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乾坤

前言

浙江省博物館創(chuàng)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館”，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經過八十年的發(fā)展，如今已成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閑于一體的綜合性人文科學博物館。多個館區(qū)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館區(qū)、大運河邊的武林館區(qū)、老和山旁的文保科研基地、棲霞嶺下的黃賓虹紀念室和昭慶寺東的沙孟海舊居等，展示著浙江自古迄今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彰顯著一種開拓進取、歷久彌新的浙江精神。自建館以來，經過幾代人鍥而不舍的努力及社會各界的支持，藏品總數已近十萬件。其中，以稻作文化為基礎的河姆渡文化的遺物，實證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 “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國文化遺存，支撐“瓷器之國”的越窯青瓷、龍泉窯青瓷，裝點“東南佛國”的五代兩宋的佛教文物，以及南宋時期的金銀貨幣，漢代會稽鏡，宋代湖州鏡，古代漆木器等，不僅具有明顯的區(qū)域特色，而且還具有頗高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意義。此外，歷代名家書畫、璽印，現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響浙江乃至中國歷史，推進文明進程的寶貴遺物。為發(fā)揮藏品的作用，本館除了在省內舉辦各種陳列、展覽外，還曾在全國各地和德國、日本、新加坡、法國、瑞士、澳大利亞等國家以及我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qū)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藝術品，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和興趣。與此同時，各種反映本館藏品的專著和圖錄亦陸續(xù)出版，對繁榮文化事業(yè)、推動學術研究起到了積極的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陳列展覽不僅內容有限，而且難以與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統(tǒng)展示本館藏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紀，我們以圖書為載體，將本館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編輯成《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十二種出版發(fā)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歷史與文化，準確地掌握本館藏品的基本信息，促進展覽交流、學術研究、藝術鑒賞，為文明社會的發(fā)展作出貢獻。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動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知識和精神的累積，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作為歷史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文物藝術品，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蘊涵著無窮無盡的生命力，不僅是逝去時代各種信息的載體，而且對當今社會的進步也具有顯而易見的現實意義。展示歷史文化遺產，發(fā)掘其固有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弘揚和傳承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促進文化交流、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是浙江省博物館義不容辭的責任，《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的出版，意義正在于此。

內容概要

　　浙江省博物館創(chuàng)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館”，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經過八十年的發(fā)展，如今已成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閑于一體的綜合性人文科學博物館。多個館區(qū)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館區(qū)、大運河邊的武林館區(qū)、老和山旁的文保科研基地、棲霞嶺下的黃賓虹紀念室和昭慶寺東的沙孟海舊居等，展示著浙江自古迄今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彰顯著一種開拓進取、歷久彌新的浙江精神。　　自建館以來，經過幾代人鍥而不舍的努力及社會各界的支持，藏品總數已近十萬件。其中，以稻作文化為基礎的河姆渡文化的遺物，實證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　“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國文化遺存，支撐“瓷器之國”的越窯青瓷、龍泉窯青瓷，裝點“東南佛國”的五代兩宋的佛教文物，以及南宋時期的金銀貨幣，漢代會稽鏡，宋代湖州鏡，古代漆木器等，不僅具有明顯的區(qū)域特色，而且還具有頗高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意義。此外，歷代名家書畫、璽印，現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響浙江乃至中國歷史，推進文明進程的寶貴遺物?！　榘l(fā)揮藏品的作用，本館除了在省內舉辦各種陳列、展覽外，還曾在全國各地和德國、日本、新加坡、法國、瑞士、澳大利亞等國家以及我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qū)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藝術品，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和興趣。與此同時，各種反映本館藏品的專著和圖錄亦陸續(xù)出版，對繁榮文化事業(yè)、推動學術研究起到了積極的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陳列展覽不僅內容有限，而且難以與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統(tǒng)展示本館藏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紀，我們以圖書為載體，將本館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編輯成《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十二種出版發(fā)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歷史與文化，準確地掌握本館藏品的基本信息，促進展覽交流、學術研究、藝術鑒賞，為文明社會的發(fā)展作出貢獻。　　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動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知識和精神的累積，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作為歷史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文物藝術品，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蘊涵著無窮無盡的生命力，不僅是逝去時代各種信息的載體，而且對當今社會的進步也具有顯而易見的現實意義。展示歷史文化遺產，發(fā)掘其固有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弘揚和傳承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促進文化交流、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是浙江省博物館義不容辭的責任，《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的出版，意義正在于此。

書籍目錄

序綜述戰(zhàn)國秦漢六朝唐宋元明清近現代圖版目錄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

后記

浙江省博物館藏印應該還算得上豐富，從戰(zhàn)國古璽直到今西泠印社副社長劉江的篆刻作品，大致有一條承接有緒的印史脈絡；若從捐贈者的角度（雖大者為藏印家或篆刻家后輩捐贈），我們還能看到一個近代印學的脈絡，如黃賓虹、馬衡、沙孟海、劉江等，皆是著述頗豐的印學研究大家。雖因年代與篇幅設計的原因，劉江刻印未入編，但劉江的《中國印章藝術史》也是我們編輯過程中必備的參考著作。所以，在編輯過程中，除了解、認識我館的藏印外，研讀他們的印學著述，是我們最大的收獲，也為今后的學習找到了路徑和方向。在此要特別感謝的是我們曾經的館長、當今考古學家、文字學家曹錦炎。從二年前的《黃賓虹藏古璽印展》到這冊館藏印選，從選印到定名、釋文、定時代，曹錦炎老師親力親為、悉心指導。我的同事、歷史部主任黎毓馨為我們提供了出土漢印以及唐、宋、元、明官印的相關考古報告。我的朋友魯大東也為部分明清印作了鑒識及相關資料的搜集。在此我們一并表達深切的謝意。沒有他們的支持幫助，這冊藏印集很難完成。我和我的同事魏萍、任曉華在編輯過程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鈐拓印蛻和邊款，原來也是我們所措手不能及的專業(yè)技能。由于鈐拓技藝可有不同的效果，是一種具藝術追求的制作，因而競有不同的風格，所以它不僅是篆刻家，甚至也是金石家、印學研究者一門必備的技能。好在我館有韓登安的后輩韓經世是鈐拓高手，在退休前他為我們鈐拓了部分印章，繼而有印學博物館的館長吳瑩帶領她的同事幫我們做完了全部的鈐拓工作，也讓我們見識到了西泠印社保留至今的這項傳統(tǒng)技藝，原來如此迷人。我們還碰到一個難題是，因時代轉折也即朝代更替過程中某些跨朝代印人的歸屬問題。比如秦印，比如明末清初的程邃、清末至近現代的吳昌碩等。我們把程邃歸入清，是側重他在清初的影響力；把吳昌碩歸入近現代第一家，是因為我們把西泠印社作為近現代印史的核心事件，而吳昌碩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長。但仍有個似乎矛盾的編排是，后來成為西泠印社社員的瑞安葉墨卿放在了清末最后一家，理由是從印款看，這是他在1905年為卒于1908年的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國學家、孫詒讓所刻印，此際西泠印社尚未正式成立，而孫詒讓是清末與近代學術的一個重要聯結點。當然，這是一個可商榷的編排方法，我們會繼續(xù)思考這個問題，也期望方家指教。我和我的同事魏萍、任曉華于印史、印學者是初學，接受并努力完成這項工作，除給自己一個學習機會外，也期望給讀者、研究者提供藏品及研究線索，錯漏未免處，真誠期望批評和指教。最后要感謝館領導的信任和指導，感謝攝影師鄭旭明的精心拍攝，也要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諸位編輯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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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乾坤》：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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