顯然還做得很不夠。需要指出的是，我館從去年起設(shè)立了專項課題，用于支持個人的研究計劃，我的這本傳記也列入了這一課題。在這里，我還要感謝我們部門的同仁。寫作是一件耗費心力和時間的事，如果沒有一個寬松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人往往會變得浮躁，也很難靜下心來做事。我很慶幸，置身于濃濃的學(xué)術(shù)氛圍里，平時既能夠互相切磋，也能彼此體諒。這都為我完成此書創(chuàng)造了條件。所以，我也感到很慚愧，最終我只能寫到這個程度?，F(xiàn)在想來，如果我多一點刨根問底的勇氣，也許會有更多發(fā)現(xiàn)。但現(xiàn)在只能是這樣了。感謝王錫榮副館長、裘士雄先生，他們在百忙之中審讀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特別是指出了一些史實性的錯誤。紹興的顧紅亞女士為我復(fù)印了刊登在《紹興魯迅研究專刊》上的資料，在此也表示感謝。有一句自謙的話叫“拋磚引玉”。如果我的這塊“磚”能夠引來美玉，那么，我就做一塊磚吧。

編輯推薦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上海魯迅紀念館奔流叢書

圖書封面

圖書標簽Tags

無

評論、評分、閱讀與下載

---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PDF格式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