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8-1 出版社:黃山書社 作者:蕭公權(quán) 頁數(shù):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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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問學諫往錄》是作者從華盛頓大學退休、結(jié)束42年的教學生涯后,為追述畢生求學、教學經(jīng)歷而作。全書20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簡介作者的家庭背景;第二部分描述作者的求學經(jīng)歷,向讀者展示了作者從私塾、青年會中學到清華大學、密蘇里大學和康奈爾大學艱辛的求學歷程,為作者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部分描述作者的教學經(jīng)歷;從南開、東北、燕京,清華輾轉(zhuǎn)到成都大學,最后受聘于美國華盛頓大學,直至退休。他淵博的學識、敬業(yè)的精神以及先進的教學方法,使之成為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第四部分為作者對中國教育發(fā)展和實行憲政民主的相關探討,表達了一位不愿從政的學者對國家大事的關心與期盼,傳達了一位政治學家的愛國情懷。蕭公權(quán)精深博厚的學術思想,細密篤實的措辭行文,精辟入里的史料分析,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思想史上是罕見的?! ”緯鴱闹R分子的角度反映了大半個世紀的學界風云和時代風貌,從家庭婚姻、教育出版、治學門徑、政治理念、民族情感和人格修養(yǎng)等諸多方面向讀者系統(tǒng)展示了一位學人不平凡的人生歷程,為研究作者的學術思想和意義提供了最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是一部難得的學人回憶錄。 原書1972年1月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初版,收入其“傳記文學叢刊之十九”。本社此次出版,所作的編輯工作有:1、將原書繁體豎排改為簡體橫排;2、對原本中各種姓氏譯名、各種地理譯名予以原譯保留;3、本書對原本中漢字數(shù)字不予變用阿拉伯數(shù)字,個別阿拉伯數(shù)字也不再統(tǒng)為漢字;4、原書中凡“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降諸年,一律將原民國紀年改為公元紀年;5、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原書中臺灣當局有關單位名稱也作了技術處理。6、由于作者政治立場原因,本書作了極個別的刪節(jié),并注明所刪字數(shù)(不包括標點符號);即使如此,本書現(xiàn)存文字之意旨、觀點等,也偶有不妥之處,但鑒于為讀者提供較完整資料,不便一一說明,所以一慨保持原狀,相信讀者會一一甄別明鑒。
作者簡介
蕭公權(quán)(1897-1981)是上世紀享譽海內(nèi)外的著名政治學家,江西南安(今大庾縣)人。早年就讀于清華大學,后赴美留學,專攻政治哲學;在康奈爾大學以《政治多元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后,他一直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歷任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四川、光華、臺灣、華盛頓等大學教授。在教授政治學、法哲學、中西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制度等課程的同時,著述頗豐,主要有《康有為思想研究》 、《中國政治思想史》 、《政治多元論》 、《憲政與民主》 、《中國鄉(xiāng)村》、《翁同龢與戊戌維新》等。1948年4月蕭公權(quán)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書籍目錄
引言一、家鄉(xiāng)與家世二、蒙師與業(yè)師三、青年會中學的師友四、清華兩年的收獲五、問學新大陸(一)·密蘇里大學的三年六、問學新大陸(二)·康乃爾大學的三年七、歸國途中八、上海六個月九、教學相長(一)·南開東北燕京五年半一○、教學相長(二)·清華五年一一、漂泊西南(一)·從北平到重慶一二、漂泊西南(二)·糊口于四校一三、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一四、何莫學乎詩(一)·誼兼師友的吳雨僧一五、何莫學乎詩(二)·朱佩弦及其他詩友一六、是亦為政(一)·談教育一七、是亦為政(二)·談憲政民主一八、轉(zhuǎn)徙東南一九、萬里寄蹤(一)·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上)二○、萬里寄蹤(二)·華盛頓大學十九年(下)結(jié)語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一、家鄉(xiāng)與家世 我們蕭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于贛江西岸的泰和縣,但我卻出生于江西南部離梅嶺不遠的南安縣(今名大庾縣)。那時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縣教諭。先父丕侯公,先母湯夫人和兩位未出嫁的姑姑隨侍在任所。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當公歷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民國三十七年夏末我在南京辦理出國手續(xù),外交部的職員在我的護照上把十一月誤寫作十二月。