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國尋蹤

內容概要

本書是三星堆文明叢書中的《古國尋蹤》，全書共分五章，其內容包括三星堆文明的發(fā)現與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基礎——寶墩文化、輝煌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十二橋文化、最后的輝煌——戰(zhàn)國青銅文化。
    本書內容全面、條理清晰、結構合理，資料翔實，具有較高的科學性、系統性、理論性及學術性，可供相關人士參閱。

書籍目錄

第一章 三星堆文明的發(fā)現與探索
一 驚世之發(fā)現
二 探索者之路
……
第二章 三星堆文明的基礎——寶墩文化
一 寶墩文化的發(fā)現與認識
二 寶墩文化的年代及其變遷
……
第三章 輝煌的三星堆文明
一 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及外力作用
二 三星堆遺址與三星堆文化
……
第四章 三星堆文化的繼承與展——十二橋文化
一 十二橋文化典型遺址的發(fā)現與分析
……
第五章 最后的輝煌——戰(zhàn)國青銅文化
一 輝煌的戰(zhàn)國青銅文化
……
附錄 三星堆文化研究論著（1933-1999年）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三星堆遺址的發(fā)掘，尤其是兩個埋藏坑的發(fā)現：那神秘詭異的青銅面具、神樹，鑄工精細的青銅群像，精美的玉石禮器等，顯示出成都平原曾經有過多么輝煌的古代文明和燦爛的青銅文化，但是三星堆的一系列重大發(fā)現無疑又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首先，三星堆文化的淵源便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在成都平原一系列早期城址發(fā)現以前，三星堆文化的出現在考古上顯得很突然，仿佛從天而降。而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的發(fā)現及寶墩文化的確認，便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淵源，三星堆文明乃是根植于寶墩文化，并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發(fā)展起來而成為中華文明中一顆耀眼的明珠。    紫竹村遺址位于崇州市區(qū)西南約2．5公里處的隆興鎮(zhèn)紫竹村，該遺址是在1997年秋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調查時發(fā)現。遺址東距西河約2公里，地表保存的城垣平面呈方形，分內外垣，內垣邊長約400米，現存寬約5-25米，高1-2米。外垣多被破壞，部分地段尚存寬3—10米，城址面積超過20萬平方米。該遺址尚未發(fā)掘，但采集的陶片大致與寶墩遺址的相似。    通過以上遺址的發(fā)掘，不僅在成都平原確認了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首次比較明確地將成都平原的古文化上溯至了約當中原龍山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尋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淵源。當我們看到在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已有如此巨大的早期城邑的出現，那么高度發(fā)達的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也就會覺得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成都平原已發(fā)掘的最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遺址就是以之作為文化命名的三星堆遺址，該遺址位于廣漢市南興鎮(zhèn)，處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遺址分布范圍包括真武村、月亮灣、三星堆、西泉坎、東岳廟、青龍包、橫梁子、馬屁股、獅子鬧、洪水碾等，共兩鄉(xiāng)五村72社(組)，面積約12平方公里。