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構建

內容概要

　　在20世紀，民族國家主導了各種政體和民族的組織方式和身份認同，其權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觀念可比，與其他時代也很不相同。一個沒有民族國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國家為區(qū)分單位的地球是很難想像的。民族國家成功地證明了它組織世界的能力，將社會團體限制在其疆域內，屏蔽了所有可能質疑事物當前狀態(tài)的觀念?！　‰S著全球化的爆炸性發(fā)展，民族國家似乎正面臨衰退的命運。但《民族的構建》的作者們發(fā)現(xiàn)，這種“民族國家衰退論”更多代表著西方人的想法，而不是亞洲人的。對亞洲人而言，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國家的邊界已經(jīng)從很多方面被滲透了：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外國政府的殖民統(tǒng)治，傳教士的宗教勸導，在國外關稅法則管理下的大規(guī)模貿(mào)易和對外國文化的追捧。這些力量既滲透了也勾畫著國家邊界線，它所形成的疆域正是民族身份認同所依據(jù)的地理空間。亞洲民族的現(xiàn)代史與全球化或者說帝國主義的歷史是分不開的，而且這還遠未結束。　　但這并不意味著東西方關系是亞洲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出現(xiàn)的唯一動因。民族大業(yè)的興起，往往與亞洲內部的張力相關，而不是因為亞洲與西方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世界體系也許推動了爭取現(xiàn)代民族身份認同的斗爭，但并沒有設定這些斗爭的結果。

作者簡介

編者：(加拿大)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加拿大)施恩德 (Andre Schmid) 譯者：陳城卜正民(Timothy Brook)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圣約翰學院院長。有著作14種，其中已譯為中文出版的有《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yè)與文化》、《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和《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施恩德(Andre Schmid)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國史教授。著有《帝國之間的朝鮮，1895－1919》(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書籍目錄

導論：亞洲的民族和身份認同　構建國體：19世紀日本的公共衛(wèi)生與民族關于權力授予的論述：德拉威民族主義發(fā)展中的傳教士東方主義　脫離“中央王國”：1895年到1910年間朝鮮民族主義思想中的中國問題　兩種類型的民族，什么類型的政體？經(jīng)濟民族主義：30年代國民黨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計劃　中國日占區(qū)的事仇民族主義　民族建設的不連貫性：中國“后民族主義”探究日本的民族和后民族：全球資本主義和民族歷史觀念　參考文獻譯名對照表

章節(jié)摘錄

構建國體：19世紀日本的公共衛(wèi)生與民族蘇珊·伯恩斯遭到質疑的“體”1883年，當時的日本政府內務省衛(wèi)生局畏于尊齏（NagayoSensai）寫了一篇題為《糾正一些對衛(wèi)生的錯誤認識》的小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長于試圖厘清名詞eisei的意思。這個詞通常被翻譯成“hygiene”（衛(wèi)生），但同時也是合成詞koshu eisei的一部分，即“公共衛(wèi)生”。他從中國經(jīng)典著作里借來了eisei這個合成詞，比他翻譯德語里的Gesundheitspnege早了10年多。