我只好將錯就錯,把生日改晚一個月。)先母生了我約一個月,不幸便病故了。這沒有母親的嬰兒由兩位姑姑帶養(yǎng)。不久以后先祖辭官回籍,兩位姑姑先后出嫁。到我六歲的時候先祖棄養(yǎng),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從四川省奔喪回籍,會同先父辦理喪葬大事。大伯父見我乏人領帶(先父尚未續(xù)娶),他那時還沒有兒子,商得先父同意,于喪葬完畢后帶我同他去四川西部的崇慶州(兩年后搬到川東的重慶“巴縣”)。于是我便永遠離別了故鄉(xiāng)。因為我久居重慶,至今說話還帶著一點川東的口音。泰和的“方言”雖能聽懂,卻不會說。無怪有些人誤認我是四川人了?! √┖涂h北門外和西門外的鄉(xiāng)間有兩個同姓不同宗的蕭族。我們這一族世居縣西的千秋鄉(xiāng)上田村。照族譜的記載,我們的遠祖是西漢第一任的宰相蕭何。(其實年湮代遠,這是否事實,無法確定。)居住在河南省的后裔,于北宋末年南遷,在泰和縣落籍。上田村地勢不高,贛江每三五年泛漲一次。村里的住戶(全是蕭姓族人)照例避居樓上,水退之后才能下樓。好在準備有素,因漲水而受到的損失并不嚴重。這種樓居避水的生活我尚約略能夠想起。 上田蕭族人口眾多。村中的建筑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還有幾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郵公創(chuàng)議興建的藏書樓一所。據(jù)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說,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不久之后,浙江大學避寇內(nèi)遷,曾在泰和縣停留了一些時候。隨校遷徙的教職員學生借用上田村蕭族的“公”“私”房屋作為臨時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時在浙大任教,后來到美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我們的族人多數(shù)守著傳統(tǒng)習慣,或耕或讀。“治舉業(yè)”的雖大有人在,但中鄉(xiāng)舉或進士的卻為數(shù)無多。我的一位族兄(名焱文)讀書“過目不忘”,經(jīng)史百家的書籍,多能隨口背誦。但十幾歲“入學”以后便“困于場屋”,毫無進展。先祖父“人泮”以后,屢試不第,因此絕意仕進,并鼓勵子侄輩棄儒就商?! ∈捵逶凇肮γ鄙想m少成就,在商業(yè)上卻有不尋常的發(fā)展。嘉慶道光年間有幾位祖先開始沿長江西上,遠入川西,往來販運各地物產(chǎn)。長期努力經(jīng)營,業(yè)務逐漸擴大。到了光緒中葉,“怡豐號”成了一個著名的商號。華西華中各地(包括重慶、漢口、長沙、揚州)都有分號。怡豐號除大規(guī)模運銷長江上下游各省出產(chǎn)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營淮岸官鹽的運銷。我的兒童時代正值業(yè)務盛極將衰的時期。這坐落在重慶城內(nèi)陜西街的商號只經(jīng)營大宗批發(fā),并不做“門市生意”,因此怡豐號的建筑格式與一般商店不同。這是一幢廣庭深院,高樓大廈的建筑。前門開向陜西街,后門開向曹家巷。重慶是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后門是在最后一進房屋二層樓的背面。前幾進的房屋是重慶分號的“辦公室”、“會客室”、“餐廳”,和“店員”、“學徒”、各項仆人等的“宿舍”。后幾進的房屋是分號老板(經(jīng)理)和家屬的住宅。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大伯父由崇慶州分號經(jīng)理升任重慶分號經(jīng)理。我隨著他全家遷居陜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統(tǒng)元年(一九○九)怡豐號決定歇業(yè),才搬出去,在城內(nèi)玉帶街馬家巷一處較小的宅子居住。陜西街住宅最令我留戀的地方是最后一進三樓左側(cè)一個面積十余方丈寬大平坦的“屋頂花園”。天氣晴朗時大姐、二姐(大伯父母的兩個女兒)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重慶南岸的山嶺,江上往來的船舶都清晰可見。陜西街房屋各處門上廳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對聯(lián)。我現(xiàn)在尚能憶及的只有兩副:其一是“譜傳酂國,派衍蘭陵”。另一副是“文習六經(jīng),武習七經(jīng),歷代勛猷有師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肅得光昭”。民國二十六年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經(jīng)濟南、漢口到重慶,在馬家巷的舊宅暫住了一月余。那時大伯父母早已棄養(yǎng)。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大姐夫蒲叔葆(名殿位,是曾任一九。九年十月中旬開幕的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經(jīng)病歿。大姐帶著一兒一女寄居于此。暢話家常,不勝感嘆。陜西街怡豐號的舊址租給了憲兵第三團。我曾在陜西街上走過一次,只好“過門不入”了?! ♀S號歇業(yè),據(jù)我推測,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亂”以來全國的政治、社會和經(jīng)濟情形都在轉(zhuǎn)變。舊式的商業(yè),無論其規(guī)模怎樣宏大,逐漸不能應付新局勢。其二是怡豐號是一個純粹“家庭”企業(yè)的組織。蕭氏族人志愿經(jīng)商經(jīng)過“學徒”式的訓練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參加業(yè)務,升任各分號的“老板”。