該遺址從30年代首次發(fā)掘以來，已近70年，前后經過多次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目前已公布材料的有幾批：1963年9月20日至12月3日，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合在月亮灣發(fā)掘，一共選擇三個發(fā)掘點，第一點選在燕家院子東南30米左右的稻田里，北面靠近當年出玉石器的水溝，東距月亮灣土埂約200米，共開探方11個，此處地層分三層。第二個地點在水溝北岸，真武宮后約40米，開探方1個，堆積薄，出土遺物少，與第一地點同。第三地點選在月亮灣梁子上，該處地層由上往下主要包括四個層位，一是漢墓，二是灰白和灰黑相間的粘土，為漢代地層，三是灰燼層，四是黑灰土層，三和四出土遺物與第一地點第三層相同[11]。從此次發(fā)掘的各地層的遺物分析，第一地點的二層與第三層和第三地點的第三、四層的文化面貌區(qū)別較大，第一地點的第三層和第三地點的第三、四層應屬寶墩文化遺存，第一地點的第二層屬三星堆文化遺存；1980年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三星堆堆子的東側進行了發(fā)掘，獲得一些陶、石器，同年11月至1981年5月，又在三星堆堆子的中部的東側進行了發(fā)掘，發(fā)掘面積為1100平方米，加上1980年5月試掘的5個探方，總共揭露面積為1225平方米，后將這一發(fā)掘地點編為三星堆遺址的第三發(fā)掘區(qū)。此次發(fā)掘，發(fā)現房屋基址18座、灰坑3個、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完整陶器70余件及陶片10萬余片。此次發(fā)掘的地層共分8層，除第1層為近現代農耕土，第5、7層為間隙層，不出遺物外，其余地層均出土大量的陶器[12]，其中6、8層的文化內涵與上面地層的區(qū)別較大，屬寶墩文化遺存，2—4層屬三星堆文化遺存。1982年4至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又在三星堆第三個堆子的南側進行了兩次小規(guī)漠的發(fā)掘(此處編為三星堆遺址第一發(fā)掘區(qū))，揭露面積159平方米，文化層共分6層，1、2層為近現代農耕土，3—6層為早期先秦文化堆積，但目前能見到的材料只有第3層和1號溝3層、2號溝3層、2號溝4層的部分材料[13]，由此可以看出，第3層出現有尖底杯、尖底盞等十二橋文化的典型遺物，當屬十二橋文化遺存，其他地層單位屬三星堆文化遺存。此次還發(fā)現一座窯址，平面呈馬蹄形，窯底為斜坡形，窯壁較直，窯口約0．44米，窯后有一煙道，窯長2．2(不含煙道)、寬l，63、深0．12—0．25米；1984年3月14日至5月12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又在距三星堆北面約600米的真武官西泉坎發(fā)掘面積175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石器，同時發(fā)現大量的成品及半成品的石璧和廢料，還有房屋基址，從而推測此處很可能是石璧的加工作坊。還出土一件雙手倒縛的石雕像[14]。能見到的先秦文化遺存有2、3、4層，其中第4層應屬寶墩文化的堆積，第2、3層屬三星堆文化遺存。1986年3至6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聯合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揭露面積達1325平方米，是歷年來發(fā)掘面積最大的一次，也是文化層堆積最厚、地層疊壓關系最理想、出土遺物最豐富的一次。文化層堆積最厚的達2．5米，可劃分為16個大的文化堆積層，20余個地層單位。發(fā)現有灰坑109個、房址數十座，出土遺物近2000件[15]。其中的13—16層和19號灰坑為寶墩文化時期的堆積，4—12層為三星堆文化時期的堆積。從前后幾次發(fā)掘的情況表明，三星堆遺址實際包含了從寶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三個文化階段的遺存，而其中的三星堆文化階段是該遺址最發(fā)達、最繁榮的時期，是這一遺址的主體文化。    在三星堆文化三期以后，成都平原的古文化又在經歷著一種變化，陶器在原有小平底和圈足的傳統基礎上，出現大量的尖底器，這種變化在三星堆遺址上層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1982年發(fā)掘的三星堆第3層中就出現大量的尖底杯、尖底盞等，與三星堆文化相比，又給人面貌一新的感覺，這便是脫胎于三星堆文化發(fā)展起來的“十二橋文化”。    