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歷史文化論集
出版時間：2002-5-1 出版社：巴蜀書社 作者：胡昭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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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本書收錄論文33篇，內容包括對古代氐羌的研究，對唐末、元末、明末、清前期四川地區(qū)農民起義的論述，關于四川古代書院發(fā)展和宋代巴蜀科技文化的考述，對一些研究巴蜀史志的學者和著述開展評論等。
作者簡介
胡昭曦，男，1933年2月生，四川省自貢市人，漢族，中共黨員。1956年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習（五年制），1961年畢業(yè)后留系任教。現(xiàn)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后流動站指導教師。他是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大學中國古代史學科帶頭人、也是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
書籍目錄
西部大開發(fā)與巴蜀文化研究(代自序)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論元末紅巾軍將領明玉珍的歷史地位四川地區(qū)有關明末農民起義的一些碑石唐末阡能起義及對其遺跡的考察張獻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廣填四川”《明玉珍玄宮之碑》初析“啯嚕”考析范祖禹與《唐鑒》宋代四川地區(qū)科技文化發(fā)展述論宋代蜀學芻論唐君毅對宋代儒學的研究四川書院的藏書事業(yè)四川書院的發(fā)展與改制宋代書院與宋代蜀學四川自貢胡慎怡堂氏族源流考略諄諄教導，受用終生——緬懷文通師對編寫公路交通史的幾點認識注重質量，刻意創(chuàng)新 ——讀新修《富順縣志》內容全面，特色突出 ——讀新修《大足縣志》講質量，出特色，創(chuàng)新篇 ——讀鹽都自貢第一部市志《上帝鞭折釣魚城》序《宋代閬州陳氏研究》序一部開掘豐厚文化底蘊的力作 ——讀《大足石刻銘文錄》有關張獻忠起義的新見資料 ——簡介《五馬先生紀年》《圣教人川記》附《五馬先生紀年》出版說明四川抗元名城——富順虎頭城犍為紫云城南宋云頂山石城遺址《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評介大足石刻與宋史研究群材構廈與地域文化研究《錦江書院紀略》——一部稀見的書院志附錄：本書未收作者有關巴蜀歷史文化的論著目錄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近年來，我們在四川境內實地調查中，發(fā)現(xiàn)和搜集了一些有關明末農民起義的碑石，其中以反映張獻忠農民軍的為多。這些碑石，大體可分為兩類：二類是農民起義軍的刻石，直接說明了起義軍的某些活動；另一類則是地主階級分子撰文勒石的，充滿了他們對農民革命的仇恨、恐懼、攻擊和誣蔑，但也從字里行間透露出不少真實情況。這些碑石，佐證或補充了文獻資料，也是農民軍戰(zhàn)斗活動的物證。 第一類 農民起義軍的刻石 大順二年(1645年)《張獻忠圣諭碑》?，F(xiàn)立于廣漢縣人民公園內。碑高210、寬100、厚10公分。正面鐫刻精美龍紋，上方正中有“圣諭”二字，碑文是： 圣諭：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口(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 “大順”二字有明顯鑿痕，只依稀可見。碑陰刻《萬人墳碑記》，有“萬人墳”三個大字，立碑年月為“隆武二年(1646年)仲冬月”，文字大都漫漶(《(嘉慶)漢州志》有著錄)，系 南明劊子手楊展鎮(zhèn)壓張獻忠起義軍，率兵過漢州(廣漢縣)時，搞的一個“萬人墳”，并由他撰寫碑文。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獻忠率起義軍再次攻入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農民革命政權，改元“大順”。 《后鑒錄》說：“(張獻忠)復為偽圣諭，刻石曰：‘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 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時崇禎十七年一月?！雹佟妒癖獭氛f：“初，賊自為圣諭六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注解發(fā)明之，刻諸石。”