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眾化之爭

前言

作為《20世紀中國學術論辯書系》的一個分支，本卷試圖從現(xiàn)、當代文學的各個側(cè)面評述有關論辯的歷史情況及各方觀點，希望為讀者搭建一個回望“世紀性”論爭的小小平臺。與論爭過程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相比，這個小小平臺展示的空間和內(nèi)容是有限的；不過，為搭建這個平臺，本卷作者們卻也查閱了大量資料，有些還是人們平時不留心或不易看到的原始資料。就像面對一片廣袤的森林，為了給讀者提供進出這片森林的方便，是他們初步清理了現(xiàn)場，疏通了道路，設置了標志和路牌，庶幾使壯游者不致探身叢莽，漫無目標。古人說：“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話也可大體用在各位作者身上?？偟恼f，這是一項開啟性的工作，相信它的粗率與幼稚，將和草創(chuàng)之功同時受到讀者關注。當然，說到“開啟”二字，我們不會忘記這套大型書系最早的策劃者，是他們對這套書系進行了設計，完成了早期的許多鋪墊工作，并給予作者們一試身手的機會。而我作為本卷的主編，也是在這套書系進行了一段工作之后才參加進來的。20世紀是一個充滿各種變數(shù)的世紀。對于這些變數(shù)，中華民族一向十分敏感，因為它產(chǎn)生的各種正、負影響，往往深不可測，而其帶有暴力傾向的沖擊波，總是向弱者釋放，這樣，我們這個積貧積弱的大國，就免不了首當其沖。

內(nèi)容概要

《20世紀中國學術論辯書系·文學卷》于2006年5月問世　　《20世紀中國學術論辯書系》是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之一，從1999年開始提出選題并論證，到2004年至2005年出齊歷史卷十一冊，再到今天出齊文學卷十一冊并即將出齊哲學卷十三冊和藝術卷五冊，我們曾經(jīng)歷了許多困難和疑惑?！　∈紫扔龅降膯栴}是對“學術論辯”自身概念的認定。作為20世紀的學術思想的一種盤點方式，這個大選題有其獨創(chuàng)性、原創(chuàng)性，也有值得思索的地方，如“論辯”兩字如何理解。經(jīng)過與主編的反復商量，我們最終確定為“論爭”與“討論”兩種形式所表達的內(nèi)容。

