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旅行日記

用戶評論 (總計1條)

•   　　　晚清時帝國的暴力逐漸難以喚起恐懼，而是喚起公眾對反對派的尊重。當暴力開始塑造受難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這會成為一種激勵機制，鼓勵更多的沖突和更多的反對者。
  　　
  　　　　憲法不是擋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個傍晚。
  　　　　宣統(tǒng)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時許，天津士紳溫世霖正在寓所內晚餐，突然有兩三名警官闖入，將其傳喚至警察局。三天后，溫世霖因為領銜“散步”、主張即開國會，被“遣戍新疆，嚴加管束”。當時還是北洋法政學堂學生的李大釗，曾積極參與“散步”，后來在母校十八周年紀念日時回憶過這段歷史。溫世霖對學生的激烈態(tài)度有所保留，但還是義不容辭地參與了此次運動，以致被視為“黑手”。
  　　　　從傳喚到遣戍的整個過程，基本沒有法治可言。溫世霖事發(fā)于領銜向政府請愿并擔任請愿同志會會長，雖然《欽定憲法大綱》已于1908年頒布，附錄“臣民權利義務”規(guī)定“臣民于法律范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同時規(guī)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jiān)禁、處罰”，但憲法不是擋箭牌，因為正文“君上大權”第一條就規(guī)定：“大清皇帝統(tǒng)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br /> 　　　　一部《欽定憲法大綱》，正文是“君上大權”，附錄是“臣民權利義務”?！皻J定”、“君上”、“臣民”，無不說明這部憲法與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憲政精神相去甚遠，僅具有象征意義；說明憲法從無到有，但頒布憲法，不等于實行憲政?！稓J定憲法大綱》沒有成為民權抵御君權的擋箭牌，反而成了君權揮向民權的殺威棒。
  　　　　時任直隸總督的陳夔龍在《夢蕉亭雜憶》里回憶，天津無賴某君，混入學界，“挾眾罷學，通電全國，幾至激成巨變，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電奏發(fā)往新疆安置”。在沒有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與其說溫世霖被逮捕，不如說被綁架。雖然天津政治運動受到影響，但慶幸的是，溫世霖雖然被綁架，卻沒有被失蹤，各地媒體紛紛報道這一事件，社會各界進行營救活動，并未因此被視為同案犯而受牽連。
  　　　　《昆侖旅行日記》是溫世霖寫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記，記載了他一路發(fā)配的“西行漫記”。我在打折書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這本書，是因為我對近代以降的日記和書信情有獨鐘。這段歷史多以宏大敘事為主，那種宏大敘事結構完整、邏輯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讓人懷疑它不是歷史，而是意識形態(tài)。盡管日記和書信常以自我為中心，但好處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見，并不宣稱自己是客觀公正的。
  　　　　此前對溫世霖一無所知。讀過書中附錄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與創(chuàng)建南開的張伯苓、嚴范孫是世交。天津有兩個溫氏教育世家，一為溫世霖家族，一為溫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創(chuàng)辦普育女子學堂，后者于1930年創(chuàng)辦第二所普育女子學堂。普育女子學堂被視為“北方女學先河”，溫世霖母親是第一任校長，1923年去世，孫中山譽為“民國賢母”。與溫世霖相比，溫瀛士算是晚輩。1945年，兩個溫家殊途同歸：溫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長，此時新普育已改名，溫瀛士與兒子溫剛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這樣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農村的一個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親和母親都是教員?！彼淖娓讣礈劐浚赣H即溫剛。
  　　
  　　　　為國家而納妾
  　　