②《客滇述》說：“獻忠自言親見天神與語曰：‘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遂刊行各州縣，再續(xù)二語云：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匆詾槭ブI碑?！雹邸堵归约o聞》的記載與此基本相同，惟“萬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④?？梢姡瑥埆I忠曾有此“圣諭”，又命其右丞相嚴錫命作注解，并把 它印發(fā)各州縣，刻成圣諭碑。 1982年3月，重慶市博物館在清理位于重慶市江北區(qū)洗布塘街境內的明玉珍墓時，出土了明玉珍的《玄宮之碑》(以下簡稱《碑》)，碑石高114、寬56、厚23公分。碑額中部有篆書，“玄宮之碑”四字，兩旁刻有龍紋；碑文正書，約1000字。由大夏政權中書左丞相戴壽“填諱”、中書右丞相劉禎“撰文書丹”、知樞密院事向大亨“篆額”，于天統(tǒng)四年(1366年)立石。碑石完好，字跡清晰①。 明玉珍是元末農民大起義中一支紅巾軍的領導人，先是徐壽輝天完政權的部將，后在四川重慶建立了大夏政權，明玉珍在四川地區(qū)的活動，是元末農民大起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②。有關明玉珍的情況，《明氏實錄》、《平夏錄》、《明太祖實錄》、《明史》等記述較為集中，但其中也有語焉不詳、錯漏抵牾之處，此外如《鴻猷錄》、《國初群雄事略》等書所載，亦間有風聞、抄襲之弊。 《碑》的出土，為研究明玉珍及其活動，乃至有關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其它一些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貴資料。本文試將《碑》與所見文獻對照，作一初步分析。 《碑》的記述，可補文獻記載之闕略。 (一)文獻載，大夏政權機構開始是仿效周制，設六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改為中書省、樞密院，設有左丞相、右丞相、都察院、平章、參政、尚書、宣慰、承旨使、學士等官職，還有國子監(jiān)、提舉司等。主要官員有戴壽、萬勝(明二)、向大亨、莫仁壽、劉禎、吳友仁、鄒興、張文炳、竇英、姜玨、荊玉、商希孟、江儼(一作嚴)等?！侗匪惺歉闹埔院蟮臋C構和官職，有： “金紫光祿大夫太傅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金紫光祿大夫少傅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jiān)修國史”、“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中書省左丞”、“中書省右丞”、“樞密院同知”、“樞密院副使”、“樞密院簽院，，等。所列主要官員新見的有孫天佑、劉仁、徐汪、明從睿、明從哲、馬文敬、王元泰、朱黼、鄧立、沈友才、劉銘、明從政、明從德、李聚、竇文秀、周景榮、田繼坤等十七人，另有員外鮑玉一人。此外，還有一系列與政權設置有關的儀制，如頒“先天”歷、“立太廟”、追謚祖宗、“典后”、“立東宮”，即所謂“禮樂刑政，綱紀法度，卓然有緒”。這些記述，豐富了文獻記載，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第一，大夏政權的最高權力機構比較完備，且有相當的穩(wěn)定性。第二；其官職，中書省以左丞相為次，改變了元朝以右丞相為長、左丞相為次的官制；樞密院毄設有元朝所無的“簽書院事”（“簽院”），大夏政權當是參照了南宋官制，這也反映出它的反元性質。第三，主要官員中的明從壑、明從哲、明從政、明從德，當為明玉珍的族人或被賜姓為明的官員。 書院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獨特的教育組織。在中國書院史的發(fā)展中，四川地區(qū)(含今屬于重慶市的地區(qū))占有重要地位，至遲在唐代已有幾所書院，即貞元九年(793年>建于遂寧縣的張九宗書院、咸通年間(860—874年)以前建于巴州(今巴中縣)的丹梯書院和南溪書院(在今南溪縣)、青蓮書院(在今鹽亭縣)等。這些書院多是文人學者個人的讀書場所。宋代以后，四川的書院有明顯的發(fā)展，不僅數量有所增加，而且具備了教育功能，形成了制度并逐漸完善。據《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一書統(tǒng)計，各時期四川書院數量居于全國各省的序次是：唐五代時居第4位，宋代居第6位，元、明兩代均在第10位以后，清代居第2位。其中有全國著名的宋代蒲江鶴山書院(宋理宗御賜院額)、涪州北巖書院，元代綿竹紫巖書院(御賜院額)，明代的成都大益書院，清代成都的錦江書院、尊經書院等。清朝末年，隨著教育改制，作為教育體系的書院不復存在。四川地區(qū)自公元8世紀至19世紀末葉，作為教育體系的書院存在長達一千多年?？谷諔?zhàn)爭時期，四川仍有復性、勉仁等書院，本文將不論及。 在宋代學術的發(fā)展中，蜀學是其重要內容之一。