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第59輯）

內容概要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歷史的真實，全賴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獨立話語。令人遺憾的是，在敘述歷史的時候，照片的獨立話語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書籍里，它也不過是某種歷史結論的旁證，或某個歷史的概念的圖解。《老照片》試圖在這方面有所改變，把照片置于觀照的中心，讓照片自己來訴說。有時候，照片蘊含的話語、傳播的意味，遠不是幾條簡單的歷史結論所能涵蓋的，而歷史卻只有正視和傾聽照片的話語，才能鮮活生動起來。     本書借助于老照片，真實生動地回顧了中國幾段現代歷史，如：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森與民國時期的體育運動，下放東北的日子，再看北京老照片、記張維翰范樹瑜夫婦等等。有著老照片做佐證，大大增強了該書歷史的可靠性。

作者簡介

馮克力，1954年生于濟南，服過兵役，做過工，后供職山東畫報出版社，1996年起受命編輯創(chuàng)辦《老照片》，任執(zhí)行主編。

書籍目錄

邢文舉  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上）　一位普通的部隊宣傳干事，被臨時調任“中央文革記者”后的非凡經歷張光渝  記張維翰范樹瑜夫婦　身為富家子弟、范筑先女婿的張維翰坎坷而傳奇的人生道路王炳毅  楊西光的家世和經歷胡劍楊  森與民國時期的體育運動范  泓  金融實業(yè)家束云章其人與事劉漢忠  張發(fā)奎片影鄭廣江  輾轉白山黑水間蘇仲湘  下放東北的日子　在饑腸轆轆中，依然保持昂揚的“政治”斗志，構成了一段特殊的民族記憶馮印譜  一張畢業(yè)合影朱新地  童年的風景黃正德  我的畫友同學胡大進  父親張祚臣  伯父的故事史耀增  充滿憂郁的眼睛　照片上那雙憂郁的眼睛，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生態(tài)章開元  再看北京老照片　昔日的北京城，因為這些照片的存在而駐足徐宗懋  《鎮(zhèn)江淪陷記》之影像版陳希賢  時隔五天的兩張照片劉巍峰  劉公島上的石碾馮克力  《中國》，中國

章節(jié)摘錄

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上）邢文舉口述楊民青整理“文革”初期，我從沈陽軍區(qū)借調北京，當了十六個月的“中央文革”記者。我以《解放軍報》記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動。總政的借調通知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臺縣，1950年11月，從學校參軍參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鮮火線入黨。1965年，我在沈陽軍區(qū)后勤部七六七倉庫政治處任宣傳干事，被抽調參加社教工作團，在黑龍江通河縣搞了一年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風起云涌，社教運動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單位?；氐絺}庫，政委南蔭堂告訴我，沈陽軍區(qū)后勤部來電話，通知借調我到北京總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讓我走，給沈陽軍區(qū)后勤部朱士煥政委打了電話，受到朱士煥的批評。沈陽軍區(qū)后勤部的干部處長和保衛(wèi)處長一起來到我們倉庫，找我談話說，組織調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現，現在正進行“文化大革命”，是組織考驗你的時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說實話，聽說要借調總政，我深感受寵若驚。我當然無法料到，此行雖然只有十六個月的時間，卻影響和改變了我的后半生。名義上的“欽差大臣”1966年9月9日，我從沈陽乘火車到北京，除我們沈陽軍區(qū)三十多人外，還有來自北京、濟南、廣州軍區(qū)的同志，共約二百人。人員到齊后，便召開了會議，總政副主任劉志堅講話說，中央調部隊同志參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記者工作。