  　　　　今人對流放的印象，大都來自《水滸傳》。林沖被發(fā)配，一路機關重重，如果不是魯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殺”。兩位解差董超、薛霸，對林沖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后來羅貫中幫林沖報仇雪恨，盧俊義被發(fā)配，董超、薛霸再次聯袂登場，故技重施，被燕青結果了事。溫世霖比林沖、盧俊義要幸運許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溫暖，一路鞍前馬后，你挑著擔，我牽著馬，迎來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沖從開封走到滄州，清朝的制度與之不同，溫世霖一路途經直隸、河南、陜西、甘肅、新疆，每至一地更換文武兩名解委。
  　　　　最初的兩名解委因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覺理虧，“言語支吾”，而且因為相處時間短暫，沒有來得及培養(yǎng)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與溫世霖建立了“魚水情”。溫世霖對河南兩位解委的評價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臨別時他們“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讀至此處，幾乎要聯想起江淹的“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和柳永的“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后來溫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話別時，就引用了江淹的這句名言，稱“當時之情景似之”。陜西兩位解委與溫世霖途徑臨潼縣，三人在夜晚同去華清池沐浴，溫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時適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來岳母手做的黃河鯉、蟹黃等菜。
  　　　　甘肅解委李子珠尤為獨特，溫世霖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極開通，頗有肝膽，與余一見如故”。此說絕非客套。李子珠聽說溫世霖案發(fā)緣由，極為打抱不平，建議溫世霖家人上訪。溫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熱腸，令人感激?！钡搅颂m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設宴招待溫世霖，并建議其納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監(jiān)禁之虞；若攜家眷，則可通融，在城內賃屋居住?！崩钭又榉Q家中有侍婢兩人，可供選擇，但被溫世霖謝絕。
  　　　　溫世霖遣戍新疆與直隸總督直接相關，甘肅藩司系直隸總督胞叔，李子珠因為與溫世霖來往受到牽連，停職三年，解委也換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與溫世霖來往，不僅送去翅、參、雞、鴨和紹酒，還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處分，也不愿意失去溫世霖這位良友。溫世霖非常感動，稱：“風塵知己，邂逅訂交，不謂齷齪世界中，尚有此肝膽照人，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熱淚縱橫矣?！睆牡谝挥∠笾邦H有肝膽”到日久見人心之“肝膽相照”，溫世霖對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貫之。
  　　　　后來李子珠再次建議納妾，要將兩位婢女送來以供選擇，溫世霖再次拒絕。李子珠干脆責之以大義，勸溫世霖“應知一身所負之責任極為重大，切宜為國家愛護保全”。眾多友人一致決定為溫世霖物色人選，在蘭州曾談妥孀婦一名，但因對方不愿遠行，作罷。于是，他們集資百金，委托解委在涼州代為覓一佳麗。這位解委與于右任是關中書院同學，“為人頗有風骨”，慨然應允，并稱“絕不辱命”，后來果然兌現承諾，在涼州為溫世霖覓得一位女子。今天看來，納妾有違男女平等的精神，“為國家而納妾”的說法更是言過其實，但是，這在當時卻是一段佳話。
  　　　　溫世霖在蘭州停頓時，曾有一位名為陳克義者，聲稱奉孫逸仙之命對他沿途保護。但溫世霖知道絕無危險，不會遇到董超、薛霸，辭謝了遠道而來的“魯智深”。溫世霖對一路同行的諸位解委稱贊有加，稱“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熱心維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護”。陪同溫世霖到新疆的甘肅解委，甚至產生了調到新疆當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魚水情”，在“躲貓貓”頻發(fā)的時代，讀來恍然如夢。
  　　
  　　　　偶遇“張麻子”
  　　
  　　　　在溫世霖的“西行漫記”中，一路“默加呵護”的不僅有解委，還有地方官員。雖然直隸總督通電沿途各省督撫對溫世霖嚴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蘭州這些城市的長官貫徹了這一精神。在絕大多數地方，如同《昆侖旅行日記》的編注者高成鳶先生所說，溫世霖“不像囚車里的罪犯而像視察中的長官”。
