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易中天

內(nèi)容概要

　　有人說：易中天走紅是淺思維的成功。易中天現(xiàn)象是浮躁的標志?！　　　×河腊病⒏鸺t兵、蔣元明、張頤武、郜元寶、李瑞卿、楊光祖、牛學智、劉忠、石英、蕭復興、毛時安、梁曉聲、紅孩等20余位文化名家在本書中對《品三國》文化現(xiàn)象等發(fā)表了各自的看法。

書籍目錄

誰在跟易中天較勁兒（代序）爭鳴篇  易中天三議  “文史合一”傳統(tǒng)的歷史闡釋及誤區(qū)  “歷史超女”易中天  易中天走紅：淺思維的成功  驚慌失措的文化  簡化歷史的歷史觀  歷史祛魅后的娛樂化與價值錯位  一種方法論的成功  從易中天看當代知識分子的隱性形象  易中天的“矛盾”  無知者的無謂  有貢獻，但不盡如人意  易中天，“學術超男”乎  孰多孰少，孰重孰輕和易篇  易中天現(xiàn)象和知識分子現(xiàn)狀  易中天和他或者他們的“現(xiàn)象”——有感于學者上電視  “三國”陰謀文化鑄就的悲劇  易中天是個南蠻訪談篇  易中天現(xiàn)象是浮躁的標志——訪作家梁曉聲  《品三國》重傷《三國演義》——訪葛紅兵教授   我走紅因為我人性——易中天教授訪談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十幾年來，我們的文壇總是噴泉式突進，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觀常常不擇而出，超出人們的理性邊界。余秋雨熱是這樣，易中天熱同樣如此?？纯匆字刑斓膶W者生涯，以前寫過數(shù)量不算少的文藝學、文化研究論著，字字殫精竭慮，卻像雨水落進沙漠里，沒有多大的社會反響。而自從上了中央電視臺講三國，頓時歡聲一片，隨后就是出版社和如云的“粉絲”，熱鬧非凡。因此說：現(xiàn)象大于個人，易中天還是那個易中天，圍繞他的人群和聲音卻寒熱兩重天，這其中的奧妙何在?　　“文化中產(chǎn)階級”的文化欲望　　一種文化產(chǎn)品在社會上熱起來，總是有它的精神需求。需求越大，熱度越高，這正是“眾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那么，是什么樣的人群熱了易中天?初初看去，似乎是熱愛歷史的廣大讀者，細細根究，卻并不盡然。這其中有一份文化情緣，更有一種文化青澀。中國文化的一個大優(yōu)勢，是我們擁有世界上極其罕見的靜態(tài)文化資源。中國歷史輝煌于唐代以前，那時候的歐洲文化過于蕭瑟，壓抑在基督教神性的神秘氣韻中，人的活性還遠遠沒有呈現(xiàn)。而中國文化始終沒有脫離人間倫理，演繹出種種富于人類悲歡的精彩故事。就文學而言，自公元360年后，歐洲文化被《圣經(jīng)》敘事大一統(tǒng)，進展甚少。而中國文學已經(jīng)由簡人繁，經(jīng)典迭出。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自豪，也是中國人潛意識中的驕傲。不過這種自豪與驕傲在貧窮的時代隱而不顯，因為大家還汲汲于飲食男女，無暇體會自身的精神價值和文化歸屬。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以幾何級數(shù)遞增，年輕的一代普遍受過良好的基本教育，同時又感受到來自全球化的文化信息。穩(wěn)定的社會生活提供了一種生活情景：很多人在經(jīng)濟上還處于小康階段，但在文化上已經(jīng)達到中產(chǎn)水平。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支持下，他們擁有的信息、潛移默化的生存理念、對人生的向往已經(jīng)高出了自身的經(jīng)濟地位。這時候，《故事會》之類的通俗讀物遠遠不能適應他們的品味，而精致的純文學之類讀物又超出了他們的文化智趣。于是，一種應運而生的文化產(chǎn)品勢必走紅：它投合著人們對歷史輝煌的自豪，又不那么講究窮根問底(否則太累)。它不大具備“學習”功能，因為文化中產(chǎn)階層需要的是放松，是輕度的有閑；同時它又充滿文化的氣氛，似乎在體會著某種深刻的東西。什么產(chǎn)品最符合這樣的文化“定制”?“談古”幾乎是不二法門。講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深沉，至少是貌似深沉。歷史本身又布滿了疑云，正好用來編織故事簍子，娛樂性與文學性齊備。這樣的文化產(chǎn)品正是文化中產(chǎn)們的最佳文化伴侶，最能激發(fā)他們的言說欲望。考慮到這一點，“易中天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沒有易中天，還會有其他的文化人來填補缺位，這是時代的定數(shù)?！　∵@樣說絕不是貶低易中天的文化等級。我看易中天在電視臺上講三國，言辭很用心，有時還很小心，在適應大眾化聽感的時候又盡量保持儒雅的嚴謹。隨后閱讀他的《品三國》文字，深深感受到他梳理史料、掂量人物的一番苦功。我想，易中天初登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時，大概是有一種指點江山的莊嚴意識，欲圖“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然而現(xiàn)今是個受眾的時代，文化中產(chǎn)們硬是把易中天來個變形記，剔去他的學理氣質，放大他的通俗一面，活生生地將一個書生變造成講故事的文化小生。文學人經(jīng)常說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莎士比亞，而我們的現(xiàn)實是一萬個人里只有一個易中天，就是那個說書的教授。我們能責怪文化中產(chǎn)的淺薄嗎?顯然不能!而且非但不能，還應該擊節(jié)歡呼。