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青銅器畫像拓片集

出版時間:1970-1  出版社:云南美術出版社  作者:姚鐘華  頁數: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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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的古文化,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三大門類:即以文字為載體的語言文化;訴諸聽覺感官的音樂文化;還有就是訴諸視覺感官的美術文化。以后出現(xiàn)的一切文化藝術門類,都是這三大門類的延伸、變化、發(fā)展與綜合。在人類的前文字時代,遺留給我們上古的神話和傳說,經千百年的口頭相傳、代代加工,雖上古遺風依稀可辨,但它畢竟不能看做歷史的記錄。古代的音樂文化,由于沒有記譜的方法,更無錄音錄像技術,大都已失傳。古代美術作品曾刻畫了樂舞場面,為我們間接地保留了古代音樂文化。而古代樂器的出土,更能使我們推測古代音樂的大致情況。我們從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推斷甚至演繹古代樂舞;從不同類型的銅鼓分布可以判斷生活在這些地區(qū)的不同族群。古代樂器又是一件藝術品,是古代音樂文化與美術文化的交叉。而美術文化,則是最直觀的古代社會的記錄,它是用形象書寫的歷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價值。美術考古,成為我們認識古代社會的主要依據之一。許多輝煌的古代藝術有它清晰的發(fā)展脈絡:有它的濫觴期、形成期、發(fā)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中華文明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是血脈不斷、高潮迭起、發(fā)展延續(xù)至今的偉大文明。但也有一些地區(qū)性的、少數民族的古代藝術,只見那曇花一現(xiàn)的輝煌。從現(xiàn)在的考古發(fā)掘來看,其發(fā)展的脈絡尚不清晰。如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滇池地區(qū)為中心的古滇文化等。我們現(xiàn)在見到的是其燦爛的鼎盛期,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就像云霧中的江河,我們只看見其中問的一段,而它的源頭和結尾,至今還是一個謎。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古滇青銅器的大量出土,特別是1957年在晉寧石寨山出土了“滇王金印”,證實了古代“滇國”的存在,印證了《史記》、《漢書》中對于“西南夷”的記述,也為我們研究這批青銅器找到了鑰匙與歸宿。滇文物中的古墓葬群,從1955年以來,發(fā)掘了近二十處,其中文物數量最大、水平最高的有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官渡羊甫頭等墓地。此外,還有離昆明較遠的、歷史上不屬“古滇國”而被稱為“昆明”的滇西祥云大波那墓地及保山、紅河等地區(qū),也有很精彩的青銅器出土。有專家統(tǒng)計過,云南出土的各類青銅器有一萬多件,其中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樂器及各種裝飾工藝品,從器形、工藝上均有獨特的風格。這些青銅器與中原地區(qū)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器物屬于云南特有,如貯貝器、扣飾、銅棺、銅鼓(廣西、貴州、越南等地亦有出土)。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器物上那些具有造型藝術特質的雕刻、圖飾具有極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這是古滇青銅器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本文要著重探討的問題。

內容概要

本集的拓片,是拓自古滇部分貯貝器與銅鼓上的圖飾,與漢代畫像石拓片有相似的性質,所以可稱為“古滇青銅器畫像拓片”。拓片來自原物,并在此基礎上加工,又近似版畫。從這些拓片上看,古滇藝人已具備高超的平面繪畫能力。古滇國有沒有繪畫?沒有證據。但古代藝人的高超的造型和畫面構成能力不可能是在青銅重器上練就的,一定有簡便易行的工具材料與方法。所以我推測,古滇國可能有繪畫。古希臘的繪畫沒有保存下來,但在陶器上保留著精美的瓶畫,人們可以從瓶畫中去推想希臘繪畫、壁畫。那么是否也可以從這些拓片中去推想古滇人可能存在的繪畫呢?在青銅貯貝器上,殺人祭祀的圖騰柱,在宗廟銅屋飾有蛇紋的梯子,我相信當時確有其物,它體量太大,不太可能是青銅的。那么,它會是木雕還是石雕呢?古滇的造型藝術,應當還有青銅器以外的藝術形式。    東漢中后期,古滇國衰落了、消失了。古滇藝術的精神與形式也不復存在。四川的漢族大量遷徙南下,在滇池地區(qū),出土了像四川及滇東北昭通那樣的陶俑,如聽琴俑、舞俑、家畜家禽俑等,風格造型與川俑一樣,只是器型小得多。我懷疑是遠途販運來的,體積小便于運輸。在羊甫頭東漢墓出土的銅馬、銅狗、銅豬,也完全是四川東漢陶俑的造型。在滄海桑田的歷史變遷中,古滇王國的那份輝煌消失了??上驳氖莾汕Ф嗄旰?,它又重見天日,獲得了新的生命。