  　　　　欽犯溫世霖仿佛中央巡視組成員，一路不乏結彩懸燈歡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靈寶，即近年來因為警方跨省抓捕網友而名噪一時的河南靈寶，一名解委大聲斥責地方差弁：“你們老爺對溫大人得罪得起嗎！他在北京罵了慶王爺，連攝政王都怕他，你們老爺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權制下，對地方而言，所有“中央”來的、“上頭”來的，都具有一定的權威，哪怕欽犯也被視為上達天聽者。更何況，在一個缺乏法治的環(huán)境下，欽犯改日成為欽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難之際雪中送炭，將是一筆性價比極高的投資。
  　　　　但很多地方官員對溫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資心理，而是有著觀念上的認同。在陜西華山，溫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陳設雅潔，簾帳被褥均新制，極華麗”，茶水點心，“極其適口”。最讓溫世霖意外的是，房間里還放有幾本新小說，“此等閉塞地方，有此新書，直可謂之奇寶矣”。知縣“人極開通，思想新穎”，有兩個弟弟在日本留學，本來想與溫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場規(guī)則，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陜西咸陽，知縣與溫世霖有同鄉(xiāng)之誼，又受朋友之托，雖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屬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員完全不避嫌疑。陜西臨潼知縣張瑞璣就與溫世霖一起“痛說革命家史”，觥籌交錯，相談甚歡，臨行時饋贈十二金，供購御寒皮斗篷之用。溫世霖稱他“言語爽直，精神奕奕，無絲毫官吏習氣，與余一見如故”。這與張瑞璣的思想傾向有關，張瑞璣自陳曾是戊戌黨人，與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有會試同年及同鄉(xiāng)之誼，親赴菜市口為楊深秀收尸，并周恤楊深秀之遺孤。如果此段屬實，張瑞璣和楊深秀當為忘年交，楊深秀生于1849年，張瑞璣生于1872年，兩人相差二十三歲。晚清似乎沒有那么嚴格的“政審”，以致張瑞璣這種“動亂精英”居然能潛伏下來，做到一縣之長，結交各路好漢，頗有些《讓子彈飛》里張麻子的風格，只不過張麻子的事情發(fā)生在民國年間。
  　　　　溫世霖盛贊張瑞璣：“風塵俗吏中而有此人，誠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肅然起敬。”兩人相見是在1911年1月，十個月后，張瑞璣起事，后曾任國會議員，去世后章太炎為其撰寫墓表。1998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張瑞璣詩文集》，該書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肅安定縣（1914年更名為定西縣，后因楊顯惠《定西孤兒院紀事》而聞名），縣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之胞兄，等候溫世霖多時未遇，后因公務進省，但囑屬下熱情招待，臨別前饋贈二十四金，足以購買兩件御寒皮斗篷。劉春霖也寫信給胞兄，“特囑從優(yōu)照應”。在甘肅金縣（今榆中縣），知縣與溫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聽說溫世霖途經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預備酒席招待，自己則出境六十里迎接，雙方亦是“一見如故”，臨別時知縣饋贈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員，迎來送往，不可勝數。
  　　
  　　　海底撈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溫世霖不是“西出陽關無故人”，而是“天下誰人不識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沖，更像如沐春風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馬相見，均是納頭便拜。在西安，陜西按察使因為溫世霖賓客盈門，設崗禁止賓客。但來訪者直接闖入，川流不息，如入無人之地。更有軍官在除夕趕來，遇到崗兵阻攔，手持馬鞭鞭打他們，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溫世霖饋贈川資，讓人聯想起黑旋風李逵或霹靂火秦明。
  　　　　溫世霖一路享受貴賓待遇，據當時天津長蘆鹽務系統(tǒng)派駐洛陽人員的一封家書顯示，溫世霖“并無刑具，十分優(yōu)待”，甚至有“飯后手巾把、漱口盂、茶點、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撈”方能享受——所以，寫信者感慨：“吾國此次對待犯人這等優(yōu)異，為從來所未有?！比缜八?，除了在西安、蘭州等地，溫世霖發(fā)送電報、訪客會友的權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絕大多數時候，他仿佛微服私訪的欽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虛設，電報自有朋友代發(fā)，訪客也常常橫沖直入。