這是文化發(fā)展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其中包含著感性與理性的相互激蕩，是人們在幼稚與成熟之間的攀爬。當人們度過這文化消費的青澀期，當易中天終于不再熱，大家終將發(fā)現(xiàn)自己的種種誤讀，那時，社會文化又提升了一個臺階。　　“文化精英”的價值焦慮　　易中天的《品三國》，嚴格地說是“越界飛行”。他的本分是文學研究，忽然跑到歷史的園子里說東道西，而且還是歷史陣列中最復雜難辨的“三國”一段。說他“大膽”決不過分，可說他“妄為”卻要斟酌?！　奈膶W到歷史有天壤之別，身為大學教授的易中天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文學理論家的歷史功底無論如何不可能超過歷史學家，難道易中天不怕自己的種種學術漏洞被人揪住死打，壞了學人的聲名嗎?當然不會。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類被人冷嘲熱諷地“逗”了一番，至今余波不斷，易中天看在眼里，豈會掉以輕心。然而如此險境，易中天還是“偏向虎山行”，這其中必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苦心或大志。學術上忌諱“伐心”之說，我不敢探討易中天的用意，但有一種感覺還是想坦然言出，因為這涉及當代中年知識分子普遍的狀態(tài)：在目前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學人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不可消解的價值焦慮，很難在純粹的理性中獲得自信和快樂。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是一時一地的現(xiàn)象。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在苦難中承擔著社會良知的重任，與社會政治和文化運動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系。但這種關系也帶來了負面影響：知識分子的專業(yè)化細分不足，公眾化傾向卻熱情高漲。對于一個現(xiàn)代社會來說，分工的粗細和深化是歷史的趨熱，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要求。按道理說，20世紀90年代之后社會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為知識分子提供了靜心于學術的歷史條件，政治的干擾少了，研究工作的物質條件也相對改善，知識分子可以恪守本分，盡享“樂道”的喜悅。但事實恰恰相反，很多中年知識分子陷入了價值危機：以往的知識體系帶有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烙印，失去了言說價值，而新的話語體系又來不及消化和再造，處于欲言不能的尷尬。更為嚴重的是，即使勉力言說，又看不到堅實的歷史價值，有些空說的虛無感。這種虛無感來自社會環(huán)境，也來自學者自身的局限。從社會方面來說，中國傳統(tǒng)上是個“有國家無社會，有群體無個人”的共同體。國家政權壟斷社會各個層面的權力，社會沒有什么像樣的中間組織，國家十分龐大，但民眾卻一盤散沙。相對應的是，民間生活中個人沒有充分的自由空間，人生道路被規(guī)定在傳統(tǒng)與習俗的劃定范圍中，鮮有活潑的個性。100多年來，這一狀態(tài)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其中的遺傳還是有不可忽視的力量。知識分子在學術研究中的那種思維向度和批判體系，往往不能獲得社會的回應，啟蒙的困頓和寂寞的清冷屢屢可見。通俗點說，知識分子辛勞一輩子，也許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生命的價值何在?當然，如果能夠像康德那樣，固守寂靜的思想小屋，在純粹理性中自得其樂，那也是可貴的境界。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來自倫理世界，骨子里崇尚實踐理性。假如不能在現(xiàn)實可見的世界里獲得肯定，必然寢食難安。這種文人品性逼著自己一定要介入當下的歷史，否則就白活了?！　∫字刑熘浴捌啡龂?，其實也是在尋求介入社會的通道，大有傳統(tǒng)士人的道德沖動。他從文學研究而文化研究，由文化研究而歷史研究，努力中有一種尋找，表現(xiàn)了強勁的行動力。很多知識分子一面發(fā)著牢騷，一面無奈地做著自己也覺得大有疑問的“事業(yè)”，比起易中天，少了些探索的激情。但是，易中天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帶著尷尬相：他做不到“想說就說”，更不可能“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他要變個聲調(diào)，把學術的“美聲”轉成“通俗”，這就犯了大忌，怎么看也不像個教授，倒像個講故事的。況且，語調(diào)是有慣性的，易中天喜歡將古代的職官、語詞翻譯為現(xiàn)代白話，甚至是時尚的流行語，仔細考量，有點大而化之的油滑。這當然是轉型中的問題，也許冷靜下來就會自我調(diào)整，但這還是暴露出一種困境：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左右為難的時代，無論哪種生存都有不可擺脫的缺憾。易中天的越界飛行也許是一種掙扎，熱鬧遮蔽不住隱約的空幻，《品三國》上百萬冊的發(fā)行量證明的是純學術的悲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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