就學術思想而言，宋代蜀學經歷了萌芽與草創(chuàng)、形成與初盛、低谷與轉型、定型與鼎盛的進程，概而言之，即以蘇學為主(初盛)轉為以洛學為主(鼎盛)的局面①。自南宋中期以降，，蘇氏蜀學便趨向冷落以致衰隱，即使是其發(fā)源地區(qū)并占主導地位的四川，也經過“洛蜀會同”而主要被洛學(理學)所取代，、使宋代蜀學出現(xiàn)了以程朱理學為主的鼎盛局面。為什么曾經顯耀一時的蘇氏蜀學會逐漸衰隱呢?有學者認為是，北宋末年黨禁、學禁的打擊；朱熹貶斥；蘇氏的成就偏重于文藝方面②?；蛘J為是，蘇學正統(tǒng)意識不強；蘇氏哲學本體論與倫理觀的結構較松散；蘇氏不以成道成圣為治學宗旨，又不注意傳道授業(yè)；朱熹對蘇學的批判③。這些分析是中肯的。筆者還 為，促使洛蜀會同、蘇學衰隱、洛學顯揚、蜀學轉型的重要因素與書院有密切關系。本文就宋代書院與宋代蜀學的關系作些初步探析。 歷時15載、洋洋230萬字的《自貢市志》(以下簡稱《市志》）出版了!這是自貢市建市近肋年來的第一部志書。它不僅為自貢市提供了一部地方全史，也為我國地方志寶庫填補了一項空白。篳路藍縷之力，開篇創(chuàng)新之功，耀然炳著，令人欽敬!初步拜讀之后，甚有收獲，僅就一些突出之處談談不成熟的看法。 一、講求質量 貫穿全志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和百科全書，不僅有資治、教化的功能，還有存史的功能。新修地方志要求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學性、時代性和地方性的統(tǒng)一，以保證志書的質量；也只有這樣，才能超過舊方志。這些要求，歸結言之最基本的就是一個“信”字。一部地方志稱得上是“信史”，這就在基本上保證了志書的質量。對于這點，《市志》的編纂者們甚為注意，他們把質量視為志書的生命，提出了”《自貢市志》的編纂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求是存真、秉筆直書的原則”，以及“面向全市，總攬市情，著眼宏觀，突出重點，體現(xiàn)特色，的總纂構想，把“講求質量”作為全書的基本要求。通觀《市志》，“講求質量”的要求得到了認真貫徹，從而保證了志書應有的質量。 要使志書成為信史，最基礎的工作就是搜集、辨析和運用資料，務必使資料廣泛、翔實，準確實用。1939年自貢建市，是從榮縣、富順縣各劃出部分地區(qū)，1978年、1983年榮縣、富順縣又先后成為自貢市的轄縣。由于《市志》是自貢建市以來的第一部市志，而《市志》內容的時間上限又是1840年。這樣，它可以直接利用的舊方志資料既少又零散，其資料工作的困難更大更多。《市志》編纂者對此有充分認識，采取了抓好各專業(yè)志的編纂和《市志》編室直接搜集資料的雙管齊下辦法。對各專業(yè)志的資料工作、長編纂修和志書編纂提出嚴格而明確的要求，并加以認真實施。結果，各專業(yè)志用了6年的時間，搜集資料達3億字以上，各專業(yè)志的長編與志書的字數比例一般為10：1。在這個基礎上，《市志》嚴格審辨各專業(yè)志、區(qū)縣志提供的資料和直接搜集的資料，使資料工作扎實、可靠。 尤論是對各專業(yè)志的資料或《市志》編室直接搜集的資料，《市志》都悉心進行梳理、辨析、甄選，然后按照編纂原則和總纂構想的要求加以利用，這從《市志》全書取材之審慎、脈絡之清晰、內容之全面得到說明。下面舉兩個小例以為佐證。宋代在富順設鹽監(jiān)，由瀘州富義縣改名為富義監(jiān)(不久更名為富順監(jiān))，并升為州級行政建置?！端拇たh志》記載：“富順監(jiān)。《宋地理志》……乾德三年，升為監(jiān)?！毙滦蕖陡豁樋h志》把升監(jiān)時間記為乾德四年(966年)。究竟是三年還是四年?《市志》取乾德四年之說。這是符合《宋史·地理志》記載的。而且《元豐九域志》、《輿地紀勝》、《文獻通考》等書，均載為乾德四年。實乃《四川郡縣志》引錄《宋史·地理志》有誤。一年之差，反映出新修《富順縣志》扎實的資料工作，也反映出《市志》對待資料的審慎。又如書院，新修《富順縣志》載有9所，所修《榮縣志》載有5所，共14所?！妒兄尽匪d共15所，其中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在貢井建立的“酌經書院”，就是根據《自貢市貢井區(qū)志》增補的，這也反映出《市志》在資料工作方面的細致。 從《市志》對待資料工作的認真態(tài)度而言，充分表明《市志》的編纂者們嚴格把關，講求質量，努力按照“信史”的要求修纂自貢市的第一部志書?！?/pre>媒體關注與評論