  　　　　最受打擊的一次是在蘭州，溫世霖聽說甘肅按察使“頗有氣節(jié)”，于是登門拜訪，對方拒不相見，并告誡“不準犯人溫某隨意出門，隨意稟見”。溫世霖稱：“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恥大辱。當時聞之憤火中燒，幾至暈絕。”但后來，他聽說甘肅按察使此舉亦是懾于甘肅藩司，情緒稍有緩和。
  　　　　除此之外，溫世霖也曾經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風，下榻之處積水和馬糞混雜，“濕臭之氣，觸筆欲嘔”，夜間更是“冷風徹骨，遍身戰(zhàn)栗”。這對世家出身的溫世霖來說，幾乎難以想象，他感慨“苦痛萬狀，非言可喻，真可謂人間地獄矣”?？墒?，如果溫世霖知道幾十年后在自己途經的地方，有一個讓人聞風喪膽的夾邊溝，就會知道他所謂的“奇恥大辱”、“人間地獄”都是小兒科，不足為外人道也。
  　　　　與高爾泰、楊顯惠筆下夾邊溝的“人禍”不同，溫世霖在“西行漫記”中遇到的問題大都是“天災”。比如他稱之為“人間地獄”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條件如此艱苦，并非專政機關有意為之。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溫世霖的待遇甚至超過解委和地方官員。
  　　　　從直隸到洛陽，溫世霖乘火車，此后沒有鐵路，但也不是像林沖一樣步行，而是乘車。從蘭州出發(fā)時，溫世霖的車“寬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關后晚上就住在車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據此論證“房車”發(fā)源于中國。溫世霖獨自享受專車，兩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輛，與其說他們是解委，不如說更像隨行的跟班。
  　　　　至于飲食，更不必說，地方官員大都盛情款待，幾乎一路嘗遍各種風味的“農家樂”，溫世霖一行也自備了各種食物。在西安，同鄉(xiāng)贈送橘柚、鮑魚、茶葉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黃豬肉餃，“極美，不減家鄉(xiāng)風味也”。在陜西乾州，溫世霖和解委飯后煮食酒釀，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純美”。在甘肅隆德（今屬寧夏），馬哨官饋贈鹿腿和鹿筋，“異味初嘗，非常甘美”。在甘肅安定縣，馬哨官饋贈羊羔一只，他們又購買肥雞兩只，但身邊沒有調料，只加鹽烹煮。溫世霖一邊感慨“滋味之香美，異于尋?！?，一邊又覺得不太滿足，不過是“饑者易為食”，因為饑餓，所以覺得好吃。
  　　　　在蘭州，因為隨后的路途人間稀少，需要自帶食物。友人除了為溫世霖準備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雞蛋等必需品，還準備了“腌肉、咸魚、臘腸、火腿、洋酒、海參、熏雞、鹵鴨、咸菜等物，可謂應有盡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溫世霖感慨，當年柳宗元、韓愈、蘇軾貶謫邊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對前賢、捫心增疚”。離開蘭州時，友人又送來“一品鍋”，為其餞行。沒過多久，溫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軍官贈送的“一品鍋”，也有官員在宴席上準備鯽魚，這在缺水的西北地區(qū)堪稱珍品，“鮮美異?！?。哈密王也視溫世霖為上賓，隆重招待。
  　　　　不僅食不厭精，對于飲水，溫世霖也很在意。過了西安，溫世霖感慨一路沒有清泉可飲，泡茶也沒有味道，即使貨鋪出售的瓶裝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劉春霖胞兄擔任縣令的甘肅安寧，水質咸澀，縣署專門送來“特供飲水”，該水只有一缸，供縣令及夫人專用，取水需兩日往返。飯后，溫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覺解渴，于是煮水分飲，雖“倍覺甘美”，但溫世霖認為是“渴者易為飲”，因為干渴，所以覺得好喝。后來他們途經名為鹽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棗調味，依然難以下咽。盡管他們抱怨水質，店主卻跪求他們口下留水，因為水極為稀缺。于是，溫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凍梨解渴。
  　　
  　　　　流竄飯醉
  　　
  　　　　嘉慶年間，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詩飲酒皆被封殺，只有出嘉峪關之后，才偶有動筆，但不談國是，只談山水。不可思議的是，溫世霖是政治犯，卻一路政治活動不斷，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一方面是因為有諸多同鄉(xiāng)之誼者，津商曾經隨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頗有影響，如果以“大同鄉(xiāng)”而論，范圍更是大至五??；另一方面是因為有諸多志同道合者，立憲雖然不能說是家喻戶曉，卻已在士紳階層具有一定共識。在“西行漫記”中，溫世霖和天津商會、天津咨議局保持聯系。