接著，“中央文革”成員王力講話，那時的王力，是顆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見到他、聆聽他講話感到榮耀。王力說，調你們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務是到各地觀察“文化大革命”情況，你們一定要緊跟毛主席，緊跟“中央文革”，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領導講話后，“中央文革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說，我們是“中央文革記者”，到各地是以《解放軍報》記者的名義公開活動，主要任務是觀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況，向“中央文革”報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邊，是立場問題，是對毛主席的態(tài)度問題。徐學增是新華社資深軍事記者，戰(zhàn)爭年代寫過不少報道，為人忠厚老實，對組織一向忠誠。后來他被整得相當厲害，曾和我一起被關在“中央文革”的“小號”?！爸醒胛母镉浾哒尽睘槲覀冋障唷⑥k證，我們就算是《解放軍報》記者了，但實際是為“中央文革”提供報告情況。辦公地點設在北京花園村。后來又增加了一批人，他們的身份是《紅旗》雜志的記者。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見我們?？创笞謭蟊豢哿艏柡蛯W習結束，沈陽軍區(qū)205醫(yī)院政委禹福春、23軍某部教導員鄭鈞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蘇省，住南京軍區(qū)。禹福春是醫(yī)院政委，被指定為“中央文革”南京記者站負責人。我們的火車是早上到的南京，南京軍區(qū)派人來車站接我們。令我感到吃驚的是，軍區(qū)政委杜平在華東飯店等候我們，并親自陪同我們，下榻飯店四樓的高級房間。杜平是我們的老首長，在朝鮮，他是志愿軍政治部主任；在沈陽，他是沈陽軍區(qū)政治部主任。華東飯店被南京人稱為“AB大樓”，據說過去是美國顧問團的房子，后被南京軍區(qū)用來接待高級干部。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個套房里，外面有會客廳，安裝了紅機子保密電話，可直接和“中央文革記者站”通話，也可和中央一號臺通話。杜平交代南京軍區(qū)司令部管理局，給我們配備了車輛，隨叫隨到。我們在華東飯店就餐，每人每天交六角錢，每餐四個菜，不足部分，由南京軍區(qū)補貼。當天晚上吃過飯后，我們三人就來到南京市委看大字報。我們剛到南京，只有南京軍區(qū)許世友、杜平等主要領導清楚，江蘇省委對我們的身份一無所知。按當時的中央指示精神，軍隊指戰(zhàn)員不許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報欄前出現了三個穿軍裝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衛(wèi)戰(zhàn)士的警覺。我們無法向他解釋，只能告訴他，可以直接請示南京軍區(qū)許世友司令員、杜平政委。后來我們得知，他們得到的回復是：這三位同志行動自便，不要干預他們的類似活動。經過“導演”的常委會早在我們這些“記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qū)黨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后，將有“中央文革記者”列席黨委常委會。到達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讓我聯系列席省委常委會。我用紅機子直接要省委辦公室，接電話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書長。聽得出來，他們已接到通知，并不感到突然，還代表省委領導，對我們表示歡迎，希望我們今后多幫助、多指導。后來聽江蘇省委常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高嘯平說，在我打電話給姚秘書長后，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通報“中央文革記者”要參加省委常委會。張平化說，他們也得到了通知。高嘯平后來向我泄露了“天機”，原來，省委要記者列席的常委會，事先都經過“導演”，是專門“表演”給我們看的。現在的我，當然能理解江蘇省委的做法，但在當時，我必須忠實履行自己的職責，提高“革命警惕”，力爭了解真實情況。高嘯平日后被康生點名為“派性黑手”，本想緊跟“中央文革”，卻被“中央文革”打成“黑手”?？磥恚賵錾系牡檬С粮嵲陔y以預料。