書籍目錄

【鼓樂、宴舞】 石寨山銅鼓型貯貝器器面雕刻圖飾【祈年、播種】 石寨山銅鼓型貯貝器器身雕刻圖飾【放牧】 石寨山銅鼓型貯貝器器身雕刻圖飾【上倉】 石寨山銅鼓型貯貝器器身雕刻圖飾【放牧】之二 石寨山疊鼓型貯貝器雕刻圖飾【羿祭】 石寨山銅鑼雕刻圖飾【水上『禮日』】 云南廣南出土『石寨山型』船紋銅鼓水上『禮日』雕刻圖飾【銅棺】  云南祥云大波那村出土木槨銅棺(戰(zhàn)國)端面雕刻圖飾之一【銅棺】 云南祥云大波那村出土木槨銅棺(戰(zhàn)國)端面雕刻圖飾之二

章節(jié)摘錄

插圖:【祈年、播種】石寨山銅鼓型貯貝器器身雕刻圖飾“初耕儀”、“藉禮”和“親耕”這一人物活動的主題及其內容,是已故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于20世紀60年代首次考證確定的。前者,與民族學為參證;后者,與我國先秦經籍記載和歷代王朝繼承的“籍田”和帝王的“親耕”禮儀制度相聯(lián)系,充分揭示了這一圖像的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祭儀隊列人物四十余人,肩輿“籍車”四部,每部四人負載一女性主祭人,當為王后和“多后”,形態(tài)突出面部年齡特征而逐一遞增至最長的老嫗,手扶輿邊,頸項傴僂。前后隨行者,或持長耒“點種棒”,或負銅鋤,或頭頂盛滿籽種的筐籃。有巨犬兩只形如“藏獒”,高及人肩,頗壯行色;小犬數只,來回于輿車人足之下;上空群鳥低回,種類繁盛而形態(tài)明確可指,有鶯、燕、雀、鷗、鷺、布谷和鷂鷹等等。畫面充滿吉慶祥和的象征意義。鶯歌燕舞,百鳥翔集低回。雕鑄師匠精心安排了往不同方向飛翔的、形態(tài)各異的各種鳥類??芍^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巨犬身后頭頂籽種、肩荷農具的三位婦女,其農具——尖葉型銅鋤的彎柄裝置方式,為我們訂正了原識別其刃部為銅鋤的誤差;圓柄的長耒,早見于新石器時代。我國很多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 “尖狀器”在民族學中,更多地被稱為“點種棒”,在此器具手持部位的上端,鏤出空腔,裝入陶丸,于點種時上下戳土時發(fā)出音響,使“初耕儀”的活動更具禮儀的性質。這一農業(yè)耕種儀式,以婦女為主,充分反映了婦女在農耕起源和早期社會組織中的重要和首要的地位?!岸嗪蟆币娪谏淌返馁Y料,“后宮藏種”和“王后供種”見于先秦文獻記載,“春播”和“初耕儀”為民族學提供了比較范式。這些,都為我們識讀這一滇人社會禮儀活動主題的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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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青銅器畫像拓片集》是云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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