Eisei迅速地成為明治時代最流行的新詞之一，頻繁出現(xiàn)在許多健康手冊的標題以及專利藥品的廣告中。但是長于并不滿意公眾對這個詞語的理解。在整篇文章中，他著重強調了衛(wèi)生習慣的社會效益，而不是個人的愉悅享受。他指出，衛(wèi)生并不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樣，僅僅意味著對“安逸的生活，美味的食物，或者奢侈品”的追求，實際上它的目的是“鍛煉身體”，“提高士兵的斗志”，和“使身體能夠經(jīng)受得住惡劣的天氣和簡陋的生活條件”（長于專齋，1883，32—33）。長于專齋十分關注公眾對衛(wèi)生（eisei）的認識，這種認識落實到范圍很寬廣的“衛(wèi)生”行為中，小到刷牙，大到對病人的隔離，從中可以反映出日本政府對公民身體健康的關注，這和當時的國家新目標（即“提高生產(chǎn)率，促進工業(yè)發(fā)展”，“富國強兵”等等當時流行的口號）密切相關。長于的一位下屬把這層關系表達得更為明確，他在1883年聲稱：“健康的身體和旺盛的斗志是日本富強的唯一基石。”（Matsuyama，1883，2）本文探討的是19世紀最后十年里，“身體”在日本政府的民族國家構建工程里的地位。在1868年新政府成立后不久，明治天皇就把增強國民身體素質列為國家大事，并因此不僅開始強調政府對醫(yī)學知識、醫(yī)療和醫(yī)學機構的權威，同時也開始創(chuàng)建一套公共衛(wèi)生體系。負責國家衛(wèi)生政策的官員，如畏于尊齏等，把孱弱和疾病視為對“國體”（對日語里kokutai一詞的字面翻譯，或稱“國家組織”，該詞在天皇中心的政體意識形態(tài)中占據(jù)著核心位置）的威脅（G1uck 1985，第五章）。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出現(xiàn)的醫(yī)療系統(tǒng)是圍繞著管理和限制的原則來建的，以此應對疾病對培養(yǎng)大批健康工人和士兵的威脅。然而，建立新的醫(yī)療和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在解釋國家醫(yī)療政策的時候，提出了社會利益和國家需要的觀念，但是大眾卻主張實施一種新的公共衛(wèi)生政策。這個政策指出國家與個人身體的簡單類比關系并不為所有13本人所接受。這場針對個人與國體的關系的本質討論，正是本文的主題。本文先探討了公共健康作為一種觀念、政策和行政系統(tǒng)的興起，然后轉而考察公共衛(wèi)生的觀念是怎樣被應用于兩種截然不同的疾?。好范竞途癫?。我從當時19世紀公共衛(wèi)生政策里提及的多種疾病中選擇了這兩個，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日本近代史上對這兩種疾病的認識與明治時代的觀念差別甚大。通過對這兩個疾病的考察，我們可以從中一窺新的醫(yī)療政策是如何進入大眾文化并帶來了哪些后果；第二，這兩種疾病能夠反映出公共衛(wèi)生政策的宣傳是如何與明治時代其他相對散亂的宣傳形式結合的。比方說，正如我們將要討論到的，關于梅毒的公共健康宣傳從來就沒有局限在單純的“醫(yī)學”領域，它同樣也在性以及性別角色的觀念中被暗示和要求著；最后，兩種疾病本身的差異使我們能夠拿它們來比較異同點。我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揭示關于身體本質的爭論里的概念和局限。到明治時代晚期，公共衛(wèi)生的概念已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被社會接受了，但是國家所設想的個人與國體的關系并沒有明白無誤地確立。明治政府與醫(yī)療：衛(wèi)生“公共化”1868年12月，就在天皇剛剛勝利進駐新命名的首都東京的兩個月后，新的日本政府就頒布了第一份關于醫(yī)療政策的聲明。一份議會文件宣布，由于天皇的“仁慈和愛心”，他再也不能忽視當時的不良醫(yī)療習慣對人們生命的摧殘，因此他決定加強對醫(yī)療衛(wèi)生習慣的管制（Koseisho imukyoku 1955，1）。這件事喚起了天皇明顯的興趣和關注，因為縱貫整個明治時代，政府將這項改革舉措稱為是天皇的意愿并引申為對民族有利。但是這.份早期的聲明同樣也揭示了德川幕府統(tǒng)治的最后幾十年里，政治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對健康和疾病的關注。