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自我瓦解
出版時間：2007-09-01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作者：許紀霖,羅崗 頁數(shù)：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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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啟蒙的自我瓦解》本著客觀、無偏頗的立場，整理收錄了當下中國知識界中對于此一時期思想論證狀態(tài)的各種角度的思考，其中，不免有相互抵牾的觀點和價值判斷，亦存在和編者相左或某些非主流的表達方式。但無論怎樣，這些思考都是中國當下學術界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成就在不同側面的折射。1990年代后期，國內知識界關于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思想論爭影響深遠，它構成了今天知識界思考公共問題的一個基礎和出發(fā)點?！秵⒚傻淖晕彝呓狻肥顷P于這場思想論爭的一個專題性研究。
作者簡介
許紀霖（導 論）
宋 宏（第1章）
鄭國慶（第2章）
雷啟立（第3章）
王曉漁（第4章）
程亞文（第5章）
成 慶（第6章）
高力克（第7章）
劉 擎（第8章）
吳冠軍（第9章）
羅 崗（第10章）
書籍目錄
總論（1）第一章 難以掙脫的困境——關于激進與保守的論爭（43）第二章 知識分子的認同與分化——關于“人文精神”的論爭（72）第三章 多重焦慮下的闡釋——后現(xiàn)代與后殖民文化的論爭（91）第四章 “魯迅風波”——關于魯迅的論爭（111）第五章 全球化中的民族國家認同——1990年代以來關于民族主義的論爭（138）第六章 國家與社會的再想象——關于市民社會的論爭（166）第七章 如何認識轉型中國——關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194）第八章 當代中國知識場域與公共論爭的形態(tài)特征（251）第九章 當代中國思想狀況的話語分析——以“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諸種符號斗爭為例（280）第十章“現(xiàn)代化”的期待，還是“現(xiàn)代性”的憂思——從“韋伯翻譯”看90年代以來的“西學想象”（325）附錄一：重大論爭代表性文章（362）附錄二：資料文獻（377）附錄三：參考書目（386）后記（399）啟蒙的自我瓦解出版說明
章節(jié)摘錄
總論 在這里，我們要研究的是1990年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90年代，是剛剛過去的年代，又是依然活著的年代。它剛剛成為歷史，但作為最新形成的思想傳統(tǒng)和文化脈絡，又強烈影響和制約著21世紀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發(fā)展?！ ?0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是一個重新分化的年代。在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中，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文化立場和改革取向上，以“態(tài)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啟蒙陣營，但這一啟蒙陣營到90年代，在其內部發(fā)生了嚴重的分化。圍繞著中國現(xiàn)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問題，知識分子們從尋找共識開始，引發(fā)了一系列論戰(zhàn)，并以此產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識和人脈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不同斷層和價值取向。就中國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個最重要的區(qū)別，就是從“同一”走向了“分化”。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了解比較有限，各家在觀點上雖然有爭論，但知識結構大致相同，思想趨向也相對同一。然而，到90年代，知識界發(fā)生了重大的分化，這些分化首先是因為90年代中國所發(fā)生的一系列深刻的變化，標志著當代中國正經歷艱巨而痛苦的歷史嬗變和社會轉型，而且也為學術思想的突破性發(fā)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和堅實的經驗基礎。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面對社會激烈的變化，力圖從理論上予以新的解釋和闡述，從而煥發(fā)出前所未有的積極與現(xiàn)實對話的活力；但由于知識背景、問題意識、工作假設乃至視野和方法的差異，思想者針對同一現(xiàn)象往往得出迥然相異甚至針鋒相對的結論，從而引發(fā)不同話語之間的猛烈碰撞，形成了一系列在海內外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的思想文化論爭。通過這些論爭，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的十年時間，公共空間被重新封建化、割據(jù)化，一個統(tǒng)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復存在?！ ∫?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由來 …… 二 新啟蒙運動的同一性與內在分歧 …… 三 90年代的啟蒙分化 …… 四 兩種啟蒙：“尊德性”與“道問學” …… 五 從現(xiàn)代化到現(xiàn)代性 …… 六 作為主體性的人的解體 …… 七 全球化中的民族國家認同 …… 八 世俗社會的神圣性問題 …… 九 改革的合法性問題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毛澤東時代的革命一樣，屬于神圣詞匯，改革具有某種魔力，它承諾所有的社會階層在改革之中都能獲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證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縛人們多少年的傳統(tǒng)集權體制，資源集中在國家手里，賦予了全體人民相當?shù)淖杂蓜?chuàng)造、發(fā)財致富的機會和權利。那時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權讓利，是一場多邊雙贏的游戲。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鎖鏈。如果說80年代的改革的結果是多邊雙贏的話，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漸漸變化為一場零和游戲。這就發(fā)生了改革的合法性問題?！ @著改革的合法性，90年代發(fā)生了兩場論戰(zhàn)，一場是90年代初的激進與保守的論爭，另一場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zhàn)。前一場論爭同樣發(fā)生在啟蒙陣營內部，其核心問題是改革的模式之爭。80年代改革的合法性是以革命的名義論證的，改革就是革命，但到90年代，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引起了對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的清算，誰該對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的挫折負責？這樣，革命就以激進主義的名義受到了審判，而保守主義又成為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得到了理論上的平反昭雪。激進與保守，背后所預設的，是墨子刻所說的轉化與調適的兩種對理性的認識論，分別以法國的唯理主義和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tǒng)為背景。激進與保守的論戰(zhàn)，最后以保守的大勝而結束，這也預示著自由主義即將脫下各種包裝，浮出水面?！ ?992年以后，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新的一輪改革。 對于上述改革以來發(fā)生的變化，90年代的知識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識，也一致認為中國除了繼續(xù)改革沒有任何出路。然而，往什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種理念，何為改革的優(yōu)先性原則？在這一系列涉及中國改革和現(xiàn)代性的最基本問題上，在啟蒙知識分子內部發(fā)生了嚴重的分歧。 這一分歧突出表現(xiàn)在改革的合法性爭論上：誰之改革？何種正當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大論戰(zhàn)，就是改革合法性爭論的表面化。這場90年代論爭的壓臺戲，涉及范圍之廣、問題之深刻，在20世紀中國思想界也罕見。這場大論戰(zhàn)的核心問題是90年代資本與權力相互滲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什么樣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四個層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兩種自由（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分歧，第二是兩種民主（憲政民主與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兩種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關于對現(xiàn)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而在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80年代啟蒙運動中本來已經自明的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疇的重新評價和歷史分析，以及對9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定。這場論戰(zhàn)對90年代具有總結的性質，因為其在時間上跨世紀，因而對21世紀的中國繼續(xù)發(fā)生著重大影響?！ ∽赃@場大論戰(zhàn)之后，國內外的輿論出現(xiàn)了一種將中國思想界分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兩大陣營的簡單二分法，并且按照這一二分法為眾多知識分子重新站隊。應該說，這種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二分法是一種具有相當誤導性的化約主義，它將中國知識分子對改革的分歧，化約為兩種非黑即白的思想傾向。事實上，在當代中國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其內部都有著相當復雜的區(qū)別，特別是在被稱為自由主義的陣營中，既有在政治上相當保守、而在市場上非常激進的發(fā)展至上的經濟自由主義，也有注重憲政改革和個人權利的政治自由主義，還有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間以及其內部的分化，隨著論戰(zhàn)的深入，日益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到90年代末，中國思想界所呈現(xiàn)的，不是對比強烈的二極圖景，而是遠為豐富而復雜的思想光譜?！ ∪绻覀儾皇欠值酶毜脑?，可以說當代中國思想界在改革的問題上，已經分化為五種政治思潮：發(fā)展主義、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新左派、左翼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 “l(fā)展主義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國經濟學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淵源主要是弗里德曼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發(fā)展主義相信當今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發(fā)展，而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應該來源于企業(yè)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精神。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最重要的是推動產權的私有化改革，解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缺位”問題，發(fā)展主義以發(fā)展至上為中心，將中國的改革定位在企業(yè)創(chuàng)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實私有產權的合法化這幾項經濟目標上，至于社會的分配不平等問題，他們認為這是經濟發(fā)展中不可避免的陣痛，可以等到經濟發(fā)展以后再來解決。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問題，也被發(fā)展主義的發(fā)展至上的理念暫時擱置在一邊。發(fā)展主義到90年代已經體制化，成為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而且明顯地代表了經濟精英的利益和訴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的代表者是一批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堅定的反對者，他們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為自己的理論圭臬，相信中國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自由的市場和憲政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內，落實憲法所保障的各項公民權利。