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話

出版時間:2008年1月1日  出版社:第1版 (2008年1月1日)  作者:文昊  

前言

走進新疆》叢書第一輯(7部)于2005年10月時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成立50周年喜慶之日出版發(fā)行。該套書一經(jīng)與讀者見面,就受到了廣泛歡迎和好評,短短一年多時間,部分書多次再版,發(fā)行全國。它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要遠遠超過其經(jīng)濟效益和本身價值。我備受鼓舞,更堅定了把這套書繼續(xù)編下去,繼續(xù)出版好的信心。又經(jīng)過一年多的精心策劃和編輯,現(xiàn)在,《走進新疆》叢書第二輯(10部)即將付梓,就要與廣大讀者見面了。《走進新疆》叢書,就其選題而言,談不上是一種獨創(chuàng),在這之前,有關介紹新疆風土人情、歷史沿革、時代變遷和宣傳新疆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書籍已出了不少,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墒?,我仍然抱著這樣一種執(zhí)著的觀點:宣傳介紹新疆不僅是我們出版人不可懈怠的責任,而且是不容停頓的連續(xù)過程,還必須使這個過程變得更具有張力和震撼力。宣傳新疆、介紹新疆之所以是一個沒有止境的出版選擇,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伴隨著我們認識的深化而深化宣傳的需要。黨中央提出樹立科學發(fā)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為我們提供了宣傳新疆、介紹新疆的全新思路,使我們能站在一個更高的時代制高點上,重新描述新疆、解讀新疆。事實上,這是一項比以往更為艱巨、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的出版任務。這些作品,有的洋洋灑灑,氣勢恢宏;有的精巧玲瓏,耐人尋味;有的風趣幽默,寓知于樂;有的手法新穎,莊諧并重;有的筆觸細膩,精雕細琢;有的著筆簡獷,寫意傳神;有的文筆超然,灑脫自在,行云流水……風格雖不同,但字里行間無不洋溢著真誠的感受、赤誠的愛心。倘若你讀了《走進新疆》之后,定會諦聽到新疆與時俱進的足音,會給你帶來對新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這也算作我們一種真誠的期待吧。    2007年3月

內(nèi)容概要

1-29/新疆史話--新疆歷史知識雜談 上下,ISBN:9787807440154,作者:

書籍目錄

龜茲的原始社會佛教與圖市舒克伊斯蘭教與圖市舒克西域先民覆面葬俗之緣由絲綢古道上的玻璃西域先民的市雕葬俗民國年間的迪化總商會迪化縣政街上的鎮(zhèn)番鋪子回憶迪化時期的六道灣扇子史話——兼談新疆古代文物中的扇子遙遠的西域貨幣歷史久遠的食品——說不盡的新疆馕追尋塔吉克馬球的足跡九家灣“明故城”訛傳之由親基督教在喀什的興衰新疆民問土茶葉的由來烏魯市齊在歷史上的兩種說清代新疆的山西商人和平解放前的迪化盛世才特務控制下的新疆迪化辛亥起義風云辛亥革命時的喀什哥老會曾盛行西域的獅子舞和馬舞烏魯市齊最早的民間武術館天山腳下的楊柳青人哥老會在和田新疆俄羅斯族往事解放前的六道灣菜園子烏魯市齊五—市場的變遷抗日戰(zhàn)爭中的新疆新疆抗戰(zhàn)話劇運動如火如荼迪化和田街洋火公司散記清末民初的新疆華俄道勝銀行烏魯市齊第一所民漢中學烏市西河壩昔日風景晚清迪化津幫八大家哈密大營房和蘇軍“紅八團”高萬發(fā)的熬糖東北義勇軍喚醒新疆民眾抗日熱情“烏拉泊”應正名策勒市寸事件解放前在迪化過年邊銷茶與少數(shù)民族生活新疆歷史上的造紙業(yè)國民黨在新疆時期的蘇中貿(mào)易和田城的歷史變遷關于“先鋒社”打入英領事館工作的回憶民國以來和田玉石經(jīng)營宜綿與紅山搭莫合煙記略新疆早期的民航業(yè)“塔勒奇”天塹成坦途迪化“天津楊柳青”