雖然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都以歐洲為榜樣來建造現(xiàn)代醫(yī)療和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這種改革的原動力卻是完全不同的。在19世紀早期的歐洲，工業(yè)化、城市化和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興起導致人們健康狀況惡劣、體弱多病，這種現(xiàn)象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作為對此的回應，公共衛(wèi)生成為公眾和政治宣傳的對象。公共衛(wèi)生運動的領導者是社會改革家，包括醫(yī)生、律師、傳教士和官僚。他們中的很多人視疾病預防為民族大事：它是大規(guī)模旨在終結貧窮與絕望的人道主義活動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進行的，還有妓女管制運動、監(jiān)獄改革和改善工作環(huán)境的活動。大不列顛、法國和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們都贊成健康應該是現(xiàn)代國家里的一項公民權利，但是對于政府應該在約束和管制健康問題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各國都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法國，強烈的政治自由主義傳統(tǒng)淡化了中央政府對醫(yī)療衛(wèi)生問題的管理，所以大部分的權力留在了地方政府和民間力量的手中。在大不列顛，19世紀的頭50年里，關于國家在衛(wèi)生管理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的爭論也同樣存在。1848年至1871年是政府醫(yī)療管理的全盛時期，但議會和行業(yè)對政府介入他們認為屬于“地方”和“醫(yī)學性”的事務的反對導致了政府醫(yī)療管理在19世紀70年代的逐漸衰退。即使在德國，盡管早在18世紀70年代開始就有醫(yī)療系統(tǒng)來治理衛(wèi)生，19世紀還是出現(xiàn)了以醫(yī)生為主體的民間改革者們，致力于從政府官僚手中奪取衛(wèi)生治理權（Rosen 1993，PP.135—138，253—259；Weind1in9 1994）。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日本，公共衛(wèi)生概念的提出先于工業(yè)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衛(wèi)生問題，并且它并不是發(fā)源于公民社會，而是新的中央政府。如果說歐洲的公共衛(wèi)生是因為工業(yè)化而出現(xiàn)的，在13本則是由于帝國主義。19世紀50年代早期，德川幕府被迫與西方國家簽訂了一系列開放13本的條約。在此之前，日本執(zhí)行了長達2個世紀的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將對外貿(mào)易局限在一個國家——荷蘭，和一個港口——長崎。通過開放一系列通商口岸，這些條約促成了一種所謂“非正式帝國主義”的出現(xiàn)。西方國家的公民在通商口岸享有特權，尤其是自由出入權和治外法權，這是對通商口岸所屬國的主權的一種侵犯。國家開放的趨勢受到了熱烈歡迎，使得日益增長的反幕府運動更受鼓舞，隨之而來的還有“尊王攘夷”的呼聲。通商口岸在日本不僅僅造成了政治和經(jīng)濟的混亂，同時也帶來了一場瘟疫危機。1858年，一艘美國海軍的“密西西比”號軍艦?？吭诹诵麻_放的通商口岸長崎。船上有水手感染了霍亂。不久，霍亂在該市的人群中爆發(fā)，隨后通過九州和四國傳染至京都、大阪和江戶，最后傳播到了最北方的函館和北海道。瘟疫持續(xù)長達3年，約有28萬人因此而喪生，僅江戶一地就有10萬多人死亡。現(xiàn)在對這場傳染病的調查研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場景，這次悲劇性的傳染病爆發(fā)造成了一場嚴重的社會浩劫，人們因此而飽受折磨。葬禮的隊伍塞滿了街道，空氣中彌漫著火葬后的濃煙和尸體腐爛的惡臭，棺材堆得像山一樣高。很多人認為是惡魔帶來了這場瘟疫，絕望的人們擊鼓開槍，或用其他種種巫術儀式來試圖驅魔。