他們與雇用的店員并肩工作,但他們不是雇員而是“所有人”。他們既然有決定業(yè)務方針的力量,他們的行動便直接影響業(yè)務的盛衰。在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的時期,一些兼具“股東”和“經(jīng)理”身分的族人大都小心謹慎,克勤克儉,努力工作。但是后繼的人豐衣足食,甚至“養(yǎng)尊處優(yōu)”,忘記了前人創(chuàng)業(yè)的辛苦艱難,不僅不能盡心于業(yè)務,甚至沾染浮華,從事?lián)]霍。于是營業(yè)漸趨不振。主持總號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機立斷,在辛亥革命的前兩年決定停業(yè)。正式停業(yè)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聲中把高懸在陜西街前門上“怡豐”兩個金字的橫額取了下來,結(jié)束了一百多年締造成功的商號?! ∈捠献宕笕硕啵c我接觸較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幾位尊長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經(jīng)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頗為憐愛。兩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對我更加著意照料。天氣晴朗的時候他時常領我到村中各處散步,一面走一面講些往古名人的事跡。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買一點糖果給我吃。他逝世時得年不過六十一二歲。某一天下午客人來訪,他送客出門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無疾而終”。童蒙無知的我還要拉他起來,帶我同去散步?! 〈蟛缸杂琢暽獭K氖鄽q的時候升任怡豐號重慶分號的經(jīng)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職位。他辦事精明,交游廣泛。商界人很少不認識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兩個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雖是先祖父的長子,卻排行第三了。)在怡豐號停業(yè)若干年前,他捐了一個“候補道”,并曾晉京“引見”。當?shù)氐拈L官,川東兵備道,重慶知府,巴縣知縣,到任以后照例到怡豐號來拜訪,此外也偶爾互相往來。這種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聲氣的情形,在十九世紀以前尚不多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卻逐漸普遍了?! ∮幸晃槐逍∥嵯壬谀菚r重慶唯一的報館當主筆。他盡情揭發(fā)當?shù)毓倮舻摹昂诎怠?,觸怒了他們,被加上了“亂黨”的“罪名”,逮捕入獄。他的太太與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識,到怡豐號來求救。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亂黨,便去拜訪知府,代他疏解。不料這一來反斷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監(jiān)牢的獄吏把他害死,卻報稱他“急病身亡”?! 〈蟛腹芙涛疑鯙橹攪?。記得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像一般淘氣的兒童一樣,時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見了便叫我站住,嚴詞譴責說:“這樣沒規(guī)矩,不像一個斯文人,將來只好去抬轎。”后來見我讀書尚知用心,有時候背著我稱許我。他曾說“可惜科舉廢了。否則舉人進士這孩子應當有份的?!保ㄋ枇说绬T之后,替我捐了一個“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歲送我進京去“就職”。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無官一身輕”了。)他不惜重金,延師教讀。雖然兩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學,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培植我。從我到崇慶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們都在家里讀書。民國三年的夏天我壯著膽向他表示,想去進新式的學堂肄業(yè)。他當時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親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學堂。 我的父親與我接觸的時問較短。他似乎不曾參加怡豐號的業(yè)務。他的生活事跡我所知道的實在極少。光緒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慶州怡豐號的住宅內(nèi)。那時他已續(xù)娶。我跟著我的生父和繼母在那里同住了兩年。當大伯父帶著我去重慶時,先父繼母仍留在崇慶,兩年之后才搬到重慶。當他三十二歲的時候,便因肺癆病歿于陜西街怡豐號住宅內(nèi)。臨終的前兩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聲地囑咐我,大意說,“大伯父要你過房承繼,我當然很放心,但也很舍不得。我平日時常出門在外,不能多照顧你,我現(xiàn)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讀書。