他們雖然與發(fā)展主義一樣贊成私有化，但認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會不平等的癥結，在于權力遠遠沒有退出市場，是“看得見的腳”干擾了“看不見的手”，唯一解決的途徑是全面徹底的市場化，切實落實私人的財產權，將權力完全逐出市場，以實現(xiàn)自由主義的機會平等和程序正義。在政治領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著手，全面落實和保障個人的“消極自由”?！ ⌒伦笈墒菑?0年代啟蒙運動分離出來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大多在國外留過學，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影響。他們將上述的發(fā)展主義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統(tǒng)稱為“新自由主義”，認為這是一種為全球資本主義中國化辯護的意識形態(tài)?！靶伦笈伞睆娏遗u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資源再分配中，少數(shù)權貴成為最大的得益者，而廣大平民成為被剝奪的犧牲品。他們認為這一分配極其不公的國有資產掠奪過程，正是打著“自由經濟”、“私有產權”的旗號進行的。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理論實際上只不過是替少數(shù)權貴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進而指出，所謂“自發(fā)調節(jié)的市場經濟”在西方歷史中也是一個虛幻的神話，資本主義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壟斷市場。市場中所謂的機會平等遮蔽了實質的不平等。要實現(xiàn)社會的公正，唯有落實社會經濟的民主，讓底層民眾能夠參與經濟生活的決策和管理，并在資源分配上向弱勢群體傾斜。新左派雖然不反對政治改革，但他們不滿意“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消極自由”和“間接民主”，追問是誰之“自由”？何種“民主”？他們批評說，這些表面平等的“消極自由”只是少數(shù)權貴能夠享受的“自由”，而與廣大民眾無涉，他們要進一步落實能夠保障一般平民廣泛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過國家強有力的干預，保證廣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權和福利權，真正落實自由與民主的基本條件?！ ∽笠碜杂芍髁x是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大論戰(zhàn)中逐漸分離出來的，他們雖然也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但與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對新左派雖然有批評，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們看來，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對于中國來說，需要超越“左”與“右”的兩極，探求一條兼顧自由與公正的“第三條道路”。而羅爾斯、哈貝馬斯和吉登斯這些歐美的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成為左翼自由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他們認為，在中國，不僅需要落實個人的自由，也需要解決社會的公正。他們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那樣迷信市場，認為有好的市場，也會有壞的市場——即權貴資本主義壟斷下的市場。在這一被權力扭曲的市場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夠的，也是很難實現(xiàn)的，必須還有分配的公正，通過國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違背自由的優(yōu)先性原則之下，使社會資源的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而在政治上，在贊成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同時，又提出公民共和主義和商議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為補充，在選舉民主之外重視公民文化、公民參與和公共領域的公共討論?！ ⌒卤Ｊ刂髁x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經以新權威主義的形式出現(xiàn)，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義政治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內化到發(fā)展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之中，使得新權威主義不再是一種獨立的、有影響的改革思潮。不過，90年代所出現(xiàn)的上述政治模式、社會結構和改革游戲規(guī)則的變化，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重提保守主義，這一新的保守主義旨在調和國家、精英和民眾的緊張關系，克服出現(xiàn)的社會斷裂危機，以建立一個合作主義的國家模式。簡單地說，這一合作主義的政治模式，有四項要求：第一，統(tǒng)治集團必須約束自己的權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權威主義政府。第二，限制經濟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時完善法治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但要堅決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利。第三，擴大知識階級的權利，特別是要保證他們的言論、出版和學術自由。第四，保護大眾的基本權利，建立法團主義體制和福利國家。參見康曉光：《論合作主義國家》，載《中國的道路》?！ ∩鲜鲞@五種改革的思潮在當代中國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有著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為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tài)理念，它們更多地體現(xiàn)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稱”（truth claims）。