從這些活動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日本對霍亂傳染性的認識非常欠缺。當年日本對疾病的認識來源于中國的中醫(yī)學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種人體內的“基本能量”——氣，在人體內的管道中流通，疾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氣的失衡。這種失衡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前者包括放縱身體的欲望——暴飲、暴食、或者過度的性行為，這些行為都可能破壞身體內的氣；后者指環(huán)境因素，比如某地特有的不干凈的空氣或者水。對于地區(qū)性的疾病爆發(fā)，當時日本通曉醫(yī)學理論的人總是以此理論來解釋。但是在近代日本，更多的人認為既不是縱欲也不是不干凈的空氣導致了疾病，而是可怕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人們可以通過安撫或者趕走這些力量而恢復健康。因此，主管官員對瘟疫的普遍反應是廣為發(fā)放護身符，以及命令神社和廟宇舉行儀式來阻止疾病的蔓延。1858年的瘟疫過后，人們見識到了類似霍亂這樣的傳染性疾病所帶來的致命威脅。幕府迫切要求自己有權拒絕那些被懷疑載有傳染病患者的外國船只進入港口，但是歐洲國家可以用他們在條約中規(guī)定的權利抵制這個要求。盡管當時的人們缺乏對傳染病的正確認識，但幾乎就在1858年霍亂剛剛爆發(fā)后不久，在很多日本人的觀念中便迅速地將之與不受歡迎的在日外國人聯(lián)系到了一起。媵海舟（Katsu Kaishu），十年后參與了結束德川統(tǒng)治談判的幕府官員，1858年時正好在長崎，他后來追述了當時民間的觀點：“隨英國船只而來的軍官來到陸地上，他們四處尋找水井，然后往水里下毒”，因此導致了瘟疫（1971，174）。一位在長崎的荷蘭海軍軍官記錄下了一種類似的關于瘟疫源頭的理論：“謠言稱，佛教的和尚說瘟疫的原因是有人往井中下毒。他們以此來向人們鼓吹趕走所有外國人的言論。”（Tatsukawa l979，84）。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沖突的背景下，一場關鍵性的關于健康和疾病觀念的重新思考發(fā)生了。在這場轉變的中心，是一群在明治時期變得非常有影響力的醫(yī)學從業(yè)人員。他們都是長崎的幕府海軍培訓學校（海軍伝習所）附屬醫(yī)學院（醫(yī)學伝習所）的學生。于1855年創(chuàng)建的這所海軍學校旨在加強幕府抵御西方的能力，學校向幕府的家臣傳授導航的各種知識，以及其他形式的海軍技術。類似Kaigun denshujO這樣的醫(yī)學院召集了全國各地聰明并懷有雄心壯志的年輕人來到長崎——在這個城市里，日本與西方交往中的不平等政治和技術權利得到了清晰的展示。他們的老師是Pompe Van Meedervort（1829——1908），一位荷蘭海軍軍醫(yī)官。在他留在日本的5年里，隨著自己名聲的逐漸擴大，Pompe一共向133名學生教授了醫(yī)學課，其中就有長于。長于的同學還有松本良順（Matsumoto Ryojun，后來當了軍隊的陸軍軍醫(yī)總監(jiān)以及中央銜生會的官員），緒方惟輩（Ogata Koreyoshi，后來，成為大阪的第一家公家醫(yī)院的創(chuàng)立者和軍隊醫(yī)學院的領導），関寬裔（Seki Kansai，海軍醫(yī)院的領導）和巖佐純（1wasa Jun，后來成為明治天皇的私人醫(yī)生長達13年）?；貞浧鹚谌毡镜臍q月，Pompe在他的回憶錄中用相當篇幅描寫了l858年的霍亂瘟疫以及他向學生灌輸傳染和衛(wèi)生觀念的努力。他非常自豪地宣稱，在“我以高度文明而著名的家鄉(xiāng)”，這些觀念是非常普及的。但與此相反的是，正如他在書中提到的，要把這兩個觀念傳遞給他的學生非常困難，因為“在日本，傳染病的恐怖看來似乎是完全不被了解的?！瓕τ诔鞘欣锏木用穸?，他們對該如何對付這種疾病很困惑”。因此，當霍亂在長崎肆虐時，日本人“開始聲稱疾病的原因在于日本被外國打開了國門，然后他們開始將像我一樣的外國人視為敵人”。（1）據(jù)Pompe所說，他在課堂上教授了大量的公共衛(wèi)生理論，還帶著他的學生在長崎（Nagasaki）徒步旅行，他邊走邊指出各種不良衛(wèi)生習慣的事例，例如：被污染的水源供應，不良的污水處理等等。