  　　　　溫世霖流放之初，途經直隸保定，車站居然聚集兩千余學生，準備把他劫下，火車沒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駛過。到了河南開封，河南咨議局議員和學生聚集于車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溫世霖當眾演說，勸他們放行，眾人集資八百余元，供溫世霖沿途開銷。此后，一路為溫世霖提供川資者，不勝枚舉，以至有集資納妾一事。
  　　　　這位欽犯簡直是一個流竄飯醉分子：一邊寫信給朋友，主張“立憲應從速籌備”，同時一路會見舊雨新知，商討立憲大業(yè)。他抵達西安后，得知直隸咨議局已經致電陜西咨議局，請求予以照顧。溫世霖還在西安與幾位同鄉(xiāng)兼同志“縱談國是，并論及革命秘密組織”。一個欽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憲，會見各路反對派，商討如何起事，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
  　　　　尤其到新疆境內，天高皇帝遠，溫世霖不僅私下交流，更是獲得公共言說的空間。在新疆奇臺縣的三天，溫世霖發(fā)表三次演說。他到實業(yè)小學參觀，教員率學生六十余人開歡迎會，請他做演說，“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溫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國圖強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隨后，在以商人為主的直隸同鄉(xiāng)會、陜省同鄉(xiāng)會上，溫世霖就商戰(zhàn)展開演講，主張商會互相聯絡，同時還就主張“講求自治，凡屬公民選舉權，萬勿輕易放棄”。在新疆孚遠縣（今吉木薩爾縣），群眾圍觀沒有發(fā)辮的溫世霖，溫世霖借機與他們交流，消除了他們對學堂的誤會。溫世霖感慨：“惜無人為之言說，以開通民智耳。”
  　　　　林沖到了滄州，須吃一百殺威棒，行賄之后，才稱病躲過。溫世霖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知府卻主動前來探望，并送來酒席。溫世霖請示如何“管束”，知府讓其休息數日，同時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毙陆珣棗钤鲂乱脖硎荆骸凹纫训酱耍礋o事了！”
  　　　　在迪化期間，溫世霖幾乎疲于奔命于飯醉活動，“賓朋之來歡迎者，踵趾相接”。楊柳青商幫領袖、日本歸來的留學生、各路官員紛至沓來，有送魚翅席者。當地甚至傳有一句俗諺：“請溫七爺吃飯請得起，請溫七爺喝酒請不起?！币驗樾陆煌ú槐?，“外國酒極貴，啤酒每瓶銀二兩，香檳酒大瓶者每瓶十四兩”，每次宴請溫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為溫世霖選擇的新居更是勝過江南園林：“房外回廊環(huán)繞，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橋通焉。窗對博克達山，山頭終年積雪，每風雨晦明，云影山光，時時變幻，快人胸臆?？梢孕摒B(yǎng)，可以讀書，雖終老于此，亦云幸矣?！贝送?，還有涼州女子作伴，紅袖添香。
  　　　　在《昆侖旅行日記》的最后，溫世霖寫道：“從此閉戶，埋頭讀書養(yǎng)氣，靜以待時而已?！?br /> 　　
  　　　　暴力塑造受難英雄
  　　
  　　　　在流竄飯醉途中，溫世霖至少兩次與朋友預測時局轉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學畢業(yè)、擔任陜西高等學堂英文教習的同鄉(xiāng)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觀。大約大駕行抵新疆，即可返轡。”一次在蘭州，甘肅解委李子珠被停職，溫世霖稱：“預計三年以后，吾儕必能揚眉吐氣?！?br /> 　　　　一個健在了兩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國，會在半年至三年之內轟然倒塌？他們似乎太樂觀了。但結果如今已經眾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時間，武昌首義，不久溫世霖返回天津。
  　　　　帝國的統(tǒng)治，通常依靠暴力消滅反對派，通過腐敗收買體制內。但溫世霖的經歷，說明這種維穩(wěn)模式是難以打開的死結，將面對雙重悖論：一是政治悖論，暴力的效用日漸遞減甚至適得其反，“欽犯”成為英雄；二是經濟悖論，腐敗如吸毒一發(fā)而不可收，維穩(wěn)開支入不敷出。兩者決定了維穩(wěn)的不可持續(xù)性。