禹福春是我們的負責人，省委常委會由他列席參加。不久，他被調回部隊，便由鄭鈞亭和我輪流列席。時間長了，我們的知名度逐漸高起來，不僅江渭清等人對我們客客氣氣，就連南京各大學的造反派頭頭也對我們另眼看待。乘“子爵號”專機1966年底，“中央文革記者站”通知各地記者返回北京，參加集訓和整風。此時，南京發(fā)生了“一·三事件”?！凹t總”頭頭提出要脫產鬧革命，動員一批工人和群眾，到浦口堵截火車赴京見毛主席，有的還要求中央支持他們到各地鬧革命。中央命令南京軍區(qū)部隊緊急出動，將這些人接到江蘇飯店，要求他們“就地鬧革命”。但是，“紅總”部分群眾對南京軍區(qū)強烈不滿，在少數人的挑動下，把江蘇飯店砸了。社會上紛紛傳聞，解放軍與工人、群眾間發(fā)生流血事件，形勢一時嚴峻起來。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在開會解決陶鑄問題。聽說南京發(fā)生“一·三事件”，周總理派“子爵號”專機送江蘇省委領導火速返回南京。鄭鈞亭和我同機回南京，參與調查和處理這起“流血事件”。當天早上，我們趕到機場，機艙內總共只有四人：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彭沖、許家屯和我們兩名記者。我和許家屯熟悉，許家屯在南京，經常代表江渭清出面應對造反派。一次他被學生圍困，我曾到場幫助解圍?；氐侥暇伊⒓凑业健凹t總”，有人激動地對我說，“一·三事件”十分嚴重，已死了許多人了，這是階級敵人向革命造反派報復，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然而，凡造反派說有死人的地方，我一一走遍，卻沒發(fā)現一件死人的證據。得知我們回到南京，江渭清專程來到華東飯店，說：“邢記者啊，請你幫幫忙吧，一定要調查仔細，如實向中央報告啊……”我說：“據我調查，‘一·三事件’一個人也沒死，請江書記放心，我們會妥善處理?！苯记迓犃宋业脑?，似乎松了一口氣。不久，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見到我說：“你說，那么多人不生產、不干活，非要進京鬧什么革命，我們不出動軍隊，行嗎？”許世友對“文革”不滿，而且毫不隱諱，但不管怎樣，許司令在大家眼里，絕對是忠于毛主席和受黨中央信任的戰(zhàn)將?！耙弧ざ眾Z權風暴1967年初，上?！耙辉嘛L暴”吹向全國各地。在上海、山西奪權后不久，江蘇省造反派多次開會，準備效仿上海、山西，奪江蘇省委的權?！皧Z權”前，我從梁輯卿那得到確切消息，知道奪權行動的時間。按當時口徑，黨中央要求奪權地區(qū)，一定要實行革命造反派之間的“大聯合”，新生政權一定要“三結合”，必須有領導干部、革命群眾、軍隊的代表。然而，據我所知，這次奪權主要由“紅總”一方組織，他們將江蘇省的其他造反派組織排斥在外。一次，他們邀請我參加研究奪權的會議，我看到，造反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奪權日期、奪權形式以及奪權后如何發(fā)表公告、如何讓中央承認等問題上，對如何實現大聯合、抓革命促生產、穩(wěn)定江蘇局勢等不感興趣。對此我保留自己看法。1月26日深夜，“奪權派”開始行動。造反派要求南京軍區(qū)出動一個營的兵力，保護他們的奪權行動。南京軍區(qū)經請示上級同意后，派出兵力保護了奪權行動。于是，這成了“奪權派”的一大政治資本?！皧Z權派”將江蘇省委十三級以上干部全部押到一個大房間，查封了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將公章收羅起來，裝在一個大袋子里。第二天，南京街頭出現鋪天蓋地的標語、漫畫、大字報，兩派尖銳對立?！皧Z權派”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被稱為“好派”；沒有參與奪權的“八二七”和“東方紅”說，“一二六奪權”好個屁！于是被稱為“屁派”。平時我對“八二七”有好感，但是我也參加過“奪權”會議，因此，這兩派都說我是他們的支持者。周總理的批評1967年2月中旬，江蘇“奪權派”組織“匯報團”，到北京向黨中央匯報情況，以求得認可和支持?！皡R報團”到達北京后住在西苑旅社。他們在向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匯報時，說他們的情況《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知道。幾乎與此同時，“八二七”等組成的“告狀團”也來到北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他們在匯報情況時，也說《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了解他們的情況。聽說我對這兩派的情況都知道，總理當即指示，讓《解放軍報》邢文舉馬上進京匯報。