書籍目錄

緒論　大眾化與世紀中國文學論爭第一章　啟蒙浪潮中的“文學民眾化"探索　　一、“新民”與“文學民眾化”論爭的初始化　二、新舊對峙中的“文學民眾化”構(gòu)想　三、小結(jié)：“文學民眾化”之爭的啟蒙性第二章　革命激蕩下的“文學大眾化”訴求　一、“文學大眾化”論爭的發(fā)生契機　二、“文學大眾化”論爭的演化動力　三、大眾化：以“組織大眾”為目的　四、小結(jié)：作為“文學上的新世紀”的“文學大眾化”論爭第三章　政治對抗中的“文學大眾化"論辯　一、從單一到多元：論辯過程述描　二、說話人：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范　　三、受話人：文化的過濾與政治的提升　　四、文本：民間化與新型化的互補　　五、小結(jié)：超越中的延續(xù)第四章　戰(zhàn)爭規(guī)范下的“文學大眾化”建構(gòu)　　一、大眾化：以抗戰(zhàn)為中心　　二、解放區(qū)的單向性闡釋　　三、國統(tǒng)區(qū)的多樣化探討　　四、小結(jié)：大眾話語理論體系建構(gòu)的艱難選擇　第五章　浪漫激情中的“新民歌"之爭　　一、“新民歌”運動的政治文化語境　　二、面向政治：作家的“新民歌”觀　　三、偏離真實：大眾的“新民歌”觀　　四、小結(jié)：民間性的偏失　第六章　意識形態(tài)性的凸現(xiàn)一“文學大眾化”思潮的政治化特征　　一、小引：政治化的必然性　　二、文學社團的次級政治文化性　　三、“集團藝術”的現(xiàn)實鼓動性　　四、文藝獎金的規(guī)范引導性　第七章　大眾需求的現(xiàn)實性規(guī)約一“文學大眾化”思潮的民間化特征　一、小引：民間化的必要性　　二、新詩的歌謠化　　三、小說的通俗化　　四、民間戲曲的再創(chuàng)造　結(jié)語　“文學大眾化”論爭的歷史意義主要參考文獻目錄后記編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啟蒙浪潮中的“文學民眾化”探索盡管晚清與“五四”是兩個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歷史時期，但是，它們卻共同表現(xiàn)出對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tài)的熱情關注。探究其中的原因，最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當然是晚清以來逐漸興盛起來的社會啟蒙思潮。表現(xiàn)在文學潮流的演化上，就是在晚清之后開始出現(xiàn)了一股“啟民”的文學思潮，也即普遍化的社會啟蒙思潮?？梢哉f，啟蒙是晚清與五四時期“文學民眾化”論爭的共同文化語境之一，也是二者能夠聯(lián)系起來的主要紐帶，由于“啟民”的文學潮流是與當時的政治運動直接相關的。因而，戊戌變法的失利進一步強化了文學對于普通民眾轉(zhuǎn)化的現(xiàn)實意義，而五四運動的發(fā)生則使人們看到了普通民眾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社會價值。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制約，晚清和五四時期“文學民眾化”論爭的參與者對于民眾話語的理解是并不相同的。一、“新民”與“文學民眾化”論爭的初始化戊戌變法失敗后，生活于“下流社會”的、被視為“下等人”的普通民眾在政治變革的潮流中顯得日益重要起來。當時有人就激憤地指出：“現(xiàn)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那十幾歲小孩子阿哥、姑娘們。”汪仲賢深知"文明戲"在審美趣味上的惡俗化，所以他堅持民眾戲劇必須是"高尚"的。也就是說，"民眾戲劇"不能一味地去迎合普通民眾的審美心理，而是要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引導，走出以封建意識為核心的傳統(tǒng)戲曲和"文明戲"的泥淖。當然，"高尚"的戲劇也必然是具有豐富的藝術內(nèi)涵的，這也是"民眾戲劇"所應當追求的。同時，"民眾戲劇"也必須是"通俗"的。如果戲劇完全變成了高雅的東西，失去了普通觀眾，那么戲劇無疑也就喪失了生命活力。雖然"文明戲"過于教化，也太隨意，但是普通觀眾卻能夠接受它，主要是因為它具有通俗的特點。所以，從提倡戲劇普及和實行通俗教育的目的著眼，"民眾戲劇"也應當是通俗的。陳大悲同樣也是從"文明戲"的支持者轉(zhuǎn)而倡導現(xiàn)代戲劇的。與汪仲賢不同，陳大悲更加看重戲劇的教育意義，要求戲劇家對此必須有足夠的認識。至于戲劇的藝術意義倒在其次。他說："戲劇原不該而且不須掛著'社會教育家'的幌子，但是，無論如何，戲劇總免不了一點教育社會的意味。"正因為戲劇具有這種教育意義，所以戲劇家必須具備指導社會的"愿望與魄力"，將戲劇改造看成是一件嚴肅的工作，堅決反對那些"口里有'民'，紙上有'民'，心里無'民'的闊人大老，對于戲劇不是一味禁壓，就是一味放任"的行為。如果戲劇家心里真正存有普通民眾，那么他就會自覺地通過戲劇去引導民眾，指導社會。因為戲劇是各種具有"偉大魔力的潛勢力"中最有力的一種藝術形式。然而，周作人卻對此持反對意見。因為提倡"民眾戲劇"的許多戲劇家都是"文明戲"的從業(yè)者，而"文明戲"是以"教訓出了名的"，周作人擔心"民眾戲劇"也會落人"文明戲"的老路，所以他主張現(xiàn)代戲劇應當是"寓意不涉教訓"的，因為"文藝的效用是感染的，所以注入的方法不甚適宜"。事實上，周作人主要是害怕"太教訓的"方式會對戲劇的藝術價值構(gòu)成威脅，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作人是堅守個人主義的藝術立場。民眾戲劇社最初是在汪仲賢的提議下成立的。他從自己從事"文明戲"的經(jīng)驗出發(fā)，提出了"愛美的戲劇"的主張，要求民眾戲劇社應當是一個"愛美的劇團"。

編輯推薦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眾化之爭》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論辯書系·文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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