承繼啟蒙運動的思想傳統(tǒng)，知識分子總是將自己看做是中國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稱”。而事實上，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是異常復雜的，啟蒙思想的內在傳統(tǒng)也是多元的。啟蒙思想內涵的眾多的價值理念——發(fā)展、進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復雜的改革處境，就需要啟蒙知識分子做出價值性選擇，何為自己所理解的最優(yōu)先的改革原則。而繼承了不同啟蒙理念的知識分子，也就在90年代這樣一個啟蒙后時代里面，發(fā)生了重大的分化。對改革之合法性的論證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價值秉承的多元闡釋。這是一個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價值多神”的啟蒙后時代，不再有一個絕對正確的普遍的元價值，不再有一個終極性的改革合法性標準。一切只有放在具體的問題語境之中，通過理性的公共討論和爭辯，才有可能形成某種共識或互相理解?！ 〔恍业氖?，當啟蒙思想分化以后，知識分子迫切需要一個公共討論的平臺，以形成各社會思想和實踐合法性基礎的時候，中國思想界卻失去了公共性?！ ∮枷爰阴U曼（Zygmunt Bauman）用兩種隱喻來表達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社會與后現(xiàn)代社會的不同功能。他認為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社會是“立法者”，意思是說在現(xiàn)代社會整個知識一體化，沒有完全分化。而知識分子所掌握的這套客觀化知識，主要是一套客觀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陳述和規(guī)則。它在現(xiàn)代社會，擁有仲裁的權威性。也就是說，只有程序性的規(guī)則才能保證獲得客觀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斷。因為這樣的程序性規(guī)則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運用它們所產生的結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識分子一旦掌握了這套客觀的知識，就能夠超越其他階層，成為知識的仲裁者。在鮑曼看來，在現(xiàn)代社會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其地位無可替代。借用布迪厄的說法，實際上知識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資本”這樣一個稀缺資源；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產生了?？滤f的話語霸權，話語本身成為一種權力。然而到后現(xiàn)代社會，鮑曼指出由于整個社會開始多元化，使得整個知識系統(tǒng)也開始解體了，不再有一個統(tǒng)一的知識場。整個社會的知識場被分解為一個彼此獨立、彼此孤立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各自有各自的知識范式和知識傳統(tǒng)，彼此之間甚至是不可通約的。鮑曼指出知識分子在后現(xiàn)代社會只有在自己的共同體內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體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這樣，知識分子的功能實際上發(fā)生了變化，變成為一個“闡釋者”?！瓣U釋者”的角色就是將自己共同體內部的知識翻譯、闡釋為其他共同體成員能夠理解的知識。知識分子實際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種普遍的、神圣的、至高無上的性質，而僅僅只是一個阻止意義在交流過程中被扭曲的“闡釋者”。鮑曼特別指出，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這樣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現(xiàn)代社會被共同體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體實際上是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和生活模式；分屬不同共同體的知識分子在最基本的價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 整個90年代，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大分化、大改組的時代，啟蒙陣營的破裂，使得維系80年代“態(tài)度同一性”的整體元話語崩盤，由于知識背景和社會利益的分化，幾乎在任何問題上，90年代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形成共識，而會形成激烈的爭論。知識分子內部的爭論，到21世紀初的時候，歸于平息，但這并不意味著問題的解決，反而預示著問題的無法解決：80年代所形成的一個統(tǒng)一的民間思想界，如今已經四分五裂，分化為各種知識問題、價值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據(jù)。這是90年代的論爭所遺留的重大后遺癥。雖然分化是一個成熟的思想市場標志之一，多元社會也以此為基礎，但多元并不等同于離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現(xiàn)代性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對現(xiàn)代性的基本共識，并在思想界建構知識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識傳統(tǒng)，這不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條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業(yè)規(guī)則、知識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論辯倫理，這樣的話，從90年代開始分化的各種思潮、流派和觀念才不至走向極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從80年代到90年代，無論是啟蒙者還是反啟蒙者，都以啟蒙的意識形態(tài)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從立法者轉化為闡釋者的時候了。 啟蒙死了，啟蒙萬歲。死去的是啟蒙傳統(tǒng)中各種絕對主義的元話語，而永恒的將是啟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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