很快，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打電話給我說，剛剛接到周總理通知，要你立即趕到北京，不得有誤，已經安排軍區(qū)的“伊爾14”飛機，明天上午保證趕到。我記得很清楚，那架“伊爾14”上就我一個乘客。那天氣象條件不好，飛到濟南上空，氣流造成飛機劇烈顛簸。上午9時許，飛機在北京降落，有人安排我住在西苑旅社。“奪權派”的“匯報團”看到我專程從南京趕來，以為我肯定是支持他們奪權。住下后，“中央文革記者站”通知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要接見我，當面聽取江蘇省的情況匯報。我按時趕到譚震林住處，那是中南海的一處四合院，大屋檐，畫棟雕梁，古色古香，但光線很暗，感覺黑乎乎的。我說，江蘇省的奪權行動不成熟。奪權的一派不讓“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參加，所謂奪權實際就是搶公章。接著，據我所見所聞，匯報了江蘇省奪權的前前后后。我的結論是，這次奪權既沒有“大聯合”，也沒有“三結合”，不符合中央對奪權的要求。譚震林聽了，跺著腳說道：“這是什么奪權！這是什么奪權！你趕快把剛才說的情況，寫個材料上報周總理?！庇谑牵野凑账囊?，寫了份簡要報告。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見江蘇省領導。我先在另一個房間等候，夜里十點多，女服務員送來一盤小包子，我邊吃邊等，心里很緊張。畢竟，這是我第一次接受周總理召見。不一會兒，服務員來到我房間，說周總理讓我馬上到江蘇廳。我記得非常清楚，總理一看我進來，立即從沙發(fā)上起身，健步上前足足有五六步，沒等我敬禮的手放下來，便緊緊地和我熱情握手。我的兩眼禁不住立刻濕潤了。我見過許多首長，遇到類似情況，首長對下屬的態(tài)度不大相同。下屬進門敬禮，有的首長站起來握手，有的首長坐著握手，有的首長點頭示意。有的無動于衷，望你一眼就算看得起你了，“中央文革”就有這樣的人。相比之下，周總理對我這樣一名普通干部給予的禮遇，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呢？回憶至此，我禁不住熱淚盈眶。我們坐下后，周總理拿著我寫的報告，對旁邊的江蘇省領導們說道：“你們說，這叫什么奪權！怎么能這樣搞派性呢？要搞好‘大聯合’，搞好‘三結合’嘛！”說著，他用力跺著腳。接著，周總理對江蘇省領導說，我們和少奇同志共事多年，毛主席說他錯了，我們就站在毛主席一邊嘛，他有什么錯誤，我們按主席指示，批評他的錯誤嘛。你們是黨的高級干部，怎么能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對一派！你們知道這給黨和國家?guī)砹硕啻髶p失嗎？說著，周總理又坐在沙發(fā)上跺起腳來。在我的記憶里，周總理與江蘇省領導談話時，至少五六次跺腳。批評過后，周總理又囑咐他們說，你們一定要接受這次奪權教訓，回去以后，把江蘇省的問題解決好。江蘇省領導離開后，周總理將我留下，就我寫的那份情況報告，一一仔細詢問。周總理的這次接見，一直持續(xù)到下半夜兩點多才結束。臨別時，周總理還關切地問我來自哪個單位，多大年紀，有什么經歷，我一一回答。此情此景雖已過去四十多年，仍歷歷在目。受周恩來和譚震林多次召見第二天，譚震林副總理第二次召見我，地點還是他在中南海的住處。譚副總理問我，你們看，下一步，讓江渭清出來工作可不可以？江蘇的造反派和廣大群眾能不能通過？對譚副總理的問話，我有些茫然，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長向記者征求人事問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可能是“文革”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吧。我想了想，只好如實回答譚副總理的問題。我說，如果現在就讓江渭清書記出來主持工作，可能困難太大了。因為在江蘇，不管是“好派”，還是“屁派”，他們都將江渭清視為“走資派”和劉少奇在江蘇的代理人，即使中央想保護江渭清，現在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也通不過。我建議，請中央領導最好再找一下江蘇省兩派，征求一下他們的意見再決定。譚副總理沒有回答，好像若有所思的樣子，既沒點頭，也沒搖頭。后來我得知，他果然找到江蘇兩派征求意見。據說，兩派都強烈反對江渭清出來工作?！畠商煲院?，“中央文革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準時到中南海，周總理要再次聽取我的匯報。第二天早上，我乘“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轎車來到中南海西門，看見里面開出一輛轎車，車上走下一位穿軍裝的干部，要我上了他的車子。