最后，他相信他已經(jīng)把公共衛(wèi)生的基本觀念都傳授給了他的學生：我解釋了很多次衛(wèi)生原則的重要性，在霍亂瘟疫發(fā)生時我開了衛(wèi)生課，漸漸地他們開始理解這些觀點的重要性。最后學生們開始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很多人類承受的災難，原因都是傳染性疾病，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靠衛(wèi)生科學的原則和進步。（Numata和Arase于1968，第59頁）一種自我滿足的論調貫穿著回憶錄的這部分，Pompe在他的講課中將“文明”和“進步”的衛(wèi)生觀念當作對一些日本人信奉的關于疾病起源的理論的簡單反駁。但是他的學生松本良順對Pompe的成就有另外一種看法。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用一定篇幅提到了霍亂瘟疫。在所有海軍培訓學校的學生中，松本是非常出眾的一個。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德川家臣和幕府官員的身份，同時也是因為和其他的同學不一樣，他懂一些荷蘭語，因而負責在Pompe的課堂上記筆記和把課堂內容翻譯給他的同學。在某種程度上，松本完成于1904年的回憶錄與Pompe對同一事件的描述遙相呼應。同樣地，松本也把長崎的這段時期看作日本“公共衛(wèi)生”概念的起始點，他在明治時期的活動一直與這個概念緊密聯(lián)系著。但松本在他的書中對文化沖突的描寫與Pompe謙虛的提法并不相同。松本在描述他所受到的醫(yī)師的訓練時，深受這樣一個觀念的影響：在日本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中，身體被深刻地蘊涵在權勢關系的對比里。比如，松本在描寫他試圖幫助Pompe實現(xiàn)通過解剖來講解解剖學的愿望時，他這樣寫道（MatsumotO 1980，第l3頁），“在當時，‘驅逐外邦蠻夷’的理論正流行，因此，把一個日本人的尸體，哪怕是罪犯的尸體，給一個外國人以便讓他可以將內臟肢解并切下眼睛，是件對國家體面（kokka taimen）有嚴重影響的事情?！痹谶@里，Pompe認為理所當然是科學的事情完全被理解成另外的樣子——“日本人”尸體被比喻成代表了“日本”本身。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這段里翻譯成“榮譽”的那個日本詞語：這兩個日本文字“體”和“面”從字面意思上來看是“身體”和“臉”的意思，因此喚起了在肉體上對民族的理解。松本在描寫霍亂瘟疫時，圍繞著解剖爭論的文化沖突再一次地凸現(xiàn)出來?；魜y被說成是從上海和印度“入侵”長崎的，外國輪船所經(jīng)過的港口地區(qū)被特別指出是傳染發(fā)生的地方。松本描寫了他自己是怎么在一個炎熱的夏夜里，登上了巡游船而感染上霍亂的（17－l8）。松本，Pompe以及其他人的回憶錄揭示出在德川幕府的晚期，身體已經(jīng)被視為社會和政治關注的對象了。作為對1858年霍亂瘟疫的回應，幕府廢除了它在1849年所頒布的對西醫(yī)的禁令，并且開始鼓勵西醫(yī)的傳播。幕府甚至在江戶建立了一所西醫(yī)學校，任命松本良順為校長。1862年幕府資助了一本名為《疫病予防說》的小冊子的印刷和發(fā)行。在這本書中傳染病問題被定義為一種“公共”事件（YamamotO 1982，539）。這場對身體的重新定義發(fā)生在一個動蕩的年代，幕府的權威在仇外情緒和“?；薀帷敝斜环纸饬?。因此，身體被賦予了一組嶄新的、但卻并不一定內在一致的含義，在成為“社會化”的同時，也被劃分為“日本的”。同樣地，疾病和健康也被重新定義：不再僅僅被局限于個體性，而且也蘊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這些新興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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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構建》由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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