  　　　　暴力喚起的恐懼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國從不掩飾它的暴力，而是通過展覽暴力來制造恐懼。但是在晚清，帝國的暴力逐漸難以喚起恐懼，而是喚起公眾對反對派的尊重。溫世霖被發(fā)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籌交錯，無論體制內外，幾乎都對他表示敬意。這種現象絕非孤例，日知會會員胡瑛被捕，判處終身監(jiān)禁，獄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溫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領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講述過這段歷史：胡瑛在監(jiān)獄中會見各路朋友，飲酒聊天，商量黨務，還與獄卒的女兒談情說愛；關押在其他監(jiān)獄的同案犯也大同小異，監(jiān)獄如同“俱樂部”，同道紛至沓來，甚至獄卒倒茶送水，不但經濟無憂，還可以接濟困難學生，“若遇同志商談重要事務，并可于夜間私自出獄”。
  　　　　或許有人認為，正是因為專政的程度還不夠，所以帝國才會崩潰。但是，當暴力開始塑造受難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這會成為一種激勵機制，鼓勵更多的沖突和更多的反對者。辛亥革命仿佛“光榮革命”，清帝能夠和平遜位，沒有產生大規(guī)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對反對派的優(yōu)容。
  　　　　與公開的暴力不同，腐敗是帝國的機密。帝國通過反腐與腐敗劃清界限，公眾對此并不陌生，但這隱藏了一個秘密，即腐敗與反腐都是治理術的一部分。對腐敗，帝國保持默許并進行制度性鼓勵。通過這種持續(xù)收買，體制內像吸毒一樣對帝國保持忠誠，收買的成本卻由公眾來支付。而反腐則是隨時祭起的利器，帝國對體制內的潛在反叛者進行選擇性懲罰，同時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舉兩得。腐敗和反腐像一對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國的掌心，風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勵和選擇性懲罰之下，腐敗之癮會泛濫無際。公眾雖然對帝國的治理秘密缺乏認知，但是他們需要支付腐敗的成本，這是無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負擔。河南解委在靈寶借用溫世霖“欽犯”的名頭，斥責地方差弁，是為了向縣官索賄，形成慣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須按照這個標準行事。事后這名解委要給溫世霖白銀二兩四錢、洋燭一包、茶葉一包作為感謝，溫世霖堅辭，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過流放經歷，溫世霖發(fā)現“所有過往差事，名為由地方官供應，實則征收民間物品、車輛”，此外還要中飽私囊，以欽犯過境為例，如開支為大錢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間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溫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撈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對民間的數倍盤剝?yōu)榇鷥r。甘肅安西州官因為無錢供應溫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見”，被溫世霖稱為“一大笑話”。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嶺南進貢荔枝一樣，給西太后進貢哈密瓜，可謂“一騎紅塵太后笑，無人知是西瓜來”；每三年還需大貢一次，除了西瓜、駿馬等貢品，還需準備賞銀五千兩以供賄賂。哈密王的女婿因為疲于應對官員的征收，“憂勞致疾，成精神病，醫(yī)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給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國不亡，得乎！”溫世霖這樣寫道。這不是一家之見，陜西“張麻子”臨潼知縣張瑞璣甚至比他還要激進。這位潛伏的戊戌黨人，本來想走體制內路線，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識到此路不通。在《紅樓夢》里，柳湘蓮說寧國府里除了兩個石頭獅子干凈，連貓兒狗兒都不干凈。陜西“張麻子”則稱：“（縣衙上下）數百人所得之薪資，無一文非擾民害民而來。除衙前一對石獅子無須養(yǎng)活，不擾害百姓耳！”在與溫世霖的暢談中，張瑞璣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維穩(wěn)有時就是飲鴆止渴，當體制內外、官民上下都覺得非變化不可時，帝國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華無敵山景房”，溫世霖沒有享受太多時日就離開了，今日看來尤為可惜。
  　　
  　　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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