車子開到西花廳前，工作人員請我在會客廳等候。大約兩三分鐘后，周總理夾著一包卷宗，從另外一個房間進來，我向總理敬禮，總理與我熱情握手，對我說：“請坐，坐，坐?！蔽覀冊阡佒G絨毯子的長條桌前坐下。匯報前，周總理先問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到的北京。我回答說，是乘坐許司令派的飛機，他擔心我坐火車時間長誤事，親自調飛機，整架飛機就我一個人。接著，周總理讓我詳細談談江蘇省委老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現，問我對他們印象如何，囑咐我一定要敞開談。于是，我根據平時的了解和印象，向周總理匯報。我說，陳光是書記處常務書記，也是老書記了，他人很穩(wěn)健，一般不多說話；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士英，屬于造反派“紅總”觀點，我感覺他有點激進；省委書記處書記包厚昌，人忠厚老實，有時隨大流，也不多說話，沉默寡言，對各派的態(tài)度不明顯；省委常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高嘯平是江蘇省老干部中最早起來造反的，他反對江渭清，認為江渭清忠實執(zhí)行了劉少奇的資反路線。周總理聽取我匯報期間，不時批閱秘書送進來的急件。周總理思維極為敏銳，一邊聽取我的匯報，一邊批示那些急件。我記得，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曾乘機走到我身邊耳語，還站在總理背后打手勢。于是，我盡量簡明扼要，甚至停下不再說話。但每逢如此，總理便抬起頭望著我，示意我繼續(xù)說下去，還詳細詢問許多細節(jié)，致使匯報一再拉長。我的匯報從上午從8點多，一直延續(xù)到中午，長達四個小時。這是我單獨同周總理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匯報中，周總理還問起過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情況。時隔數日，周總理辦公室通知我再次前往西花廳，這是周總理第三次聽取我的匯報。這次的召見時間不長，總理說，現在看來，江蘇的問題一時難以解決，如果真有必要的話，可能在全省軍管，你從記者角度看，南京軍區(qū)哪位領導出面合適？面對人事問題，我感到無所適從，覺得難以回答。但是，總理誠懇征求我的意見，我不能不回答。我對周總理說，許司令是軍事十鄙，處理復雜問題，面對造反派和群眾，有時容易急躁。我個人認為，杜平政委比較合適，他政治經驗豐富，對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溫和，善于處理棘手問題，既能服眾，又能穩(wěn)定江蘇局勢?！懊軞⒘睢敝芸偫淼谌握僖娢沂嗵旌蟮囊惶焐钜?，徐學增把我從睡夢中叫起。我來到會議室，見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我看到，王力、戚本禹的神情與往日大不一樣，會議室里彌漫著一派緊張氣氛。他倆拿出兩封匿名信的影印件，嚴厲質問我：“這兩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緊張地接過影印件，看過之后，心里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原來，這兩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過。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高嘯平說，有人在江蘇省公安廳的檔案里，發(fā)現兩封神秘信件。信紙是老式的豎寫紅格宣紙，上面寫著流利的毛筆字。我記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黨奪權，請速派人去北京，秘見胡服（筆者注：劉少奇的別名）夫人，號召一、二、四方面軍，直取北京，消滅肉體后，報告周總理。關于這封信的來歷，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認為，能寫這封信的，在江蘇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個是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郭化若。當時，我們曾將上述情況寫成簡報，上報“中央文革記者站”。“密殺令”事件發(fā)生后，一些莫須有的傳聞在南京上層不脛而走，比如：有人說，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會上說，我們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沒有問題，但是，林彪有沒有宗派情緒不一定。