章節(jié)摘錄

西域先民覆面葬俗之緣由幼年時,每遇誰家辦喪事總會看到死者臉上遮蓋著一張麻紙,伴隨著陣陣驚天動地的哭嚎,多少讓孩提時代的我感到恐怖。后來做了多年的考古二作,挖掘了數(shù)以百計的墳塋百冢,逐漸少了些膽怯,多了些求知欲,了解到在那個悲慟的場景里,遮蓋死者的面部原是一種古老的葬俗,而用來遮蓋的物件,考古學上也有專門的名詞,叫做“覆面”。覆面的形式,隨時代的推移,死者身份、地位多種因素的不同,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從我國內(nèi)地的考百發(fā)現(xiàn)來看,新石器時代,有用空陶碗片覆蓋死看面部的現(xiàn)象。東周西漢時期一些達官顯貴死后臉上常蓋以用不同形狀的玉片串連形成的人面形覆面。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女尸面部則蓋著一張絳錦帕。西域的古葬俗自絲綢之路開辟后,受到內(nèi)地葬俗的強烈影響,自漢至唐,死者面部普遍覆蓋的是一種絲、毛、麻、棉質(zhì)地的布帛覆面。這種覆面多為長方形,有大有小,小的剛好蓋住人的臉;大的連頭頂及整個前胸都被罩蓋上特殊形制的布帛覆面。在20世紀50年代發(fā)掘出土的吐魯番阿斯塔那晉唐墓中的覆面形狀是:頂部向后折,兩邊幅用線連縫,很像個帽套。布帛覆面的用料與死者的身份地位關系密切。普通百姓死后身穿粗布袍衫,赤貧者裸身僅靠殘氈遮體,所用覆面只是隨意剪下的一塊平紋毛布或麻布(棉布很少),邊緣不加鑲縫。統(tǒng)淮階層、富賈顯貴死后錦衣華服、隨葬豐厚,覆面自然十分講究。1995年發(fā)掘的著名的尼雅漢晉貴族夫婦合葬墓令人矚目,男女死者所用覆面均以織工精巧、色彩鮮艷的高檔絲織品——錦為面料,邊緣加縫大紅絹邊,端頭綴兩帶系在死者腦后。文獻記載說:“錦,金也……其價如金。”能夠使用擁有如此精美的大幅織錦,尼雅貴族地位之顯赫可見一斑。阿斯塔那晉唐墓中常見用七拼八湊的碎錦片縫成覆面,也說明華貴的錦料在當時得來不易。在眾多的覆面中,立體的面具又別具一格。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羅布泊之西的營盤發(fā)現(xiàn)了一具令海內(nèi)外震驚的東漢晚期男尸。男尸面部罩蓋一件保存完好的面具,長約25厘米,額部貼置金箔寬帶。面具用層層麻紙糊成,鼻部凸起,墨線勾勒眉線,八字胡,朱色涂唇,神態(tài)安詳、沉靜。20世紀70年代在鞏乃斯河南岸出土了一件10~13世紀時的石面具,大小與營盤面具差不多,但造型抽象,這件面具的底部邊緣經(jīng)過修整,可能也是覆蓋人面部之物。那么,人死后為什么要以物或特殊的覆蓋物覆蓋面部,其所包含的文化蘊意又是什么7和大多數(shù)學術問題一樣,這些疑問自然也不止有一種推測。眾多說法之中,比較普遍的認識是為了防止靈魂出竅,讓靈魂有歸,魂守其舍。此說旁證豐富,例如:遼寧蓋縣一東漢磚室墓,墓壁上清晰地刻有這樣幾句話:“……死者魂歸棺槨,無妄飛揚……萬歲之后乃復會?!逼湟夥浅C靼祝吒嬲]死者的靈魂,老老實實呆在棺材中,不要到處游蕩,萬年之后再相會。用這種“萬年之約”安撫亡靈和用覆面遮蓋死者面部,方式不同,但目的卻是完全一致的。絲綢古道上的玻璃長期以來,學術界人士認為古代的中國人不懂得玻璃制造技術,中國的玻璃是從埃及傳入的。對此說法,新疆古代玻璃研究專家、自治區(qū)考古所副研究員張平在他即將出版的論文《新疆玻璃考古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研究》中,用“玻璃之路”形象地說明了絲綢古道上的玻璃交易情況。同時,也為我們開啟了一扇了解我國古代玻璃制造技術的歷史之門。新疆考古界對絲綢之路上的玻璃研究始于1978年克孜爾墓葬群的發(fā)掘。當克孜爾墓葬被打開之后,出現(xiàn)了許多珠飾。當時張平以為是玉器,他通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珠飾竟然是玻璃珠。從此,張平和絲綢之路上的玻璃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其實,人們對玻璃的研究始于20世紀初:國外探險家斯文?赫定、斯坦因、貝格曼等,先后在營盤、樓蘭、瓦石峽等地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玻璃珠、玻璃器皿以及殘片。