一、十二橋文化典型遺址的發(fā)現與分析    對十二橋文化也有一個逐漸發(fā)現與認識的過程，最早發(fā)現屬十二橋文化階段的遺址是1956年清理的成都羊子山土臺遺址，該遺址位于成都市北門外駟馬橋北去l公里，老川陜公路的西側，除發(fā)現了大型的夯土臺外，在臺址上還出土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有石壁、石斧，陶器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尖底罐、沿外拍印繩紋的盆、蓋紐等[1)，其特征與十二橋遺址的12、13層比較一致。    1956年在新繁水觀音又發(fā)現一處重要的屬十二橋文化階段的遺址，該遺址位于縣城西南半公里許，該處有小廟一座名“水觀音”，因此得名。遺址所在地區(qū)較周圍略高，水觀音小廟即建在遺址的西南邊緣上，遺址的東面160米有成彭公路通過，西南有錦水河故道。遺址的范圍初步估計南北約300米，東西約100米。1956年10月，水觀音磚瓦廠在取土中掘出銅兵器5件和尖底罐2件，四川省文管會將其收集，并于取土坑的西南角發(fā)現有文化層。因此后來四川省博物館先后在此作了兩次試掘：第一次是1957年2月至3月，地點在水觀音廟的后面、磚廠取土場的西南角，共開3X3米的探方8個，出土遺物有益、大量的尖底器和圜底器。并清理墓葬1座。第二次是1958年4月至7月，地點是在第一次的東南面，發(fā)掘面積800余平方米，出土遺物除與第一次相同的外，還有磨制和打制石器，并清理墓葬7座[2]。椐據發(fā)掘的情況看，該遺址可劃分為三個文化堆積層，3層屬十二橋文化遺存的堆積，據報告的敘述，3層又可分為上、下兩層，清理的8座墓中，早期墓報告稱出于文化層的底層和生土層中，從其“出于生土層中”的敘述方式來看，“出于”當為“打破”，那么早期墓當為打破3層的下層和生土層。由此推之，晚期墓則為打破3層的上層。這樣其層位關系由上至下為：晚期墓、3上層、打破3下層的早期墓、3下層、打破生土的早期墓，可惜現在已無法將其分開?？偟膩砜?，其早期墓和3層與十二橋遺址的12層比較接近，晚期墓與十二遺址10、11層比較接近。    三星堆文化眾多宗教圣物的發(fā)現，反映出三星堆文明時期強有力的宗教神權政治的存在，宗教成了統治者鞏固其政權的一種手段，當我們看到那些大型的祭祀禮器和反映與神溝通的祭祀場景遺物的時候，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其宗教祭祀活動的奢侈與壯觀。十二橋文化仍然秉承了這一傳統，大量卜甲的發(fā)現說明此時巫風盛行，彭縣窖藏青銅器中大量祭祀禮器的存在，說明宗教祭祀活動仍然盛行，與三星堆文化時期一樣，溝通神的祭祀活動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仍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最能反映這一宗教活動存在的是羊子山土臺遺址。    在成都市北門外駟馬橋北去1公里，老川陜公路的西側，曾經有一座直徑140、高1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臺遺跡，鳳凰河從土丘西北迂回向南、經威風山南麓流經市區(qū)東面人錦江。1953年底，由于磚廠在此取土，西南博物院進行過清理，當時估計羊子山可能是一座大墓，所以只清理了土丘上面的古墓群(j至1956年2月，由于磚廠取土，羊子山已縮小至40平方米左右，殘高7．5米，同年3月21日，在土丘的西南面的原地層出土打磨的殘石壁一段，加之在此之前已注意到土丘為人工夯筑，又遲遲未見當初估計的大墓出現，便引起了注意，經仔細觀察見其斷面有規(guī)則的夯層，方確認其為人工夯筑的土臺建筑。    ……

媒體關注與評論

序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兩座器物坑的發(fā)現，極大地震動了中外學術界。原來一向被認為只是到戰(zhàn)國時期隨著蜀國的崛起方出現經濟、文化飛躍發(fā)展的成都平原，竟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便建立了王權國家，產生了燦爛奪目的青銅文化。這一突如其來的發(fā)現，怎么能不在學術界尤其是歷史考古學界引起震驚和關注呢?其實，  回溯一下四川考古的歷史便會知道，兩座器物坑的發(fā)現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該地區(qū)就曾發(fā)現過玉圭、玉璋、玉琮、玉璧等禮儀用玉。