據高嘯平說，江渭清就這一事件，曾親自復信讓轉給黨中央。戚本禹嚴厲地問我們：這么重要的事情，為什么不報告？徐學增說，當時因為沒有公安機關調查，在無法弄清真實程度之前，匆忙向中央領導反映，有些不妥。接著，戚本禹問我：“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誰讓你回北京的？”我如實回答說：“是周總理讓我來北京，向他和譚副總理匯報江蘇奪權問題?！甭犕晡业幕卮?，戚本禹顯得非常不滿，既像對我，又像對王力說道：“今后，江蘇的問題不要向他們匯報，江蘇問題我們得接過來?！甭犃似荼居淼脑挘曳浅３泽@。我第一次感到，在他們看來，中央并不是一條線、一個陣營。既然如此，我作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員，今后到底聽誰的呢？此時，我深感政治斗爭的險惡，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我覺得，有些事情我必須解釋一下，我對王力和戚本禹說：“是總理找我們匯報的，我乘許世友司令員派的飛機來京，到北京的活動都是‘中央文革記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接受譚震林副總理和周總理的召見，‘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負責人都知道?！蔽业囊馑己苊黠@，我作為黨員，周總理和譚副總理讓我匯報情況，我必須忠實執(zhí)行?！懊軞⒘睢笔录恢笔遣唤庵i，直到我離開南京，也沒調查清楚。無法說明真情回答完王力和戚本禹的問題后，我回到宿舍，剛剛睡下，徐學增又把我叫醒，說：“中央文革”領導讓你找到高嘯平，馬上趕到釣魚臺康生處，有緊急任務，越快越好?！爸醒胛母镉浾哒尽苯o我派車，我乘車來到高嘯平住處，按上他后，驅車來到釣魚臺康生住處。有人引我們來到一間大會議室。記得在場的“中央文革”領導，有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

后記

《中國》，中國馮克力1972年，意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應邀來華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中國》。這部影片在國外播放不久，即遭中國方面舉國批判，被斥為“反華”大毒草。由于該片從未在中國公開放映過，所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并不知道安東尼奧尼到底拍了些什么。前些時候，我在一家音像制品店里，偶然買到了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光盤，花了四個多小時，把這部曾備受爭議的影片一口氣看完。出于職業(yè)的偏好，我固然要慶幸安東尼奧尼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十分寶貴的影像資料，真實記錄了三十多年前普通中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但更讓我感到慶幸的是，中國在舉國聲討安東尼奧尼之后沒幾年，便選擇了向封閉與貧窮告別，走上改革開放的不歸路。面對安東尼奧尼留下的那些比如隔世的影像，撫今追昔，不能不由衷地感慨：中國人到底還是幸運的。上個月發(fā)生的汶川大地震，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國。世界各地的人們，在目睹地殼能量聚集爆發(fā)所造成的巨大災難的同時，無疑也感受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能量的一次空前聚集與爆發(fā)。而更今世人刮目的則是，整個救災過程的空前透明、對國外救援的開放，以及政府破天荒地為遇難的普通民眾降半旗致哀，種種舉措，無不顯示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對人類普適價值的接納與認同。據介紹，當年在遭到中國猛烈批判后，安東尼奧尼曾一度十分苦悶，以致連續(xù)幾年不再執(zhí)導任何影片。改革開放后，據說中國有關方面曾有意邀請安東尼奧尼再來中國拍攝一部紀錄片，被他婉言謝絕。而今，我們終于可以告慰這位對中國人民始終懷有友好感情的電影大師了：此中國，已非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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