斯坦因認為營盤出土的玻璃制品具有典型的西方類型特征,應該是1~4世紀的羅馬產(chǎn)品;斯文·赫定認為樓蘭出土的玻璃殘片和玻璃珠飾是羅馬東部產(chǎn)品;貝格曼對瓦石峽發(fā)現(xiàn)的鉛制玻璃料的小烏以及綠色質(zhì)地很差的半透明玻璃器皿殘片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它極有可能是當?shù)厣a(chǎn)的玻璃制品;我國學者黃文弼也曾對新疆出土玻璃進行過研究。近年來,新疆考古界先后在多處遺址或墓葬發(fā)掘出土了不同時期的玻璃制品,研究顯示,其中既有外來玻璃,也有中原玻璃,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本地玻璃制品。1985年,且末縣扎滾魯克墓地就出土了大量的玻璃器物,包括一件罕見的淡綠色玻璃杯,后來經(jīng)過實驗室測定,出土的玻璃成分屬羅馬——薩珊玻璃。羅列發(fā)現(xiàn)玻璃制品的遺址和遺跡,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個現(xiàn)象,環(huán)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兩條有意思的玻璃分布帶。一條大致為米蘭—瓦石峽—且末—民豐—尼雅遺址—于田縣—策勒縣—洛浦縣—和田—莎車;一條為庫爾勒—輪臺—庫車新和—拜城—阿克蘇—巴楚—喀什,而這兩條線恰好就是絲綢之路的南道和中道。2002年,在北疆額敏縣發(fā)掘的一處約為公元前700年至前500年的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玻璃珠飾,填補了絲綢北道(草原絲綢之路)的空白。一系列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證實,我國的絲織品是通過新疆輸入到中亞、西亞、敘利亞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同時地中海、伊朗高原及絲路沿途的“殊方異物”也不斷“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保?jīng)新疆進入到中原。其中,西來的玻璃則是對我國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貨物之一。隨著玻璃制品傳入中國,制造玻璃的技術也傳入到了中國。其實我國在西周時期,在冶煉和制作陶器的過程中就掌握了玻璃制造技術,最直接的證據(jù)就是瓷器表面的釉。那么為什么還有中國玻璃西來之說呢?目前中外學術界比較統(tǒng)一的觀點是,我國工匠雖然在很早以前就已掌握了玻璃制造技術,但他們把注意力投入到瓷器方面,從而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陶瓷文化,而西萬則把主攻方向放在了玻璃方面。另一方面,我國古代玻璃的主要成分是鉛鋇,燒成溫度較低,雖然玻璃成品絢麗多彩、晶瑩璀璨,但易碎、透明度差、不適應驟冷驟熱,只適合加工成各種裝飾品、禮器和隨葬品,用途小,因而發(fā)展緩慢。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區(qū)出土的玻璃器物的化學成分,則主要以鈉鈣為主,克服了“鉛鋇玻璃”易碎、透明度差、不適應驟冷驟熱的弱點,因此這種玻璃的用途和生產(chǎn)量都遠大于中國古代玻璃。隨著水上交通日益發(fā)達以及絲綢之路的不斷繁榮,當西方“鈉鈣玻璃”傳入中國后,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這類外來品與中國“鉛鋇玻璃”在形狀上有著巨大的差異,以致中國人不知道它們是同一類物質(zhì),從而越來越多的人把精力和目光都集中在“洋”玻璃上。張平說:目前,新疆絲路玻璃資料仍處在考古的積累和收集階段,隨著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進行,有關絲綢之路上的許多謎團都將得到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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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史話:新疆歷史知識雜談》由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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