你如愿意經(jīng)商也好。無論讀書經(jīng)商,總要腳踏實地,專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將來成家立業(yè),要看重家庭,看重事業(yè),不要學我的榜樣。我多年來東走西奔,沒有成就,于人于己都無益處。”十二歲的我在當時不能完 全體會這些話的意義,雖然也感到傷心落淚。我雖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我此后幾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遺囑的影響?! 试嵬戤呏?,繼母命我?guī)椭謇硐雀傅臅推渌z物。怡豐號某職員說“五老板”在堆棧中存有一個大木箱,并伴同我去開看,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其中盡是在日本出版的《民報》。這許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從何而來?我無法知道。先父是否與同盟會通消息?或者他與同盟會并無關系?這些刊物是由別人交給他代為存放?平日和他來往的幾個日本人是否與這一箱書有關?這些疑問都無解答。我當時童蒙無知,并不曉得《民報》是革命黨的刊物。我拿去給我們的廖老師(大伯母的異母弟)看,他說:“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燒掉。”我因愛這些刊物的內(nèi)容奇異,印刷精美,偷著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著人翻閱。其中不少“非常異義”看了不懂,不敢去問老師,只好存疑俟解?! ∑呤澹ㄔ诒痉恐信判械谖澹├^大伯父任崇慶州分號老板。我在崇慶州的時候日常和他見面。他自己有四個兒子,但看待我同他們完全一樣,買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樣給我一份。他雖然自幼參加怡豐號的業(yè)務,但對于傳人中國不久的“西學”,尤其是“格致”發(fā)生了濃厚興趣。江南制造局和歐美駐華教士等所譯著的格致書籍(特別是關于化學的刊物)他盡力收集,細心研讀。不久之后他竟能“無師自通”,作小規(guī)模比較簡單的化學試驗。在崇慶州住宅中辟了一間較大的房屋作為他的試驗室,羅列了許多化學藥品和儀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學方法釀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漢口請專家鑒定。據(jù)說其品質(zhì)不在煙臺張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競有過之。朋友們勸他出資設廠,擴大釀造,與張裕競爭。他也同意,著手進行。辛亥革命爆發(fā),四川省內(nèi)也發(fā)生了“護路”的風潮,大局動蕩,籌備的工作便停頓下來。民國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L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輩不經(jīng)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國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國四年我到上海進學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來凡從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學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在民國六七年間同時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長子伯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短期從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學)整整是十個人。那時他已經(jīng)從虹口搬到民厚里。樓下的寢室都成了“學生宿舍”。開飯時一老十少滿滿地坐了一大圓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嚴,期望他們也甚殷。他氣象嚴肅,不茍言笑。我們對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間也大膽和他開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樂(我們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點心,回家晚飯時食量大減。他老人家便說:“平常罵人不中用,說這是個飯桶。假如一個人連飯都不能吃,那豈不是比飯桶還不如嗎?”我們肅然靜聽,心照不宣。過后伯昭(我們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歲早死了)提議:“我們明天晚飯,一齊大顯身手。”果然,屆時菜飯上桌,全體落座,他老人家舉起筷子說,“吃罷”,這十名健將“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鐘桌上的菜如風卷殘云,一掃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廚子叫來說“菜不夠吃,快添來吧?!泵駠吣晗奶欤铱既×饲迦A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在崇慶州住宅中辟了一問較大的房屋作為他的試驗室,羅列了許多化學藥品和儀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學方法釀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漢口請專家鑒定。