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多次發(fā)掘，又出土了豐富的文化遺跡和遺物，證明廣漢三星堆一帶確是一處范圍廣大的古代遺址。兩座器物坑中的奇珍異寶，過去雖不曾露面，但它畢竟是該遺址的有機組成，它們的發(fā)現并非不可思議。    然而，關于這兩座器物坑的時代、性質、文化歸屬與族屬，其在整個三星堆遺址中的地位，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以其為代表的三星堆文明的來龍去脈以及與其他文明的關系等重要學術問題，都隨著它們的發(fā)現提了出來，都需要給予認真思考、研究和回答。    當然，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決非輕而易舉。首先，最重要的是需要對該遺址和其他相關遺址進行有計劃的發(fā)掘。這項工作從1986年至今一直不曾間斷。三星堆的土坯城墻、墓葬、窯址、房基和包含物豐富的文化堆積的發(fā)現，成都平原以寶墩古城、郫縣古城等為代表的寶墩文化的發(fā)現，成都十二橋遺址的發(fā)現……都為這些問題的回答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但同時也必須開展以消化考古材料為重心的各方面的綜合研究，包括對有關文獻史料的研究，否則，回答就很可能是片面的、有欠缺的。    面對道道充滿魅力的歷史難題，許多人都在積極應答。擺在我案頭的由江章華、李明斌執(zhí)筆的《古國尋蹤》書稿，便是眾多應考者的答卷之一。我不敢說逐字逐句地做了研究，但畢竟是用了兩天時間通讀了一遍。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三星堆遺址和相關遺址發(fā)現、發(fā)掘的歷史；歸納了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依據所發(fā)掘的材料，并結合歷史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圍繞兩座器物坑和三星堆文明諸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關于三星堆遺址的分期；三星堆文化來源于寶墩文化又相繼發(fā)展為十二橋文化、晚期蜀文化；三星堆兩座器物坑寶藏是三星堆文化階段國家宗廟重器，后被取而代之的十二橋文化階段人們毀壞掩埋；器物坑中出土的青銅器分別為被祭祀神靈、致祭者的形象和用于祭祀的禮器與儀仗；成都羊子山土臺的始建年代和性質等問題的論斷等均有新意。關于蜀文化研究相關問題的思考也發(fā)人深思。這份答卷是不是對上述問題最好的回答我不知道，但在我看過的一些相關著作中，我認為《古國尋蹤》是一部對成都平原從新石器時代到戰(zhàn)國時期諸考古學文化進行了系統梳理并作了相當深入研究的著作。這是在基于漢人揚雄《蜀王本紀》和晉人常璩《華陽國志·蜀志》等文獻史料寫成的古蜀歷史之外，在研究了大量考古材料基礎上構建的另一部古蜀歷史。因為它依據的史料是古人活動時遺留下來的實跡和實物，因而也就更具有可信性。閱讀過這部書的讀者，對文獻記載的蜀人歷史可能還會半信半疑，但一定不會再懷疑成都平原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就有發(fā)達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銅文化，就曾產生過與中原商王朝并駕齊驅的古國，到秦漢時期才最終融入統一的文化體系。該書的寫成與出版，為重建中國上古史特別是上古史的西南篇，奠定了一塊厚厚的基石，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們追求的學術研究的最佳境界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任何學術問題的回答決不會“輿論一律”。江章華、李明斌二位先生在該書中的種種論斷，有些是大家一致的意見，有些得到了較多學者的贊同，有些也難免會有這樣那樣不同的看法。但不論屬于哪一類，都尚有繼續(xù)研究的必要，而且當你解決了一個問題的時候，也是提出新的研究課題的時候，學術研究永無止境。江章華和李明斌都是年輕有為之士，我相信一定會在這部專著問世之后，圍繞其中已經涉及的或即將提出的一些關鍵問題，窮追不舍，繼續(xù)鉆研下去，不斷作出自己新的回答。              李伯謙  2000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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