后記1998年，在有關單位和一些學者的支持下，我自選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論集》(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F(xiàn)在又自選了《巴蜀歷史文化論集》，并且有幸被列入“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巴蜀文化研究叢書”。 我偏重于四川(巴蜀)地方史的學習和研究，是從1960年開始的。那時，我就讀于四川大學歷史系五年級，主修中國近代史專門化，一邊進行課堂學習，一邊參加《四川近代史》(教材)的科研，寫出了第一篇習作論文《從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對四川的經濟侵略》 (刊登于《歷史教學》1961年第11期—12期)。1961年大學畢業(yè)留系任教后，在校、系的關心幫助和業(yè)師蒙文通教授的指導下，我擔任中國古代史通史課教學和重點進行宋史的研究。于是，我在科學研究上既偏重于宋史，又致力于四川古代史。 在宋史研究中，我大多是探討宋代四川的一些課題。我認為，對宋史的研究應該既要注意到宋代歷史的各個領域和方面，也要注意到宋代的各個地區(qū)。江南和四川是宋代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更應著重研究。只有這樣，才能有助于全面地更為切實地認識宋代歷史。我是任教于四川的宋史工作者，對四川的資料比較容易搜集，也比較了解四川的山川人文，更有責任為全國的宋史研究提供一些有關四川地區(qū)的資料、線索和認識。因而，我很注意把宋史研究同四川(巴蜀)古代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選擇了一些宋代四川地區(qū)關乎全國性的、而史學界又研究較為薄弱的課題，諸如：王小波李順農民起義、宋末四川宋蒙(元)關系、宋代蜀學、宋代四川科技文化發(fā)展以及宋代重慶城市發(fā)展、司馬光誕生地、陳摶里籍、成都范氏家族、蒲江魏氏家族、綿竹張拭家族，等等。還在自己研究和吸取有關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出了《四川古代史稿》中的宋元部分。 與此同時，我對四川(巴蜀地區(qū))古代歷史文化的一些問題也作過探究，諸如：漢晉至隋唐以后的氐羌，唐末、元末、明末和清朝中期四川地區(qū)的農民起義，四川書院史以及對新修四川地方志的一些認識，等等。 自1960年至今逾四十年，可以說我在巴蜀古代歷史文化方面的學習和研究是鍥而不舍的，已發(fā)表的論著雖謂粗淺，但能為學界提供一點資料、線索或參考，我就感到滿意了。 在巴蜀歷史文化的研究方法上，我重視廣泛掌握文獻記載(包括考古成果)和必要的實地考察相結合。1981年，《中國地方志》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研究地方史要重視必要的實地考察》，表達了我對這種研究方法的認識。我認為“這就是古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方法。文中寫道：“必要的實地考察，對地方史的研究尤為重要。第一，現(xiàn)存文獻資料多是全國性史籍，作者不可能對其重要記述逐一核查，其中或有缺略、含混乃至錯誤之處。這些問題，一部份可在地方性史籍中得到訂補，但有的地方性史籍也未詳載或本來就抄自全國性史籍，這就需要進行實地考察。如果各地都充分利用自己的方便條件，進行這項工作，將會大大有助于全國性歷史的研究。第二，現(xiàn)存地方史籍，雖大多是當地人修撰，留下不少可貴資料，但由于作者的局限，在一些問題上或付之闕如，或語焉不詳，或矛盾抵牾，或錯訛雜見。這就既要繼承，又要創(chuàng)新；既要運用，又要訂補，也得進行實地考察?！边@種實地考察，“必須在廣泛掌握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有目的、有重點地進行”。自1978年至1983年的六年中，我同歷史系的幾位同事和研究生、本科生，帶著文獻資料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先后去四川省內近50個市、縣開展了實地考察，后來寫成的《四川古史考察札記》就是這些活動和心得的部分記述。原來打算至少要去100個市、縣考察，然而1984年學校委派我兼任校研究生處處長(后改為研究生部主任)，為了爭取勝任這個新的、繁忙的工作，我停止了赴校外考察的活動。以后，一直兼任行政職務到1997年。行政工作和研究生教學任務的壓力以及逐漸發(fā)展的高血壓病，使我至今未能實現(xiàn)到100個市、縣實地考察的計劃。雖然如此，我從文獻資料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中，獲得許多收益，這可以從我的有關四川古代史的論著中明顯看到。 收入本集的文章共33篇，文字有長有短，大多是正式發(fā)表過的，其內容涉及自漢代至近代巴蜀地區(qū)(今四川和重慶市)歷史與文化中一些問題的論述和對有關著述的評論。 ……編輯推薦
巴蜀地區(qū)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國西部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巴蜀文化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理論價值，而且對于繼承發(fā)揚巴蜀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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