據(jù)說其品質(zhì)不在煙臺張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過之。朋友們勸他出資設廠,擴大釀造,與張裕競爭。他也同意,著手進行。辛亥革命爆發(fā),四川省內(nèi)也發(fā)生了“護路”的風潮,大局動蕩,籌備的工作便停頓下來。民國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L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輩不經(jīng)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國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國四年我到上海進學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來凡從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學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在民國六七年間同時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長子伯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短期從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學)整整是十個人。那時他已經(jīng)從虹口搬到民厚里。樓下的寢室都成了“學生宿舍”。開飯時一老十少滿滿地坐了一大圓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嚴,期望他們也甚殷。他氣象嚴肅,不茍言笑。我們對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間也大膽和他開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樂(我們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點心,回家晚飯時食量大減。他老人家便說:“平常罵人不中用,說這是個飯桶。假如一個人連飯都不能吃,那豈不是比飯桶還不如嗎?”我們肅然靜聽,心照不宣。過后伯昭(我們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歲早死了)提議:“我們明天晚飯,一齊大顯身手。”果然,屆時菜飯上桌,全體落座,他老人家舉起筷子說,“吃罷”,這十名健將“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鐘桌上的菜如風卷殘云,一掃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廚子叫來說“菜不夠吃,快添來吧。”民國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華學校,他十分高興。聽說我從上海到北京(后來改名北平)的路費還沒著落(大伯父遠在重慶),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買好火車票,并給我一些零用錢。民國九年夏天我在清華畢業(yè),回到上海,準備赴美。他明知學校發(fā)給每名畢業(yè)生五百銀元的治裝費,卻另外給我百元,表示他對我的獎許。我上船的那天,他又親到碼頭來送我。不幸他在我回國的前兩年病故。十五年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見”他了。
編輯推薦
傳統(tǒng)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里面。其中雖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父母雙亡的我卻得著“擇善而從”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于偏激。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至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丑極惡的?!靶录彝ァ辈槐M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 m先生談治學方法,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我想在假設和求證之前還有一個“放眼看書”的階段……看書而不作假設,會犯“學而不思則罔”的錯誤。不多看書而大膽假設,更有“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學者”、“思想家”的錯誤假設,非同小可,可能會產(chǎn)生重大的后果?! 按譁\的實用主義”是中國教育停滯的一個主因……我們的高等教育不但難于產(chǎn)生優(yōu)秀的哲學家、政治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其他現(xiàn)代國家應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產(chǎn)生卓越的科學家?! 乙詾槿狈楣ぷ鞫ぷ鞯摹熬礃I(yè)”精神,是中國“國力”不充實的一個主因。如果國人能夠忠實地為做官而做官,為當兵而當兵,為讀書而讀書,為游戲而游戲(可憐的中國人,往往連游戲也有另外的目的)…… ——蕭公權(quán)《問學諫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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